另類的「二二八研究」

──試由孫中山的批判精神看「被出賣的台灣」

○、另類觀點的由來─

我這另類觀點的由來，說來話長。

簡言之，我的研究態度來自一個已被棄置許久的觀點，它的名字叫做「三民主義」──由我當年就讀的公民訓育系三民主義組在這塊土地上已經消失多年，就是它已被棄置的明證──我記得在戒嚴時代時，孫中山的理念是唯一我們可以批判兩蔣行事的觀點；也是長久以來唯一敢於批判先進西方國家的的觀點。我在本文中，所要介紹的「批判與自我批判」的另類觀點，就是繼承了孫先生這兩種批判態度而發展的──那就是孫先生所曾經強調要「……總以說穿為好，不要怕侮辱了國體。」的「自我批判精神」，與孫先生在歐戰期間所揭示給我們的「吾知公理人道云云，……大多數主張戰爭者，皆不過借為門面語，並不實心信奉」，「協商國因為創出這項好題目，所以弄到無論歐洲，亞洲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聯合起來去幫助他們打破同盟國‥‥」，「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像的帝國主義與變像的侵略主義‥‥」之「批判精神」。

「二二八事件」作為一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們都知道，在兩蔣年代的中國國民黨，一直都沒有對這事件充分展開研究，要到李登輝所主持的所謂「台灣國民黨」時代，才鑼鼓喧天地開始了這項重要的工作，雖在政黨輪替後，新上台的民進黨也繼續著該一研究方向；一般言之，對於該研究而言，兩蔣似乎只知與對岸隔海唱和，都強調共產黨地下活動的決定性作用，只是對岸強調起義觀點，此岸強調叛亂觀點；然而，「台灣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研究方向，則一面接受對岸關於起義觀點中控訴國府的部份，強調當年國府的失政；另一面則廣泛地蒐羅號稱「客觀中立」的美日資料，似乎又正好可以加強對於國府的攻擊。因而，竟使研究「二二八事件」所衍生的問題，竟成了當前我們島嶼內部，不知將於胡底的酷烈政爭的一個重要根源。

對此，我們莊嚴的史學界盛行一種說法，稱「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也就是所有的歷史都應該被根據當代的需要而重新檢視；有人說這是政治力主導歷史研究方向的結果；我倒認為這句話是有其道理的。不過，問題在於何者是真正的當代需要？換言之，以今天言，我們島嶼內部的情勢是應該任其繼續動盪下去？還是繼續幫助當權者全面壓倒在野力量，然後再信賴與期許當權者以專政的形式實現其自許的「偉大理想」？──在酷烈政爭已可說撕裂社會的當前，顯然，這是一個難以取得共識的問題──那麼究竟我們該如何著手處理當前這個重大的歷史問題呢？

我仔細思考，究竟應該如何處理這個重要的問題？我試著以本文起始時所提到的可以「批判與自我批判」的觀點，來看當前「二二八研究」的問題；首先，我的視線落在兩蔣年代國民黨的少量研究上，為何他們不肯及早展開這方面的研究？孫先生當年在反省國家處境時，不是曾經有前述的「……總以說穿為好，不要怕侮辱了國體。」的「自我批判精神」嗎；其次，是針對李登輝路線以來，大量引用美日資料──然而，美、日資料值得信賴嗎？我想起了孫先生在當年談歐戰時，那高昂的的批判語，「吾知公理人道云云，……大多數主張戰爭者，皆不過借為門面語，並不實心信奉」，「協商國因為創出這項好題目，所以弄到無論歐洲，亞洲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聯合起來去幫助他們打破同盟國‥‥」，「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像的帝國主義與變像的侵略主義‥‥」；該路線下的研究，是否曾經根據這樣的批判精神，檢視美、日的相關資料？經過仔細檢視，當前二二八研究的主要兩方面，很明顯地，對於此一重大事件它們各自都不能通過孫先生前述批判觀點的嚴肅檢視；因而，我的研究就是試著根據前述孫先生的「批判與自我批判」的精神，處理關於「二二八事件」問題的各方面。 

一、選定「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理由：

這──「被出賣的台灣」──是一本長期被國民黨政權查禁的書。該書是一本作者在其扉頁上題著「獻給台灣的朋友們‧‧‧以紀念一九四七年三月事件」的書。

該書的英文原著出版於1965年，原作者喬治‧柯爾，中文名為葛超智；他是一位曾在1935到1937年間在日本讀書；1937到40年間在台灣高等學校裡教英文，實際則替美國做情報工作，與台灣上流社會建有若干關係；大戰開始後，直接加入海軍情報署，由1942至1944年11月的兩年中，在美海軍考慮登陸台灣，組織軍政府時，擔任情報蒐集和訓練工作；戰後曾奉派來台北，出任副領事，任職期間正是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期間，被國府視為不受歡迎的外交人士始離開台灣。是一個強烈批判國民黨政權，一貫積極鼓吹「台灣獨立」，因而有「台獨運動的教父」之稱的美國人。該書中譯本於1973年底，由陳榮成翻譯問世；就我們所知，在當年戒嚴時代，許多台獨的人物都由於該書的影響，在島嶼內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受該書洗禮後，開始明顯地產生支持「台獨」之轉向。此外，值得指出的，另一本台獨名作，「自由的滋味」，原來該書的執筆者也是這位號稱「台灣通」的柯爾先生[1]；因而，就難怪該書擁有「台灣獨立運動的聖經」之大名了。

        由該書上述的獨特地位，我們已可以想見在兩蔣時代必須查禁該書的理由，就是那年代的國民黨當局有一句重要的口號，叫做「在安定中求進步」，任何可能破壞社會安定的事物，都被當局視為洪水猛獸，當然應該被置於否定與排斥之列；更何況，當年社會中根本就缺乏足以判斷該書種種敘述的資料呢。[2]相對的，當年「李登輝路線」下所開啟的研究方向，在事態發展已十多年後的今天，由其每年炒作的模式，已顯然可見其所謂「研究」，政治目的實在遠超過學術目的，以致於在其所謂的「學術研究」中，並不充分考慮資料的正確性，因而對於這本扉頁題了「獻給台灣的朋友們‧‧‧以紀念一九四七年三月事件」字樣的書籍，雖然政治色彩極濃，但是往往當做「客觀中立」的資料加以選用[3]。

        由以上的觀察，當前島嶼內，深刻牽涉著政治情勢發展的「二二八研究」，如果不能早日研究個水落石出，社會就將不斷動盪，顯然，在該問題的研究上，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本文之作，不專為那一方面，謹以孫先生的批判與自我批判的精神，來處理美國柯爾先生的「被出賣的台灣」──這本被視如學術著作而引用的政治性著作；希望能提醒當前研究二二八事件的雙方，能以孫先生這種批判與自我批判的精神共同努力，及早解除該一籠罩在我們上空，深刻影響我們島嶼發展的爭議。

        下面，就以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資料，來看這本出版者號稱「美麗的政治神話抵擋不住滔滔雄辯的事實。」[4]的書籍；根據該書所強調1945年底到1946年初，美軍曾在台灣公開向路人做「民心願歸附於美國？日本或中國」的民意調查，其結果是台灣人心目中「喜歡美、日勝於中國！」，本研究就依此調查，分由「日據下台灣人民的生活」、「戰後直前的台灣人民生活」、「二二八事件直前的台灣」、「極偏激的皇民何去何從」、「美國在當時的角色」等五個重要方面，來共同關切該書自以為「滔滔雄辯的事實」[5]吧！

二、日據下我們台灣人民生活

該書作者為了充分鋪陳其推動的觀念，努力強調國府治下，台灣人民的苦況，完全忽略了所謂「苦況」是比較性的詞語，換言之，如果國府治下比日據治下更辛苦才是人心中真正的辛苦；並且，就像富強如美國，仍然有若干美國人反對美國政府，只有當多數美國人反對美國政府，此反對才有真實的意義；換言之，在戰後台灣，姑不論美軍公然在路上對行人做該調查，是否合宜，以及在都市人口顯然遠不如鄉鎮人口的當年，在都市隨機調查的結果，其對於現實的參考價值究有多少，這類問題；在該書中，我們完全看不到真正史實的比較。我們只見到幼稚地所謂「1895年它很容易地由中國割讓給日本，在日人指導下，經過五十年高度的社會經濟發展，台灣已變成繁盛富饒，人民生活也高過任何一省。」[6]和所謂「當時台灣富饒、現代化、秩序井然」[7]的簡單描述。似乎日據五十年的前三十多年，我台灣人由「乙未抗日」到「霧社事件」的抗暴，都被簡化成了日人「指導」的一部份；同時，他竟像是完全不知道，我台灣先民在其所謂「在日人指導下，經過五十年高度的社會經濟發展，台灣已變成繁盛富饒，」下，我台灣被強烈剝削的先民實際上過著的是五十年平均死亡年齡不增反減，平均只有不到25歲的困窘生活？──這位自稱曾為美國海軍編製內容厚達千餘頁「台灣手冊」的「台灣專家」！

這位來自「神的國」的「台灣專家」，知道人們怎能容忍他所謂的那種「現代化」與「秩序井然」的生活麼──原來戰後台灣他所讚揚的「現代化」，在都市中是以牛車運貨，以人力車載人；而當年日據下所謂的「秩序井然」，是警察統治的結果麼──當年的史實是「警察派出所前面，常見村人跪在辦公桌前受懲罰」；往往是「毒刑拷打、非常殘忍」，是「打得昏迷不醒，就用冷水潑面，甦醒之後再打」1是「下課回家途中，總會經過派出所門口，常會看到他們打人，邊問邊打……」1，甚至，在路邊會有被罰跪，張嘴強灌辣椒水的小偷[8]──這位「神之國」的專家真是由衷地欣賞那樣「秩序井然」的「現代化」嗎？

三、「戰後直前的台灣人民生活」

這裡所謂「戰後直前」，是指日本無條件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起，至同年11月1日，陳儀正式開始接管台灣各方面期間，這是戰後，台灣雖因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已脫離日本統治，但是仍在日人管理之下的台灣社會，這時國府尚未來台，陳儀要到10月24日抵台，隔月1日，才正式轉移各部門。在這「戰後直前」的日子裡，台灣人民的生活如何？它將決定了台灣人對於戰後整個生活的期望與民心的向背。

這段時間裡發生了什麼重要的事情？該書中強調美國重要性的所謂「我們美國人對台灣政策進退兩難的窘境，其關鍵之一即在於我們經常給予台灣人無法實現的希望與允諾」[9]外，它只強調了著名的所謂「此時有些謠言散佈，說有些忠貞的日本官員建議來個『台灣獨立運動』，但是被安藤斥為危險無稽。」及「九月九日，台灣民眾所愛戴的林獻堂及其他四個重要台灣人物也突然接到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邀請，要他們代表台灣人到南京參慶祝中國的勝利。」；以及似乎極為理所當然的，所謂「九月裡，『戰敗者』的日本政府在台北表現得很好，辦事效率很高。……公共秩序仍然保持不錯。……經濟管制也很有效，極力鎮壓通貨膨賬。」[10]。然而，史實如何？

讓我們就由其所謂「此時有些謠言散佈，說有些忠貞的日本官員建議來個『台灣獨立運動』，但是被安藤斥為危險無稽。」；該書並未描述「被安藤斥為危險無稽。」之後，史實發展如何──詳言之，日本官員何時向安藤提出該重大建議，提出前是否已就可行性試行推動？否則，若正式推動時，推而不動，戰後豈非為自己增加一項重大罪名？相反的，試行推動而可行時，才向總督提出時，行動則應該是事不宜遲，分秒必爭地已在進行中。

原來史實，在此期間的政治與社會一面是「在前進指揮所尚未設立前的某日，台中某大紳士來到台北，當時的台北火車站前是一片瓦礫之地，大紳士由僕從扶持進入一家日人經營的某大旅館，宣佈要接收該旅館，並叫老闆當天搬到後院；當時政府還沒來接收，他就先來接收了。這件事轟動全台北，……好奇的市民都去圍觀，我……也去看熱鬧。到了旅館前，一看人很多，……」1（本段史事在台灣客籍學者戴國煇筆下，則直稱林氏「著名的右派抗日領袖林獻堂……以『台灣王』的口吻宣佈要接收旅館」2，本文用此名稱，藉以顯示此消息對林氏聲望的可能影響；但因林氏以目擊者身分發言，故本文乃引之）；此一消息流佈在各地，帶動了各地的有力人士爭相接收的風氣；破壞了省籍人士間原來可能和諧對日一致行動的氛圍。

另外經濟一面是原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在日本投降前抵東京，竟在戰敗後的9月自東京空運來整飛機的臺灣銀行鈔票，不僅迅速以補發過去各種欠款、欠餉、更以預支全台未來6個月薪金，甚至，退休金的名目，將這大批鈔票全數發放完畢，並且將所有戰爭統制下的國策會社的資產一概清算；那是該員在明知道「台灣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且「必會發生產業方面異常的衰退現象」2的情形下，在極短時間內，在我們台灣市場裡突然撒下了大量通貨──當時，在戰後的兩個月間，即國府尚未正式接收期內，台灣通貨的發行量竟由1945年七月戰爭通貨膨脹下的14億元，迅速更增加到29億元3，它相對於當時台灣民間已無「強制國民儲蓄」可以控制通貨流量的情勢，於是，台北市的米價，在兩個月內暴漲達16倍以上，從此開啟了戰後台灣經濟膨漲難以止抑的風潮[11]。

此外，更遺憾的，可能是該書所謂的「九月九日，台灣民眾所愛戴的林獻堂及其他四個重要台灣人物也突然接到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邀請，要他們代表台灣人到南京參慶祝中國的勝利。」；史實竟然是我們當時身在南京的的林獻堂先生在日軍參謀長諫山春樹的威脅下，與他的左右手，留美的經濟專家陳炘都在南京那個重要的場合缺席了。而更添遺憾的，則應該是林、陳兩先生未出席慶典後，何應欽將軍對台灣代表中唯一的財經專家陳炘氏所曾做的囑咐：「台灣戰後的財經勢必混亂，希望他回台後能設法整頓」──但是，在他們九月中旬回台後，在台中樂舞臺的談話卻引起了一次重要的通貨膨漲，似乎這兩位重要的領袖人物完全不理會南京當局的交待。

這些事實，我們這位戰後美國在台灣的情報首長應該不會不知道的。為什麼他只在該書中說到他對於林獻堂先生在南京那一幕的特別興趣[12]，卻不說清楚發生的什麼離奇的情況？

四、「二二八事件」直前的台灣

在該書中對於這個問題只是不斷強調陳儀政府腐敗，暗示物價飛漲、民不聊生都是陳儀管理之不當；其實，政治良窳並非社會保持安定的最主要因素，看不久前的紅衫軍，對於社會有威脅，但是，並沒有引起真正的動亂，就是一例；所以，相對於該書不提前述日本官員在台灣所進行的勾當是如何造成了物價難以抑制的飛漲，以及社會內部有力人士間衝突〈不過，這後者雖增加了陳儀統治的難度，可能也與往後「二二八事件」之終歸失敗有關〉，我們有理由特別加以重視。

我們來看史實，該書中只提及「假如1937年的價格基數是一百，……我們可以拿聯合國救濟總署和美國領事館所編輯的物價指數來總結當時的情形。糧食的指數在1945年11月是三千三百二十三，但是在1947年1月時已經高漲到兩萬一千零五十八……」；為什麼該書中不提1945年8、9、10三個月的重要數據也列出來？換言之，在該書中的糧價，十四個月中，所增加是六倍多，而我們前面已提及的米價，戰後的兩個月裡，則已經增加了16倍以上，相較之下，陳儀政府的治理顯然已較其前任的統治者遏制了巨大漲勢；換言之，我們是否可說，對於當時真正經歷其過程的台灣人民，如果懂得比較的話，應該不至於對陳儀政府產生過度的責難？在此，該的作者是真的不知道麼？還是為了自身的政治企圖，為了他不甘心其1944年建立台灣軍政府的美好計畫，胎死腹中，而有意製造動亂，希望讓美國可取得干涉的理由？

其次，讓我們再看史實；據我台灣耆老的回憶，

「那裡是台東最有名的助產士的住家兼產院，庭園很美，所以台東婦女界的名流虎視眈眈早就看上了，我們卻全然不知。……如此緣由，我們便住進了那房子，但卻也因此觸怒了早就把這房子視為囊中物的婦女會長……從此遭她陷害。」「在台北我有很多日本友人，要想住更好的房子只要在他們歸國前去住就可以了。但現在想來，台北市城內的商店或日本人的高級住宅，都那樣地被有權勢的人強佔為私人財產，…」[13]

「日本投降後未久，政府曾嚴禁止日產私自買賣。然守法者吃虧，玩法者竟佔便宜；有一部份渾水摸魚，勾結取巧之徒，趁機與日人私相授受，佔便宜者不在少數；於余省參議員任內受一巨賈糾纏，欲余於其請願書上蓋章，請政府認定十月十六日以前為合法；雖有不少參議員經已簽蓋，余則嚴拒之。蓋某巨賈曾於日本投降後，在台北購得若干大廈也。」[14]

「戰爭結束後，待遣回的日本人將他們原有的房子送給與他們有親交的台籍人士，……台大名教授中都有受贈的人……有的人全靠接收成為巨富。……光復後登場的台灣巨富中，有很多人是背負著如上的原罪──非法接收。」[15]

也因各地有力人士紛紛獲得可觀的利益，使得我們的社會出現了以下讓有識之士擔心的情況：

「人有各自不同的專長，但是光復後的本省人，幾乎完全得意忘形地連理髮師也好，補鞋匠也好，都想當政治家，這實在是很糟的一件事。至於處理委員會完全是光復的縮影，……甚至連政治的『政』字都不知道的，愛出風頭者以及虛偽的投機份子也很多混入在裡面。」[16]

此外，該書作者故意強調日據下台灣社會的公共衛生環境；所謂

「夏天一到，霍亂也重新在台灣出現了！幾天間，在台灣西南一帶已經傳染得無法控制。自從1919年以來，霍亂從未傳染為害過的。……」[17]

卻不提日據下公共衛生的成績是在警察統治的強烈監控下完成的；甚至於，雖在日據時期強烈監控下，史實中，也並不是如該書所強調的──「自從1919年以來，霍亂從未傳染為害過的」──根據當年的著名作家呂赫若在1943年8月10日的日記中，就有關於「報紙報導說，高雄州境內，霍亂甚為猖獗。」的記錄；這顯示了，雖在當時戰時高度監控之下，傳染病的發生與猖獗，並非不可能；在戰後社會動盪期間，其散佈的可能性更高；落後地區自然不能與先進國相比。[18]該書著者為了貶低國府的施政，這樣捏造史實，真是令人慨嘆。

至於，可能更關重要的，是戰後台灣嚴厲的警察體制之崩解，由於西醫是作為日人酷烈的施政的一部份而存在的，所以，日本投降，其施政停止，就在社會中造成西醫及其公共衛生的必然倒退；於是，戰後台灣公共衛生下降的真正史實，是除了大量日籍醫師離台返日，醫療用品缺乏外，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當年在台南縣，著名的醫生作家吳新榮就曾經描述過當時的情況，所謂：

「一般的人都誤信光復是復古，把科學與醫生都放在另一邊，而捧木偶和乩童都來作老祖公。因之，下層階級的受災者不計其數……例如：拒絕打預防針、反對灑消毒水……」2

就是當年島嶼社會的公共衛生下降的部份重要史實。

這些竟都是身為美國一流台灣通的該書作者，所不知道的？還是由於他口頭雖然熱烈地關切，其實並不真正的關切台灣社會的發展，他所在乎的只是美國的利益與自身當年的偉大抱負？

五、極偏激的部份皇民，何去何從？

日據末期的台灣，進入其統治的最後四年，也是1941年，那年日軍南進，看似勢如破竹，「膺懲英美」，為東亞弱小民族解放而奮鬥的說法，真會讓有些年輕人以為從軍是英勇而光榮的行為；不過，此時他們已經由真心相信「武運長久」、「八紘一宇」、「天壤無窮」；轉為只承認敗給美英盟軍，不承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皇軍是敗給他們素所輕衊的「支那」了；這些年輕人那裡去了──我們在二二八事件的若干資料中，還能看到這類年輕人手持武士刀拍攝的照片。

在該書中，我們幾乎完全看不到這類資料的蛛絲馬跡，只看他談到在台日本人時，談及所謂的「他們清楚地感到日本是美國與部份英援打敗的，他們傳統上仍鄙視中國」；然而，就我們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經驗，其實這類年輕人可能是在悲劇中主要的犧牲者；他們缺乏戰場經驗，易於輕敵；因而，在動亂中最可能成為被犧牲掉的犧牲者。相反的，一些富於社會經驗的皇民或流氓，卻往往易於在危難中脫身。

例如，當年著名的皇民作家周金波，以一篇鼓吹台灣青年投入「志願兵」的小說，取得1941年台灣官方最高的「台灣文藝賞」，並被選為參加大東亞文學大會的台灣代表；他是當年極少數的在台灣出生，在日本長大，長期沉浸在日本法西斯主義洪流中的年輕人；在戰爭後期，他更以皇民作家身份，不但，擔任文藝家協會的劇本部理事，參與策畫青年劇的指導，劇本的選定和演出，還因此成為許多報導的對象〈他參觀過志願兵訓練所、國民練武場、生產機構等，並還跟隨台灣安藤總督考察南北攻防演習〉，與青年學生有深入的接觸；這使他在社會上有相當的知名度，在涉世未深的年輕皇民中乃有一定的號召力。像這樣一位聲名赫赫的大作家，舊社會的中堅份子，在戰後落腳何處？是否還發生過當的作用？該書怎麼沒有片語隻字的關切？

以這位著名的皇民作家周金波為例，由他戰後，曾經在談到自己的處境時說，「在戰後會被批判成軍國主義者，中國國民黨來台接收時，即盛傳檢舉漢奸的流言。」[19]看；我們發現他不僅是在這類的顧慮下，採取了直接改姓[20]，避人耳目，並根據「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的原則而轉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而以「楊金波」之名成為該團基隆分團領導階層的文化部長了；更且如所自述的，他還主持了若干重要的群眾活動；如「1946年5月4日這天，中國前來接收，才不過幾個月，醜態畢現，物價上揚，尤其米價更是一日三市[21]。這時，以學生和青年們為中心的抗議行動，秘密醞釀進行。由於我家與廟庭相連，因此成了集合地點。……隊伍後方突然騷動了起來。我跑去一看究竟，原來抗議的群眾正和警察鬥毆起來，警察……不分青紅皂白就抓住我不放。」[22]就是「二二八事件」前的一項重要社會事件。

關於極端皇民化的周金波的例子，我們在該書中沒有看到任何較完整的訊息，是作者完全不知道，還是不願意提及，我們不知道；但是，以作者在書中不斷強調日據下的種種進步來看，皇民化應該不可能不成功，那麼在戰後的社會動盪中，皇民顯然應該具有一定的社會角色，做為台灣專家的作者，在該書中怎能加以忽略呢。

六、戰後台灣動盪中的美國角色

作為戰後世界霸權國家，其霸業並不是起於今日，而更早在二戰結束之前，在該書中很明確地為讀者表明了這一史實；由所謂

「在1853~1854年，柏里司令想合併台灣，但知道華盛頓當局一定不批准，他提出中美經濟與行政合作計畫，他於計畫中指出，他認為設立一個良好的美國社團是請求將該地併入美國的適當途徑，正如美國人於夏威夷做此提議一樣。」[23]

這使得當我們看到作者坦承在「二二八事件」前，美國之傾向於積極助長動盪，所描述的：

「舉例來說，在1946年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分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及功能』，這本小冊子像其他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從下列的幾句話，可以看出不負責任的美國宣傳小冊的一斑，而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這些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24]

我們才能毫無障礙地看到了美國十九世紀以來一貫的企圖心。不過，也因此，我們應該更深入考量，美國的政策自有其全盤國家利益的考量。台灣或中國，甚或歐洲都不能單純地考量其利益的真正所在。對於把我們島嶼與人民整個捲入悲劇深淵的，六十年後尚且難以解脫其糾纏的「二二八事件」，何嘗不是如此？

        至於，「二二八事件」直前不到半年，被這位「台灣通」扭曲解釋的美軍縱容日警屠殺我台胞的「東京澀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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