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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城市政治社會公共議題【熱烈的三民主義】城市/討論區/
討論區原論──三民主義之研究〈原於1980年自費出版〉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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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原論 第一章民族主義的演進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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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郭譽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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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民族主義原論

 引 言 

我們已經將一個愛國者在決心接受三民主義薰陶以後,各種應先注意的各方面,都在前篇中做了廣泛而深入的介紹。接下去,我們要正式介紹那三民主義中被稱為「國家圖發達,種族求生存的寶貝」的民族主義。

  為了使民族主義的實際即能清晰地顯現出來,又能幫助我們對於民族主義的真精神做有力和深遠的探索;所以在本篇中,我們不但要由全面動態的變化上觀察民族主義,以部份的動態變化來分析民族主義,更要由先生對於民族主義各重要問題的態度來學習把握民族主義深刻的內涵。

以下就區分為五部份:

  一、民族主義的演進及完成;

  二、民族主義的對內表現;

  三、民族主義的對外表現;

  二、民族主義中的文化問題;

  五、貝族主義中的外交問題。 

第一章 民族主義的演進及完成

  .正如上章所提示,任何主義的完成都是在現實的試煉中才逐漸形成的──同時,請試想,如果愛國者不能由先生那被試煉的過程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學習偉大的決斷、毅力和忍耐;如果我們只是自滿於考試爭取高分時的背誦標準答案,只是激動於每次集會的動人口號,愛國者呵,那麼我們所傾心的主義,如何去自別於一季流行的美麗外衣,或者一季廣告商炫人的口號?為此,本書以下各篇,對於三大主義的發展和演進都各列一專章,希望由試煉過程的把握,將能有助於我們習得偉人開創時代的一切。

  以下,我們就根據前述思想的雛型、主義的形成、主義的完成和主義的發展區分為幾部份。︵本章所敘述與上篇重覆時將一概略及,請讀者自行參看上篇各章之相關部份。︶ 

一、民族思想的雛型

在時間上是由先生童年到興中會成立的期間,先生經由國家內憂外患的局勢,以及先生個人際遇裡民族問題的激盪,終於勃發了它做為民族主義根據的民族主義情操。略述為三:  

甲、帝國主義的壓迫:已如前述,至興中會成立,我國近代史上的屈辱事件,在世界列強赤裸的武力壓迫下,先後早有了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和中法戰爭。那一連串令愛國者悲憤的紀錄。一份份的不平等條約,即攘奪了我國許多利權,同時也戳破了往日異族統治者外表不可侵犯而實質早已內容腐朽的現實。愛國者由此,看破了神聖面具後私利和敗壞的真相。於是,反省就更深更廣的展開。當然,這時的民族思想應仍是混沌和暗昧的──儘管先生很早就洞見了革命的必要;在帝國主義的侵凌以及清廷腐敗的統治之間,做了深刻的抉擇〈註1〉──尤其,就主義作為一種理性的價值確立以及一種引發大力量的思想而言,本期只能屬於民族思想的雛型期。

  乙、滿族統治者的往事:顯然,歷史的記憶可以被擱置而不可能被遺忘。尤其在統治者衰敗的時侯,高壓往往只更令百姓回想往事的慘痛;由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晚明遺事到太平天國的興亡,過去高壓和籠絡手段的高明運用,在滿族統治者神聖而崇高的面具被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之後,當然民族思想就有理由在對於清廷的理性反省和情緒上往事的憤怒裏發生和激盪。

  丙、先生個人的際遇:世居瀕海的廣東,或許海洋的環境確實使人開闊、思考;而更重要的,則是先生少年時代就曾感動於太平天國老軍人,所口述的民族革命故事〈註2〉。曾經質問「為什麼在中國掌權的不是中國人」?而在檀香山的時代既正當夏威夷土著反抗美國統治者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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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顯然,興中會的成立,已可以代表了這方面的抉擇。而與中會初起時代,香港興中會宣言中,所謂:「各處公所,當設一公所,為會員辦公之處‥‥」一段,強調「不得在此博奕遊戲,暨行一切無益之事」。尤其可見先生革命見識的嚴肅和堅持,以及對於革命態度的深刻。

返國後,先生又受到中法戰中,香港工人聯合拒修法艦的鼓舞〈註3〉。

  總之,本期先生已被目為「四大寇」,有大放厥詞,親友走避的表現,雖然無具體的革命行動,也還沒有具體為理想犧牲的信仰表現。但這顯然是先生民族主義思想雛型的一個必然過渡。

二、民族主義的形成期

  本期以興中會組織的成立到同盟會成立為過程。簡單地說,這是接著上期之後,一連串的失敗,使得整個民族革命的方向越形明顯的過渡。主要可以用甲午的再失敗、維新的失敗、自立軍的失敗和反清運動的拒俄大會等方面來看它的形成。

甲、甲午的再失敗:甲午之戰的失敗,在我國近代民族革命史上,其深遠的意義,在上篇國際史實部份我們已有了明白的敘述,在此不予重覆;但就民族思想的發展言,我們要指出甲午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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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生在墊時,教師為洪楊中人……太平天國敗亡後,僅存一老軍者,亦至塾中伴談,所言尤多感慰,學童以得此觀聽為樂。而先生見聞之後,英氣溢於眉間,有時原原本本,抵掌而談,使後來者咸得聞知。老軍見其熱忱種族觀念,志願非常。益加親暱‥‥興之所至,輒以洪秀全第二勉先生。先生得此徽號,視為無上光榮‥‥。」引自胡去非編纂「總理事略」頁五。

9:這次民眾自動抗拒帝國主義的事件,其形式實在極具意義:「這些工人得到當地其他行業工人〈如碼頭苦力、人力車夫、轎夫和旅店員役等〉的大力支持,後者因而舉行了為期兩週的同情罷工。同時中國朝野亦認此舉為一種值得稱讚的愛國行為。‥‥孫中山先生即深受此一事件的感動‥‥。」引自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中之「五四與工運」一文。頁六0~六一,聯經出版六十八年初版。

敗,對於先生民族思想雖然並沒有太廣的影響,但是興中會已經因而由思想而轉為實際的革命行動,所以次年才有乙未廣州之役,這一次也是民族革命的第一次犧牲──著名的陸皓東先生就是在這次行動失敗時死難的。

乙、改良與維新的失敗:甲午失敗的另一方面,是改良和維新的失敗;就改良而言,先生上李鴻章書於甲午年間提出而不受接納,顯示了改良運動的挫敗,才會引起了前述次年的廣州革命行動。就維新而言,則公車上書以後,維新力量由於其社會地位的連繫,而發揮出相當大的力量,但是終究不敵舊政治結構中的既得利益者和清廷皇室守舊勢力的深固結合力量〈註4〉。簡言之,比較改良和維新兩者的失敗,實以後者對於先生的民族主義發展有若更深的意義。

    丙、自立軍的失敗自立軍在此的意義十分特殊,是革命派與維新派的中間產物。它是戊戌失敗以後,先生命黨人畢永年連絡保皇黨中的革命份于,策動長江會黨結合而成的。不幸被保皇黨奪去領導權,聲勢浩大而以「勤王」和「救亡」為號召。此次行動如果成功,對於革命事業必生影響,但是竟由於保皇黨人鬆懈,起義經費被吞佔而失敗。從此,保皇黨在愛國者間的號召力自然日益削滅;相反地,排滿革命者的地位無形中也就更強固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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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康梁取得的社會地位,固然使當時社會新興的士大夫較能放心的與之連絡。並且康梁已取得政治結構裏,形式上權力最大的人物 光緒皇帝的信任。因而,維新的力量似乎很有希望的壯大起來。但是,事實上,他們的敗亡,確也正由於他們根本就深深地依賴著他們所要變革的主耍社會和政治的結構。結果舊社會及政治結構的惰性,以及既得利益的保守勢力的結合,當然不是他們所能抗衡的。

、「反清」的拒俄大會:這是義和團事件期間,俄軍入據我國東北,辛丑條約後,俄國即不撤軍,並且向清廷提出密約七條,要求將東北全部劃入俄國版圖或明定為俄國勢力範圍。清廷竟有承認的意思。上海各界維新及革命人士先有拒俄大會,誓爭國土;同時,東京的留學生界則有拒俄義勇隊的設立。清廷見「庶人議政」,而其中並有罷市、罷工主張及義勇隊的聲勢,竟不自反省處理,把所有參加拒俄大會人士一概以革命黨通緝〈註6結果雖然其中由於維新及革命派意見分歧而未能充分發揮這一民族自覺的力量,但是,也無形中又加強了「排滿」的聲勢。

  簡言之,革命者的大力量,在本期日益形成。至此,民族革命的主義才開始成型,這時先生先知先覺的「信仰」,經過與會黨傳統「信仰」的合流,前述維新派勢力的瓦解和清廷的顢頇,革命排滿的力量才能形成真正風氣雲湧的力量  也由此,才能使民族主義進入了先生所謂「立革命同盟會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的同盟會時代。

三、民族主義完成期

 

本期是指同盟會成立以後,至辛亥革命成功的時間。它一方面表現了民族主義以有力的信仰,在現實環境中所發生的巨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它開始為未來時代的發展,埋下了繼續變革和成長的種子。此時期應予認識的有四:

  甲、革命團體的紛起:在任何時代中,當時代的使命一旦被認清以後,政治團體的紛起原是自然的現象。本期興起的團體,由戌戊失敗和自立軍失敗後,先後成立的革命團體有廣東獨立協會,支那亡國紀念會、青年會、中國教育會、軍國民教育會、愛國學社、保滇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原來彼此少有聯繫,多數各自行其是;本期由於各派領袖多亡命日本,才給日後同盟會奠下了發展的機會。

5:這是清代統治者,最後重要的錯誤之一;不論革命、保皇或一般愛國者,凡是參加拒俄大會的,一概被目為「革命黨」,嫉視有加。造成後來「蘇報案」中,革命黨鄒容、章炳麟與保皇黨的龍澤厚,鄒、章以主筆政被捕,龍則以蘇報幹事入獄的合流形勢。其事引馮自由著「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中記載可見一斑:「字積之,康有為弟子也‥‥庚子六月,參加唐才常所召集之國會,被舉為幹事,事敗後被通緝。癸丑上海蘇報案起,龍亦被逮,旋無罪開釋。」另據云,龍妻廖元華亦任愛國女學舍監;蓋愛國女學,愛國學社之一部,依創辦人蔡元培先生云,「愛國學社成立後,社員家中婦女均進愛國女學‥‥」以及「在愛國學社中竭力助成軍事訓練,算是下暴動種子。又以暗殺於女子更為相宜,於愛國女學,預備下暗殺的種子。‥‥」更可見清末統治者,輕於處理愛國事件的重要性。該案處理因由:引李劍農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頁二二二:到癸卯年春間,便有張園反對桂撫王之春的大會,〈王之春有借法款假法兵平匪亂之議〉〈事成許以廣西的路礦權──本書作者註〉四月,便有張園的拒俄大會,〈俄人耍求改訂東三省撤兵條約〉閨五月,便有所謂『蘇報案』的發生,」‥…〈癸卯年四、五月間,清商約大臣呂海寰受王之春矚託,函告蘇撫恩壽,謂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蘇撫立飭上海道向各國領事照會拿人‥‥〉,原來蘇報案乃是桂撫王之春的報復而已,結果確如馮自由所云:「拒俄大會,有主張編練義勇隊以響應日本留學界者。及聞清廷密電各督撫查拿義勇隊代表,群以憤無可洩,一般輿論遂日趨激烈,革命排滿之聲浪,因而響徹雲表。  引自「革命逸史」頁七九。商務印書館四十二年臺一版。

乙、排滿範圍的確定:這是在民族主義革命行動中,一個重要的處理,充分地顯示了愛國者對於問題的理性態度。前述已述及,民族革命的思想,其中有很深部份是來自「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或其他民族仇恨的「排滿復仇」思想。到此時革命黨人將革命的範圍開始限制在「排滿」的範圍之內。不再以「世仇」或「公敵」去思考革命的問題。卸肯定的指出了「並不恨滿人,是恨害漢人的滿人」。同時並且直接揭示了「革命的宗旨,不專在排滿,當廢除專制,創造共和,並行不悖。」顯然,不但民族革命已脫離了「復仇」的非理性傾向,並且已漸形成為不准少數人專制,為全民謀福利的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相連絡的民族主義。

    丙、民族獨立統一問題的認識:即如前述,各地革命團體有自行其是的傾向。先生在同盟會成立以前,就必須將這種傾向做相當的處理,以免分裂了國家社會中變革的力量。先生曾在多次講演中相當地克服了這類問題,他一面指出了「各省志士如果「各自號召、不相聯絡,定會給列強干涉的機會,那麼我國一定滅亡」,所以極力主張互相聯絡。另二回,則是指出在各省的愛國者應該積極的「出而聯絡之,主張之」,使得任何方面的改革和建設事業,都能有更好的配合,革命建國的事業才能順利的成功。顯然,這兩方面都是必要的,唯其如此,蠢起的革命團體才可能充分發揮它們的力量;而這也正顯示了先生民族主義發展的漸漸成熟。

 丁、革命基礎的反省和充實:在同盟會以前,先生的革命,多數是運動各地的會黨,其中極少有知識份子參加。戊戊失敗以後;先生曾遇到康、梁以「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方式破壞革命勢力;前述自立軍正是一個例子。而自立軍敗後,國內革命團體紛起的局面,在在也都加深了革命領導者的思考。所謂「起事時求其響應固可,而欲用以為主力則不可」和「往往今天找來,明天就變節了,因為他們還不能明白認識革命的意義」〈註6〉,都是同盟會中曾經仔細反省的證明;而同盟會組成時,先生所謂「現捨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學問充實,志氣堅銳,魄力雄厚之輩‥‥有此等飽學人才,中國前途,誠為有望矣,」〈註7〉正是顯示了經由革命基礎的反省,而使革命陣營更為充實的意義。簡言之,本期中民族主義的完成,其特徵,一面是「排滿」革命的肯定和其範圍的把握,另一方面則是經由革命團體的結合,使得革命勢力不再缺乏知識份子,而革命的基礎得到充實。從而乃能以不可遏抑的力量,結束了清廷兩百多年的長期統治。

四、民族主義的過渡期

 

在前述主義的概論中,完成期之後就接發展期,實是為了方便而省去了中間可能的過渡;也就是面對新局勢,逐漸認識社會中新問題以後,才能有所發展的時期。本期是指由民國成立以後到歐戰結束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的期間,民族主義開始由「排滿」轉向「反對帝國主義」的過程。主要這種轉變過程有四方面:

   6:前句是同盟會的日本同志萱野長知語,轉引自王德昭著「國父革命思想研究」頁八。可與全書,頁三三,孫文學說,第八章中所謂「只能望之為響應,而不能用為原動力也。」相印證。後句引自張繼著「五十年歷史之研究與回顧」頁七。收於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第五冊,紀念國父百年誕辰委員會印行。

7:引自全書,頁三九八「覆陳楚楠告創辦民報並囑籌款函」。

   甲、帝國主義的面對:在第一篇的國際史實部份以及本章的雛型期中,都曾述及帝國主義對於民族主義的影響。在此我們所要特別指出的,則是前此先生所面對的帝國主義問題,往往是被視為滿族頹敗腐朽的副產品;並且,帝國主義也需藉口清廷措施的不當而自行辯護。然而,辛亥革命成功以後,清廷的措施問題已不存在;於是,就形成了先生對於帝國主義的面對。這時。我們可以想見,流行於早期排滿陣營中所謂「再掃蕩干涉爾主權外來惡魔」〈註8〉的呼聲,自然漸漸重新萌芽;準備為爭取平等和互惠的國際關係而努力。

  乙、帝國主義的面貌:我們都知道,革命初起,漢口各國領事採取中立的態度以及英國停止對清廷借款和英國阻止日本干涉,對於革命成功都有很深的意義;但是,民國元年以來俄佔蒙古、英據西藏、日本提出廿一條,所有的又是什麼意義?茲以俄佔蒙古為例,當時先生不但主張極端的抗俄論,並且對於各國的默許也會以為是各國瓜分中國的消息。更何況後來國內軍閥的割據,先生曾經明白指出,軍閥是賴帝國主義的支持而後成立的呢〈註9〉?簡言之,由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的面貌,隨其手段的轉變,面貌上似乎也有若干政變,但是事實上,顯然仍是以攘奪利權為目的,是絕對阻礙我國統一和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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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見於鄒容著革命軍之結論部份。鄒氏死於蘇報案,人稱之「青年之神」。此句之前後略引於此:「..‥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之中,然後再掃蕩干涉爾主權之外來惡魔,爾國歷史之污點可洗,爾祖國之名譽飛揚‥‥。」引自梭羅原著,涂欽清譯,不服從論之附錄部份。五洲出版社六十五年初版,頁四一。

  9:參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見於「全書」,頁三一三。所謂「軍閥本身,與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為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軍閥‥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即利用之‥使中國內亂,糾紛不已,以獲利權,各佔勢力範圍‥不特此也……」。

丙、參加歐戰及和會的失望歐戰的性質,以及歐戰在先生心目中的認識,在第一篇國際史實部份也曾提及;顯然,先生的認識是正確地把握到了前述攘奪利權的意義。先生當時反對參戰就正顯示了一種正確的民族主義的態度。然而,更重要的,卻是我國由北洋政府派工人參戰的結果;不但即沒有能享到戰勝國的榮耀,也沒有得到像意大利參加克米亞戰爭的勝利成果。相反的,協約國在和會中竟以參戰不力為藉口,耍把山東權利轉交給日本。以及歐戰中那被所有落後地 區國家寄望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不但沒有付諸實行,並且提出十四點原則的美國竟未參加國際聯盟的組織。在在都顯示出民族對內問題,或已可告成,但是對外問題,已不能不成為民族主義發展時一個重要的新方向。

丁、臺灣對日本帝國主義之革命:本期中特別值得提出以為佐證的,是在民國初年,先生派遣羅福星先烈來臺灣組織同盟會支部;正表示了先生對於帝國主義的態度是有其一頁的態度的。尤其,我們看羅烈士到臺灣以後發展出來的臺灣同盟會十系,總共黨員達十二萬人,先後計畫起事而引起的南投事件、大湖事件、關帝廟事件、東勢角事件以至最後羅烈士罹難的苗栗事件;臺灣同盟會前仆後繼的死難,一面部是可看出民族主義在本期中這種對帝國主義抗爭的堅決,一面也可以更證明了先生後來明白反對帝國主義的態度確是有其淵源的〈註10〉。

   總之,本期做為由「排滿革命」到「反帝國主義」的過渡,實有其深刻的意義;只可惜由於國勢紛亂不安,先生的革命力量尚無充分的成長,必待全民逐漸覺醒的機會到來〈註11〉,民族主義對外追求自主和平等的意義,才能充分地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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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茲引此期中羅福星由胡漢民陪同,謁見先生的紀錄來認識先生的態度:當先生聽完羅烈士的意願和決心之後,所謂「臺灣是中國領土,決心要收復,但為大局著想,必須講求方法,基於種種原因,他不便出面,亦不宜直接過問。因此,他耍羅福星去見閩督孫道仁,並且表示將來如需軍火,可直接電告閩、粵兩省總督,自會全力支持」。正表示了這種態度。詳見羅秋昭著「羅福星傳」頁四二~四三。

11:除了上段所引,臺灣民族運動與國民革命頗有關連外。值得在此提起的,是臺胞對於祖國的認同。除了臺籍先賢林獻堂的「祖國」事件外〈指民國二十五年三月林獻堂到大陸的華南考察,在上海受歡迎時,有「回到祖國」的話,被日本間諜探知,轉報臺灣軍部,對林氏大加撻伐〉,試看民國二年的蔣渭水與杜聰明、翁俊明‥‥等不過二十歲出頭,由於認同民族血緣而決定執行毒殺袁世凱的記載:「袁世凱是我們國父的崇高革命的大叛逆者。不在此時作速解決這個反賊,我們中國的命運,會變成怎樣是不堪設想的。‥‥」「是的,應先把袁世凱結果掉!」以及「不虧是名醫的種子,他們兩人想出,一個妙計了。‥‥只要能用一種手段,在其飲水中,放下一些霍亂菌,袁世凱這個王八蛋,一定會發生那可怕的霍亂症而倒下去的‥‥」然後,就帶著霍亂菌連培養基,「先渡日本」,「由神戶上陸」,買了北京市街地圖,「渡大連」,入奉天,轉「天津」到「北平」  結果卻由於找不到下手的機會,只能「轉上海,回到臺灣。」這看似玩笑,但是,即顯示了全民覺醒的時機,已經在海內外各地日益成熟了。

五、民族主義的發展

  本期是指歐戰後到先生北上逝世的時間。這期的特徵是一反過去以為民族主義已經成功的說法,以為「革命了幾十年,只達到了一部份的民族主義。」主張繼續奮鬥。其時主要的影響條件有三:

  甲、五四運動的發生:在上篇關於中山先生生平的部份已經提到,先生接受了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的群眾意義,也指出這就是先生革命力量更群眾性的發展;可預見更廣的基礎,必將帶來時代的高潮;在此,我們則要把這一高潮顯明地指出,面對山東問題,所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的口號,以及當時「抵制日貨」〈註12〉的活動;以學生開始,而各界民眾呼應的罷市、罷工以為支持,正表現了比前述中法戰後,香港造船工人拒絕修護法艦,而其他行業工人同情罷工兩週,更能令人鼓舞的民族覺悟。

  乙、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其妥協:本期中帝國主義對華的壓力,不但日益加重,尤其應該指出的,是帝國主義的壓力,竟由前述滿、蒙、藏問題、山東問題、袁政府五國銀行借款、廿一條問題、段政府西原大借款問題、‥‥等蠶食中國,控制中國腐惡勢力的手段,進一步更轉為直接壓制代表新中國希望的關餘事件和商團事件。 

12:此時民情的激憤,是以深沉而痛苦的方式反省和表達的。茲以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追悼林德揚君的演說所揭示的為例:「林君‥‥他對於「五四」運動很出力,並且創辦國貨店,抵制日貨根本的方法。‥‥但是他理想的國貨店;規模是很宏大的要自己能製造出來。但是現在那裏做得到;所以決然自殺,要想刺激他的同志,繼續實行他的計劃,所以犧牲自己一身,做發展國貨的廣告  ‥‥追悼會雖然已經完了,我們繼續去做是沒有完的。‥‥」詳情請參考蔡元培著,蔡元培全集,頁一八五。王家出版社五十七年初版。 

另一方面,則是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妥協,美其名是為了促進東亞和平的華盛頓會議,事實上都是帝國主義之間的妥協,原來只是列強打算「以一支筆,一張紙」代替彼此的「戰爭」,所謂「表面上為縮小軍備問題,實在是為中國問題,要瓜分中國的權利」〈註13〉,就是帝國主義在本期中的真正嘴臉。在這橫的局勢下,做為一個愛國者,當然民族主義對外的認識就更得到了加速的開展。

  丙、聯俄容共政策的形成:在這一項下,我們要指出的有兩點,一是如前所述,當時俄共在國際上的表現確實令人激賞,同時早期軍校的創辦,在組織和武器上確實也受到俄國若干的幫助。二是根據民族主義對外的原則而言,所注重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意義,當時俄共的表現不能說是不符合民族主義的原則。更何況當時俄共成功未久,絕非今天世界霸權國重兵壓我北境所可比的。所以聯俄容共的政策在先生孫越宣言、共產主義批判,以及先生嚴密監督的前提下,實可以看成是先生民族主義當年一個重要的發展。〈唯不幸後來俄共竟在先生逝世以後,竟又轉成帝國主義的形態,利用其在華爪牙,意圖侵略中國;所以後來三民主義才又發展成為反共抗俄的形態。〉

〈對此意欲深入研究者,請直接參看本章下的回應之討論〉──2007.3.30

  總之,民族主義的發展,最後不僅已越過了「排滿」和「五族共和」這類問題的層次,並且先生的民族主義此期已由單純的「滿族」或「帝國主義」的問題,完全進入了實際問題──究竟如何中華民族才能發揮自己,並且永久適存於世界的大問題裡。〈註14 

六、餘語

        為了把握整個民族主義演進及發展的形象,所以我們才不憚其煩的把本章仔細的縷述;在它即將結束時,有心鍛鍊自我,共同投身於愛國及建國工作的讀者,請各位務必細察先生留給我們的斑斑史蹟。相信對於我們一定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同時,做為一個愛國者,讓我們互相提醒吧──即使或許暫時沒有答案,讓我們學習先生的毅力和忍耐,相信在我們深深的關切和不懈的努力下,一定總能歷盡艱險而終於獲致順利發展的。 

13:全書,頁二0六。民族主義第五講。

14:本時期中,應該特別提出的,是前述毒殺袁世凱計劃中的指導者蔣渭水及他的民眾黨。蔣氏除曾在二年八月曾以年輕志士身份與羅福星烈士同日謁見先生外;最主要的,是民國十六年以蔣先生為領袖的臺灣民眾黨,就是以民國十三年的中國國民黨最成熟的形態為師法的。同時,他肯定地指出以「階級鬥爭」排斥「民族運動」的錯誤。以為「學著第三國際的戰術,對民族運動者,加以毀謗中傷‥‥恰像中國共產黨搗亂國民黨,致使北伐停頓,其阻礙國民革命的進步是一樣的‥‥」以為「沒有再主張立在臺灣無產階級利益上了。那末他們明明是由階級鬥爭移到民族運動來了,這種方向轉換,也是臺灣人的幸福。」引自黃煌雄編,被壓迫者的怒吼,頁一九九~ ○○。充分地表現了民族主義發展的成熟,對於所有中華民族的份子,必有深遠的吸引力。

本文於 修改第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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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彼岸曾經以自力更生而得到世界人士的尊重,那麼中國人只有在彼岸才知尊嚴嗎?

1970
年前後的保釣運動,是一具有民族主義,發動全球華人爭取領土尊嚴的抗爭活動。眾所週知,不贅。泥土有幸,在該時代存活。

您們可知道,此岸另有一段維護我中華尊嚴、經濟自主,雖敗猶榮的歷史──那其實也該算是保釣的另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一開始起於中鋼的興建──也就在青年保釣運動前後。
國府決心設立大鋼廠──那是壯年的「保釣運動」──不能忍受美日聯手侵占釣魚台也要忍受的最後決定──啊,對不起,泥土又要激動起來了。

太激動了,不寫了,就此抄老友的研究以饗網友──

「原來,當時美國鋼鐵公司本有意投資,曾慎重來此岸探勘場址與研究市場,經過電腦模擬,認為『不經濟』而放棄。然後又遇到願意與我方合作的奧地利鋼鐵公司竟圍標工程的問題,我方乃毅然決然採取自辦的方式 

然而,如何自辦?中鋼採取的是『一切公開』,使得『沒人告狀』;同時,把二十一個工廠分成四百多個生產單位,分頭同時進行,使得『工程沒有一點可以推諉責任的空間』;借著採取分開議價、招標、採購的措施,中鋼派出大批人員至世界十餘國接受訓練;結果第一階段工程,由建廠到試俥不到三年,比歐美新建鋼廠快了一年。」

然後,

「當時東南亞與東亞市場都在美國安排下屬於日本鋼鐵業的勢力範圍,中鋼草創初期,產品剛上市日本銷台胚元馬上降價兩成在台傾銷,同時,由於此岸顧客迷信日本品牌,以致銷路遲滯,此外,中鋼銷日的可能性卻完全受日商公會抵制;情勢極不利於中鋼。其中幾經波折,但是,在越南辦廠時就曾經與日商交手多次獲勝的趙耀東 ,此時在他曾經辦廠成功的新加坡市場,以小公司的靈活對日商大公司終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也因此中鋼品牌才逐漸取得其應有的地位 ,從而逐步開展其市場,才能有日後的成長與發展。」

再後,還抄一段老友的研究──

1970年代末期,為了發展我國鋼鐵、機械工業,遂決定建立自己的大汽車廠,以帶動相關產業並達成國產車大量外銷。前及的1979年的「促進汽車工業發展方案」,即是。


同年國府與美國通用汽車合組成立華同重車廠。華同重車於民國71年開始生產時,國貿局以禁止日本7頓以上大客車貨車進口,來保護華同。但事實上,日系大車進口商早已獲悉華同案而提早大量進口日本車,讓華同產品根本無法與日本車的低價策略競爭,使華同重車案失敗。中鋼與當局對於此一扼殺此岸經濟發展的情勢當然深惡痛絕,尤其,中鋼的趙耀東先生,如前所及,曾有受日鋼傾銷而與日本商戰成功的經驗,加上日、韓兩國對待此岸商務,一向不肯取平等對待,實是積怨已久,因而,1982年初,他就任經濟部長後,此岸遂先有對日本展開「商戰」的情勢。」

所謂
1981年,我國對日逆差為34.5億美元,佔外銷總額近五分之一,凡和日本合作的業者,包括汽機車業、家電業等都被日商控制得死死的,沒有技術、沒有自主權不說,連出口都被禁止。業者敢怒不敢言,政府幾次找日方協調,也都不得要領;趙耀東上任後,情況依舊」〈引自「鐵頭風雲」,劉玉珍著,聯經出版〉

此岸自主的奮鬥,就在趙耀東出掌經濟部的一個多月後展開──
1982
212日,在極機密下,國府宣佈禁止日本1533項貨物進口,日方震驚,交流協會慌忙指責違反「自由貿易精神」,外交部說「親痛仇快」;國內民意反應支持者卻達到百分之七十六,民心振奮;不止於此,當時經濟部的做法是,「看日方反應,若無善意回應,將進行下一波經濟抵制。」「將繼續選擇項目,以儘量使自己不受傷害為原則」,「消費性產品限制,生產性原料不限制」。隔天走訪受到保護的聲寶與大同兩家,希望他們在冒險保護本國產業後,產業能把所賺的資金投入研發,脫離日本控制,不要只放錢入私囊,弄得自己不爭氣,一輩子抬不起頭來。


為了負責,他也向立法院說明,表示自己有準備如英相愛登在二次戰後出兵蘇伊士,只要對英國有利,願以一身榮辱、進退,來爭取國家利益,得到立委相當的支持。因此,此岸上下表現了極堅定的姿態。

也因此,過去政府主動「幾次找日方協調,也都不得要領」的、或姿勢極高、或採拖延方式的日方,才有了主動的反應──

3
4日,日本通產省召開對策會議,最後打破了過去所稱「中日雙方由於無外交關係,所以無法討論逆差問題」的謊言,提出所謂「見解書」,雖仍提出威脅性的「可能造成雙方經上莫大的損失」及不要臉的「日方一向主張不能單以日台關係來看,而應當以全球性觀點,且中方再全球上的貿一收支為黑字,卻單獨對日採取限制措施」「日本強烈要求中方當局立即撤銷該項措施」之類讕言,但已不能不派出以政經元老級的七十九歲安西浩為首的代表團來台疏通;趙耀東為要求實際的誠意,當面嚴厲指責日方之無理,令代表日本的安西浩幾乎中途退席;據云,氏自稱,該次會晤是「有生以來最受辱的一天」,趙則以晚間公餘的筵席上,以「當一個人受到最大的委屈時,一定會向年長的人訴苦,因為年長者往往最富同情心,最了解人群與國家的關係。」為辭告罪,說完並舉杯一飲而盡,對安西浩表達歉意與感謝;使得安氏不能不痛快許諾,將敦促日人多來台採購,果然次年有「日本輸入促進團」之產生。
‧‧‧

這就是當年作為保釣運動的「壯年保釣運動」,在青年保釣運動後十年,那1980年代出初,掀起的另一頁當代史。然而,絕不為今天主流論述所重視者。

值得指出的──

以上的事蹟,何以功敗垂成,仔細檢討起來,不能不歸咎於蔣系三民主義之依賴於列強的心態之遺留;雖然當年之仰賴有其不得已之處,如上貼所指出,蔣毛兩系,其實在殘酷的現實中都有心無力;而當時中國的餅太小,不爭食火拼是不行的。換言之,就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今天所有研究者都承認,如果沒有臺灣、東三省、朝鮮偌大的資源,可以任由當年日本敲骨剝髓地滋養維新的工程,其維新運動是不可能迅速成功的;要當年偌大的中國維新成功,所需的資源應該取自何處?──更何況,列強在側早已虎視耽耽許久呢。

啊──

打字真累,但是實在止不住的衝動,大概保釣的血還沒有止住的沸騰吧。
請大家原諒。

泥土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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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談民族主義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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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郭譽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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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革命,自康梁而孫黃,而毛蔣;

如果把歷史的縱深與開闊並觀,五千年史中的百年,對比於英國立憲政體的發展,由1215年大憲章至今達七百年以上,我中國發展與英美發展實有「急救章」與「好整以暇」的對比;如果稍知英國史中曾有德王入主不能問政的漢諾威王朝,應更可知東西之差異,可能真是不能忽視的。

再看大家當時都想救中國,康梁以南學會、聖學會經營內地;孫黃以同盟會合興中會、光復會等起於沿海,在大時代中毛以農民運動投入孫的中國國民黨麾下,蔣則掌握中國國民黨的武裝力量,其中毛承南學會之革命餘緒,蔣接同盟會的會黨光榮,是可以說得通的,更好的說法,可說是毛蔣乃是中國國民黨中路線不同的兩派──然而當年至1945年,雖日本覆滅,實皆有心、有雄圖,而無實際可成功之條件也。

此處先不談蔣氏一脈「三民主義」在我島嶼台灣的發展──下面再談。

此先談毛系三民主義的發展──

就泥土所知,其後整個「中共建國史」包括「文革」的史實──中國所需要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經濟的,也是文化的、社會的──

是建立在以下三問題上:

一、建國後官僚的體質與官僚主義的發展

二、計畫經濟及計畫政治的資訊不足

三、內部政爭的解讀

 

一、「建國」後官僚的體質與官僚主義的發展

關於共黨當政的官僚問題,史家曾指出,1946年時,黨的許多高級領導人,如周恩來,預計中共還要經過長達20年的鬥爭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既使到1948年春,毛還估計仍需三年才能獲得勝利。因此,突然急速地勝利,當然給該黨造成統治全國所迫切需要的人員與技術的短缺。有稱「1948~1950年底,中共黨員由280萬增至580萬,為了當時的革命鬥爭,為了未來統治的多方需要,新黨員數量大增,失去了控制」之說;這種情勢下,懷疑社會主義改造竟能有過程完全沒有暴動,比預算提前十年,在生產量持續增加下完成」的成果,實在不是輕視,而是一種合理的懷疑。〈上引自「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費正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主編,王建朗等譯,陶文釗等校,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頁75~76

相對的,1948年以後入黨的黨員至1966年前後已經晉升至幹部者,應不乏其人,其中素質與習性,確實可能較差,不能符合於激進份子的理想主義要求,官僚主義的出現似乎並不奇怪;這在現實的政治活動的縱橫裨合裡,也自然助長了黨內原來就可能發展出來的路線之爭。

 

二、計畫經濟及計畫政治的資訊不足

社會主義的建設,是計畫經濟,就政治與經濟的密切關係言,當然也是計畫政治;然而一切計畫的成敗,要建立在主控計畫的中央部門擁以有充分而便捷的資訊上,中國幅員遼闊,資訊卻不發達,計畫要落實於地方,中央要控制地方,地方要與中央良好互動,談何容易,這是當年中國,無論國共何者執政都難以面對,因而,在此資訊不足的大環境下,抗戰以前,列強勢力確有遠為發達的資訊與經濟能力,就很容易介入地方勢力的政爭,抗戰結束後,地方勢力基本上是消失了,但是,國府遷台之後,建國的中共仍沒有足夠的資訊能力來解決這方面的落差[1]

 

三、內部政爭的解讀

政治本是權力的爭逐與分配,因而鬥爭是其本質之一;然而,爭逐的標的,通常被處理成為理念的對演,易於忽略其中物質的實際;究實言之,在一個經濟不發達的匱乏社會如中國當年者,政爭之易趨於激烈者,是眾人之代表出而分小餅,各望佔多一些,以糊族中之口,相持不下,雖欲靜氣平心,實不可得。因而,衝突必然趨向過激,是可想見,非人心必然,是當時環境下,人心必然的結果──當時資訊不發達,各種數據也不確實,彼此疑懼對方所欺,遂易成政爭激烈不已的世界。

 

總括以上三問題,人的腦力,雖是天縱聖明,也需要足夠的資訊才能得到適切於我們對現實的判斷;況且原來幹部素質與政爭因素俱成為問題,「文化大革命」類的悲劇實不能免。然而,揆諸於今日,經濟發展明顯,是待眾人分食的餅已做大了,資訊業無遠弗屆,是彼此誤會與疑懼可以減至最少,故,雖然中國或兩岸問題,或者不能解決於一時, 然而,就像不久前的天安門事件,或今天此岸的藍綠衝突問題,雖然看似嚴峻,可是,所有激烈衝突問題,在進步的大環境下,朝野應該都會將之減至最少,損害最小矣。

 

泥土敬白



[1]後來,它用「自力更生」排拒了列強介入的可能性,用「文化大革命」來完成其大革命後理想社會的建構──意圖打倒舊社會的權威,翻轉舊社會的階級關係;那是一種有意識而進行的「鎖國」,乾脆拒絕所有外部的資訊──由於這種大革命所及的層面極為廣大,目標非短期可印證者,因而,其結果要看往後的事實發展,不是當下吾人感受與空想所能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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