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由辛亥革命到上海著述時期〈47~54歲〉 

由革命到著述，一個實際革命的領導者，如果沒有特殊的理由，如何能夠坐下來埋頭著述呢？這一段時期，正是做為革命指導者的先生，發現過去太多問題沒有解決，乃從事深切反省的過程──這段時期，由「革命成功」的假象到一般人以為先生「理想太高」的過程──對於先生思想的檢討和發展而言，是個很重要的時期。

甲、讓位及臨時約法的意義：這是本期一段痛苦而深沉的事件；先生以「革命之目的未達，無和議之可言」的堅決態度，面對多數同志厭惡變革以及根本是舊官僚、武人、政客公然篡奪革命成果的和議。眼見理想的渙散和同志的謬誤，先生竟能一面將總統的大位，以廓然大公的態度決定讓給袁世凱，另一面則通過臨時約法，以國都、宜誓和遵守約法等主張，來肯定民國的共和

註9：這是一次影響久遠的問題。但是，以事實的行動來處理糾紛，應也是頗能啟發我們的。

乙、抗俄論及聯日觀念：我國自強運動以來，朝野的維新人士，就常有聯俄和聯日派的分野；先生在民國元年曾為俄國圖我蒙古而有抗俄論，大聲疾呼「蒙亡國亡，與其不抗俄屈辱而亡，孰若抗俄而為壯烈之亡」〈註14〉對於聯日觀念，雖然先生確曾發表中日應該聯合，共同復興亞洲的言論，但是由於前述「日本政客經營中國談」的侵華問題，一直在中日近代關係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所以本期中的抗俄論及先生關於「東方大局之轉移，更無可望於現在的日本了」〈註15〉的歎息，實在也透露了先生對於聯日觀念的批判。

丙、二次革命的成敗和黨的發展：在一般史冊上，多數只注重二次革命表面的成敗，對於真正希望有所做為的愛國者而言，我們實更應由其中去體會它啟發性的意義。實際上，二次革命的

註13：參看全書，頁二六，所謂「欲率同志為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根本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氏。」正是這種廓然大公態度的陳述。

註14：引自全書，頁五二三~~五二五。

註15：引自戴季陶著日本論，頁六二。中央文物供應社，四三年元月版。這是先生為日本政治界元老桂太郎的死，而說的話。桂氏是主張東方民族合作的人物。他死後，日本的軍人及政治家就大都以侵華為能事了。

意義，正在於其失敗，失敗始能激起全面的反省。尤其，當我們認識到同盟會突然擴大成為國民黨時，二次革命不僅讓我們能反省國民黨的龐雜，也思考到同盟會的缺失。二次革命的失敗實在是一個新轉機，一個重新檢討和重振黨務的機會雖然這個革新的過程，並未能在一次檢討過程後就得到完成；但是，不僅後來的倒袁成功與二次革命有關，間接對於以後極為重要的改黨與改組的發展，也實在和這次革命的反省有密切的關係〈註16〉。

丁、歐戰和十四點和平原則的失敗：歐洲列強之間的爭戰，正是在此期中擴大而爆發的。通常的歷史記載，都簡單地以威爾遜氏的十四點和平原則看做協商國的德意。事實呢，面對雙方都自認「正義和公理」的史料時，實在只有當時先生的認識最能表白歐戰的真相；所謂「吾知公理人道云云，不過極少數人所誤信。至於大多數主張戰爭者，皆不過借為門面語，並不實心信奉」〈註17〉：是對帝國主義利權攘奪時面具的揭露；所謂「協商國因為創出這項好題目，所以弄到無論歐洲，亞洲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聯合起來去幫助他們打破同盟國‥‥」「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像的帝國主義;與變像的侵略主義‥‥。」〈註18〉，這是多麼深刻的瞭解；如何愛國者才能培養出這樣深刻的洞察力？而其中又啟示我們愛國者往往需要多少忍耐的孤憤呵！

註16：這是一般研究者，很少正視的意義。他們常過份地被成敗的觀念束縛。似乎他們都不知道，只有太簡單的事業和缺乏複雜現實性的思想遊戲裏，才可能卻除現實社會中失敗的可能。一切深刻而久遠的事業，確是只有在不斷的成敗中才可能完成的。關於這部份，詳細請看本書第三篇第一章。以及第三篇第四章中關於民初政黨的發展部份，此地不予贅述。

註17：引自全書，頁七二三。

註18：引自全書，頁二0一。

五、上海著述到逝世〈54~60歲〉

這是先生屢遭挫折後的檢討和改進的重要時期。著述上先有「民權初步」，「孫文學說」，「實業計畫」，「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後有「三民主義」演講，「建國大綱」。這是先生對於革命的認識，日益成熟的時期。一面強化內部組織，清除內部問題，繼續建設以前所必須的非常的破壞，同時已有了建設上完整的構想。不幸，正在這勢必大有作為的局面下，先生積勞而崩逝。

甲、南北再和議及先生之矚望：由於民國七年底歐戰的結束，在帝國主義製造的和平氣氛和壓力下，南北政府都作出了愛好和平的議和姿勢︵其時先生已退出南方軍政府︶。先生除了遵從民意派出和談代表外，主要是著述孫文學說，默默從事開化人心的心理建設，同時，囑咐各地同志，應該「固守待變」；前者，充分顯示先生對於革命歷史和我國傳統文化的全盤思考，發現了我國知識份子對於理想與現實的關係，缺乏正確的把握，所以提出「行以求知」、「因知進行」和「能知必能行」的知行觀念。後者，則表示了先生對於武人、官僚、政客的缺乏誠意深為瞭解〈註19〉；以及在當時實力的重要。所以可說，至此，先生愛國的心志，實已由接受歷史的教訓，而有了更進一步的把握。

註19：本段可參考先生全書中改造中國之第一步只有革命的演講，見於頁七一五。其中所及「八年來的中華民國，政治不良到這個地位，實因單破壞地面，沒有掘起地底陳土的緣故。地底的陳土是甚麼？ ‥‥」正可表現了先生本期的思考。

乙、五四運動：學者們毀譽參半的五四運動，是本時期的主要事件，它主要的意義，除了「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標示了它的政治意義外，應是那跟隨在五四連動之後更見擴大的新文化運動，所表現的文化意義。前者曾被反對者指成「庶人議政」，後者則說是「動搖國本」。然而，做為國民革命的指導者，先生卻深深地被五四運動所引發的群眾自覺所感動。〈註20〉並且接受了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的群眾意義，所以。此時先生所創辦著名的建設雜誌和星期評論，都以「白話文」刊行外，並且表示了「有一分之力，當盡一分之力」的態度，鼓勵五四運動的發展。就這樣，革命力量既有了更群眾性的發展，而這種群眾性的發展，當然就給先生預見了革命力量更廣的基礎，也帶來了即將掀起的時代高潮：

丙、由俄國革命到孫越宣言：前述國際史實部份，我們已提過俄國革命成功，在外交上所表現的新面貌，對於所有被壓迫的民族而言都有相當的吸引力。對於處在次殖民地地位的我國而言，當然也形成了相當的吸引。然而，最主要的即是由於山東問題在我國發生，巴黎和會根本只是帝國主義利權攘奪的談判；五四運動所掀起的民族意識除去拒絕了承認的簽字以外，外交上並沒有收穫。就在此時〈七月廿五日〉，蘇俄竟發表了聲稱自動放棄過去沙俄在中國鐵路。礦產、森林等利權的第一次加拉罕宣言。北洋政府雖以為「現要協商各國取一致步調，未便單獨有所表示，對此項通牒暫不答覆」，但是民間團體卻極為興奮；當然，這對於所有愛國者來說也都是願意把握的。更何況俄國革命，後來更成功地打破了各帝國主義的干涉。這些對於長久苦於國家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愛國者而言，當然就更有了深一層意義。這就是先生對俄態度，由抗俄轉向聯俄的原因。但是，更應特別指出的是先生在孫越宣言裡關於「收回利權」以及「不能引用共產組織於中國」的主張〈註21〉。顯然，「聯俄」和「防共」正表示了先生當時一個民族主義者的審慎態度，是如何以整個民族利益為觀點仔細地思考了當時人們所疏忽的各方面。

丁、關餘與商團事件：這是與前述聯俄發展方向頗有關係的。關餘問題是帝國主義列強控制我國海關，先生據理力爭，列強竟出動二十艘軍艦示威而造成的。商團事件，是在勢力最大的英國帝國主義教唆廣州商團反抗廣州革命政府，殘殺廣州革命民眾而造成的；兩者都相當地反應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跋扈；所幸，前者，由於先生經由外交方式的適切堅持，獲得相當程度的進展〈註22〉；後者，則由於先生早有先見，創立了革命武力黃埔軍校，以軍校學生為主幹，配以地方的工團和農團武力，乃能迅速的枚平了商團的叛變〈註23〉；也由此奠定了國民革命軍以後的堅實基礎。

註21：引自全書，頁七五五，為中俄關係與越飛聯合宣言。

註22：同註20，參看其「關於外交的態度方面」，對於關餘事件的敘述。

註23：請參看全書，頁八四三，北伐致蔣中正指示關於分配槍械與練兵等事各函。十月十一日函。

戊、北上及逝世：民國十三年，革命勢力在南方日益滋長，但在北方勢力較弱，十三年十一月底曹、吳瓦解，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等皆表示歡迎先生北上商討國事，以求中國的和平統一。先生雖知段祺瑞等缺乏誠意，但是為了促進北方革命勢力的開展，一面宣言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一面指示「本黨勢力尚未充足之貫徹黨綱尚須有待‥‥」。果然，先生未到北平，段祺瑞已受各國壓力，即承認各國條約，並且後來又拒絕由公民團體參加舉行國民會議。先生原已抱病，至此，病情更重，但仍抱病於十二月卅一日到北平，繼續為他國民會議的主張奮鬥。努力二十多天，一月二十六日病況惡化，始知為肝癌，群醫束手，當日開刀，二月初改用鐳錠治療，二月十八日改由中醫診治，至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於北平，享年六十歲。當然，對我們而言，先生努力國事，盡瘁於斯的精神是值得感動的；在北洋軍閥治下，先生抵平時歡迎的和發喪時致祭者的民眾竟各有數十萬人，也是值得一提的。但是，最值得我們後代愛國者思考和感動的，卻仍是做為一代革命領導者和偉大愛國者的先生，他在病榻上，臨終時那著名的句子──「和平」、「奮鬥」、「救中國」〈註24〉呵！

六、餘語

先生的軀體，就在那樣為國事奔走，為主義憂憤的情形下，毀壞了；然而，先生的精神卻存在每一個愛國者的心裡〈註25〉。我們相信，那是不死的，並且那將是永遠的力量，一個永遠讓真正愛國者奮起的力量，〈先生的生平，值得我們深究的不少，由於本章篇幅有限，不能盡舉，難免不夠詳盡，除了以後本書所將提及的，如果讀者有意，請另覓專書探究。〉一、病危時:「呼吸益形艱難，精神疲倦，不能連續說四、五字以上之語，微聞不連不斷之聲，反覆呼出『和平』、『奮鬥』、『救中國』數語‥‥。旋醫生以病人太辛苦，請靜默安眠，遂靜臥。至晚六時半，復蘇醒一次‥‥醫生告侍疾者，謂脈己散，行將去世‥‥時國父又做欲語狀‥‥汪按先生之手，脈已如遊絲，更無復言語‥‥。次晨三時許，國父再蘇醒一次，不能言語……延至九時三十分，創造中華民國之一代偉人，遂與世長辭‥‥。」二、出喪情形：「十二日上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京委員會開會，決議葬儀用國民禮制，以示平等；……十九日移柩至中央公園社禝壇，‥‥沿途民眾及青年護靈致哀者，約計十二萬人，均步行送先生之靈襯，至中央公園‥‥二十四日在中央公園發喪致祭，先後前往祭奠者達數十萬人……」。見於頁五七七、五七八。另據胡去非編纂，總理事略，頁三一八。「自三月二十四日起開弔，至月底止。前往致祭者，計簽名來賓七十四萬六千八百二十三人‥‥，四月二日，由中央公園出殯，權厝碧雲寺，市民三十萬，步送至西直門，由西直門步送西山者，猶有二萬以上……

註25茲引林百克著，「孫逸仙傳記」的話以為啟迪‥‥「他的主義的表現產生烈士精神。這是在狂濤駭浪中的燈塔，把怒潮打擊回去而指示前面安全的路。中山漸漸老了，但是他的主義還在青年。中山也逃不了人類都要到的死亡的路上，但是這個用他的天才所創造的主義，只要歷史一天繼續記載人類更進的努力，也就一天隨之而不朽‥‥」。〈本章主要是在認識先生生平的概要，以明白呈現先生人格及事業發展為主要目的，盼能有助於愛國者對於先生思想較深入的體認……〉

註24：關於病危及出喪情形，茲引傅啟學著，「國父孫中山先生傳」中的兩段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