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末民初的國情概觀

        相信，我們都喜歡聽取旅行家馬可勃羅的驚歎與學者萊布尼茲、華爾夫、伏爾泰〈註4〉等人對於中華文化的崇敬。我們已慣於對自己的國家用「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文化發達」一類的詞句來認識；可是，真正的愛國者呵，如果我們只是滿足於往昔歷史的榮耀，只是沉醉在形容詞所代表的自負裡，我們將如何能給自己所鍾愛的善良同胞們，真正有效的幫助？又怎能洗刷百多年來令我們悲憤的屈辱？

以下，就暫擱開歷史的榮光，讓我們探索清末民初的各種問題。

註4：來布尼茲為德國大學者，發明微積分，在十七世紀後半的德國學術界有極高的地位。伏爾泰是法國大革命以前啟蒙運動的導引者。都曾對於我國文物表現極高的敬意。請參看「儒學在世界」論文集頁二四六~二五○。東方人文學會版。及「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二冊，「中西文化交流」，頁一四七~一五六。

滿清愛新覺羅王朝的時代，固然是個人民缺乏權利的時代；辛亥革命以後的軍閥，官僚和政客交相勾結，依附帝國主義列強的時代，又何嘗有多少的變化？顯然，當時政治的問題，可以說是個人民不能管理政府的專制時代。以下就僅以專制及其流毒和官吏任用及貪瀆方面來敘述：

甲、專制及其流毒：清代的專制制度，是由歷史傳襲中而來的。做為一種制度，就絕不同於一般偶然的「政治現象」。它一定要有能與它配合，能夠滋長它的環境；它也一定保護這種環境，肯定這種環境。兩者配合乃能長久的存在。也正因此，在時代的變遷時，才會發生「流毒」的問題：

〈1〉專制的形態：

        先生所謂「歷代因之，視國家為一人之產業，制度立法，多在防範人民。以保全此私產。而民生庶務，與一姓存亡無關者，政府置而不問，人民亦無從監督政府之措施者……」〈註2〉的敘述，正是先生所面對的環境。顯然地，正由於專制全身不僅是個制度，並且它還是一種習慣性的動作，在能夠滋長它的環境，即使革命也不是立刻就能除去的。所以由滿清末年到民國初年，如先生所說：「就是民國十三年來也沒有實行過民權」的感歎，正表現了這個問題的深遠根源，以及它的重要性。

〈2〉專制的流毒：先生所謂「不幸中國政體，專制已久‥‥所誦習者，不外四書五經‥‥則任意刪節，或曲為解說，以養成其盲從之性。學者如此，平民可知‥：」〈註6〉正是前述古來用以

註2：引自「國父全書」。頁三六六，支那保全分割合論。本書中為求簡便，凡引本書，以下簡稱「全書」。四十九年三月臺三版。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合作出版。

配合專制政體的文化和思想政策，用以製造適於「一姓存亡」所需要的環境。〈應指將傳統文化中專制的部份保留，而把富於「民權」的部份刪去的情形。〉由於它是有鼓勵專制的作用或者放棄民權的作用，它和專制實有一體的關係。所以，即使革命成功，政體改為共和的形式，但是在習慣性及文化和思想的背景下，專制就以這樣「流毒」的形態繼續著它的作用。於是，它就當然不斷地影響了後來先生民權主義在人們心目中原來完好的形象。

乙、官吏的任用及其貪瀆：

嚴格地說，這可說是專制制度一種自然的推演所有的官吏不可能完全由自己的親近來擔任在親信擔任的官職以外，如何遴用的問題。當普遍注重私人利益，缺乏政治理想時，任用和貪瀆的問題就相同地表現在清末和民初兩個不同的政體中了。

〈1〉官吏的任用：在官吏的任用上，革命前後，雖然政體變革，但是對政治而言，並沒有明白的效果。

在滿清時代：先生早年有「朝廷要務，決於滿臣，紊政弄權，惟以貴選，是謂任用私人……能員循吏，轉在下僚，是謂屈俊傑。失勢則媚，得勢則驕，面從心違，交鄰慣技是謂尚詐術……」〈註4〉正表示了沒有客觀任用標準，只是「祇便私圖，罔顧公益」的維護私利而已。

在革命後：雖然政體改變，改用選舉。但是一面是當時「所謂選舉，適為劣紳土豪之求官捷徑，無怪選舉舞弊，所在皆是。」〈註5〉一面是「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形態，專制舊習，何由

註4：全書，頁三七四，倫敦被難記之被難原因部分。

註5：全書，頁三五八，致香港總督歷數滿清政府罪狀並擬訂平治章程請轉商各國贊成書。

打破。」以及舊官吏「在革命之前，為滿清出力‥‥在革命軍興之時，又出而口頭贊成革命」的情形。所以官吏的任用上或有改變，但是政治素質上仍是先生所痛惡的低落和腐敗。

〈2〉官吏的貪瀆：清代官吏的貪瀆，由著名的「和坤跌倒，嘉慶吃飽」以及官場流行的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註9〉的說法中，已經顯示得出相當的問題。然而，事實的情形如何，我們可以由清末到民初少有變化的貪瀆途徑和貪污的程度上認識當時政治在這方面的敗壞。

貪瀆的途徑上：清代官場中有捐官一項，而官俸又低。捐官是清代經濟力量衰落後，定下的陋規，有錢捐出，就有希望做官;而官俸又不高。先生所謂「李鴻章之弟，在粵桂兩省之內，創行一種新例：凡官場之在任或新補缺者，均須納官費若千於督署‥‥官吏既多此額外之費，勢不得不取償於百姓‥‥」以及「納賄當道，出而任事。彼既不能以官俸自養，而每年之貢獻於上官者又至多，安得不貪乎？‥‥況有政府以為其貪瀆之後盾‥‥」〈註7〉正顯示了清末更治根本敗壞的情形。

  貪瀆的程度上：即如前述，官俸很薄，官吏又重禮儀和排場，所以貪瀆竟成為很普遍的現象！結果用先生的話說，不但「上下相蒙結，有利則各飽私囊」，並且「宦囊即飽，不數年又可斥其一分之資，以謀高位‥‥此種民賊，即後日最高級上官。而一切社會政治，刑律事件均彼等所

註5：全書，頁一0四五，「中國革命史」之辛亥之役部份。

  註6：請參看蕭一山著，「中國近代史概要」，頁一0-。三民書局，五十六年四版。

註7：全書，頁三七四，倫敦被難記之被難原因部分。

取決。」所以形成了「貪婪勒索之風，已成習慣，賣官鬻爵，賄賂公行，間有一二被政府懲治或斥革之後，而其弊害乃尤甚‥…」〈註8〉的官場黑暗，除了「皆足以增興中會勢力」，而且也動搖了政治的根本。

簡言之，在專制和其流毒上，在任用和貪瀆上，根本地，仍是由於政治實務上的專制，所以革命並沒有發生預期的效果。同時，儘管少數的學者和社會中消極的人士，曾以它是落後的亞洲國家所固有的觀點，來看專制和貪污一類的問題。〈例如：有學者將貪污看做是使行政機能有效運行的一種潤滑劑……〉但是，我們應該注意，正由於這種專制的流毒，以及各種惡劣風氣的「合理化」，才造成了先生的擔心，也造成了終其一生，未能真正完成革命，留下對於「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的憾恨。這實在是每一位理性愛國者所應該深刻認識的。

二、社會方面

在這方面，滿清入主中國，也並沒有什麼特殊改變。相同的，民國成立以後，也是承襲了我國那歷代以「士大夫」為骨架的社會制度。茲分為士大夫制度和鄉治基礎兩方面來認識：

甲、士大夫制度：士大夫制度，在我國是有極為悠久歷史的。它其中主要的部份，應該就是「科舉制度」。在社會的功能上，它對於專制制度，是一個相當完美的用人標準，形成專制社會中上下層社會溝通的主要孔道。以下，除就科舉制度本身加以認識，並及於清代高壓和懷柔的政策，以體會先生所面臨的一切。

註6：同前引。

科舉制度：嚴格地說，科舉制度在清末已經廢止，它對於我們所應該注重的影響，也具有前述「流毒」的意義。清代以來──儘管，朱熹早有「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科舉三十年」的批評。顧炎武有「八股之害，等於焚書，其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坑」的攻擊。清代的科舉，卻是以朱註四書及八股文所壟斷的科舉來選拔人才的  。用它來為愛新覺羅王朝的君主專制製造最適宜的環境;一面以盲目保守舊傳統的社會風氣，使社會安於故常，一面將社會中原應發展成為社會革新動力的所有才智之士，轉變成不重理性，不重實務，以「功名」來光宗耀祖的「士大夫」。

高壓與懷柔：科舉制度雖然能養成盲從的個性，並且由其中我們可以尋出「官僚」的來源。但是清代有敗壞科舉制度的，除了八股取士和後來的捐官根本降低了官吏的素質外，清代初年的高壓和懷柔政策是加強盲從以致奴化的原因。高壓以文字獄為典型，使得知識份子人人自危；懷柔則對盲從奴化的知識份子加以優遇。造成知識份子不但為官口稱「奴才」，並且心理上也整個奴化了。

乙、鄉治基礎：

我國的舊社會結構中，與士大夫應該相提並論的是鄉治的基礎。它是社會自然地緣、血緣的關係上形成的階層結構。與前述官方拔擢，儲備「官僚」的士大夫制度，兩者在社會結構的作用上，有著上下交互支持的作用。以下將之區分為家族制度和鄉治制度兩方面。

家族制度：家族制度是一個極具文化意義的結構，其中不但族長個人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並且以禮教把家族的長幼、尊卑定得完全不可逾越;每一個家族形成一個社會，大多數個人不僅生活泯滅在家族裡，並且很少有個人意志的表現。正由於這樣的情形，一方面家族內的關係顯得特別親密，另方面，兩姓械鬥的事，也就時有所聞。

鄉治制度：它是與家族制度有密切關係的制度。由於權威性及親密性，與先生所謂「民權」和「自治」性質似乎雷同的鄉治才可能充分在舊社會中發揮出來──不但鄉治制度能得到家族的財產做為它的經濟基礎，並且還能推動各種賑濟鄉里的公益事業，以及鄉村自治自衛的組織。著名的「湘軍」，就是在鄉村自衛下形成的組織。它對於太平軍的攻擊，正能顯現官方正式體系潰爛後，鄉治力量的一個明白的發揮。

簡言之，社會方面，值得重視的，除了應認清兩種社會結構的存在以外，科舉制度的錮蔽人才，「求仕」的觀念，以及鄉治中族長權威及人際關係下建立的自衛團體，都是值得思考的──前者，先生曾以「不要做大官」表示了他的批判，後者，則先生所反對和攻擊的軍閥，正是以那樣盲從的子弟兵形態而發展出來的──至於先生所曾寄望鄉治能成為以後民權主義地方自治的基礎，以及考試和選舉合用以拔擢人才表現了先生對於科舉的抉擇，則是在承襲上值得我們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