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國際史實概觀〈二〉   

〈2〉財富的取得：顯然，軍國主義的因素，總是軍事冒險的濫用和財富的取得相結合而產生的；在甲午戰後，馬關條約的賠款和割地，正是一個軍事冒險，太順利和輕易取得財富的過程。馬關條約所得來等於日本國家歲入四年〈註13〉的財富當然就給予主戰的軍部裡，那些軍國主義者，以及具有所謂「武士」特權傳統的日本軍人更高的地位和更狂妄的信心。於是，以後日本軍國主義就此種下了配合其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根苗；也埋下了後來昭和時代的「軍人干政」和「無條件投降」的種子！

註12：引自包滄瀾著，日本近百年更，上冊，頁三一七。自己發行，四七年九月初版。原見於渡邊幾沼郎著「日本戰時外交史話」，頁六五~六七。

註13：馬關條約之賠款，兩萬萬兩，約合三億六千萬日元，比較明治廿七、八年，日本全國歲入僅九千八百萬日元。甲午戰後，日本能迅速的發展工商業，確立金本位的貨幣制度，奠定日本末來發展的基礎；實在它是極重要的因素。也是日本帝國主義成長的開始。請參考前揭包著下冊，頁一一。

丙、全省同胞抗日的民族意識：甲午之戰的歷史，對於今天我國的知識份子，最有意義的應該是全臺同胞在割臺後所表現的民族意識。著名的「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正是當年臺胞的沉痛。而由各地的義師的?起和不斷延續到民國四年以後的抗日事件和政治活動，尤其值得我們的體認：

〈1〉緜延認同的民族意識：這是指割臺的悲痛決定傳來以後，臺省同胞已落在國家所不能支援的情形裡，但是臺省同胞的反應，與前述國人鴉片戰爭時平英團、英法聯軍的佛山民團，中法戰爭時能鼓舞每位愛國者的香港工人罷修法船事件的反應一樣的表現出了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民族認同感。當時的「傳出割臺消息！臺北全市，鳴鑼罷市，」和臺灣民主國繳文的「嗚呼，慘矣‥．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臺民唯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尤其深切地表現了這種綿延認同的根柢。

〈2〉五十年不斷的抗日事件：顯然，如果民族認同只見於檄文的曇花一現，那麼這樣的認同就不具有什麼意義。相反的，我們的臺省同胞，不論閩、客兩系在日本五十年統治中的各種持續的反抗，就代表了連續在民族意識中的炎黃子孫，永遠表現著我中華民族不可輕侮和不可征服的意義。看哪，日軍來臺時，除了少數的臺奸之外，蠭起自鹿港、苗栗、新竹、雲林、臺南‥‥全省各地的義師，在日軍七萬五千人動員下，支持四個多月的事蹟‥‥到民國四年以後起伏不斷的抗日事件；以及，在日軍瘋狂鎮壓下，終於轉化為高舉三民主義大蠢的臺灣民眾黨的成立。其間所持續的奮鬥，在在所顯示的，不正是一種說明我中華民族永遠不可輕侮和不可征服的表現〈註9〉？

  三、日俄戰爭

       大家都知道，日俄戰爭是甲午戰後，由於「三國干涉」，強迫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我國的直接結果。也是帝國主義列強，為了原料和市場的追求而引發的劇烈衝突。它和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的主要差別，除了戰爭直接對象不是我國外，八國聯軍和英法聯軍似乎都如前述，不過只是單純列強把握新機會而又一次的軍事行動；日俄戰爭在此，則是開啟一個我國所尚未遭遇的新局面，這種衝突，不但當時給國人很大的影響，並且在其後的數十年裡，它也曾以各種形式的表現來阻礙我國邁向我們愛國者所希冀那團結和強大的坦途。在此分述為兩部份：

  註14：當然，當時唐景崧的令人失望，以及辜顯榮的讓人憤怒，是不能忽視的歷史事實。但是，畢竟他們只是極少數終將被唾罵和淘汰的歷史角色吧！

      甲、是世界帝國主義的爭奪面貌：在此，我們首先要指出，由甲午之戰到日俄戰爭的歷史考察，所能見到的帝國主義的面貌，茲就英、日、俄、三國來看：

〈1〉英國的面貌：甲午前後，一面默許日本挑起甲午戰爭〈註15〉，一面則在主張「為中國和平著想」的門戶開放政策外，表示它婉勸日本接受三國干涉的「對華善意」〈註16〉；並且更直接在華「設廣學會，鼓吹士大夫變法」，而以「一個友善的、強大的、獨立的中國會是英國所最歡迎的……；」來「鼓勵」它所欺壓的中國。不僅於此，它還主動地促成了美國對於「門戶開放政策」的提出……。

    〈2〉日本的面貌：先有與我國締結「平等」條約的倡議，繼之有代我國管理「化外」的「善意」；後有甲午之戰在旅順的屠殺，「得免殺戳之華人全市僅三十六人」，和八國聯軍時「日軍軍紀最佳」的紀錄。而轉看日俄戰爭中表示「愛好和平」的宣戰詔書所謂:「事已至此，帝國欲依和平交涉而求之將來保障，今日惟有求之於旗鼓之間而已」。而竟得清廷所謂──牡丹社事件和甲午之戰都忘了──「友邦仗義出而代爭；異日強敵即膺，大難即除，安可不圖桑愉之補，以答我良友之盛意‥‥」〈註17〉的讚許：

註15：參考前揭包著上冊，頁三一九。

註16：參考王曾才著英國對華外交及門戶開放政策。頁五~十。五六年四月初版。

註17：轉引自李守孔著中國近代史，頁六八九。

〈3〉俄國的面貌：英法聯軍時俄人自稱:「本國深知大義，非同貪利之國可比，但願貴國勿懷疑心，致誤大事」〈註9〉。隨後則強定「璦琿條約」、「北京條約」。甲午戰後，則有三國干涉還我遼東的「義舉」，所謂「遼東半島為日本所有，不特有常危中國首都之虞，同時對朝鮮之獨立亦有名無實，實於遠東和平有礙」的「和平」言論。日俄戰爭中也有「曾盡全力鞏固東洋之靜謐‥即命其以干戈應日本之挑戰」，以及俄國「不能並未與中國協商，即將權利讓與日本」的愛好和平及尊重我國主權的表示。

以上，雖未能一一詳舉，但是，各國善意的面貌即是所有真正愛國者，理性思考時，不可遺忘的教訓。

   乙、日俄戰爭對於維新和革命的意義：在認清了前述的列強面貌之後，我們也應該認清日俄戰爭對於我國革新力量的影響。茲將這影響區分為革新力量的蓬勃和可悲的謬誤兩方面：

〈1〉革新力量的蓬勃：儘管，真正的革命力量，要等到戊戌變法失敗後才能充分發揮。但是日俄戰爭，對於整個歷史的發展，卻是一個無意形成的準備；日本在戰爭中勝利的形態，不但促使少數傳統知識份子更深切地感到維新的重要性。並且，日本以東方君主立憲的撮爾小國，竟能對歐陸的俄國發生威脅，更是造成了愛國者廣泛要求效法日本，立憲變法以救中國的主張。而在時潮衝激下，對於君主立憲的信心和希望，即無形中動搖了愛新覺羅王朝屹立所依恃的愚昧和頑固；也造成了留學的熱潮，成為未來更深反省和行動的準備。

註6：轉引自前揭李著，頁三0四。

〈2〉革新力量在認識上的謬誤：由整個革新力量的蓬勃，我們應該相當肯定日俄戰爭的影響。但是，進一步的思考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致於整個日本興衰和復起的過程，我們應該敬意卻遺憾地指出，當時革新力量，在日俄戰爭前後，對整個日本興起的問題，缺乏充分地認識。在廣大地效法日本的變法方向上就留下了深遠的後遺問題。茲舉出日本明治維新成功而我國未備的因素如下〈註19〉：

政治領導上：明治維新是幕府在攘夷論下，自動向領導中心集結的過程。天皇所遭遇的是幕府腐敗，內部分裂。遇到外力壓迫，「尊王攘夷」論因而就促進了政治權力的當然集中。而我國光緒帝，一直在慈禧的保守力量控制下，不能充分發揮它在維新運動中政治領導的地位。

文化促進上：明治維新確實曾受到宋明理學的助力，尤其加上明末遺臣朱舜水的儒學的影響，使得不但在「尊王攘夷」上促進了政治的發展，朱舜水的義烈和多能也促進了日本整個文化的發展。相對的，我國在文化方面，雖有宋明理學的流佈，但是既缺舜水的遺風，又少日本帶有野性的國民情操。於是政治力量即如前述被扼殺，文化力量又難以發展了。

列強的提攜上：這是日本強盛的一個主要原因。原來，當年列強在東方的爭奪，是以控制我國廣大市場和資源為目標時，日本是被列強提攜用來制衡對手的配角。甲午之戰就是在英國默許下挑起。事實上日俄戰爭的慘烈勝利，是英美扶殖它對抗俄國勢力的結果〈註6〉。二次大戰無條件投降後迅速的復興，又何嘗不是英美扶殖的結果？

簡言之，革新力量對於日本的認同，在某些意義上，根本就是必須重新商榷的。尤其以列強提攜言，做為廣大原料和市場的中國，永遠都是帝國主義眼中的肥肉或黃禍的禍根。提攜日本，除了或由於政治和文化上日本較具活力外，列強永不願見到自立的中國，應該也是主要的原因。

註19：除了以上的因素外，至少尚有兩種因素，一為文化上，日本原就以吸收他國文化為能事，由華學蘭學而近代西方文化，較少有心理障礙：我國則素以「禮儀之邦」、「文物上國」的保守態度自詡。轉變時阻力應該一定較大。此外，應予指出的，是兩國土地廣狹懸殊。日本地狹，西方武力和政經壓力，可以迅速傳遍國中。而我國內地距西方勢力入侵由各口岸太遠，消息的傳播和證實，自屬較難。

註20：列強扶殖日本的情形，除了以後另予提到的之外，以日俄戰爭為例：英國曾以其廣大殖民地，向日本提供了俄國艦隊由北歐繞道好望角、遠洋停泊和活動的情報，並且有意拒絕給與俄國補給的機會。以及日俄戰後，國力耗盡時，先有美國出來講和，後有英國以數億貸給日本經營我東北之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