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父思想中

自由之理論體系試探

尚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

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

──講演本三民主義     自序

壹、自由的概念

一、  自由概念的共相及其分殊

「自由」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個人類文明史上，幾乎所有思想家都重視的問題──據外國學者的統計，它至少有兩百種以上的定義──當筆者決定撰寫本文之後，所首先面臨到的也正是這一個問題；面對前人林林總總的看法，我們都不能滿意。回看    國父對於「自由」只不過一個簡單的定義，那麼究竟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一個重大的問題呢？

也就是，儘管當年孫先生曾對於「自由」一辭提示：「簡單言之，就是每個小單位在一個大團體中，能夠活動，來往自如，便是自由」，但是，對於這一個在人類歷史中不斷發生作用的重要概念，他這極為簡單的定義，是否已足夠我們充分掌握這個重要問題？我們是否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

在此，我要建議大家採取以「務實」的態度來考察這個問題，也就是使用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中所強調的「宇宙間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實，然後才發生言論，並不事先有言論，然後才發生事實」與民生主義第一講中所強調的「一定要靠事實，要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清楚，才可以做得到」共同態度，於是，透過人類近代爭取自由的「自然法時代」 、「功利主義時代 」、「理想主義時代」三個階段〈註1〉，我們所體會「自由」這一名詞實際內涵的真實變化──原來，「自由」確是在不同的時代中有著不同的特殊內涵──換言之，何以孫先生對於這一個重要的概念只是「簡單言之」，而不做明確的界說，我們乃可以想像他並不是順口或順手為之，並且，這也導致了我們對於孫先生不對「自由」做任何明確定義的態度，可以有理由把它所揭櫫的「自由」，視為一個永久等待著群體和個體來充實的概念。

也因此，筆者以為，我們擱開國父所曾使用的簡單定義〈註2〉，就像 國父親筆修改民生主義時的精神相似，即是一種以簡馭繁，避免玄之又玄的方法〈註3〉，同時，也只有體會前述「自由」的這種概念性，「自由」，才能呈現出它隨著時代變遷而轉化的特性，以及它在個體間個別差異下的不同表現。

前面，是我們經過事實和理論的契合，而在「共相」方面對於「自由」的把握，也是我們處理「自由」這個概念的第一步工作。

下面，我們也應該將這概念裡的「殊相」加以必要的剖析。這種殊相的形成都是由特定角度觀察、判斷而得的：一般就形式和實質相距離的角度上看，則有所謂「形式的自由」和「實質的自由」 ，前者指「不能實現的自由」，後者指「實現自由本身的自由」。依內容的性質看則可分為：「人身自由」 、「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等，依自由的場合而分，則又可分為三：其一、專注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其二：是指人類內心意志所遭遇到的狀態。其三、是指一種道德修養上的境界。〈註4〉前三種分法、以第二種為最常見，第一種太簡單，第三種則是最完備的了。但是，這幾種分殊的方式都未能把握到自由概念的糾紛所在；只有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的分殊形式裡才把握到了這個核心。 國父將「個人自由」和「團體自由」並舉說，「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是誤於錯解平等自由。因為大家都是為個人爭自由平等，不為團體去爭自由平等，只有個人的行動沒有團體的行動，所以團體便為自由平等思想所打破，不久就無形消滅」。〈註5〉由此，我們不但發現其他的分殊，幾乎都能被這種分殊所取代，並且，他在每一分殊所依恃的都是有著其各自一定的客觀條件的──以強調「團體自由」言，只在「大家都是為個人爭自由平等，不為團體去爭自由平等」的狀況下，才有這樣區分的必要。

  二、自由概念之綜合與發展

上節提到 國父在「自由」的概念上分殊出「個人」和「團體」兩種自由，一般學者論述到自由問題時，幾乎也大都提到了這樣的區分，但是他們常有著把「個人自由」和「團體自由」強分為二，而使兩者之間形成根本的對立，忽略了上節所提及的「客觀條件」，結果，就形成了主張個人發展者始終都排斥著團體的自由，主張發展團體力量的，永遠有意的摧毀個人的自由。這真是一種不幸的狀況──尤其當某些人竟然把 國父的團體自由和個人自由也任意的對立起來時。我們應該指出， 國父那些主張所敘述的，都是為了不讓革命力量被自由平等思想所打破而說的──並不是要把個人的自由完全隸屬在團體自由之下；所以， 國父說:「天賦自由，縈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掃前途之障礙，懷此微忱，久而莫達。」〈註6〉「在一個民族之中‥‥給人民全體以完全之自由~」〈註7〉「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註8〉由此，我們不但可以肯定了國父在這個分殊上所取的相對態度，並且也可以感到，他「為 了」革命力量的成長而做出的分殊，可稱之為由「有用」的角度而來的分殊──這一角度也是先生所重視的另一態度，在民族主義第三講所強調：「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它是好不好，只看它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就是──這樣的分殊在和前節的比較和綜合上，可以說是根本是合一的，是有殊而無分的概念。如此，我們才不僅還原了這個概念中虛架的部份，也緊握了它深契人世的實際部份。

 但是，前述所及，在博大精深的國父思想中，卻仍不是最重要的部份， 國父的自由概念所發展的頂峰，筆者以為，應是對於「個人自由」和「團體自由」間對立關係的徹底克服；這是筆者閱讀國父關於權能區分的學說而得的看法。筆者以為：國父在權能區分上說：「是要把權與能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註9〉這權和能，正可以視為「個人自由」和「團體自由」的另一種表現，因而，所有國父關於五權憲法中權能關係的敘述，都可能成為我們這裡的註腳。 國父所說：「政治裡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有這兩個力量，好比物理學中有唯心力和向心力一樣，總要兩力平衡，物體才能保持其堅固安定之平衡狀態。」〈註10〉「兄弟現在所講的自由同專制這兩個力量，是主張要雙方保持平衡！如果物體是單有離心力，或者單有向心力，都是不能保持鞏固安定常態的」〈註11〉「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要打破這兩種人事階級，未嘗沒有方法‥‥」〈註12〉、「四種直接民權，便是這架大機器的四種直接掣扣」〈註13〉「人民管理政府的動靜，要有四個權，就是要有四個節制，要分成四方面來管理政府，政府有了這樣大的能力，有了這樣多的做工門徑，才可以發出無限的威力，才是萬能政府。」〈註14〉在以上冗長的引述裡，表面上，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一個政治學上的發明，但是我們也可以這樣深究：「權」即是個人為維護他們自由意志的一種表現，「能」則是團體為發展公眾意志而有的力量； 國父對於「權」和「能」由區分而到分工合作，相互平衡進而達到萬能政府的說法，在筆者看來，等是整個地呈現了「個人自由」和「團體自由」相互平衡發展的最佳模式。在此一徹底的克服過程中，一面是行政權和司法權對個人的束縛、一面是考試和監察對於團體的束縛，而我們所熟知民權主義中「聰明才智越高應該服千萬人之務」的「服務」觀念在「自由」的概念中發揮著比傳統文化中「隨心所欲而不踰矩」更為崇高的觀念；這真是一個不凡的發展，筆者以為，在這樣的發展下，我們才能了解國父所標示的「自由」；在此，我們才能綜合而得到國父思想中所到達的高廣境界。

貳、自由的實際

    在第一部份，筆者已經直捷地就自由的概念做了一個抽象的探討，接著，以下要探討的部分是用來填充這些抽象概念的具體問題，即：自由的表現和自由的功用。

一、自由的表現──志願與天性

任何的抽象概念，通常都是必須有它的實際依歸的，自由所表現的實際，一般說來則是以一種意志的形式呈現在日常生活之中，並且是人類生活裡不應缺少的要素，所以 國父所說：「學問志願，兩種並行，有學問而無志願，不徒無益，而反有害‥‥」，〈註15〉正是強調這種意志的表示。所謂「志願」，是人類心中所響往，經過了理性思維的客觀處理而形成的想法。它是不同於幻想的，它需要有一個依據著本身實際環境而樹立起的標的，並且，為了促成標的實現，人類會自動地增進本身的條件，改變實際的環境。人的自由，就正是表現在這種樹立自已的志願和實現自己志願之上。國父所說：「彼時學生諸君，當初來東時之志願，未嘗不是想求大學問，……因國家危險景象，日益迫切，不忍死心塌地，消磨銳氣於學問下，只得將求學之心，暫時拋開……。」〈註16〉就正表示了國父所說的「志願」是異於他人偏靜態想法，國父所主張的，是植根在實際環境中，可以隨著理性的體認和判斷而變更的「志願」。

前面，我們提到「自由」是一個永久待著群體和個體來充實的概念，筆者以為「志願」即正是使之充實的主要條件；由此，我們乃能進一步的了解，國父對於「自由」，雖然和近代自由主義者相同的強調：「大多數人享大幸福」，但是，國父的「自由」概念所涵蓋的卻更廣，更深的理由。這種不斷充實和發展的特質──不僅已然包含了所有自由意志的最高表現，並且也等於表明了志願本身的變動，就是在充實「自由」中的人生意義。而也就在無形中攫住了西方著名意志哲學家叔本華所敘述的：「當某種外在原內或是內在傾向，突然從永不止息的意志洪流中，把我們撈上來，同時，從意志的奴役解救理智時，我們的注意力．便不再指向意志的動機，而把握事物，亦不再為事物與意志的關係所束縛，如此，我們便能撇開個人的利害觀點，脫離主觀‥‥」，〈註17〉也解決了前述論及自由概念時三種場合的根本歧異。

此外，我們要討論的是天性。一般人把自由看成是人類天性無拘無束發展的狀況。把天性看成自由的第一要素。所以，作為十九世紀偉大思想家的穆勒，〈註18〉在他論自由的書中還為它特設了一章，但是，細察起來，穆勒的敘述是不夠的──他直接討論著個性發揮與自由的關係和界域，而沒有能仔細地觀察個性。反之，我們來看國父的剖析吧！「所以，人的本源便是動物，所賦的天性，便有多少的動物性質。換一句話說，就是人本來是獸，所以帶有多少獸性，人性很少。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類有高尚人格，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註19〉，同時，國父由這樣的看法而進一步推論：「依進化的道理推測起來，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形，當從人性更進化而入於神聖，……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註20〉，明顯的，國父將「天性」代替了「個性」的說法，天性的進化觀代替了頑強抵抗群體的個性理論，國父的「天性」觀實在是比穆勒的個性理論更能符合於實際的人性。這應也正是國父所以能不囿在一般自由主義者所及的範圍──始終只討論「自由的限制」── 國父乃能不斷地提出「犧牲以求幸福」的積極看法。所以，穆勒雖因他自由主義者的良心作用而最後也只能傾向於社曾主義，但是，國父卻能進一步地說出，「就是因為世界不好，我們的的環境不好；我們要改造這些不好的環境……人們才可以得安樂，我們的子子孫孫才可以長享幸福，」〈註21  〉「你們就是被敵人打死了，也可以．陪喪黃花崗，留名千古，如果不然，你們將來死了之後，不但是不能陪葬黃花崗，萬古流名，就是現在活在世上，也沒有人知道。」〈註22〉，由此，我們就更能體會到國父在此提出神性所具備的意義，這「神性」，應該不僅是有著耶教的「愛世人」的意涵，也是佛陀的「普渡眾生」，更是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的盜火給人──把文明給予人類的意義；並且，它是世俗的，是精神和物質兼顧的，而不是天國的，或正因此， 國父才會有「元勳公民」的主張，而以追求人群的共同幸福做為目的。也唯有如此的「神性」，〈註23〉國父的偉大理想乃能在現世中逐漸進展和實現。

二，自由的功用

前面，我們已就「自由的表現」，討論了 國父思想中一。自由的實際問題」。接著，我們要討論的乃是它的另一方面──功用──包括了進步和責任。

國父說：「二十世紀之國，當含有創制的精神，不當自謂能效法於十八世紀成法而引為自足。〈註24〉「政治運動是政治運動，經濟運動是經濟運動‥‥都隨著人文進化的大潮流，自自然然的進步，……」〈註25〉正顯示了進步在國父眼中的地位。甚至。我們可以說國父對於進步的看法是和西方進步主義者相似的。但是國父對於進步的觀念和進步主義者的成長觀念卻不相同，他的進步是有目標的，是以實現三民主義，建立莊嚴華麗的新中國做標的。而在進步和自由的關係上，國父的看法則是類似西方的自由主義者所說的：「有時稱為自由精神，有時稱為改進精神‥‥然而進步的原則，不管它所表現的是愛好自由或愛好改進，都與習慣的權勢不相容，至少都必須要從那一束縛中解放出來。」〈註26〉「改進的唯一可靠和永久的來源是自由，因為有了自由，有多少個人就可能有多少獨立的改進中心。」〈註27〉，國父則說：「湯武革命──也都是求人民的幸福，所以人民便能夠自由去發展思想，便有思想去求文明的進步。到了後來，政府一天專制一天，不是『焚書坑儒』，便是『興文字獄』，想種種方法去束縛人民的思想，人民那裡能夠去求文化的進步呢?」〈註28〉，比較之下， 國父是傾向於政治形態的看 法，穆勒是由個人和社會的關係來看，但他們對於「進步」的要求則一，體驗則一；所以 國父曾說：「中國數千年前本一強大之國，惟守舊不變，故不及歐美各國之盛強。」〈註29〉由這種種，我們可以見到國父思想的「自由」之中，也必然深蘊著進步的概念，而這進步的形成就正是自由的重要功用。

接著，我們要討論的是責任；國父對於「責任」也是十分注重的，並且，責任還是今天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徵之一，它和自由之間的關係，通常只在哲學家們的討論中才被重視，哲學家的推論發現，如果人類不能自由，則所謂的「道德責任」如何才能成立？人如果是處在環境決定論下，人豈是應該擔負責任的；而人類之間沒有相互遵守的責任是哲學家的良心所不敢想像的。因而，哲學家在這個關係上所倡導的律已主義自由論，正可以完全標明了責任在自由概念中的重要性。

但是，西方的重要思想家們〈如穆勒〉只在個性自由發展的失敗結果上才談到「責任」；他們的說法都不能和國父在言論中所把握的「責任」：試看所指出「從前專制政體，權在獨夫；今日共和政體，權在國民，我中華民國謀完全建設的方法，全賴我四萬萬同胞組成一個完全國家，故我等民權愈大，責任亦隨之而愈重。」〈註30〉國父並且直接地指出了自由和責任相遇合的狀態：「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不過為國民公僕，受人供應又安能自由──蓋人民終歲勤動，以謀其生，而官吏則為人民所養，不必謀生。是人民實共出其所有之一部，供養少數人，代彼辦事。於是在辦事期內，此少數人者，當停止其自由‥‥倘此少數人而欲自由，非退為人民不可。自由之範團本寬而在勤務期間則甚狹。」國父所說的「責任」，在前面的引述裡，完全沒有停在穆勒那種消極的責任觀上，而是在互助的共生的觀點上提出的積極看法。由此，雖然，國父確強調過黨員、軍人、官吏、學生的自由問題，而在對於國父整個自由理論的了解上，我們應該確立責任在自由中的地位；把責任的觀念和各自的職分連繫，推廣到所有的人的職份上，而職份上的責任，才是使自由發生變動的真正條件。此外， 國父並沒有仔細地提出過自由與責任，但是，筆者以為我們可以由 國父提出的「民主集權制」來說明──在這國父民國十三年為「從新擔負革命的責任」而確立的制度上，蔣總裁曾說:「總理確立民主集權制度，以為黨的組織原則。在一個議案或問題來經決議以前，都可自由討論。在表決的時候每一分子都有表決權，都可舉手或投票表決。到了決議成立以後，那少數只有服從多數了。」〈註32〉就在這制度上，顯示了 國父思想中個人自由和個人責任的安頓，以及團體自由和團體責任的肯定。 

結論         

關於國父思想中，筆者所感到的自由之理論體系，已略如上述，本文所討論的，限於時間與篇幅之限制，仍有一些問題，未能提出做充份的討論，例如濫用自由，逃避自由的情形，以及國父如何以民權觀念加以解決，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如今僅就前面所敘述到的「自由」之各方面而言，筆者以為：或許有的學者不會同意這樣的看法；但是，自己仍願在此強調自由應該視作一個不斷被人類充實和發展的概念，而「自由」所由表現的志願與天性，以及和自由連帶而來的進步與責任，都是我們考慮自由時所應同時考慮到的。

筆者以為，唯有在這樣一個相互關連的體系中，我們才能充分地體會一個思想家在「自由」上的觀照；而國父在自由的概念上，筆者所感到，最重要的──推動了國父自由觀進入「博大精深」的領域中的觀點──就是在本文中所提到的，對於概念在「務實」和「有用」的表現。而這樣地把握國父思想中的每一部份，筆者以為是最重要的；也唯有如此，今天的學者才有能力真正負起國父所說：「學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負擔有一種責任，現在學者底責任，是在要中國進步」。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未來建立起一個我們理想中那莊嚴華麗的新中國。

附註

註1〉河合榮治郎著，高叔康譯，自由主義的歷史與理論，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年印行。

註2〉民權主義第二講。

註3〉慶祝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時印行之國父書傳。

註4〉同註一。

註5〉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十三年。

註6〉臨時大總統布告各友邦書，民元年。

註7〉引自崔書琴著，三民主義新論，頁144。

註8〉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民十三年。

註9〉見於民權主義，第五講。

註10〉五權憲法；民十年。

註11〉同前註。

註12〉同前註。

註13〉同前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