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同化、感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四節 本期教育政策之各方面 之四

三、 日本自由主義樣板的完成

1929年，日本著名的殖民政策學學者矢內原忠雄的名作「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正式刊行；他是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教授，以自由主義以及無教會主義的基督徒而聞名；自從上期的同化會運動後，我島上的知識份子感受到自身進入日本社會，比滯留台灣更能自由不受約束，內地日人比在台日人對我島人明顯更為友善，甚至警察亦然，因而有能力的知識份子，頗有赴日結交日本官府或學界人士的情況。

本期中，其名著出版，但是在我島上，總督府將之查禁；自然更使其成為我島上知識份子間爭相閱讀的名作。 我們在前面第一章就曾經在論述伊能嘉矩，與在第二章論述就學率時，對他提出過一些批判；現在還要提供一些觀點，給我們讀者參考。

該書真不虧為殖民者的典範著作；他除了偶有不能不呼應於國體的，例如，其自說自話，自我美化的所謂 「日本統治台灣三十餘年，其治績被讚美為：殖民地經營成功的稀有模範。……自日本統治以後悉予面目改觀：現在衛生改良、惡疫減少，鴉片不久既可完成漸禁的效果…。先住民亦以和平化而所謂『番害』幾已絕跡；全島的交通交易，業已安全；經濟產業興隆，教育制度完備。」 ，就是。

其著作簡直可說已經跳脫了前章我們曾經揭露的、來自康德體恤「口頭謊言」那僅隱匿部分真相的觀點。

在該書中，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運作的所有批判性論述都很接近真實；唯一的謊言是，將我先民來台的移民者背景，扭曲說成與日人一樣也是「殖民者」──那簡直是「過去的殖民者『活該』竟然也被殖民了」，這是多麼精彩的學術變造水準 。

加上該書除了序言寫得很煽情，有所謂──「本書的內容……為作者之一種科學上的勞作。不過，如欲披瀝作者對於殖民問題的心情，則作者衷心仰望實現『被虐待者的解放，沒落者的上升，而自主獨立者的和平的結合』」──表現得很同情我先民的處境。

該著作的安排，真是很高明的、一種「君子可以欺之以方」的方式；在這樣的情況下，所有的論述真的都是「誠實」的嗎？對於我們受教育期間，不被鼓勵發問與討論的先民們，真怕是很難分辨的──雖然大教授在該書中也曾明白地寫出「總督府的標語是『一視同仁』、共存共榮；但這是否只是口頭禪？……」 ，像這樣的質問，但是其中能有多少的「真誠」，不是其「口頭禪』？

總之，他的大作完成，應該是殖民當局的一項成就；他的批判，由於我們先民的艱困處境中，難免有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的自然傾向，同時，作者又是東京帝國大學的著名學者，在「君子可以欺之以方」的意義下；他那相當肯定殖民統治的批判性論述，對於我們島嶼的知識界，在當時應該是有相當影響的，甚至也直影響到今天。

他不是我們島嶼上任何學校的教師，但是，他是學術的指導者，所以在此處論述教育政策的各方面，特予論述。 我可敬的讀者啊，您已讀過該書了嗎，有人幫您導讀嗎，建議您務必找來拜讀與思考；要鍛鍊自己，要突破殖民者所佈下的全部迷障，才有我們真正的主體性。

四、 「感化」政策的進行

何謂「感化」，如何明石總督能輕鬆自如的提示，以及該提示與往後的史實發展，究竟有何關係？我們在前期已稍作探究，看不出什麼眉目。會不會其關係出在日本文化，那我們不夠熟悉的國體論中？ 神代史是其國體論的重要根源，我們卻可在此神代史故事中隱隱發現；「神裔」的大和民族不僅在神代史中「感化」其自身，也常在其中尋繹它們自身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出路 。

在那須佐之男的故事中，強調男性的胡鬧，但是卻是可能有感知斬殺八頭巨蛇的智慧的能力的；在那日本武尊的偉業中，竟然不僅能夠假扮女性吸引敵人，殺敵致勝，並且還能夠很快地與敵人建立友情，到可以一起戲水入浴的程度；然後輕易地摘取敵手的性命。利用真摯的友情啊，可以到這樣的程度 。

當時，基本的感化型態應該是來自公學校學生的時代，透過日籍教師平常的考察而決定的，比起前述的建立友情，應該更為和緩而有效，難度上細緻很多的──本期中有人如此回憶──

「讀了七年公學校，在昭和10年〈1935年〉3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得到郡守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五、六年級時的日本老師……看我成績不錯，可能有意栽培我，有時用她的薪水買紙筆送我；有時放學後還要我到她家去念書。由於去老師家的時間多半是傍晚放學後，有時師母便毫不吝嗇地將老師家配給到的米飯捏成一小團，沾點鹽巴讓我吃，以免餓肚子上課。那時大家的家境都不好，小孩考不上學校就算了，不可能出錢請老師補習，所以老師自動自發關心，照顧我，讓我很感動。」

我們是否可以稍微想像，所謂「感化」的「同化教育」，以其成人精於圍棋，那圈打敵子的陷阱能力，將怎樣取得他們針對我台極少數「成績不錯」的純良學子「圈、養、套、殺」的「感化」成績──也就是兩位典範當年可能如何才能斬殺八頭怪蛇與殺死那三個強敵的──兩個典範的殺敵手法，可能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殖民統治者。

下面，我們將看到教育當局如何深入地設計，是否足以宰制沒有社會經驗的孩子的心理──如果不是當年大多數台灣家庭對於過去鄉里親族那血瀋未乾的悲情難以忘懷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