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二節、「再奠基」， 當時我台灣社會生活的實際

其四、再奠基期間，我台人的經濟與社會處境

三、嘉南大圳完工之「真實成果」

本期後段，恰在著名的嘉南大圳完工之後，這件重大的公共工程，是日據下耗時最久，耗費最高的工程；我們前面提及它在新完工，通水不過半年之際，就被一個中型地震震損壞了360尺，而不幸中的大幸是當時12月是枯水期，災害不大；而無獨有偶地，同年，稍早台中州大甲郡大甲溪的高美地方，5月才新完工的護岸也竟然在11月的一場暴雨中，被沖去1,200尺；聽說是由於過低標之故[1]；大圳方面，好像沒有聽到這類的說法，但是聽說與當局者「錯誤的管理制度」有關[2]，然而，對於我們先民的社會，它帶來了怎樣的成果？

「嘉南大圳……工程經過十年的歲月，工費一切開去5,600萬圓，自稱灌溉區域15萬甲，每年給水不及其三分之一，況且給水定在南部雨期的六月至九月之間，故可謂農家年年白納水租，而三年還輪不得有用之水；在現今世界上總很難見得這樣有出無入的灌溉事業了。試看其計畫案中有空想大圳若完成的時候，每甲稻作可以增收71圓、蔗作可增收155圓，雜作可增收76圓，如此机上架空的按算，到了竣工的今日，雖輪到給水之年，也沒有可增收的；至於沒有給水之年，只要白納水租而已，哪裡有可增收的道理？真是世上最大的無用長物呀！甚至按算大圳完成後，在該區域內地價每甲可增加640餘圓，但由今日的成績看來，現在地價也是比大正六年也有減無加，可見那種杜撰的按算，若不是騙術，就是夢想了。」[3]

前述是我們民間輿論在大圳完工後的控訴；印證於該工程全部完工前，矢內原教授所已預見的「嘉南大圳所促進的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一面形成資本家大地主的土地集中與獨佔，同時促使農民喪失土地而『無產者化』……使區域內的製糖會社加強其獨佔的地位，成為大地主及資本家的大農場經營者。」[4]之「無產者化」的宰制型態。真是總督府自明石總督以來，可稱簡直是在宰制我農民上似乎「不朽」的成就。

四、本期我島先民真實處境   

以上，是我島嘉南地區農民在本期的處境，由於當年是當局重大的施政，我們特別加以關切而批判；然而，當年我倒先民整體的處境如何呢？以下分別農、工與公職者等各方面來認知當年的實況──

一〉關於農民的處境

可以包含並印證上述資料的是官方發布，三年後的1933年農家負債戶數和平均每戶負債額：

自耕農負債戶數比率   81.59%   平均每戶負債額606元

自耕兼佃耕農 負債戶數比率89.86%平均每戶負債額599元

佃農負債戶數比率89.61% 平均每戶負債額299元[5]

關於該負債額的輕重，可看嘉南大圳完工五年後的1935年，我們台籍工人的工資與生活實況：〈通常不可能晴雨每天有工作機會〉

該年白米一升〈1500公克〉0.12~0.15元，豬肉每斤0.25圓。

木匠瓦匠 日人一天4元，我台人一天2元。

甘蔗成人男工，一天0.45元，成人女工，一天0.35元，男孩一天0.3元。[6]

就所知，當年物價少波動；對比於債務與工資，可說佃農沒有可作為擔保物的資產，所以債務少；自耕兼佃農者由於有資產可擔保，乃擁有相當高的債務，其平均債務為三人〈父、母、子〉每日工資1.3圓的460倍；然而，那個時代不僅不是一個有很多工作機會的時代並且其農業體制還是個會社透過借款與原料採收區域強制制度，還有前述的大圳當局透過水資源的支配而受到高度宰制的農業。

這應該正是當年那位矢內原教授所指稱我島農民生活簡直確實已來到前述其所謂「無產者化」的境地了吧。

二〉關於工人的處境

據稱，此期日人在台的工人，為數近兩萬人，名為「勞動者」，其實至少都是「工頭」之類；他們都居於本島人職工指導者或監督我台人職工的地位，本身並不動手工作；因而，真正收入的懸殊很難比較，更何況日人不需要加入那苛虐的日式保甲制度，自然沒有來自保甲制度那被稱為「稅外稅」的費用與種種工役負擔。

當時的情況是，任何我台灣人家庭，無論任何理由，若不能參加該工役，每天罰金一元──然而，木匠、瓦匠不是每天有工作可做，一般非技術工人，如地方苦力，每天只有八角的工資，農業男雇工只有四角五到七角的工資；而這類的保甲工役負擔主要是由日警決定的，名為「保甲臨時費」，由於日人不參加保甲制度，所以，那是日人絕對沒有的負擔，且是不進入總督府之年度歲入經費之中的沉重負擔。

在1931年3月21日的「台灣新民報」上就曾有下列的報導：

「苗栗公司寮間道路已著手開築了。結局仍是保甲工最好利用，雖有反對的人們，終是當不起警察方面的威壓……不肯贊成的都被濫用違警例種種名目拘留去了。負擔該路範圍的共有十三保，每戶平均需出役十二工，以保為單位分畫工事……各保經費……調查其徵收狀況，概分為三、四等級，一等每戶須負擔十五圓左右，二等半額，三等又是二等之半額。最貧窮的每戶也要負責一元以上，比之戶稅還要厲害。」[7]。

三〉關於企業與公職人員

此外，政府機關或學校，與私人企業，我台人也絕大多數居與低下的職位，沒有升遷的機會，只是被日人驅使而已，如果不是自身很有家產，其生活處境實在不會比工農階級好多少。

1937年，我台灣名作家龍瑛宗將我台人知識分子的此種悲慘的處境寫出著名的短篇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其中就很深刻地描述了當年我島民在公職中擔任低級職員，在現實中的悲苦命運；該作品雖刊出於1937年，但應該是我島上早有的現象；可以為例。

至於，實際個人的例子，我島留日歸來的朱江淮先生，1930年，以京都帝大電機專業畢業的身分，獲得其日籍教授的推薦，當時台電的社長親口答應聘用，但是進入台電之後，完全沒有運用其專業，僅被安插在營業部門；除了薪資遠不及於同資歷的日籍同仁，完全不能接觸原有的專業，也得不到合理的擢升，要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他才得以升任營業課課長。是一真實的例證。

五〉關於一般生活實況，非理論

我們再回看那些可以印證於我學者所提示過的「據前總督府米穀局編『台灣米穀要覽』估計，在1905~09年間每年平均為糙米1.11日石，其後逐年減少，直到1935~38年間，就變為0.83日石」的，那前及的我台先民的歷年平均死亡年齡資料，接續考察前期末1917年到本期末1936年的數據：

1917年─26.8  25.0  25.1  24.9  23.4  24.1  26.0  24.0  23.7  24.3  23.8  22.5  23.8  22.8  21.5  22.9  23.5  22.4  23.4  23.1  ──1936年

真的如此，我們可悲的先民在高度的壓迫和剝削下，如官方口號中偉大的「嘉南大圳」業績，竟然對於我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的增加毫無幫助，反而逐漸下跌，真是厲害的殖民統治者的財稅政策，我們先人的社會處境，是否真是有夠悲慘的打拼──儘管1939年官方粗率地刊出「高超的」嘉南大圳產值和地價增加的數據資料[9]，難怪那位出身於總督府學務部長的日本學者持地氏早在1912年就已經說出那樣的自白：

「所幸今日藉家父政治的權威，對農民勸獎誘導，使其從事甘蔗耕作，但隨時勢之進步，彼等是否長久甘受地方官吏之驅使與員警之干涉……假使壓迫侵奪土人之利益，其結果只是肥個人之私富的事實為土人所知悉，則它們之正義觀念必受深刻之傷害，若為國家公益，彼等尚可甘受其利益被壓迫侵奪，若其結果儘歸個人之私有，則彼等定不可忍矣。」[10]

那麼，不給我們先民良好的教育，真的就是怕讓我們這些「土人」「知悉」真相，不再甘受地方官吏之驅使與員警干涉啊！

以上就是本期中社會生活與政治、經濟變化與人心的實際概況──在上述的經濟與社會狀況下，據我們廣大困苦先民回憶，官方除了宣傳上好看的就學率外，在1931年就有些公學校不僅在日本節慶時推出零食的誘惑，平常亦然；因而，有學生回憶時坦稱「到學校都有餅乾吃，所以很喜歡去上學」[11]的──那真是一個極為匱乏，以致於可以如此誘使學生出席的時代啊──這樣地呈現了種種的史實，是否可以增加讀者對於我們先民的那個時代的整體認知呢。

六〉某種現代化理論的虛妄

就所知，這種社經情況，直到日據晚期也沒有什麼改善，不過西方倡導現代化理論的學者對於當年這段殖民統治的史實，卻往往似乎很理所當然地說，「農民一旦有了較具規模的灌溉系統，就可以大量增產稻米，而這些稻米終於成為輸往日本本土的主要產品……耕作土地擴大，既增加了食物供應，又全面提高生活水準。……」[12]，完全沒有考慮到當年不僅殖民當局有無比沉重的苛捐雜稅負擔，並且還有無償勞動的日式保甲制度，在酷虐的警察政治操控下，桎梏著我們先民，哪裡有可能「全面提高生活水準」呢。

而西方學者的錯誤，是由於疏失，還是由於同為殖民者相互掩護的考慮，不得不然？

不過，無論如何，前面曾經提及的我島嶼先民自從1908年縱貫鐵路完工，殖民當局宰制局面完成後，我台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就由1908年的27.2歲，開始盤旋下降，往後雖經1930年，嘉南大圳完工，直到產業相當發展的1939年，該年的平均死亡年齡也難以上升，而僅在22.7歲上下徘徊；我們的島嶼社會在這樣的整體趨勢下，怎麼可能如西方學者所想像的「全面提高生活水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