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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一節 殖民政策的歷史背景與其統治作為 其二 殖民當局的統治作為 之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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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一節 殖民政策的歷史背景與其統治作為
其二 殖民當局的統治作為
八、太田總督的統治作為
八、太田總督的統治作為
霧社事件後，石塚下台；新任總督是由關東廳長官轉來的太田政宏；他面對石塚時期的各種問題，尤其是「霧社事件」中所呈現的原住民處境，可說類似當年安東總督遇到噍吧哖事件，自然不能不有所安撫；同時，對於繼續在此大氛圍下，如何才能面對、處理島上漢族社會力量的發展呢。以下是其作為：
一〉理番政策的重新頒訂
石塚離任前，在1930年12月20日，將為了鎮壓霧社事件而由各地召集來的討伐隊解散；30日，就公開發出關於該事件的諭告；下月，1931年1月6日，公表該事件的經過情形；16日，石塚被免職。
1931年2月3日，太田總督抵台；翌日就任，並宣布施政方針；其中特別針對「霧社事件」的處理與善後，要求徹底查明原因，訓示對於過去的理番政策，應重行根本檢討。5月23日，調查完畢，公布事件概要，提出事件背景，確認該事件並無政治意圖，以此結案。
1931年底，推出了最新的理番政策大綱；由其所展示的不過是極為平凡的原則，如，所謂的：
「1.理番以教化番人，謀其生活之安定，使沐一視同仁之聖德為目的。2.理番須以對番人之正確理解與番人的實際生活為基礎，而樹立其方策。3.對於番人須以威信，為之懇切指導。4.蕃人之教化，以矯正其陋習……且授以應付日常生活之簡單知識為目標。5.蕃人經濟生活……對於蕃人之土地問題，尤應慎重考慮，不得有壓迫其生活情事。6.理番關係者，尤其現地警察人員，需選用沉著忠厚之人物，予以優遇，而不隨便調轉其任地，務以人物中心主義，永收理番效果。7.………8.………」
該新頒布的理番政策大綱，仔細看來，與當年安東總督在噍吧哖事件後特別對地方官廳「整肅官箴」的訓示相類似，不過只是極為平凡的交代；等於無形地承認了過去官方統治作為之必然惡質而荒謬。
同時，也可以想見，霧社事件的直後，我原住民的處境，應該類似噍吧哖事件後，我先民之處境可能稍獲舒緩，霧社反抗番雖慘受接近滅族之打擊，但他處各番族則一定可獲得若干喘息的機會──就所知，島上當局其對於原住民的基本認知，並未改變。
二〉啟蒙、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的分化 同年，似乎極為意外的，太田總督對於社運潮流中的右翼地主知識階級陣營表現了攏絡與扶植的作為；對他們發出了日殖時期的第一、也是唯一的一份日報許可證，名為「日刊台灣新民報」 ；頗成功地對於當時相當蓬勃的社運產生了裂解的作用。
原本以頗有成效的反日統一戰線，那在民間頗有威望，與工農聯合的社運發展，因「收租派的社會主義者」 之脫隊，與其重要領導者蔣渭水之病逝，使得該原本邁向全民鬥爭的民間力量，因而不能不瓦解。
這種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統治者很輕易地就可使地主資產階級脫離原來所屬的民族隊伍之現象，本是很自然，不值得特別關注的問題；不過，為了自我表功，也為了斲傷民族運動的氣勢，統治者往往故意強調地主資產階級在此時的變化。
例如，日本學者就喜歡強調此一資產者護產的史實，但是絕不觸及當時大資產者所往往共有的「吾家不可有，我族不可無」 的憤懣心態，與該心態之由來。 著名的日籍青壯學者若林正丈在其重要的「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中，開篇談論「時代背景」，就針對當年參加「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台灣先民，進行了一大堆分析，空談「日本教育」，號為「近代教養」 ，把自然必將發生的某種地主資本家的軟弱性當成一大事，卻故意輕忽，或是有意抹煞了前述我先民當時強烈的「憤懣」，那就是一個重要的誤導。
我們要指出，該「我家不可有」，是由於過去的血跡斑斑，日人絕不肯回顧自身攘逐殺戮以來的種種血腥惡跡；而「吾族不可無」，是西方時潮的民族自覺與自決；同時，也應該指出，這「民族自覺與自決」是大正民本時代的「時潮」，並非「日本教育」！──日本教育是低其程度的，是培養從順臣民的 。這才是當時真實完整的時代背景。
此外，應該指出的，日本學者絕不提及的，是本期造成重大裂解的一重大背景是降筆會戒毒運動的社會影響；我們前面討論噍吧哖事件時，提及過余清芳擔任通譯的工作，親見我先民戒毒之成功與受到打壓的實際情況，應該深受該事件影響；稍前，我們論述反對鴉片新特許時，我們提到了「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與西醫師杜聰明的該一背景。
換言之，我們可以想見，在那個大家為我們島嶼尋找出路的時代中，地主資本家在時代的隊伍中，他們大都懂得前述「我家不可有，吾族不可無」的道理；難怪他們在社會發展的道路上，往往只能走完啟蒙的道路；相對的，地主資產階級必要脫隊，之後，其他理想者仍須探究島嶼的出路何在？
蔣渭水所代表的應該是對於對岸中國有信心的群眾，蔣渭水應該難以忘卻他所曾親見，鄉里竟然由於降筆會戒毒成功而興盛起來的印象，可能還有人因而來向他深致感激，甚至進行還願之類──那來自中國的！這應該就是他堅持呼應對岸民族革命運動的理由。
另一群人們，沒有蔣的中國經驗，教育程度也沒有那麼高，他們也要為台灣尋找出路，在島嶼的教育體制下，日本是被描述得最先進的，他們尋求日本最先進的指導；接受了當時在日本最先進的似乎就是福本主義，指責傳統山川均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夠革命而強調階級鬥爭的。這就是本期中我台民族運動分裂的真實背景。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沒有談這些，是無知？或是知道而絕對不會談這些──因為一旦觸及這方面，由其實日本共產黨並不先進，可追究到更早日本民主主義如何毀在板垣退助的手裡，都是會讓日本國家失「體面」的啊。
三〉差別的「大台北都市計畫」與「青年訓練所」
嘉南大圳是一農業建設，又由於農民可說全是台灣人，所以它簡直也是一專為我台人而投資完工的大工程；大圳一直被強調為日本當局對於我台人之關切與照顧；完工後，值得給予適度肯定；相對於該一對台人的重大投資，接著當局就進行了對於統治階級日人的關切。
那是當局很快地開始了對於大台北市區的都市計畫 的測量調查；1932年初，決定了以台北市北門郵政總局前廣場為中心，半徑六公里範圍內的土地劃為主要區域，預計將有55條路線，新設大小公園17處的都市計畫區域 ──當時台北市人口已達25萬人 ，當局預計在1955年，這個殖民者的心臟將安排60萬人。
那真是相當進步的設計；但該設計不及於我們所熟知的我島人聚集的大稻埕與萬華兩區。 據稱其理由是由於日人認為該兩區的物價較便宜，怕交通方便，將影響城內各地的商業，因而才沒有規劃。故該都市計畫，雖在都市建設上，當然是個有意義的起始，但對我先民並無多少積極意義。
事實上，根據過去的經驗，1928年，當局發表市營電車計畫時，就出現了路線集中在日人住宅地區，及城內至古亭區及圓山一帶；但是在我台人密集地區的大稻埕與萬華卻在計畫外，全無路線 的狀況。 殖民當局公然放任一種由絕大多數的台人出錢建設，供少數日人利用的設計，像極了島上我台各地居民因日式保甲被迫負責各地道路的工役慣例，當然引起大多數市民之反感。
同時，隨著東京軍國主義風潮之發展；也相對於當年我們島上的實況──雖然早在1925年起，島上中學校以配置教官，但是──
「領台初期以來就一直有……明明就沒什麼事做，還要雇請女傭，真是太浪費，太不像話。……當時的日本人的家庭，有家庭主婦卻還雇用傭人者，不到百分之一。不過，台灣的人工很便宜，主婦能夠無所事事，可以說是殖民地的特殊現象。……低層次的人居然過得比本土優渥……英國同樣也有在殖民地長大比本國長大要『廉價三分』的說法……」
1931年底，太田總督就在軍國主義風潮漸起中，為前述全島養尊處優、高人一等的日籍青年確立了青年訓練所方針；計畫在全島設立14個青年訓練所，隔年正式開辦；普通學科教師由小學校教師負責；專業學科由職業學校教師負責；教練由在職軍人擔任。
四〉1931年，嘉農「甲子園事件」與其他
該球隊在1928年成軍，在石塚時代鍛鍊了這個球隊，但嘉農該一名聲是石塚下台後才獲得的；就像嘉南大圳工程一樣，不是一位總督完成的；1931年，嘉農獲得「甲子園大賽亞軍」時是1931年8月；是太田總督任內；所以，將它列於此。
棒球本是流行於美國的一種團體活動，於1872年由美籍教師帶進日本；後由於棒球比賽中可以有與日本武士道相通的價值，而受到社會的重視；官方也注意到了棒球在美國居然可以成為穩定黑白衝突的社會工具──善於模仿，更以為吸收外國優點是自身特長的日本，當然注意到了，希望也能利用它來彌補社會階層間彼此格格不入的疏離。
因此在1920年代初，島上社會運動隨著世局的發展而蓬勃時， 1922年，日本全國中等學校「甲子園大會」就開始邀請台灣中學校參加；而自1923年起，我島上開始舉辦「全台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的大賽事。後來能夠獲得「甲子園大會」亞軍的嘉農棒球隊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於1927年因陋就簡地成立的 。
當時官方的政策作為，是特許教練近藤兵太郎到全台各地去發掘可用的選手 ，顯然未經過正式入學考試；因而，在參加中學校大會的嘉農隊主力中，竟有多名已超過20歲的選手，既使得其主力球員平均達到22歲 ，也使得成立於1919年、為當年南台的學子嚮往深造的學府，不僅能在1931年全台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中脫穎而出，取得台灣代表權，並且在參加全日本的甲子園大會中，取得了亞軍的耀眼地位。
本事件在當時之特殊地位，是剛好不久前在發生過驚動東京當局的「霧社事件」中，模範番社竟然大屠殺日人；在該打擊下，石塚總督不能不下台。然後，1931年，該校雜牌混合、沒有專用球場的超齡棒球隊竟然在日人教練的指揮下，不僅打入了日本全國高中生棒球決賽，並且還獲得了亞軍的戰績；這雜牌軍是由原住民、漢族和日籍學生組成的，被稱為「三民族共和」，當時被視為是可以對抗「霧社慘劇」的輝煌事件──簡直可以做為總督府統治似乎成功的鐵證！
本研究認為這真是個精彩的計畫案，它一面有助於宣洩我台先民被欺壓的長久怨氣，一面可作為漂亮地展示了總督府實施「共學制」，似乎達到了可稱為「三族共和」 的、那同化政策的理想政績；另一方面，超齡的該隊在大賽中只拿到亞軍，確實也讓殖民者能保持相當的體面；真可惜的是，如果1930年沒有「霧社事件」的「意外」發生，簡直就是完美的設計了。
不過，我們也應該嚴肅指出，其實這次「甲子園」的勝利，純屬「意外」，相對的，原住民由於不被視為「人」，因而引起「霧社事件」，則並不意外；這「意外」來自那位日本教練竟把多位成人混入該中學校的球隊裡──在他的日本敵隊中應沒有那樣的混齡吧。
至於，該隊經此一戰成名後，日籍學生紛紛慕名而來，雖其人數在校中僅占兩成左右，但球隊中不僅逐漸日籍生占多數，並且歧視我台籍隊員的情況日益明顯 ──這是由當時社會風氣裡自然滲入，毫不讓人「意外」的狀況。
誠如本研究一開始所指出的「大錯」，殺戮者本身不可能真正忘懷潛意識中的罪孽，不可能放心平等地對待我被強烈蔑視的同胞，因而，在1931年的甲子園大賽後，我們嘉農棒球隊雖然仍屬島內勁旅，但後來就不曾再如那次般地放出那美名為「三族共和」的異彩了！
這是日本據台五十年來，在文官總督治下，一段相當深刻、不應該過分簡化地批判或謳歌的一段統治史實；儘管其時代正當世界經濟大恐慌之際，工業國日本本身工商凋敝，民生困苦，我殖民地父老更生活於飢餓線下 ；但是，在那個一般家庭都沒有能力唸完小學校的時代裡，如他們所回憶，在簡直全班都是公學校第一名畢業生的中學校裡，他們的那段青春回憶上的顏色，應該確實總是明豔的──只是那絕不是那個時代的真實面相啊。
最後，可能也應記上一筆，在1936年官方出版的「台灣治績誌」中，對於這次事蹟，完全沒有紀錄；是為了嘉農隊均齡超過我島上的日籍對手太多，勝得不光彩，或是日人本身並不認可該同化政策，因而隱匿呢，就不知道了。
本文於 修改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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