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一節 殖民政策的歷史背景與其統治作為

其二 殖民當局的統治作為

七、石塚總督的統治作為

四〉反抗日本虐政的「霧社事件」 ────

此事件發生在1930年；正是前述那位被譽為「當代理番調查第一人」的森丙牛，莫名其妙地死亡於海上的四年後；森氏公開主張應該「把番人當人看」，反對「破壞大自然」，與原民衝突中，願意去與我原民溝通，卻受台中警察阻止；他認為清代的理番政策比日殖下的合理。

他的死於海上，被以自殺結案；個人由他平常表現的意志力與精力充沛，懷疑他是被利益團體謀殺的。他死去了，沒有人像他那樣關切我們原民的處境了。我想這就是霧社事件的前因之一吧。

日本據台初期，雖殺戮攘逐我漢族，但對於原住民採取懷柔政策；為示懷柔與威嚇，曾對原住民頭目舉辦多次觀光活動，除了細心的招待外，總會參觀日本的武力展示，希望獲得各番社的畏服；「霧社事件」的領導者莫那魯道就是曾經受邀至日本訪問，知曉日本武力強大的賽德克族大頭目；而更引人矚目的是該霧社番，當時被台灣總督府評為全台「模範番社」 ；然而，由於日人不只根本蔑視該族群各方面的民生需求，其役使簡直如對奴隸，甚至有贈以銅鍋意圖滅其族群的情形。

到1929年9月，總督府通令給各理番單位，今後有關蕃人在官有地上無限制採取，須加以嚴格取締的命令，其認定取締的寬嚴應該就受到了影響，不過，原住民祖傳下來的蕃人在蕃地生活的意義，即將消失無蹤了。

是如此地，遂埋下了莫那魯道領導各社做出絕望的、屠殺式大規模反抗的伏線。

其中更引人注目與發人深省的，是該次屠殺中的死者134人，全是日人，另外，只有一個穿著和服的與一個誤中流彈的漢族；據稱，當時抗暴者的共同口號，竟然是「日本人通通殺，本島人不要殺，埔裡的內地人也通通殺」；其結果是「這次的兇行居然連對婦女幼兒以及從事教職的人也下手，……」 ，且所有日人的房舍都被燒毀，而可能延燒漢族房舍的日人房舍，則獲得保全；這樣的堅決態度，其中顯示了怎樣的意義？

另一讓人沉痛的，是屠殺的對象中竟然「有三十二名未滿五歲的嬰幼兒，未滿十歲的有十八名，十五歲以下的有十二名；一共有六十二名兒童是在極端恐怖的深淵斷送了性命」 ；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竟然對於未成年的孩子們，忍心下如此的毒手？

對於此事件，我們台人無論左右派的政治運動者都不約而同、不同程度地同情了最後被屠殺的原住民；然而，該事件的發生，究竟起於何處，只是意外事件引起，還是怎樣形成預謀 ？可能最值得探究的是何以在當時原住民普遍受到苛虐對待的情況下，獨獨賽德克族的霧社蕃人無法忍受，且選擇了這樣的反抗方式？

有一種說法，是由於過度苛扣工資的緣故，是真的嗎，所謂的「一位未經許可入山的新聞記者所作的報導得知，……霧社分室主任佐塚愛佑的私人金庫被拿走了二萬餘元。……再怎麼加薪，佐塚都不可能存到二萬元。。……當局雖否定有二萬元這件事，但是街頭巷尾早已傳遍。」 ；但是，那真的在番社很過度嗎？在稍後的當年，我們在報紙新聞上還看到過像「甚麼景況日非 台灣室官吏的樂土 一到任就存款四千元 再幾年豈不成小富翁」 這樣的大標題，這很過度苛扣，就都如此反抗了嗎？

史實真的只是如官方強調的那花岡一郎掙扎地在節目單背面上所寫下的理由 嗎──但是，關於花岡一郎與二郎，餘生的日本巡查的妻子曾經描述二郎指引番民的模樣，很多人都認為那書寫是死無對證的高明偽造 ；不過，這也正顯示了花岡一郎在事件中確實居於重要的地位；他是這個模範番社中受到最高教育，師範學校畢業的青年領袖，在全台原住民中都屬於拔尖的人物 ，應該一定是大頭目莫那魯道的重要顧問與參謀；同時他年輕應該比年老的莫那，更重視族人的未來；他如何能接受屠殺式的反抗，他不曾考慮日警的報復將如何嗎？

對於一郎的意外，一般研究中常強調的師範學校畢業的他竟然沒有成為小學校教師，只成為日警霧社波隆阿駐在所擔任蕃童教師的「乙種巡查」〈即「巡查補」〉，社會地位那麼懸殊，他應會不平；但是，他年輕，長官用「未來」來安撫她，或是他以「未來」來自我鼓舞，應該並不困難；不過，他不是一般「無文化」「為虎作倀」的「乙種巡查」，他是有教師實力的，他是可以看懂所有檔案資料的，他不難以他師範課程中所學的「法制經濟」 諸知識，由各種文件中，深入認知到原來當局長期以來的真實的理番觀點 。

是否因此，他們族人才知道原來自身居於類於極低劣的「非人」的地位 ？ 只有居於乙種巡查的地位，他一郎才可能觸及這些。這些可能成為他顧問給大頭目幫助大頭目判斷的重要資料，例如，如果他曾經讀到當年持地在其著名的「番政問題意見書」中，自行揭露當局提供教育原來乃是為了「這些番童在一旦有事時，可以當作人質來對付番族」 ，這是否前述那位日本女性學者對於該事件中憤怒殘殺未成年者的理由──在別的番社中則不可能知道該讓人憤怒無望的真相。

總督府內部雖有若干自我批判 ，但當局者對此不肯深自反省，除了石塚本身絕不認錯而堅持其第一封電報中所謂的：

「這次暴動是由於他們的誤會而發生的，目前正在盡量努力鎮壓，因此，相信不久會恢復平穩。」

石塚的副手人見民政長官，則是

「在往東京去的車上，人見向新聞記者大展雄辯，駁斥民間傳聞的警察拿役工工資的回扣等，強調理番政策在推行上毫無貪瀆或不恰當，而且蜂起完全是突發性的。」

其反對者則僅將事件的發生歸罪於石塚上任後，誤以為番界安靖，同化良好，而番界日警調動過多，以致番情不通，有以致之，並不真切深究。

最後，當局不只是給予原住民殘酷的報復 ，並且也導致當局給予我先民各政治團體強烈的打擊；如，原本蓬勃發展的「台灣民眾黨」竟於三個月內，就受到官方禁止活動的處置，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