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一節 殖民政策的歷史背景與其統治作為

其二 殖民當局的統治作為

五、上山總督的統治作為

1926年，上山 接任總督時，他與伊澤同屬於憲政會；一如內田與田之間，同屬於政友會；伊澤能夠高昇，就表示中央在東京認為其所為可圈可點；自然上山總督就任時，不會有太多改變的想法。

然而，伊澤的親台形象與無情地裁員，讓「民敕」與「後藤系」懷恨，上山應該無意繼承，製造自身統治的負擔吧。或許當時他所發表的所謂「白紙主義」的統治方針正是由於這樣的緣故。但是，這些似乎都和農商務或理財無關。

史實中，歐戰後的經濟蕭條與接著的關東大地震的傷害只是用震災票據兌現延期的方式不可能解決實際存在的金融問題；憲政會的伊澤在我島上追索政友會後藤系的金脈，已如前述，此時是否已經發現台灣銀行與鈴木商店違規過分貸款的情況嚴重，因而派出了有專業背景的新任總督。

也因此，1926年7月，由於他不僅過去有過為日本弱勢者出力的紀錄，並且他既不是如內田由官僚出身，也不是如田或伊澤都是由警察出身，使得我台人對之也曾有些寄望 ；只是，誠如研究日本近代史的學者所稱，政黨政治本是一個大染缸：所謂：

「於此值得我人的注意的，就是日本政黨至此已經改變其明治初期的本質型態，完全成為財閥的附庸。如前所述，本來日本政黨的結成原則是由上而下的，是由少數知識分子及政治野心家的結合逐漸推演為代表人民利益的本分，而為虎做倀，做了財閥及軍閥的附庸──代言人。……在這情況下，政友會變成為三井財閥所豢養的政黨，而民政黨亦變成三菱財閥的乾兒子。結果國民大眾所企望的健全政黨政治無法確立，……」

顯示成為權勢者的代言人乃是當年日本政壇的共業；因而，上山總督之任期雖頗不短，但也很難有讓民間滿意的新作為吧。

在他的治理期間，主要的統治作為應該是我們島上社運界主力的文化協會，在它的分化手段下逐漸瓦解，以及他曾經在震驚日本的「台灣銀行事件」中，頗為成功地穩定財金局面，故為我島上金融界所肯定。然而，其人雖有同鄉田中義一主政，仍在日本迷信的天皇制與「昭和維新」的暗潮下，不能不下台。當時他曾有值得考察的五項重要作為，其概要如下：

一〉「大東信託」之成立與「文化協會」的分化

上山出任台灣總督之前一年，當局早已經在局勢的發展中感受到社會治安上的壓力，1925年4月，公布了「治安維持法」；也感到島內「台灣文化協會」對於社會啟蒙的影響力日益增長，5月，島上該協會開始有人提案討論政治結社問題；1926年9月，當局公布實施「有關暴力行為處罰法」。而1922年田總督以向陽會與台灣銀行逼使該協會總理林獻堂脫離運動的作法，雖曾成功，但是並未能將該會拆散，反而在「治警事件」的鍛鍊下，該協會更為強大了。

發展至此時，在動人的內外新情勢下 ，會內不少人感到有「走向實際運動」 的必要，而明顯出現分裂的發展 。就在此時，1926年8月，伊澤總督去職，具備農商省與理財背景的上山總督上任。

在這裁軍與大震災後的蕭條期間，農業的台灣社會裡的地主資產階級由於背景不同，他們在時代中，則深切希望能夠找到改善自身所屬階級艱困處境的方法。

6月，留美學習金融的大地主陳炘已與大地主的民族領袖林獻堂在吳子瑜家中召開過「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發起人會議；8月，林獻堂與林幼椿、蔡惠如等就走訪了新任總督；據稱「詳述台議運動之宗旨與歷屆請願之經過，上山對於先生之人格風度大為欽佩，以後遂締深交。」 。

也在該年底，我島上雖尚未適用信託法，但林獻堂與陳炘等已決定成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表示盼將我台民間眾多資金能做更有效的運用。不知道是否他們在走訪新總督期間，獲得怎樣的訊息，以致於出現這樣的決定？

就在此時，1927年1月3日，半年多前已在內部開始論辯政治結社問題的文化協會，在台中公會堂，舉行臨時總會。這是該協會分裂前的最後一次聚會。計有133人參加，屬於蔡派者為數極少，屬於連派中部青年會員和台北的無產青年則占了最大多數。最後蔡培火與蔣渭水在大會聲明棄權，雖被選上，即刻聲明辭退；林獻堂也表示只接受至4月出洋之日止。

而3月24日，日本各地銀行因大震災後的金融恐慌而發生擠兌風潮；4月4日，總督府發布台灣銀行調查會官制；4月18日，總督府發表有關整頓台灣銀行危機的諭告，應該與此有關，林氏真正出洋的日子是5月15日。

而1927年2月，林獻堂與陳炘集資250萬元而正式成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當時，全台有20多家信託業，當局管理寬鬆；但大東成立後，因台銀事件爆發，管理忽轉趨嚴格；林獻堂集資後的營運壓力大增，但仍在該年5月15日離台 。

前述「台灣文化協會」臨時會左右分裂後，林獻堂以將出遊歐美考察，一般僅稱其「迴避紛爭」；據稱，自此「態度日趨消極矣。」 ；論者皆未及於複雜的台銀事件、大東信託成立，以及前述與上山總督訂深交之事；我們似應該看出林氏與其財經副手陳炘等受到農商務背景的新任總督分化之情況。

關於其使用的分化手法，據稱史料中警方在1927年1月確曾擬訂「文化協會對策」一份，其中曾指出「如採取由外施壓之法，反將從其內部鞏固團結，寧可使其會內釀成內鬨，而使自然歸於潰裂，乃為良策。依此逐步講求策略……」 ，還有「使林獻堂儘速出國」與「援助、善導穩健派」及「使激進份子間更加分裂」「使穩健派轉向於爭取參政權運動」 等等；所及各種作為，簡直一一實現。

直到1928年6月，上山總督離台前，不只該協會被分化，並且由該協會分化轉出的林獻堂與以下的幹部派，先後計畫成立「台灣自治會」、「台政革新會」、「台灣民黨」等，也都在日警之威嚇下 ，未能組成政治結社。

然後，不僅要到1927年7月，才有「台灣民眾黨」的成立；並且在上山總督離台之前，儘管，接近蔣派的謝春木對於這段歷史留下了這樣遺憾的線索──

「此處有一事應該記下：文化協會改組時，執行機關是採取總理獨裁的理事制？還是採取委員會議的委員制，是爭論的中心，而台灣民黨組織之際，卻幾乎沒什麼分歧問題，這是值得奇怪的……」

該協會內部的衝突卻已經能發展到後來台中蔡派堅決主張台灣民眾黨與工友總聯盟脫離 ，而台北蔣派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不能不接受其主張的對立情勢 ，真是當年精通農商務的統治當局在分化該協會上，很成功的政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