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章 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1919~1932〉

第一節  本期殖民政策的歷史背景與其統治作為  之一

「以中華民族做日本國民的台灣人，具有做日華親善橋樑的使命，行使這使命，東洋和平與世界人類的幸福才能完成。但負有極大使命的台灣人，現患病症，而無力可為。這個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

1920年 蔣渭水在台灣文化協會演說

「本總督……爾來遵奉我朝廷『一視同仁』之聖旨，……又深鑑世運之推進與台灣民眾之實情，察知推行教育為急務，曩經試行一部共學制……使教育上完全得到均等之地步，實為本督所欣慰者。」

1922年 田總督諭告第一號

「教育方面……男女中等學生人數，台灣人較日本人為少。共學制……標榜教育機會均等主義，其實是限制台灣人入學。臺北大學及其他高等教育……均為島內及由日本內地招募之日本學生所獨佔，高等專門學校之台灣人學生比較新教育令公佈以前反為減少。」

1929年 台灣民眾黨第三次大會宣言

上期殖民統治菁英在台灣所推動的整個政策，究竟應該算是成功還是失敗？本研究將本期的標題，稱之為「感化與同化的再奠基」，是何道理？

我們雖認為日本統治者由一開始就錯誤了，但是他想要將錯就錯，努力了20多年，原本不是沒有成功的可能，現實的國際社會或者政治社會的現實，並沒有公理正義可言；如果真的功夫下得夠深的話，那所謂「生物學統治」，透過「調查研究」是有很大的潛力，是仍可能相當成功的。

然而，史實卻是，日本人自以為理解中國與中華文化，其實並不真正理解；對於當時中國社會面，它可以用調查與殺戮來掌握，但是，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縱深的潛力，他們太無知、太不客觀，太過自大，而其鄙視已經到了非理性「衊華」的地步；我們由日本在侵華初期，所公開狂言的「三月亡華」或「六月亡華」 ，可以證明他們對於中國人歷史文化的無知。

他們容易自以為理解，自以為成功；1919年1月，所頒布的「台灣教育令」應該就是自以為成功的另一例子──以「朝鮮統治」之「成功」為榜樣，島上的教育將依據、參考「朝鮮教育令」，不再「無方針」了──但是不到兩個月，前期末的「三一萬歲運動」就動搖了那原來他們自以為的「成就」，所以1922年才會迫不及待地另推出一「台灣教育令 」〈即「台灣教育令〈1922〉」〉，這就是我們稱本期為「再奠基」的理由。

至於「感化與同化的」，這要由上期中，我們論述「愚化政策」之處談起；我們在那裡談過德國大哲康德的名言──「一個人說出來的話必須是真的，但他沒有必要把他知道的都說出來。」；顯示了所有詐偽愚弄者的共同秘密，是他們往往隱匿了某些重要的史實。

相對言之，對於日殖時期的歷史，留德的殖民當局是在避免兒玉總督所強調的「無法控制之虞」原則上，他們一面很「睿智地」利用了這個觀點大力把島內社會對於攘逐殺戮的記憶淡化與抹煞；另一面，針對對岸中國人動態受到島內我漢族重視，是一個很難控制的對象；於是對岸每有一進步的作為，只要此岸當局及早稍微調整或放寬宰制，就能降低該「無法控制之虞」。

當局相信，只要隱瞞了這些背後重要的脈絡，對於逐漸習於自卑從順的被統治者，所有的施政都可被吹噓成為驚人的寬大，似乎就都成了殖民者可以感動人心的「偉大教化」──這應該也是前期末明石總督高調「感化」之由來；而我先民若無知於各苛虐史實，自將信以為真有「同化」之可能。

就本研究所探知，這應該是本期殖民當局統治的重要特徵。例如，前期中當局打壓「降筆會戒毒運動」之史實，殖民當局絕不真實記錄，即是當年「重要的脈絡」被隱瞞之一例。

最後，我們要指出上期末，本期初的明石總督在任期間講話一再提及「感化」問題，這位情治界的名人，何以一再強調此觀點，也是我們重視的；他那所謂的──

「夫台灣施政，在乎感化島民，使漸具日本國民之資性，是為本總督統治之目標。」

「關於台民之待遇接觸問題，切須予以感化，俾得施行同樣教育。日本在今日將陷於孤立地位，台灣問題難保不惹起對外問題，以鄙視心情對付，殊非善策，即對生番，亦復如是云云。」

明石總督過去最有名的政績，就是奉派歐洲時竟能以少數經費打入東歐革命黨人之中，取得人心，進而縱橫捭闔其間，並使得沙皇無法專力於日俄戰爭；其對台統治方針之所強調的「感化」，似應該有其類於此、未言明的重要意義──情治人員是如何進入敵國勢力範圍，俘獲人心與製造風潮的。所以，在此當我先民慘受殺戮的「噍吧哖事件」後的本期，我們要提醒讀者此「感化與同化」之說。

下面，如前章探究前期時所及，我們對於本章也採取先考察「本期殖民政策的歷史背景」開始，然後考察「關於「再奠基」下的使命與類使命」「本期殖民當局的重要作為」「當時我台灣社會的實際」「愚化政策的再奠基」「本期教育政策之各方面」。

第一節 本期殖民政策的歷史背景

關於本期，時當日本國內歐戰景氣之後，當時的情勢是：

「不久之後，正如所謂的『大正民主主義』，不論自由主義、保守反動等『什麼都有』的狀態，可說是大正時代的特色。反對縮減軍備，而以國民皆兵為目標，成立了『少年團』與『青年團』，在中學、大學實施軍事訓練，而在鄉軍人團也很活躍。另外還提倡登山、游泳、棒球等運動，獎勵田徑競技活動……這個時代正逢『南支南洋』政策，包括兒童、母親、勞動者的人權關懷、推動政黨組織或選舉權運動，殖民地人民的權利鬥爭等……」

在上述的情勢下，政黨政治取代了藩閥政治，但是政黨只能安排內閣非軍部的職位，一旦軍部掣肘，政黨就必須迅速地變換，也促成了我們島上台灣總督無法久居其位；直到昭和時期，軍方更利用國際社會的矛盾與經濟恐慌的激盪，加上國體論的潛力而重振其勢力；這其中變化不小，但是它們也共同傳承日本歷史文化的各種時代印記──

以下，我們要提示的就是本期中關於「來自『神裔』的神代史」「來自幕末維新時代」「來自明治晚期」、「來自大正時期」，「來自昭和前期」三部分歷史文化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