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灣論」裡，李登輝的嚴重錯誤

──自卑與自大的糾結：

在此，李登輝作出的錯誤論述也不少；例如，前面討論陳紹馨氏將台灣與海南島比較的錯誤觀點，在此又被李氏襲用（頁135），就是一例；因篇幅關係，雖然可作為他自卑與自大糾結的例證頗多，此謹以他愛向日人表彰的水利建設──嘉南大圳及前此提及李氏志得意滿向日本漫畫家表功討好的「狹小日本組合屋」一事為例：

（一）關於嘉南大圳的「成功」設計：

在該書內，相關的讚語至少出現四次，其表達的方式是利用數字與形容詞的無比魅力，如「第一」、「最大」、「六倍」、「非常完美」之類；即所謂「八田與一在台灣最廣闊的嘉南平原上，建造了長達萬里長城六倍以上的灌溉渠道」（頁7）「八田與一技師所設計的嘉南大圳乃是當時全亞洲最大的水壩」（頁132），「八田與一和嘉南大圳──八田的工程設計實在非常完美。它採用所謂『三年輪作給水』的灌溉系統……他規劃建造了16,000公里長的灌溉水路……水利技師中島力男傾斜精心設計的，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總水道長度可以繞地球半週……接著八田開始教導台灣農民三年輪作的觀念與技術……」（頁161）「八田與一的銅像，是居民為了感念八田興建嘉南大圳而建」（頁193）四部份；由於第三部分是李登輝以農業專家姿態表達，因而以此部分為討論對象：他的問題，是一面以農經人員的地位，對水利的歷史問題，過分自大的發表自己淺薄的言論；另一面則對日本的建設實驗，過分誇大其成效，因而自卑感畢露無遺；其一，請看在嘉南大圳完工後的日本官書「台灣治績志」所記，

「該事業樞要部之烏山頭堰堤工事，在日本實為無出其右的大工程，其工程方法之適否，直接影響該事業生命；經為聘用美國斯界權威者，做充分檢討，結果認為工事實行方式及部分設計需要予以修改，乃決定變更部分設計。……其即設排水路，儘量利用；而由於埋沒及地形變更，結果需要根本修改其部分」1

豈是李氏所說的那麼完美？尤其，如果以我台灣位處島嶼地震帶，地震難免使地形變動，破壞水道的傾斜度上，及1919年日人神保博士踏勘書所謂「官田溪之地微有土沙崩潰之虞，是以貯水池恐致逐漸減少其深度……」2看，難怪這建設會「埋沒及地形變更」──這絕對是一個不可能完美的實驗。

我們再印證當年日本學者矢內原氏指出過「嘉南大圳的水利設計，並非米作中心，而為蔗作中心；……雖然，事實上一部或全部勿須給水，而同樣非負擔水費用不可」的錯誤及所謂「這種大工程得以冒險進行，乃與日月潭工程一樣是台灣之所以為台灣」1。正是對這實驗性工程的真實敘述。並且看1930年「台灣新民報」上指摘該工程的三項報導「嘉南大圳區域內，地主七倒八苦」「因受嘉南大圳的強迫，貧困地主賣子納水租」「台灣二大工事，南圳水量不足，月潭電力有餘」，其中內容是

「自稱灌溉區域15萬甲，每年給水不及其三分之一，況且，給水定在南部雨期的六月至九月之間，故可謂農家年年白納水租，而三年還輪不得有用之水……」

「嘉南大圳的小水溝工事，排水自動水門的設置都失於糊塗計劃所致，山水的排水不良，海水反要流入的狀態；故此一般的試作全部都歸於失敗了」2

可以想見當時，設計者是如何向圳內農民宣告的，而結果計劃目標卻根本沒有實現，卻使農民都從此失去自由，被迫接受兩年無水可耕的悲哀。

至於，1931年農民在「台灣新民報」所哀告的

「大圳組合的創立，非我們組合員自發的要求，是藉官權壓迫強要的，而且因為前管理者與政府當局計劃失當，粗陋異常所致。……大圳組合的債務統共有2,000餘萬元，就中國庫的借入金的利息六分五厘或五分五厘，勸銀的借入金的利子八分一厘或六分五厘；這樣的高率利息哪裡能負擔的──」1

原來當年嘉南大圳的農民的不幸，除了由於八田的計劃失敗外，更受到國家的高利貸的壓迫；至於由於設計上的不恤民力，淤積與地形變動的維修成為農民每年在農業帳面外龐大的負擔；事實如此，所以，在當年我們台南縣農民就有所謂「三年輪作看天田」2的名詞，也就難怪我們細看1936年編成的「台灣治績志」，如果該工程設計真如李氏所說「非常完美」，則全書關於該工程何以只見踏勘者原田、神保兩人之名，完全不見八田之名；所以，細細思索八田氏事蹟，原不能在1930年代得到其歷史的地位，何以要直拖到1942年九月，八田氏已在菲律賓海域被美艦襲擊喪命後，才得到台灣當局的表揚（後來更進一步像前述殺戮我先民的乃木總督一樣，成為台灣公學校教科書的「偉大」內容），不能不令研究者深切懷疑他的設計事蹟，完全是皇民化運動中製造出來的欺騙樣板3，而我們的農業專家竟稱之「非常完美」，其置我台灣先民在日據下的真實哀史於何地（須知嘉南平原由「三年輪作的看天田」到今天的「一年三作」的寶地，是國府來台後合理農業政策的結果呀1）？對於我們陳總統的故鄉事竟是如此目中無人地信口開河，真的這就是小林氏來台灣所要尋找的真正的「日本精神」？

（二）關於日本送來賑災的8坪組合屋：

看李先生所謂「這些可是日本來的舶來品，一定要讓它成為模範才行！……沒想到日本組合屋只有8坪大，台灣的組合屋規格至少要12坪。……所以，我特別在裡頭設置了電視機跟冰箱……甚至還在房子裡擺飾畫作……」（頁32）為什麼要這樣做？自身親日的行為有必要如此公開表功討好麼，這顯出他很有向主子討好的自卑感；只是為了鬥氣？是否想過921賑災發生時，正在全球的經濟專家大都對世界經濟景氣採保守的估計的情形下；具有經濟研究背景的最高領導人，不懂得借日本8坪大組合屋的節約，宣導景氣下降的事實，來推動大家進行他所謂的「心靈」與「生活」的改革，卻任自己的意氣行事；這位得意於「那些討厭日本的傢伙，便會全力動員，因為它們不想輸給日本……在12坪的組合屋裡，除了電視跟冰箱之外，甚至還鋪上地毯哩」（頁33）的李先生，以這樣的方式向能夠實事求是的我們台灣人自我揭露，似乎自認為真是明智的作為；豈非極端「自以為是」的自大表現？相對於，後來一向以經濟專家自居，沾沾自得的他，遇景氣一直不好，就只會理直氣壯地說是「全球性的問題，沒辦法」，似乎像他這樣的經濟專家就是不需思考全球性的問題，或者祇是每星期都讀讀報喜不報憂的專業雜誌，只看些對自己口味的分析資料而已？這是缺乏思考能力？還是另一種自大與自卑感糾結的結果？

其實，當時日本人運來8坪的組合屋，可以和我們自己設計的12坪的組合屋分別配給小型家庭和中型家庭呢，是可以不用對立的；甚至，針對他心目中先進的日本當時早已開始在應付經濟蕭條年代的事實，他正可以順利地藉「九二一大地震」建議台灣民眾應該轉換心理，政府也應做全盤考慮。至於，以一位自許精明如他的大人物，竟然完全沒有為未來明顯的經濟衰退考慮，實極不合理；因而，一種流言認為，對他當年誇大而缺乏節制的政府赤字預算支出，說成是有抑制他的繼任者的政績，讓對方永遠不可能走出他偉人般庇蔭的精心設計。想來不是事實，但是，他太自大、自恃聰明的做法，將不易禁止別人做類似的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