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章    冷靜理性

                        批判「台灣論」皇民化系譜

首先，甚麼是「『台灣論』皇民化系譜」，為什麼要製造出這樣一個名詞？讓研究者在此先行闡明。 

其一、所謂「皇民化系譜」，「皇民化」的意義，在前文我們已將它由日據末期的「皇民化運動」與「皇民奉公會」裡專有名詞的地位裡解放出來；它意指日據初期以來，早有毀棄及敗壞台灣人的自尊與勤奮形象的「日本化」統治模式，亙日據51年的歷史，它無時不在進行中；不論「同化政策」或「文官總督」；到後來的「皇民化運動」，祇是為進行此「日本化」的腳步而已，其殘酷愚弄的本質，實在並無不同；但是，此地所謂「皇民化系譜」，則強調我們在全民追求台灣主體性的現在，為求主體精神的充分展開，應該除去當年日據時代日本統治者殘酷愚弄我先民心理所留下的種種影響，然而今天竟有不乏為我台灣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延續著──那是「日本化」、「皇民化」，是當年殘酷統治者長期斲傷與妨害我台灣人自我認同後，遺留在我部分台灣人心理的可悲殘存──希望藉由平實的批判加以糾正，而期望它們能儘速的得到徹底的澄清、整理與解放。

 其二、「『台灣論』皇民化系譜」，以日人著作「台灣論」這個書名，置於「皇民化系譜」一詞之前，其意義著重在突顯該書的出版，才使得這「皇民化系譜」原來隱晦的面貌，從此得到最大的暴露（也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的，不涉及在「台灣論」前出版的那本日本作家的隨筆作品「台灣紀行」）；以及表達研究者對於我台灣人的皇民化同胞1，由哀矜而不能不轉為批判的過程。因此，我們由日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內容，開始我們的批判：

 第一節  對於小林氏「台灣論」的批判

 首先，這真是一本極為可憐的書──看完他以遊記形式呈現的漫畫圖頁，正有百感交集的時候，跳入我眼簾的竟是小林先生自白的「本書想描繪的是……就像金女士的名言『我們台灣人正處於創造神話的時代』」2，這似曾相識的用語，不正是本書起始第二頁裡被強調的用語？其中不斷出現的主角不正是金女士和李先生嗎？我才清楚了原來整本遊記的故事，像極一個可憐缺乏主見的作家，被安排出訪而產生的作品；作為一個研究皇民化問題的研究者，我立刻想起日本法西斯統治末期的當年（1944年），曾有一些知名作家，被文學奉公會指派到台灣各地，要求他們「如實的描寫要塞台灣戰鬥之姿，以玆啟發島民……並作為對產業戰士鼓舞激勵之糧」1，難道今天的日本不只是金融積弊、經濟蕭條，並且社會的其他方面也已到了不能不另求「鼓舞激勵之糧」那樣可憐的境地？2還是，這位可憐的漫畫家小林氏，以為如此易於一舉成為知名作家？或者是為了得到什麼特殊的好處？記得當年的知名作家濱田隼雄就曾公開的說「受委囑執筆腳本時，於創作上給予相當的限制。」3不知可憐的他，小林氏，雖然才高八斗，是否也受到相當多的限制，才會出現這樣荒唐的作品── 還是完全由於他的無知？──以下謹此由該書的許多錯誤裡，指出最具代表性的幾項錯誤；

 一項是小林氏對於日本本身歷史與日本文化認知的嚴重錯誤（由於他既非台灣人，更非中國人，他在台灣與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上的眾多認知錯誤，限於篇幅，研究者在此不予置評，例如對於228事件、台灣原住民的源流、霧社事件與高砂義勇隊、「落後的」中國為何能戰勝「現代化的」日本等問題的批判，本研究將在對本系列其他著作的批判中行之）；其他四項是指出經小林氏筆下轉述的，李登輝、許文龍、蔡焜燦、何既明與金美齡五人的觀點：（以上排名序，因李、許兩人被小林氏稱為「標準的武士」，所以居前；後三者原有意以金美齡女士居首，但是，全書金女士出現雖然很多，但皆似只是花瓶點綴，缺乏自我觀點，僅有關於日、台人友誼問題的發言（頁212、213）值得研究；所以在此僅將金女士1列於蔡、何兩氏之後，因這兩氏相較，蔡氏顯比何氏更為皇民化、更愛日本，故以蔡、何、金為順序）

 一、小林氏對於

         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認知的嚴重錯誤：

 由於在「台灣論」裡小林氏提到日人具有良好的閱讀習慣，因而此處研究者原來想使用「嚴重無知」卻改稱「嚴重錯誤」；我們就看該書裡的這一段：

 「日本擁有毫不遜於歐洲的悠久歷史，在這段歷史中日本民族培養出守秩序、互相信賴、勤勉、團結、道德、武士道、深遠的文化、模仿力與創造力，正因為有了這些公共資產，日本才能發展成為亞洲最強大的現代化國家」1

 （一）           對於日本歷史的認知：

 史實真的只是如此嗎？對於這一段話，讓我們跳過起首似乎反映其自卑心態的「日本擁有毫不遜於歐洲的悠久歷史」，他所謂的種種「公共資產」，豈不也是使日本終於不能不一再對內自我戕殺、一再對外擴張的「動力」；──回首那段血腥的歷史，由1921年有魄力的平民首相原敬被19歲青年中岡良一刺死；1930年，有海軍軍令部參謀草划英治「為倫敦條約，以死來在國民之前謝罪」的自戕事件，首相濱口雄幸被刺事件；1931年，有軍部不受內閣節制的滿洲事變；1932年二月，有藏相（財政部長）井上準之助被血盟團刺死；1932年五月，有海軍軍官領導陸軍軍官刺死犬養毅首相的海軍五一五事件；1933年，日本為避免再發生五一五事件而退出國際聯盟；1935年，有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少將被信仰「滅私奉公」的相澤三郎中佐斬於辦公室事件；1936年，有青年軍官21名，指揮94名軍士，兵卒1358名，佔據首相官邸、警視廳、控制皇宮與重要官署；戕殺內大臣齋藤實、藏相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的陸軍二二六事件；而其間更有許多的未遂事件，讓人觸目驚心；2因此，過往日本歷史的教訓應該是，儘管日本歷史裡似乎確有小林氏所謂的「守秩序、互相信賴、勤勉、團結、道德、武士道、深遠的文化、模仿力與創造力，」之類的「公共資產」；更有1878年日本陸軍的建軍者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元老早在其「對於軍隊的統治與軍紀的振興」的「軍人訓誡」裡所強調的

 「妄論朝政、私議憲法、以及批評國家公佈的各種規定的舉動，均與軍人的本分背道而馳，流弊之大，誠不可估計；是以身為武官者，對於時事不應徒逞喋喋不休的辯論，慷慨激昂；以免流於處士橫議及書生的狂態云云」1

 但是這些不僅未能阻止，甚至更促使了日本走上那必將令亞洲鄰邦親痛仇快，而他自身也不得不敗亡的道路。那真是一段值得自豪的歷史資產麼？

 ──甚至，每次翻開這段日本近代史，我就似乎看見血水自書頁裡沁出……可憐的大部分愛好和平的日本人呀！如此──我真擔心這個勇於自戕的鄰邦，它的嗜血傳統何時又將與其所謂「神國」的「天啟」合一──此外，在該書一再強調尊重「民主主義」，「絕非過去軍國主義」的作者，知道麼？大日本帝國的歷史裡的史實是，不僅，在殖民地台灣固然早已民不聊生，在日本國內則被記載如下：

 「在恐慌饑饉的襲擊下，又加上人為的因素……使景氣益發不振，促成中小企業的崩潰；增加了失業的人數，農村破產，階級對立尖銳化，勞工爭議，佃農爭議日漸增多，擴大了社會的不安。1929年的勞動爭議1,408起，1930年增至2,283起，參加人員99萬餘人，……農村…佃農爭議1929年2,434起，1930年2,478起，1931年增至3,419起，1932年3,414起。……」1

 真是以任何一種的「民主主義」的標準，我們都看不出他所謂的日本悠久歷史裡的「公共資產」，曾經給痛苦的人民什麼樣實際的幫助？以及面對日本過去的軍國主義的再生問題，何以他所謂「民主主義」或「公共資產」可以比當年陸軍山縣元老的「軍人訓誡」與著名的「大正民主風潮」，對日本社會發生更大的節制作用？這些歷史的事實，這位在漫畫裡以一整頁（頁156）表達所謂「唯有誠實面對並檢視自己國家的歷史才能夠看見事情的真相」的作者，怎能對自己國家的歷史竟是如此的無知？──真的日本國內長年的自戕，只是為了努力去揭開所謂「將亞洲由白人的殖民地的困境中解放出來」的偉大「大東亞戰爭」（頁140）的序幕？

 （二）對於日本文化的認知：

 1、關於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美學：

 每一個研究者，在研究日本文化時，大約很少能不被其美學吸引；而日本文化，就美學觀點，確實他絕對有高張一幟的條件；然而，作為日本國學裡主要核心的日本美學，已超過了合理人生與社會哲學裡美學所應處的地位，換言之，美學所追求的往往只是掌握片刻單純極致的境界；而人生裡所著重的卻往往是漫長的學、問、思、辨，是負重致遠，止於至善的永遠的過渡；我們看小林氏所謂「守秩序、互相信賴、勤勉、團結、道德、武士道、深遠的文化、模仿力與創造力，」之類的「公共資產」，除了「武士道」，哪一項是其他先進國家在德性上所反對或排斥的？硬說是「日本的」，其實是共通的，不可能獨占。此外，小林氏一面強調自己所緬懷的「絕非過去的軍國主義」1，但是卻又將造成過去軍國主義的根源──「國體觀念」與「武士道」──毫無批判地列入日本人應該傳承的「公共資產」；這兩者間可能造成怎樣的衝突？

 試看，「武士道」是什麼，由著名的日本諺語「花是櫻花，人是武士」上看，它表達「武士為萬民之首，恰如櫻花為百花之魁」的日本觀點2；確實，櫻花作為一種令人驚艷的凋零，在風雨霜雪裡自然進入大化流行，似乎確可沒有牽掛、沒有責任之類；但是，自許為日本萬民之首的武士，真的也可以那樣對自己自以為是的作為，沒有牽掛和責任感麼──只是自我陶醉於那小我鎔入於大我，甚或投身於宇宙的膨脹與解脫感覺麼──人生絕不祇是一場一人一棒的接力遊戲而已──什麼是日本軍人對於日本與世界的責任？此外，這「國體觀念」是什麼？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28日盟軍先遣部隊抵日本，早在8月18日，日本政府就命令撥出 1億日元為佔領軍成立慰安婦協會──作為日本武士道精神所體現的極致的責任感就是如此？[1]一如本研究第一章末所引，我台灣兵奉命行事，卻被其日本上司共同誣陷「台灣人本來生性野蠻而殘酷」，遂成為戰爭罪犯，代其承受他們所應受的殘酷報復；而以溫順著名全世界的日本女性，也就命定被戰敗的武士們推送成為任人踐踏、蹂躪，而作為他們最後的護身絕技麼？或者，小林氏真以為這種泯滅個人價值，尤其輕賤女性的作為，竟就是當代「武士」的所謂「神之國」國體「萬世一系」的偉大特色？

 2、所謂「日本人『腳踏實地』的傳統氣質」

                                          及「尊重『玩家』的文化」

 或許該書，一如前述所謂「受委囑執筆腳本時，於創作上給予相當的限制」，作者為了達到委囑者的要求，它必須用較多的篇幅為日本文化捧場；所以它所謂「對於自己有興趣的事物，全心投入；對自己的職業報持高度的榮譽心，以『腳踏實地』的執著與熱情……這才是日本人真正的韌性所在」（頁113）以及「如今連比爾蓋茲、史蒂芬史匹柏與盧卡斯，都對日本的電玩實力畏懼三分……日本的漫畫創意，在全球無出其右者……這些都因為日本自古以來即有尊重『玩家』的文化」（頁114）所提出的論斷都很牽強；事實上，所謂「興趣」與「玩家」，在任何社會裡，都要是如英國學者韋伯倫所謂的「有閒階級」，才會有許多時間、金錢與精力，來維持其「玩家」的生活；換言之，如果不是社會安定，生活無慮；人人都汲汲於營生，生活與工作裡的興趣自然減少，社會上不可能出現很多所謂「玩家」──即除非它的現實生活全部已得到良好的照顧，就像我國宋代著名的高太尉以踢球的技法高超，而能得皇家的寵信，甚至晉升到太尉的高等官位，就是一明顯「玩家」的例子。這是所有社會繁榮與安定後的自然產物，就像今天我們國中輟學生玩電腦玩到世界第一，就是一例；如何又說成了日本的特色所在？

 更何況，該書此段所論述的目的是在強調日本的「學歷無用論」；以對照它心目中台灣人都注重學歷的心態；其實，所謂「日本經濟就是靠我們這種小工廠撐起來的」（頁111），對我們台灣人決不陌生，絕非他們的特色；而今天的台灣，在學的大學生去夜市擺地攤的就不少，父母或老師對孩子講述經營之神王永慶低學歷的故事更是極多。當然，該書裡這類的敘述為何會如此不符於事實？相當顯然的，它們的出現應是由於該書裡對於那些台灣特定人物的身影過度的吹噓，造成相對的日本人的身影就相對渺小，而這些不實的議論就應是為了將日本人的尊嚴平衡過來而增添的；日本讀者絕不知其為虛假。一如該書關於「九二一大地震」的論述，對台灣早有動員軍隊救災的傳統，何需視為李氏個人偉大的義行；至於，歌頌那次賑災重建的成果，如果不是身在台灣，常見到受災戶抱怨；日本讀者也難分其真假；我國讀者實不應將其論斷視為權威；一如在關於日本狹小的組合屋的事實上，如果不是李氏志得意滿地所宣稱的。恰巧自曝其短，我們台灣人豈非也絕不知其真相。

3、所謂「總督府成立後，則積極投注於教育事業」

                                             的「大日本國民的精神」：

 小林氏所謂「在早期武裝抗日活動頻繁之際，曾有勇敢的教師到此開辦新式學堂，……結果學堂果真為盜匪所襲，除了一位暫時歸國者僥倖逃過一劫之外，其餘六人全數罹難。這六位老師後來被尊稱為六士先生，奉祀於慘案發生地芝山巖」及「唯有身無寸鐵走入群眾中，才能進行真正的教育事業；倘若吾輩果真因此殉於國難，正是具體地顯示大日本國民的精神」（頁131），前者所稱「六士先生」的事蹟，當時在總督府負責教育事務的伊澤修二氏就曾針對此事解說：

 「剛才提到的六士先生，剛好臨時碰到戰亂……六士先生並不是在自己的學校被殺死的，是離開學校後，才戰死的；學校並未受到攻擊，當我回去時，學校情況依舊，也沒有被燒毀。……」1

 所以，此所謂「被襲」，是完全捏造事實，因此，他們的死，其實是擅離職守的結果。而整個事件的性質，由當年乃木總督給朋友的信裡談到此事件的死者揖取道明時所謂

 「前些時候，台北土匪蜂起時，揖取道明君不幸罹難，……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它，也不會騎，結果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2

 可謂更是沒有任何可以自誇之處。

 至於，所謂「大日本國民的精神」，在此，研究者要指出，以上說法就正透露了前述武士道精神在日本文化裡所具備的侵蝕力量──出現了武士為四民之首，對於下級賤民，有切捨御免（以刀劍教訓）特權的新型態──因此，日本教師在台灣竟有了全世界最簡便、最廉價的，也是最獨特的，以配劍示威壓的教師服制；然後，我們就會了解到號稱「積極投注於教育事業」的總督府，何以當時會受到的強烈指摘，所謂

 「若重視教育，何以1400萬日圓預算中，教育費僅30萬日元與警察費、衛生費及其他經費相較，明顯的實在太少了。然而確保新領土永久安定知基礎，捨教育外別無他法……」1

 因此，他們所欲宣揚的工作，自稱是偉大的「教育」，實際就不能不只是一種粗陋的「訓練」而已；因為，對於教育，教育者必然手無寸「鐵」，對於「訓練」則不然；甚至只有訓練猛獸者才會以「身無寸鐵」為自已的馴獸技巧上的無上目標；如今作者努力將這種「身無寸鐵」的「教育」，標榜為多麼偉大的「教育」態度，正充分暴露出他所承襲的暴虐的統治心態。這樣虛妄的故事，這樣虛妄的作為，真是所謂「大日本國民的精神」所追求的重要目標？──（關於教育的實際請參看本研究相關各段落）

 （……唉，我們受這樣的「教育」的，以致缺乏主體性的我台灣人的長者呀）

 二、「台灣論」裡，李登輝的嚴重錯誤

                              ──自大與自卑的糾結：

 在此，李登輝作出的錯誤論述也不少；例如，前面討論陳紹馨氏將台灣與海南島比較的錯誤觀點，在此又被李氏襲用（頁135），就是一例；因篇幅關係，雖然可作為他自卑與自大糾結的例證頗多，此謹以他愛向日人表彰的水利建設──嘉南大圳及前此提及李氏志得意滿向日本漫畫家表功討好的「狹小日本組合屋」一事為例：

 （一）關於嘉南大圳的「成功」設計：

 在該書內，相關的讚語至少出現四次，其表達的方式是利用數字與形容詞的無比魅力，如「第一」、「最大」、「六倍」、「非常完美」之類；即所謂「八田與一在台灣最廣闊的嘉南平原上，建造了長達萬里長城六倍以上的灌溉渠道」（頁7）「八田與一技師所設計的嘉南大圳乃是當時全亞洲最大的水壩」（頁132），「八田與一和嘉南大圳──八田的工程設計實在非常完美。它採用所謂『三年輪作給水』的灌溉系統……他規劃建造了16,000公里長的灌溉水路……水利技師中島力男傾斜精心設計的，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總水道長度可以繞地球半週……接著八田開始教導台灣農民三年輪作的觀念與技術……」（頁161）「八田與一的銅像，是居民為了感念八田興建嘉南大圳而建」（頁193）四部份；由於第三部分是李登輝以農業專家姿態表達，因而以此部分為討論對象：他的問題，是一面以農經人員的地位，對水利的歷史問題，過分自大的發表自己淺薄的言論；另一面則對日本的建設實驗，過分誇大其成效，因而自卑感畢露無遺；其一，請看在嘉南大圳完工後的日本官書「台灣治績志」所記，

 「該事業樞要部之烏山頭堰堤工事，在日本實為無出其右的大工程，其工程方法之適否，直接影響該事業生命；經為聘用美國斯界權威者，做充分檢討，結果認為工事實行方式及部分設計需要予以修改，乃決定變更部分設計。……其即設排水路，儘量利用；而由於埋沒及地形變更，結果需要根本修改其部分」1

 豈是李氏所說的那麼完美？尤其，如果以我台灣位處島嶼地震帶，地震難免使地形變動，破壞水道的傾斜度上，及1919年日人神保博士踏勘書所謂「官田溪之地微有土沙崩潰之虞，是以貯水池恐致逐漸減少其深度……」2看，難怪這建設會「埋沒及地形變更」；這絕對是一個不可能完美的實驗。

 我們再印證當年日本學者矢內原氏指出過「嘉南大圳的水利設計，並非米作中心，而為蔗作中心；……雖然，事實上一部或全部勿須給水，而同樣非負擔水費用不可」的錯誤及所謂「這種大工程得以冒險進行，乃與日月潭工程一樣是台灣之所以為台灣」1。正是對這實驗性工程的真實敘述。並且看1930年「台灣新民報」上指摘該工程的三項報導「嘉南大圳區域內，地主七倒八苦」「因受嘉南大圳的強迫，貧困地主賣子納水租」「台灣二大工事，南圳水量不足，月潭電力有餘」，其中內容是

 「自稱灌溉區域15萬甲，每年給水不及其三分之一，況且，給水定在南部雨期的六月至九月之間，故可謂農家年年白納水租，而三年還輪不得有用之水……」

 「嘉南大圳的小水溝工事，排水自動水門的設置都失於糊塗計劃所致，山水的排水不良，海水反要流入的狀態；故此一般的試作全部都歸於失敗了」2

 可以想見當時，設計者是如何向圳內農民宣告的，而結果計劃目標卻根本沒有實現，卻使農民都從此失去自由，被迫接受兩年無水可耕的悲哀。

至於，1931年農民在「台灣新民報」所哀告的

 「大圳組合的創立，非我們組合員自發的要求，是藉官權壓迫強要的，而且因為前管理者與政府當局計劃失當，粗陋異常所致。……大圳組合的債務統共有2,000餘萬元，就中國庫的借入金的利息六分五厘或五分五厘，勸銀的借入金的利子八分一厘或六分五厘；這樣的高率利息哪裡能負擔的──」1

 原來當年嘉南大圳的農民的不幸，除了由於八田的計劃失敗外，更受到國家的高利貸的壓迫；至於由於設計上的不恤民力，淤積與地形變動的維修成為農民每年在農業帳面外龐大的負擔；事實如此，所以，在當年我們台南縣農民就有所謂「三年輪作看天田」2的名詞，也就難怪我們細看1936年編成的「台灣治績志」，如果該工程設計真如李氏所說「非常完美」，則全書關於該工程何以只見踏勘者原田、神保兩人之名，完全不見八田之名；所以，細細思索八田氏事蹟，原不能在1930年代得到其歷史的地位，何以要直拖到1942年九月，八田氏已在菲律賓海域被美艦襲擊喪命後，才得到台灣當局的表揚（後來更進一步像前述殺戮我先民的乃木總督一樣，成為台灣公學校教科書的「偉大」內容），不能不令研究者深切懷疑他的設計事蹟，完全是皇民化運動中製造出來的欺騙樣板3，而我們的農業專家竟稱之「非常完美」，其置我台灣先民在日據下的真實哀史於何地（須知嘉南平原由「三年輪作的看天田」到今天的「一年三作」的寶地，是國府來台後合理農業政策的結果呀1）？對於我們陳總統的故鄉事竟是如此目中無人地信口開河，真的這就是小林氏來台灣所要尋找的真正的「日本精神」？

 （二）關於日本送來賑災的8坪組合屋：

 看李先生所謂「這些可是日本來的舶來品，一定要讓它成為模範才行！……沒想到日本組合屋只有8坪大，台灣的組合屋規格至少要12坪。……所以，我特別在裡頭設置了電視機跟冰箱……甚至還在房子裡擺飾畫作……」（頁32）為什麼要這樣做？自身親日的行為有必要如此公開表功討好麼，這顯出他很有向主子討好的自卑感；只是為了鬥氣？是否想過921賑災發生時，正在全球的經濟專家大都對世界經濟景氣採保守的估計的情形下；具有經濟研究背景的最高領導人，不懂得借日本8坪大組合屋的節約，宣導景氣下降的事實，來推動大家進行他所謂的「心靈」與「生活」的改革，卻任自己的意氣行事；這位得意於「那些討厭日本的傢伙，便會全力動員，因為它們不想輸給日本……在12坪的組合屋裡，除了電視跟冰箱之外，甚至還鋪上地毯哩」（頁33）的李先生，以這樣的方式向能夠實事求是的我們台灣人自我揭露，似乎自認為真是明智的作為；豈非極端「自以為是」的自大表現？相對於，後來一向以經濟專家自居，沾沾自得的他，遇景氣一直不好，就只會理直氣壯地說是「全球性的問題，沒辦法」，似乎像他這樣的經濟專家就是不需思考全球性的問題，或者祇是每星期都讀讀報喜不報憂的專業雜誌，只看些對自己口味的分析資料而已？這是缺乏思考能力？還是另一種自大與自卑感糾結的結果？

 其實，當時日本人運來8坪的組合屋，可以和我們自己設計的12坪的組合屋分別配給小型家庭和中型家庭呢，是可以不用對立的；甚至，針對他心目中先進的日本當時早已開始在應付經濟蕭條年代的事實，他正可以順利地藉「九二一大地震」建議台灣民眾應該轉換心理，政府也應做全盤考慮。至於，以一位自許精明如他的大人物，竟然完全沒有為未來明顯的經濟衰退考慮，實極不合理；因而，一種流言認為，對他當年誇大而缺乏節制的政府赤字預算支出，說成是有抑制他的繼任者的政績，讓對方永遠不可能走出他偉人般庇蔭的精心設計。想來不是事實，但是，他太自大、自恃聰明的做法，將不易禁止別人做類似的聯想。

 1 關於本書中李登輝、許文龍、何既明、蔡焜燦等人，不顧史實，爭先恐後地發言情形，在鄭鴻生的「解開台灣人心的結」一文裡，對於他們的心理，有過如此的解說：「他們同樣在內心深處構造了一個烏托邦，一個現代化的軍國主義的烏托邦，一個烏托邦是容不下任何污點的；因此對一般人而言，十分顯而易見的日本軍國主義，他們也會為之辯解，他們必須努力去維護的烏托邦神聖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論壇」2001/.22/8，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