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透視「二二八悲劇」的實際

過去研究「二二八慘劇」的成果裡，最主要的問題，是它被過分簡化了；學者、專家往往都並沒有謹守學者、專家應該謹守的學術態度，而急於表達自己居於「更」同情弱勢者的立場；結果就很容易在唏噓其悲情之後，忽略對於整個事件深入的探索。然而，只有深入而廣泛的探索，才是對於這悲劇事件善後處理的真正開始呀！──

為什麼，專家學者的努力，停止在賠償受難者家屬表達最形式的意義上，竟像只在揭開尚未痊癒而有蓄膿現象的瘡疤，並不給以應有的清除腐肉和消炎的後續工作？使得它所謂的「道歉」，幾乎毫無撫平社會裂痕、彌補心靈創傷的意義？這是李登輝先生主政期間的大事，難道如此的做法就是李先生主持此事的大目標嗎？

研究者以為要真正了解日據直後兩年裡所發生的這件慘事，不但對於日據時期台灣社會裡台灣人的社會生活與社會心理兩方面應該周全的認知，對於作為當時台灣即將相處的中國的社會與其心理都應有相當的理解：並且，由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的1947年，是在亞洲戰後局勢重組期間，地方性問題的發展必然會受地域性大局牽動，所以對於作為動態的台灣日據史，與近代日本政治史，甚至於世界霸權在亞洲的角逐的全貌，都應該加以周密的考索；因而，相對的，我們就選擇以下述的兩方面認知：來充分洞察其中的癥結：一、「二二八悲劇」前的種種伏線；二、「二二八悲劇」的本質。

一、「二二八悲劇」前的種種伏線：

對於「二二八事件」，這樣一個影響深遠的歷史悲劇，我們該如何表達我們的關切？我們怎能像對待每天的社會新聞，往往只就所聽來或讀到的若干片段，就表達我們的關切？今天關於該事件的論述，論者雖多，可惜對於其中許多重要問題，卻仍然很少能有突破性的認知與整理，例如：就史實言，陳儀抵台不久後的1946年春，就下令逮捕十數名台籍士紳，以「戰犯」罪名處置，造成台人恐慌；據傳還有百數十位台人，被列入預定名單內，其中還包括台灣人民族運動的領袖林獻堂在內1；另外，有一份據說是國防部的密告文件裡面的黑名單上則有40多名本省人；論者似乎都把它們說成是所謂的「半山」出賣台灣人的證據1，很少人考慮那些「半山」離開台灣多年，他們對台灣的大環境還有多少了解，足以開列黑名單？以台灣島內封閉的人際網絡，是否會牽連到自己的親朋好友？況且，害了台灣人真的就有什麼好處嗎？更不要說中國的決策者，真會只是面對了這時五花八門的情報導引，就會如此地輕下判斷？究竟還有什麼可能更深刻的重要因素存在？

本研究為此特將這一重要不可籠統對待的背景區分為「兩岸的時空」與「歷史的時空」兩部分來探索，希望它們將能幫助我們對此事件作深入的理解2；首先，讓我們由此岸看起：

（一）兩岸的時空

  1‧日據下台灣社會行之已久的生活

〈1〉台灣社會生活方面：

讓我們看本研究第三章第三節的「社會控制」部分，所已提及之外的其他情境，即當時的台灣已在日本戰時體制下，我們已知道既使是日人皇民作家如大名鼎鼎的濱田氏，也受到種種毀滅尊嚴式的限制；當然在「聖戰」口號下的台灣人，在「國語家庭」3的胡蘿蔔與對於「非國民」可以執行「犯罪即決」與「匪徒刑罰令」的鞭子搭配下，被趕得難以存活，實在可以想見；但是，我們關心自身的歷史處境，我們就有進一步深入知道當時的生活情境的必要：

那是一個絕對沒有資訊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環境，一切出版物的出版是採取「事前審查制」的環境，即是發言者儘管願意為自己的言論負責，儘管他們願意以生命作為代價，只求讓台灣人知道任何事實的真相，他也得不到機會。而當他只有以口頭傳遞憤怒時，又極可能遇到自己同胞所謂的「三腳仔」的密告檢舉；更不幸的，那是個基本生存權深受威脅的社會，並且，那樣的情境不是一年、半載的「遭遇」，而是近50年殖民統治下的常態；下舉四個例子就可以由當時我先民生活情境的一斑，而窺其全貌：

1.嚴格的事前檢閱制度：

我們前面提示過戰爭體制下，大皇民作家所受的待遇，是請「參謀大人過目」、「有被揍的情形」，下面就由「文學宗師」葉石濤氏在他的回憶錄裡的一段文字所告訴我們的制度：

「我的工作是幫西川先生看稿，跑印刷所校對，去郵局發寄書本，有時需到總督府去，看雜誌的內容是否通過檢查等……須知日據時代的刊物都要事先通過衙門『檢閱』的這一關，才准許印刷發行」1

以及文學前輩王昶雄氏對於自己作品被竄改的一段回憶：

「送審一個星期之後，好容易才批准刊出了，起初我不禁欣喜，繼而重讀自己的苦心之作，才發現有不少地方莫名其妙的慘遭修改。例如：林柏年每每脫口而出的『日人六成加俸的特惠條例真真豈有此理』、『二腳（人，指台人）人窮，四腳（狗，指日人）人闊』等的口頭語，毫不姑息的通通被刪掉。……或者在小說已近尾聲的一段，……發現有好多的補充文字，如『我感悟到要和宏大的大和魂相聯繫非默默地用我們的血潮去描繪不可』等語。……我即刻透過主編張文環提出抗議，並要求照原稿一字不動的排印，否則稿子就此拉倒……他為了這一篇，到保安課來回了好幾趟。他發牢騷說『煩死了，如你所知橫行霸道的保安當局是不好惹的。與其作一個小不忍的大傻瓜，還不如委曲求全來得妙！』」他連嚇帶哄的把我說服了」1

以上是在出版制度上，我們先民被宰制的情形，雖然並未詳述是否「被揍」或者有其他後續的「宰制」方法，但是，其實況應該一定不會比對日本人作家更好些吧。──最後，我們就回憶前面引用過的著名的日本皇民作家濱田隼雄當年被修理的情形：

「……『聽說你身為教員寫名為文學的東西，偷偷寫一些軟乎乎、妖冶動人的東西給我看吧；在表面上，讓國民輕易死心塌地的信賴軍隊的，文學也好，文章也罷，什摩都可以。……不要自以為是知識份子，因為那會成為反戰份子的因素。你將自己當做敲鑼打鼓的街頭宣傳人……』……有時搞不好，也會有被揍的情形。必須努力做個模範兵，這樣寫點激勵的話，然後給參謀大人過目。……『笨蛋，在軍隊中絕對不許有像毆打之類的野蠻情形存在，擦掉！擦掉！你是搞文學的，竟然還不知道舞文弄墨！不要呆呆的嘛！』被臭罵了一頓。」

在這樣的軍國主義的檢閱制度下，我們怎能要求當年的台灣人筆下應該要反應台灣人的現實社會生活與心靈深處的真實聲音？──那是一個多麼森嚴的文化環境！

2.無所不在的「三腳仔」：

這可由台灣長老會裡著名的黃武東牧師的回憶錄的一段文字裡看到：

「1943年有一天，……我和西螺教會的林謹慎議長相約搭同班火車赴嘉開會，在車上林議長自口袋裡拿出一封信給我看，邊以日語說：『中會書記的來信』，……是以羅馬字寄來的，內容是本次開會日程及議案等。……車抵嘉義……看見火車站的駐警『仁丹標』正在月台上閒逛。突然背後一個人叫住我們說：『請來！』然後不由分說，便把我們兩人帶到駐警辦公室，仁丹標也跟著進來。我這時才認出他是斗六藥商公會書記，……他還常泡茶請我，想不到此刻我才知道，他竟是日本人的私服偵探（秘密警察）。這個『三腳仔』此時翻臉不認人，惡狠狠地對林牧師說：『蔣介石的信拿出來』，林牧師大吃一驚，但又莫明其妙，……，特務比著我，說：『你剛才在車上給他看的那封信，快拿出來！』林牧師……摸不著頭腦，但也只得交出那封信。這特務一看是羅馬字，他看不懂，於是，更是一付證據充分的神色，彷如逮到要犯，自覺得意洋洋。……我恍然大悟，原來日語的『中會書記』和『蔣介石』發音相近，於是我向他解釋那是『中會書記的信』，並把內容唸一遍給他聽。特務聽後，困窘得無言以對，仁丹標則在旁偷笑。」1

這是令日本人偷笑，但是，對於我們台灣先民，這令人防不勝防的「三腳仔」2，就完全是極為恐怖的另一種社會生活的控制。

3.是50年絕對不平等的可悲歲月：

前面談論「交通建設」時已曾提及，現再引那位由南部到台北的年輕人林歲德的回憶

「1937年五月，我替父親前往台北市內的漢方藥材批發店『乾元藥材』採購，在回程的火車上，有一名帶著鴨舌帽的日本人從後面上車，看見我有座位，便大聲咆哮：『站起來！日本人都沒座位了，台灣人還坐！賴皮的傢伙！』然後便強占他人的座位。帶鴨舌帽的傢伙大約十五分鐘後即離座，三十分鐘後仍未回來。於是，我回到自己的座位。結果鴨舌帽正好回來，他抓起我的衣領在爆滿的車箱中甩我巴掌。幸好鄰座的三名台灣人打圓場，我只腳部受輕傷，但在眾人面前受辱，不免令我怒火中燒。」1

讓我們再回想當時的社會各方面，不只是教育設備、教育目標以及政治上有絕對的不平等，原來，既使直到日據台灣已近四十年後，更不平等到了這麼令人難耐的地步2。

另一位著名的先輩柯台山先生，在他的回憶錄裡則有另一種惡霸的情形：

「溪洲村原有住戶數千，漸漸只餘百來戶。屋宇傾頹，只餘屋瓦，到處棄置。此地在滿清時原為種植甘蔗的區域；八掌溪流原來在下潭分為二；一條流往溪洲村，一條流往鹽水；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求統一經費和人力，於鹽水設製糖會社，將八掌溪水全堵往下潭至鹽水間，封鎖我們這邊的支流，因此造成死溪。」3

這為了日本人的「鹽水製糖會社」的需要就把整個支流堵塞，終使得原來數千戶的區域沒落到只餘百來戶的史實，在那個以農業為生的時代，強取農民水源，又是顯示了怎樣的一種不平等生活的型態？

        4.是長期受侵害的基本生存問題：

過去研討葉石濤氏的所謂「寫實主義」文學史觀時，曾以日據時葉氏所居住的台灣南部農民的苦況，指出葉氏文章裡的無知虛構；其實當時台灣北部和其他地方的農民生活苦況也極相似；打開台灣文學大家吳濁流氏自傳體的「台灣連翹」和鍾理和氏的「故鄉四部」，我們就會看到與前述台灣南部吳尊賢氏相互呼應的，對於各地農民生活的類似敘述：請看吳氏自述放棄務農計劃時的考慮：

「不平不滿經常不能消，真想娶個夜校生這樣的女子，做個農夫。但是住在鴨母坑的農人的事，立刻浮上腦際。……一個學生一連兩天沒來上學，我便一邊散著步去拜訪學生的家。學生患了瘧疾躺在床上。我本想馬上告辭的，恰巧是午飯時候了，學生的雙親拼命留住我，請我吃午飯。一碗滿滿的飯中，飯粒歷歷可數差不多都是蕃薯籤。蕃薯籤也是又黑又硬，簡直難以下嚥。我曾吃過一、二次蕃薯籤，那是北部農家曬的白白的，味道也不太壞。此地的雖勉強吞下，仍有梗住喉嚨的感覺。台灣每年有四百萬石的米輸出日本而此地的貧農卻吃著這樣的東西，使我大為驚異。……這種勞苦都是超過想像的，因此，結論是做個農夫像我這樣的人也頗有問題的。」1

儘管，吳氏在此以為，這已是「貧農」的生活，但是，由這農家還能讓孩子上學看，那些孩子根本無法上學的真正貧農，恐怕就真和吳尊賢氏他們所說的相近，即飯碗裡看不見白米，全是黑色的蕃薯籤干了。所以離鄉十五年返家的著名農民作家鍾理和，在他1946年寫的「故鄉四部」的「竹頭庄」一文裡，才會有如下的記載：

「沒米吃的人家，鎮裡有多少，誰也不知道。飯鍋端出來，米粒數得出，孩子拿著飯匙撥開了上面那層，直往鍋底挖，也不怕把鍋底挖出洞來。……那還是好的，阿秀家裡半個月來就淨吃蕃薯葉子，蕃薯還得給小孩留著，……你們走了這些年，知不知道在家裡的人吃些什麼？蕃薯簽呀！米是騙騙眼睛的，一鍋飯撈起來，沒有幾粒米。……光靠蕃薯過日子的，村裡就不知有多少。這年頭，誰還笑誰不是？日本人稅捐抽得重，老天爺又不肯幫忙……」1

就都呼應著這樣全台灣類似的農民生活；而這些也正是本研究對於統計資料裡「日據時期台灣人平均死亡年齡未曾達到25歲」的史實，不能不一再提及的理由──研究者關心的實不能止於更紛雜的歷史資料，我們關心的是當時我們先民的生活與精神狀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