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對於皇民化「心靈創傷」的研究

在時間流裡遺忘或癒平？在時間流裡遺忘或癒平？在時間流裡遺忘或癒平？

回想1938年二月在日本官方出版的「台灣教育」上的一段極令我們同情與疼痛的資料，在那篇名為「共學生之病」的報導裡，對於當時教育現象有如下的描述：

「有位日台共學的台籍學生非常厭惡說台語，想要和他說話的人都必須使用日語，如不小心說出一兩句台語，立刻會遭到他的怒斥：『別使用低級的語言說話』而馬上中止對話」1

那是如何惶恐、掙扎的，解構與重建的認同過程，是因為那類巨大外在壓力的認同經驗，造成了對於自己難以磨滅的扭曲的肯定？就像一未成年人，童年曾受嚴重虐待，成年後，其扭曲而痛苦的記憶，卻因心理自衛機轉的遺忘作用，使他已不自知的成為被其不幸潛意識所控役的個體；他們外表健康正常，但是在觸及潛意識的痛苦時，總會出現不同於正常人的、自己無法控制的反應，造成最令人「親痛仇快」的現象──

在本研究的前三章，已經把整個日據以來，我們先民所處的這種嚴峻情境作了一個概要的鳥瞰；由巨觀的日本威壓統治的全貌，經各個個人因自己的的特殊背景、遭遇與稟賦而對威壓的不同反應，到近來日本人的「台灣論」出版以後，檢視我們「主流文化學術界」的各種代表性論述，我們微觀地尋索出那可怕的、陰暗的威壓似乎醞釀著「心靈創傷」的種種成分；微觀與巨觀所共同呈現給我們的陰暗氛圍，應已讓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有了極豐富的線索；但是，對於現況中突顯的皇民化創傷言，要徹底解說並處理這種「心靈創傷」的複雜性，它確實還是不夠的；因為俗語說「時間是最好的醫療」，由戰後到今天已逾50年，並且50年來我台灣人民生活的各方面多有明顯的進步，以日據時代不到25歲的台人平均死亡年齡發展到平均年齡達到70歲以上的今天，其間是什麼使得創傷不但沒有減輕，卻有發炎、紅腫、疼痛的現象？──就像那成年人的心理創傷為什麼在仔細地照顧下似乎曾經消弭，而最近卻更為嚴重？是否有什麼其他重要因素造成了這樣的結果？是什麼理由──我們顯然不能不繼續深入檢視日本殖民勢力撤出直後，向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變遷，尋找其他可能產生重大心理互動的情境，於是，那在1947年發生，在我們台灣島上的那樁極可能與心理創傷產生互動的重要社會性事件──即那經過了近50年的沉埋，解嚴後近幾年才被各界廣泛提起與討論的「二二八慘案」，就成了我們本章敬謹面對的重要研究對象。以下，就接續在前三章的探究後，試由探究「二二八慘案」來完成我們對於皇民化心理創傷的研究，其中為真實深入悲劇事件問題的內部，將有不得不進一步揭露涉及我們兩個關係密切的強大友邦──美國與日本──當年行徑的暗昧部份，實非得已，在強調我們台灣主體性的今日，似乎實有其必要。

以下，本章分為：研究「二二八悲劇」的必要，透視「二二八悲劇」的實際、「二二八悲劇」與「皇民化創傷」的糾結、皇民化創傷的扭曲，扭曲、再扭曲、誰來幫助我們癒平這心靈深度的創傷，等四部分： 

第一節  研究「二二八悲劇」的必要

首先，在共同研究「二二八悲劇」之前，讓我們先認清研究「二二八悲劇」的必要性，至少有三方面：即：在原始資料上呈現的重要性，在當代史研究的闡釋上的重要性，在政黨輪替後從新闡釋的重要性：

一、 在原始資料上呈現的重要性：

本研究所關注的「皇民化創傷」，曾經明白地反應在當年事態的資料裡，例如當年負責調查的國府官員楊亮功與何漢文在其「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書」裡的說法：

「臺省同胞年在50歲者不乏國家觀念濃厚之人，然中年以下之同胞，在此五十年中，一切文化教育皆受日人之麻醉……」

「日人統治台灣五十年之結果，在台灣同胞之生活上，觀念上，及客觀情勢上，已深深種下列之餘毒：（甲）受日人皇民化運動之薰陶，對於日人崇拜服從，存有日本第一之頑固潛狹觀念。（乙）日人有計劃造成台灣人政治人才之貧乏。（丙）……」1

它明白提示到我們研究的主題，可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次，值得注意的的不同觀點有二，一是當年著名的抗日作家楊逵，以目擊者的身分，針對該事件所提出的鏗鏗然地反駁：

「能反抗日本政府的人，也能反抗國民黨政府」1

二是著名的文化人我們前曾引述其文字的葉榮鐘氏所曾提出的一段重要的告白：

「筆者在光復當初，曾以『八月十五日』為題，做一首七言律詩『忍辱包羞五十年、今朝光復轉淒然……』，其中的「淒然」兩字並不是隨便說說，而是有真實的感覺。……我們五十年間受盡欺凌壓迫，好不容易一旦光復……投入祖國懷抱以後，又是一番怎樣的景況？」[1]

葉氏以心懷故國的代表人物，竟在光復後留下這樣「轉淒然」的描述性文字，當然應有其時代性的意義。儘管他的陳述由本研究看來，是偏於片面的、感性的說法，不能呈現歷史複雜的實況。但其詬病戰後台民所遭遇的觀點，已讓研究皇民化心理發展的我們，有理由因它們可能動搖了祖國派色彩而注意其存在。對於楊氏的抗言與葉氏對於戰後台灣人心的轉變的描述，顯然，至少使我們了解它應該絕不是一個單純的事件，我們有心從事這個研究主題──皇民化創傷──我們就應有冷靜面對而整理戰後台灣社會何以發生「二二八事件」之複雜實況的決心。

二、 在當代史研究的闡釋上的重要性：

當代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與闡釋，由於是在統治者近50年的掩藏後，以致於近數年來的研究者，很難免除因被長久欺瞞的不信任感，而形成理性難以駕馭情緒的狀況，甚至在部分學術界人士的筆下，它已經被視為如下的重要歷史事件：

「在台灣四百年的歷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政治事件，對台灣人民的價值觀念、思想方式與生活態度，產生如此巨大的衝擊。無可否認的，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已經變成台灣文化深層結構中的重要部分。……同樣的，台灣人民對國家的認同、主權的探索、文化的重建，也都是以二二八事件作為主要的分水嶺。」2

顯然，學者專家所言，必有所本，我們應該充分考慮其意義，尤其如果真如所述，「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已經變成台灣文化深層結構中的重要部分」，那麼在它之前存在的「皇民化創傷」，將與之形成怎樣的互動關係？是否皇民化的心靈創傷處於這樣的情境之下，就一定會轉化或被賦予一些特殊的意義？這是關心整個皇民化創傷及其發展問題的我們，所不應忽視的；因而，本研究覺得欲深入處理當前皇民化的創傷問題，絕不能忽略當年「二二八悲劇」的存在與影響。

三、 在政黨輪替後從新闡釋的必要性：

對於現實與政治的關聯性有認識的學術研究者，應該不難發現，過去許多對於本事件的「學術研究」，往往都是帶有反國民黨政府色彩的觀點；而護持國民黨色彩的，多數只是為因應反政府者的攻擊而被動研究；因而，在研究時他們常以是否能夠證明當年政權者的施政為惡政的控訴證據為已足。更理想高遠的，則或強調我台灣先民的素質水準高尚，或強調他們在近百年的外來政權的宰制下，才不幸的被敗壞；種種研究方向，不一而足；本研究者認為在新時代裡，我們應該有新的方向，謹以批評下舉三例的研究方向為出發：

其一、可以國民黨官方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為例，主要強調的是

「悲劇的發生時，亦有當時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存在，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

「蔣氏對叛亂活動自有派兵鎮壓之職權，蔣氏因軍務倥驄，無暇查證，又過度信任陳儀，接受其請兵之要求，不能不說有失察之疵。」

「台民在殖民統治下五十年，日人處心積慮所設計的隔離政策，造成台民對祖國的隔閡，更何況在日人有心的教育下，台民認知和價值觀，已與大陸民眾有明顯的差距。相對地大陸民眾及政府官員對台灣情形亦非常陌生；……而主政者不能體察民情，反在政治上打壓台籍人士。……復原工作自非短期所能達成，此項客觀事實始終未能普遍為當時台民所了解。故悲劇的發生時亦有當時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存在，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無人當凜於此一不幸事件之慘痛教訓」。

這一方向上，偏向於將一切不性歸諸於，不需追究其中責任歸屬的種種誤會，並提出「對於無辜受難者優予矜恤」，而求結案。

其二、可以民間作家李喬「埋冤‧1947‧埋冤」1為例：一如該書名以「埋冤」代替「台灣」，兩字的寓意所示，該書分上、下兩冊；上冊是對於二二八悲劇的訪查，整理其所得口述資料，設想寫成事件經過。其中不乏慘絕人寰的情節，透露出「想起來就恨海難填」的情緒。下冊則以小說演義寫「二二八」家屬的受難與掙扎，表達作家的觀點；主觀力量表現得極為驚人，可能是宣洩受難者家屬的極好著作。例如其自撰的祭文：

「烈士義人啊！魂喲歸屋，不要野哭，碧血晶瑩滿山盈谷；對台灣的愛給同胞的付出，種因得果已然代代化育，一一造就子孫的覺醒與幸福；後輩們在碧血大愛中成熟，逐漸明白團結和睦理想可掬；理解世界國際奇幻繁複，自己的大廈卻是自己奮鬥才能建築。……」

「四十年遺恨冤恨歸諸天地吧，千百案中真凶真相記之史篇，兩界心頭億萬濃深陰霾洗淨後，投胎轉來參加建國大業創造明天！」2

就相當地顯示了因執著於文學激情，而嚴重混淆了史學研究所應有的冷靜與周延，極為可惜3。

其三、可以「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1為例：該書以批判過去的研究著作「廣度不足」、「縱深不足」、「動態不足」出發，希望「能對『二二八事件』交錯構築出完整的面貌，進而……在對此一事件做歷史總結的同時，也能夠提出若干反省。」。可惜其結果，仍僅強調戰後不久在台灣即出現的經濟危機，重複籠統的所謂「實與中國大陸本身有密切的關係」的結論，為其研究的極致，同時，它雖指謫了美國的「狂妄心態」，但對於美國海軍情報官員柯爾的大著「被出賣的台灣」一書只採擷了像所謂「台灣復歸中國既是美國在大戰末期向國民黨政府示好的禮物之一」2之類的說詞，作為自己的結論，為什麼不肯深究下去？至於，對該書所特別強調標舉的「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該書由強調所謂

「陳儀……不幸事件的元凶。這樣的看法顯然太過簡化，訴諸情感號惡論斷功過，而忽略了陳儀治台之初及『二二八事件』當時台灣的政治生態與現實。」3

而得到「再精明的台灣人恐怕也難深入了解中國政治派系的複雜與鬥爭傾軋的險惡」1的結論；其中確實有突顯史實之作用。不過，事變悲劇實有比該所謂「中國政治派系的複雜與鬥爭傾軋的險惡」，更為糾結者，竟沒有追索下去？例如，其所針對國民黨方面論列事變的三大原因，「共黨策動」「日人遺毒」「美國陰謀」，其中值得進一步商榷者實在不少，前引美人柯爾大作自承的「出賣台灣」問題，即其極重要者，該書竟都在籠統論列後，逕以所謂「既使是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的諸位大員，都認為是諉過之詞」，就視為定案，未曾做實事求是的探求，真是令人不解。

上述三方向所舉的都是過去極具研究名聲的作品，但是在社會更趨多元，政治也已進入「政黨輪替」之後；研究者重行檢視「二二八事件」的各方面，避開當前坊間流行的研究方向──下面我們就要走向一條研究「皇民化心靈創傷」所需要的，更為客觀的道路。

希望我們能認清「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

除了日據末期台灣在長久戰時體制的控制下，生命的犧牲或者來自嚴重的營養缺乏，或者有地方性的卻被嚴格封鎖消息的抗暴，比較戰後台灣陳儀主政下，標榜「輿論自由」情境下的「二二八慘案」，當然日據末期台灣社會上不會出現這樣明白而公開的殺戮，不過，這絕不能做為容忍慘案的藉口，當然會成為當時人們深刻的記憶；而在平均年齡已達70多歲的今天，官方掩埋50年，事件湮滅50年，在人心私下發酵難測也50年，其真相自然不易追索；至於，另一方面，事件中外省來的受害的存活者，在那場大衝突後，大約很少會繼續逗留在其驚嚇傷心的此地，就很難留下什麼具體的人證與物證；所以，以此兩面很難俱呈的情境來看，確實要弄清楚真相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對於關心皇民化心靈創傷在時代中如何變貌的我們，實有必須努力釐清其種種真相的責任。

下面，我們要繼續以本研究起始時所採取的探索態度，一方面繼續深刻同情先民的處境，另方面要藉由比以往研究更廣泛、更細緻、更深入的新態度上，追問該類事件的事實真相，探索那使「皇民化的心理創傷」──那自我鄙棄的、努力認同於殖民殘酷統治者的錯誤心理──得以延續的那個「二二八事件」，真是它才使得皇民化自我否定的心理創傷未能在時間的醫療下自行撫平麼？讓我們就藉由本章深入與完整地認知這個重要的事件。 

衷心寄望，深切理解該事件將有助於我們充分認知皇民化「心理創傷」在戰後的曲折轉化，從而才最可能幫助這創傷的撫平或痊癒；研究者相信，也只有經過如此處理，深切關懷這塊土地上所發生過、與未來將發生什麼事件的我們，在未來才可能減少分化、傾注全力、沉穩面對我們當前時代日趨動盪的世界──因為面對慘案所深入魂魄、撕裂人心的部份時，我直覺地感到那是絕非以尋常遺忘、或仇怨心態所能處理的問題核心，或許我們應該要取得類似希臘悲劇探向人性與命運的深邃與崇高處的意義，訴諸於普遍人性上的溝通，而不是以某些人「瘋狂」、「殘忍」或「不可思議」之類就放棄自己思考與追索問題的責任；因為那是發生在我們善良先民，綿延到我們自己身上，如果不經充分處理，勢將還會纏向我們可愛的孩子身上去的悲劇──它將絕非那發生在遠方安哥拉或遠古龐貝城的一樁不可究詰的悲情慘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