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關於葉石濤個人歷史的三大疑團

由讀其書而評論其人，是有些唐突的；何況，本節原應該就此打住，但是，由於葉氏在日據與當代台灣文學史上實在有著極特殊的意義，他所涉及的問題──文學──又是一項被尊為撫慰、充實、甚至改造人類靈魂的事業，所以，在此特增闢一段，著眼於原來僅攸關他個人，但可能影響我們台灣社會的重大問題。首先，要提起的，是在本書第一章末時我們引過他的一次重要回憶：

「我們當時的年輕人，大半都日本化，……我們這一輩受到的皇民化運動既深且遠，幾乎是完全相信日本人，我們甚至不會講台灣話。因此，我敢說當時台灣三分之二已日本化了。」

但是，在1996年為他的重要著作「台灣文學入門」所寫的「序」裡，卻稱自己「我從青年時代就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完成一部台灣文學史，來記錄台灣這塊土地幾百年來的台灣人的文學活動，……戰後，由於我作了政治牢，家人在恐懼之餘，把我收藏的所有戰前有關台灣新文學的資料、藏書及未刊的日文長篇小說『殖民地的人們』都焚毀，然而，卻未能毀滅我的根深蒂固的記憶和意願。」研究者很懷疑1992年前後坦承自己當年「我們這一輩受到的皇民化運動既深且遠，幾乎是完全相信日本人，我們甚至不會講台灣話。」的葉氏，作為日本皇民大作家西川滿得意弟子，當年能以「眈美主義者」寫出「糞寫實主義」猛烈攻擊台灣文學前輩作家的葉氏，後來在軍中成為一個「趾高氣揚」「狐假虎威」1（葉氏自述）的勤務兵的葉氏，以及不久前更在訪問者問到「是否後悔這輩子選擇作家這條路」時，竟說出「我絕對不再做個作家，若讓我重新選擇，我要當個商人，資本主義下的侵略者。」1的葉氏，研究者如何能相信，真如他所說是一位「從青年時代就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完成一部台灣文學史，來記錄台灣這塊土地幾百年來的台灣人的文學活動……」的，具有熱烈理想主義的文藝青年？只憑他在戰後的1948年，曾以庸俗教條的唯物史觀拼湊出一篇名為「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2，向那個動盪時代譁眾取寵的文字，就能讓人寄予如此的厚望？

其次，前面他提到坐政治牢以前收藏的「台灣新文學的資料、藏書及未刊的日文長篇小說『殖民地的人們』都焚毀」，研究者不知他的收藏有多寶貴，不過對於他所謂「未刊的日文長篇小說『殖民地的人們』」，原本想像一定是一部已完成的大型寫實主義傑作；然而，在他更為著名的那本回憶性的「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50年代」裡，葉氏以親身經歷的身分寫出他50年代時在嘉義縣義竹鄉的那一段回憶3：

「我瞟了一下桌上的食物，……佐膳的是一大碗麵線湯，還有一大碟青菜……，魚、肉都看不見。我心裡立刻湧起了不可名狀的恐懼感。……好像日據時代的農民窮是窮，還可以吃到廉價的紅鹹魚（鹹鮭魚）當佐膳呢」（頁125）

顯示他極可能將當年「殖民地的人們」的生活，也說成「農民窮是窮，還可以吃到廉價的紅鹹魚（鹹鮭魚）當佐膳」的生活時，以研究台灣史為專業的我，真是極為驚訝，也極為悲哀──因為不僅前面討論呂赫若氏的「牛車」時，所引日據期間成長在義竹鄉可尊敬的黃武東牧師的那段回憶裡的「鄉下人生活困苦，三餐以蕃薯簽充飢，家境稍過得去的，也不過在蕃薯簽裡，加一、二成白米而已，」，原書裡它的下半段是「當時人說『你快可以吃白米飯了。』是咒人的話，原因是只有重病的人才吃白米飯」！而在鹽分地帶的可尊敬的企業家吳尊賢氏的回憶錄裡，有一段解釋日據當年不能帶便當的原因，說起過：

「當時我們村裡的人，除了病人以外，是吃不到白米飯的，就是年齡很高的老人家也無法享受，老人家能吃到白米和蕃薯簽干煮的飯，已算是最好的了。其他的人吃的都是蕃薯簽干煮的飯，……。由此可見當時村人生活困苦之一斑。」

至於，吃「紅鹹魚」佐餐的社會現實，我們在另一位南台名企業家吳修齊先生的自傳裡看到的則是這樣紀錄：

「偶而買個鹹魚頭，總是先煮湯佐食，連吃二、三天，俟無鹹味，再慢慢吃頭肉，往往一個鹹魚頭要吃十天或半個月，說起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1

都與葉氏這位文學大師的了解有多大的落差？那麼，當年「紅顏美少年」的葉氏回憶是否太令我們難以置信？

因此，當熱情的文學青年研究葉氏的數十本大作時，是否應該在其作品裡隨時小心這類「創造」的「印象」？

也因此，本研究不能不在此提出以下幾個「台灣文學史綱」與其師徒的名著裡的幾個重大的問題：

（1）      關於葉氏是

「日治時期作家的最後代表」的問題：

這是葉氏所推薦他的傳記的理想撰寫人，彭瑞金氏在其「葉石濤評傳」1一書裡，稱葉氏為「日治時期作家的最後代表」，友人讀後曾向我提出，葉氏師徒竟似完全不把當時尚健在的王昶雄、巫永福老先生放在眼裡；但是，在研究者看來，其意義則有更重大的問題，不可不辨明；即，由於他可說是當年最年輕的台籍的日文作家，在老成凋謝後他確有可能成為最後的一位；但是稱為「代表」，則暗含日據時期其他的文學作家，皆因什麼緣故，不想或不願發言，請這位某先生代表來發言，甚或是他們集會後推舉某先生來發表意見的意思；但是，事實是，這位自稱「我們當時的年輕人，大半都日本化，……我們這一輩受到的皇民化運動既深且遠，幾乎是完全相信日本人，我們甚至不會講台灣話。因此，我敢說當時台灣三分之二已日本化了。」，又說當年窮人皆有「鹹鮭魚」可吃的葉氏，當然不可能與我們的堅決抗日的寫實文學前輩賴和、楊逵、吳濁流相同；可知此一用語──「代表」──實不恰當。同時，葉氏推薦的傳記撰寫人，以「和新思潮一起誕生」、「和新文學一起出現」到所謂「日治時期作家的最後代表」，所營造的氛圍，很明顯地有以「新」為強調點，相對的，葉氏在他的台灣文學史裡的判讀標準，確實也只是形式「新與舊」，或者「新與更新」（這往往是唯美主義者追求形式繁複變化的特色），缺乏任何深刻的內涵；也因此他才會把所謂的「台灣新文學」的發展究竟是與中國五四的新文學、日本的新文學、甚至世界最新的文學潮流有什麼關係，當作像是一個重大的關鍵問題而爭論；其實，既然葉氏口口聲聲所謂「寫實主義文學的必然性」，怎麼能不知道，他竟把寫實主義的文學，絕對有「重視內容甚於技巧」的特質，棄而不顧，卻依技巧與時代而強分為新、舊，實是極不恰當的處理；例如在舊文學裡，梁啟超的「斗六吏」1、白居易的「石壕吏」、杜甫的「兵車行」……等，就與賴和的「一桿秤子」相同，都是膾炙人口、感人至深的寫實主義作品，實在沒有分新、舊的必要；至於，他在「台灣文學的困境」裡強調的「寫實主義的基本精神」是「跟詩的、幻想的、非現實的傾向對立，關注於現實的事象，精確地掌握現實」，既使以上舉的舊詩為例，也已可反證那是很錯誤的說法，更何況，葉氏在1943年竟能為了替皇民作家西川滿辯護，而公開對我們前輩台灣作家作出下列的攻擊：

「他的詩作熱烈地歌頌了作為一個日本人的自覺，譬如在『一個決心』、『給再受召的弟弟』……等作品中，……在張（文環）或呂（赫若）的作品中到底有沒有像西川作品中的皇民意識呢？西川基於悲壯的決意，對本島人作家發出警告的鐘聲，這是理所當然的」[1]

在這樣的史實前，要稱呼他為那個時代台灣作家的代表是否太過於欺妄？並且，當時，他有什麼重要的文學作品？使他有資格成為台灣日據時期那許多偉大作家的「代表」[2]嗎？

（2）    關於吳氏「亞細亞的孤兒」的中譯本

「孤帆」的地位與譯者問題：

在葉氏的文學史綱裡，關於吳濁流氏的名著「亞細亞的孤兒」，前曾述及他對於吳氏該傑作的內容介紹，敷衍不到兩行，但是在該書第三章「40年代的台灣文學」裡，對於它那極惡質的楊譯本的出版，卻用了超過兩行的內容加以介紹：

「光復後……刊行了探討台灣人命運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1946年）的日文版和中文版，『亞細亞的孤兒』在1959年由楊召憩所譯，改名為「孤帆」，重新刊行一次。」

這是什麼道理？葉氏，這位不僅每每以台灣新文學的抗議傳統的繼承人、代言人自居，更以吳濁流的「台灣文藝陣營」的一份子自豪，居然能對於吳氏偉大傑作的版本問題，毫不經議論地，就做出違反台灣文學價值的判斷！研究者對於此段敘述，極為驚訝；因為，根據自己過去對於該書的不同中文譯本譯文的比對，甚至比對到它們的序文內容及裝禎的良窳，葉氏所舉出的楊召憩譯本（1959年出版，有一「反共八股」的譯者的話，即本研究前稱為「黃河版」）都絕對是一個遠比傅恩榮譯本（1962年出版有吳濁流氏自序，即本研究前稱為「南華版」）不如的版本（詳情請參看本書第二章第三節；倘欲更進一步全面深入比較，請參看拙著「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此事，儘管我們台灣文學當代的另一位大師，與葉氏互稱「台灣文學之鬼」的鍾肇政氏強調所謂「吳氏事先不知有楊譯本的說法」，但是，以吳氏的讀者、支持者眾多、交遊廣闊（可見於傅譯本書末的廣告頁，贊助者遍及南北各種行業，可為一例），他實在不可能不知楊譯本的存在。

傅譯本出現在楊譯本出版的三年之後，當然，就明顯是以取代拙劣的楊譯本為目的；然而，此時竟有某種可怕的、陰暗的大力量蘊釀著，它們，在1965年，以楊召憩譯本曾經「榮獲」高雄市黨部和中央黨部的公函嘉許為黑手，來對吳氏施加壓力；終於成功地讓昔日日本統治者所俯首認罪的、更受日本文學評論家衷心讚賞的、為台灣知識份子尋找出路的傅譯本消失了（但是請注意，幾經波折，當前流行的版本，所用的序言，仍是傅譯本序言，所以仍有前引「這次又幸蒙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學士傅恩榮先生譯成中文，」吳氏對傅氏致謝的文字，以及本研究前述吳氏在「廣鴻文版」的離奇而醒人的序文倒置的安排），從此，本研究前述那本對自己同胞深表同情，恨自己實無力援救而稱同胞為「無援的人們」的傑作，就被那極惡劣的、把自己不幸的同胞稱為「無可救藥的人們」的楊譯本惡質譯文，篡奪了正版本的地位，成了我們台灣出版界的通行版本！這是我們台灣文學史上怎樣的大事？為什麼葉氏該史綱竟可以對吳濁流氏親序的傅譯本隻字不提？是葉氏認為第一個譯本就一定是更好的譯本，或者他不知道有吳先生親序的傅譯本存在？以下我們看這個重要的問題：

通常晚出的譯本一定是因為晚出的譯本認為前一譯本有重要的缺陷，才會重譯，更何況主持重譯工作的是原著者！因而，顯然楊譯本不會是一更好的譯本。是他不知道傅譯本的存在？以他在筆下所呈現與吳先生的親蜜密交誼推想，甚至，打開，1973年十月，吳先生在自己主持的「台灣文藝」裡刊出之尾崎氏的「吳濁流的文學」中，就可見到其中有「中文本倒是後來在台灣由傅恩榮先生翻譯出版的，所以這算中譯本」的字句1，葉氏應不可能不知道有中外皆知的傅譯本存在；他怎能那樣的視若無睹呢？難道是葉氏有自己私人特殊的理由──例如，因為與那位高雄譯者（黃河出版社位在高雄，楊召憩與葉氏也住高雄）極為熟識，私人的親暱交情使得他如此力挺譯者？──是那位譯者，在葉氏自稱「原來從四十四年以來，我就停筆不寫了，隔了十年之後我怎的又開始執筆了……2」或「整個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末期我的文學生命似乎已經結束。……從民國五十四年恢復寫作生涯」3，其實，在那他以筆名發表譯作「論日本現代文學的特質」的1959年前後，那段似乎貧窮，卻在高雄結婚，在高雄翻譯，並且喜獲麟兒的日子，甚或完成結婚的聘金、孩子的牛奶錢、送禮達成調校目的等大事，或許都曾向那位好友週轉[3]？──否則，為什麼在其台灣文學史的要綱裡，只見到他標舉出那個附在「反共八股」1之後的，那麼拙劣的楊譯本？它和那個懂得運用白色恐怖的楊召憩到底有什麼密切的關係──總之，他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理由一定要力挺那麼惡質的譯本？

（3）關於葉氏筆下西川滿的真相問題：

葉氏在台灣文學史的地位，由於他首揭「台灣文學史綱」之課題，使得不管其主張的內容是否錯誤很多，但是他已擁有令人不應忽視的地位；尤其，他口口聲聲「台灣文學獨立自主」及「台灣文學來自於台灣意識」、「寫實主義的必然性」的口號裡，儼然它的言論已是文學界唯一的判準；在此，研究者想藉由他對於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事蹟的隱瞞，來考察他在揭出了「台灣文學史」這個重要的課題，因而帶出了前述的種種重要的問題外，卻更為我們的文學界製造了多少需要廓清的迷煙和毒霧：

西川滿[5]氏是日本據台時代重要的在台日人作家， 1939年他發起「台灣詩人協會」，同年該會改組為「台灣文藝家協會」，以「文藝台灣」為機關誌，其成員包括台北帝大、台北高校教授，警務局長、情報課長等，其成立的啟事署著「在台官民有志一同」的字樣；1942年率團參加擁護所謂「聖戰」的大東亞文學會議，年底再發表「文學也是戰爭」及「一個決意」的兩次黷武演說；1943年發表「『鄰組』也需要文學」，獲皇民奉公會第一屆文學獎，同年，日本文學報國會成立台灣支部，他任理事長；大力抨擊當時台灣寫實主義的文學大潮，把它說成是「向來構成台灣文學主流的糞寫實主義」，並發動其嘍囉（如：葉石濤當時就發表了一篇指謫「糞寫實主義」的公開信，痛批台灣人作家。）加以圍剿，後來更提出「撤廢結社」的主張，使得當時應為文學主流的「台灣文學」雜誌，不能不步上停刊的道路；到戰爭末期，1944年，他更自設「皇民文學塾」，講授宣揚日本所謂「國體」萬世一系、八紘一宇神話的「古事記」、「日本書記」等。

依上述的日本學界真實資料，這位西川氏很明顯地是一個堅決的法西斯份子，為什麼葉氏敘述西川氏時，從來不曾說明這些實況？會只是因為曾得到西川氏賜下「書僮」1一職的賞識，又得到研習法國文學的指導，以及每月一次昂貴西餐的賜宴，加上想要掩護自己那段參予圍剿寫實主義的無知經歷，就有必要為我們「台灣文學史」的這一頁哀史造假嗎？──每一次談到西川氏總是用類似下列的言詞來掩飾這位日本法西斯作家的行徑？

「西川先生雖然屬於統治階級，少不了有民族優越感的一份高傲，他的文學是耽美而浪漫的，但是，對於文學的執著和奉獻精神卻是有值得人稱道的地方」

「儘管雜誌的封面以『文章報國』的決心幾個大字，表示擁護國策其實這是朦混當局的障眼絕招，……到了1942年搖身一變而為謳歌侵略戰爭的刊物，這是隨著太平洋戰爭的開展，皇民奉公會加緊言論統治的結果」1

而更令人難以想像的，是既然如葉氏自述，當年離開西川氏，不是因為「糞」寫實主義者張文環與呂赫若兩先生氣勢洶洶的找上門來的威脅，以及失望於西川滿竟然並不支持2他精心完成「糞」文的呼應；確實真是為了他自稱的「我原本是台南府城詩禮傳家底舊門第的大少爺，實在不必受日本人的窩囊氣，所以我就捲鋪蓋回鄉，重溫我舊時的優雅生活了」；為什麼在數十年後的回憶性文字裡，一定要為這位日本文學家努力塗抹呢？至於，其中最令人不解的，為什麼對於「作家的基本條件」，這樣一個嚴肅而重要的課題，葉氏的答案竟會是

「……我在西川先生家學到了一個作家的基本條件，那就是作家要認真生活，刻苦過日子……」？

真的西川氏是「刻苦過日子」嗎，這是哪個西川滿先生？──那個葉氏筆下的

「在戰爭的那個艱苦的時代，人人穿的是得過且過毫不講究的國民服，可是西川先生仍然我行我素，絲毫不改變它法國貴族般的裝束……」

「西川先生每個月大約有一次，叫我一起去吃館子，第一次吃正式西餐時，一下子看見那麼多市面上絕跡的水果，真叫我心花怒放，……他是夠資格的美食家，同時，他吃的都是超越國界的山珍海味……」

這是哪一派的「刻苦過日子」？這麼多疑團，相對於研究者在其披露的回憶文字裡，簡直讀不到日本殖民統治有什麼明白的缺點？為什麼會如此地背離歷史的事實？有什麼理由造成他必須如此──報恩、金錢、被脅迫或者其他特殊的令人同情的理由？

最後，為什麼直到1997年出版的「台灣文學入門」的附錄裡，葉氏才披露出他的文學入門的過程中，原來，先有他中學時代一位重要的恩師是叫做「秦一則」的先生？為什麼過去每每只提西川滿？以研究者從事教育的經驗（葉氏也有很長的教師經驗），依他在該附錄裡所稱

「我很幸運的遇到一位教日本語文的秦一則先生，他不但把他豐富的文學書籍藏書供給我們看，還不定期的在他家裡跟我們研討文學；譬如卡夫卡或喬伊斯等難懂的作家也是他所介紹的。此外，他有深博的藝術修養，這叫我愛上了法國前衛派的音樂作品……連近代繪畫和戲劇的發展也包括在內。我對於世界文學較有正確的認知，都是拜這位良師之賜。」（頁234），

果真如此，秦氏作為他的文學啟蒙恩師的地位，極可能比西川更為重要，為什麼過去不見提起？是虛擬？是欺騙？或何者是習慣虛構的「故事」？那麼我們在閱讀這位大宗師那幾十本著作時，是否應該都要多用一點時間，當作磨練地去思考和批判！（包括他敘述五○年代的，所謂「自傳體」的著名短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