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
（二）「台灣文學史綱」的社會認知：
既然稱為「台灣文學史」，並強調寫實主義的重要性，自然必須重視其反映台灣人民生活的面向；而人民生活應該不只是印象式的形容詞，應該是對具體事件的把握；以下，也以三例來探討該書裡，對於當年日據台灣社會，在認知上的錯誤：
1、呂赫若的「牛車」：
呂赫若氏是葉氏稱之為「他在日據作家中是文學成就最高的一位」（頁64），呂氏是當年台灣文化界裡的風雲人物，他是台中師範畢業後，到東京留學，習聲樂成功；「牛車」是他的成名作，1943年他的「財子壽」，在張文環主持的「台灣文學」上，獲得「台灣文學賞」；1944年的戰爭期間，他的小說集「清秋」，很難得地獲准出版；很不幸的，呂氏在戰後動盪的二二八事件後，被發現死在一個左翼激進反抗者聚集所在山區的附近，他是一位令人同情甚至敬佩的人物。然而「牛車」究竟是怎樣的一篇文學作品，葉氏在他的「台灣文學史綱」裡的介紹是這樣的：「他在『牛車』一篇上，透過沒有土地的農民楊添丁，在『日本天年』下的悲慘生活。」；又說「呂赫若是很徹底的寫實主義者，……呂赫若的小說技巧卓拔，充分吸收了現代西方作家的表現技巧，因此意象鮮明，人物的刻劃真實而實際不流於類型，他在日據作家中是文學成就最高的一位。」（頁64）根據研究者對於全篇小說的仔細研究，它確實是一篇動人的、值得推薦的好小說，不過它更是一篇「被竄改過」的好小說的範例：以下就對於「悲慘生活」與「好小說」，提出研究者的看法：
其一、是對於農民「悲慘生活」的描述，有明顯失真的情形；例如，在可憐的孩子無人照顧時他的描述
「爬上了看得見裂縫的食桌上面，木春把手伸進飯桶底去，把桶底的飯粒子集攏，捏成團子，塞到弟弟的手裡。……兄弟們吃慣了冷飯。……大人們走了以後，自由地守著房子，想起來的時候就從飯桶裡抓出來吃。他們兄弟倆便是這樣成長的。所以肚子漸漸脹大了，好像懷了孕的女人，但卻從來沒有生過病」
其中「自由地」三個字，用字或屬反語，否則顯然不恰當，或許是由日文譯來之誤，可以不論；但是，當年窮人家裡都能吃白米飯麼？請看前面被葉氏盛讚的張氏在其「在地上爬的人」裡所謂「當時的習慣是：只有割稻時吃白飯，平常是混合蕃薯等東西煮著」；再看日人片岡巖氏在所著的「台灣風俗誌」裡對於「米」的介紹，是「台灣人大都食用精半白的米，通常中流階級以下加入甘藷做糜食用，……」（案：糜即粥）；甚至，更有人在回憶錄裡如此記下其社會形象：
「鄉下人生活困苦，三餐以蕃薯簽充飢，家境稍過得去的，也不過在蕃薯簽裡，加一、二成白米而已」
更何況依研究者所知，當年真正社會底層的人所食用的應是曬乾後存放過久變色且有霉味的蕃薯簽，真有飯粒團子可捏已不是普通人家了；我們不相信真正的寫實主義者呂先生會不知道或竟曲筆掩飾這苦況，但是葉先生似乎卻根本不曾注意？有沒有考慮到既使純以文學注重形象的語言來比較，白米飯與黑色蕃薯簽在意象上會有多大的差別？不過，研究者倒不以為這是呂先生原著的問題，因為在那個台灣人主體性被無情宰制的年代，許多一流作家都有被迫改稿的痛苦經驗，研究者相信，雖志行堅定如呂氏，其名作恐怕和楊逵一樣也是逃不過這一關的；為什麼葉氏不能見於此，將它揭露出來？
其二，純依文學理論來看他所謂「好小說」觀點：他說「呂赫若是很徹底的寫實主義者，……充分吸收了現代西方作家的表現技巧，因此意象鮮明，人物的刻劃真實而實際不流於類型，他在日據作家中是文學成就最高的一位。」（頁64），就意味了在葉氏的文學理論裡，所謂「文學成就」，竟只是「吸收了現代西方作家的表現技巧」、「意象鮮明」、「人物的刻劃真實而實際不流於類型化」，追溯他的理路，是否在現代以前人類就沒有偉大的文學了？仍很像當年皇民化時期所強調，似乎我們努力生活、自己艱苦奮鬥的、摸索的、咀嚼的或悠久傳統的，也總是落伍的、跟不上日本現代文明的那類觀點，研究者很難想像，這種寫實主義就必須「吸收了現代西方作家的表現技巧」的理論？真的經由在現實生活裡掙扎與奮鬥後，我手寫我口的文字磨練，到吸收中國的古典文學，西方的前現代文學作品、甚至「紅樓夢」或日本的「源氏物語」之類，都一定不夠？在沒有「充分」吸收「現代」以前，就不會有最高的成就？──真的嗎？在台灣社會中應該如何判定誰是「充分」的？也很懷疑當年經辦事前審查工作，那常「跑總督府領回檢查通過的校樣，」，曾經看過不少校樣且告訴我們「須知日據時代的刊物都要事先通過衙門『檢閱』的這一關」的葉氏真會有做這種判定的「充分」資格。
2、楊逵的「送報伕」與他的冤獄：
對於這篇著名的小說，在葉氏該書裡，得到了比前述張文環更多的篇幅，但是在那樣大的篇幅裡，又都是葉氏自述印象的文字，所謂「這篇小說的出現，使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達到尖峰。這篇小說不但表示台灣作家的日文小說，無論從其文字技巧和內容而言，都達到日本文壇的水準，同時也是所有反帝、反封建為主題的小說的集大成。……這篇小說也附帶地闡明了台灣新文學運動，不但是台灣資產階級文化啟蒙運動的一部份，同時它也是台灣無產階級心聲的真摯代言人。台灣新文學始終與廣大的台灣民眾打成一片，這篇小說是最好的證據。……」（頁52），其中所涉及的名詞與其指涉的問題都是史實嗎？研究者曾感動地一再拜讀該小說作品，但無論如何與葉氏的介紹不能相印證；例如，對於葉氏所謂「是所有反帝、反封建為主題的小說的集大成」，我簡直完全找不到其中有什麼可以視為所謂「反封建」的內容──在小說裡主角的父母都是了不起的堅決抗爭者，是因他們拒絕被日本殖民統治者擺佈和撥弄而自我犧牲，才激起了主角應該為家鄉那許多悲慘同胞出力的決心。但是，這些與反封建有什麼關係？換言之，說到「反封建」，大多說的是傳統社會有消極頹唐、故步自封的保守傾向，易成為社會發展的阻力；為求社會進步，理想的追求者會提出所謂「反封建」的口號，然而，在該書裡台灣社會在日本統治之下已落入「官逼民反」的境地，即他所述的：
「鄉裡人的悲慘處境，訴說不盡。自你去東京後，跳到池子裡淹死的已經有好幾個，也有用繩子吊在樑上死的。最慘的是阿添叔、阿添嬸和他們的三個兒子，全家死在火窟裡」（頁52）
那真是很令人悲憤的不幸，那是個瀕臨革命邊緣的社會，但是這如何能誇大成為「所有反帝、反封建為主題的小說的集大成」呢，這讓我們想起了當年所謂「反共」與「道統」八股的作文模式，空洞或美麗而激昂，但卻沒有真實的內容，而葉氏竟以此作為文學史的敘述方式，他要把台灣青年帶去哪裡？
此外，關於那後段文字裡有所謂「台灣新文學始終與廣大的台灣民眾打成一片，這篇小說是最好的證據。」的論斷，更是奇怪，為什麼一篇眾所公認的好小說，就能「證據」了整個內容良莠不齊的台灣新文學「始終」與廣大的台灣民眾打成一片？──就這「整個」，也就掩護了當年葉氏的「林君寄來的信」、「媽祖祭」、「春怨」及他充當皇民文學打手的名作「糞寫實主義」──但是研究者真想不出竟然能達到那麼廣大的涵蓋效果？──葉氏是在為自己少年的無知，努力創造「從此以後，王子就與公主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的邏輯效果嗎？──但是，這將會傳達給文學青年怎樣過分輕率、幸福而淺薄的社會認知？
最後，在楊逵的冤獄上，那是1949年楊逵因為簽名於呼籲和平的文件而被判刑12年的嚴重事件；雖然依吳濁流氏所知該冤獄還另有與當時六四事件關聯之類的原因，但是僅就提出「呼籲和平文件」言，那真已是台灣社會應該為楊氏立碑，台灣文化人應該為楊氏立傳，為楊氏遺屬向政府求償、追究責任的冤屈；很可惜，在本書裡葉氏卻只記下前述消息及所謂「1977年6月美國國會所舉行的有關台灣人權的公證會上，證人之一的紐約大學教授西莫亞針對楊逵有下面的一段話：『像楊逵這人在日據時代共繫獄十次，但加起來卻未滿一年』」（頁73）；似乎葉氏也與外國專家一樣，完全不了解日據時代法律與執法的特色，不但，早有1898年苛虐的「匪徒刑罰令」，同年又以日本鄰組式的保甲連坐制度，把家族社會的台灣人都鎖在一起，那是「不論男女老幼，需俱連帶保證責任」，其責任所連帶的範圍由日本警方認定；還有早在1897年頒布的、極有鎮壓效果的「犯罪即決例」與「笞刑」，授權「使通曉風俗民情的地方官吏，以簡便即決手續治罪」，依此，其警官既可隨時執法，又對刑罰擁有法官的地位，他們不但可以直接排闥入戶地進行監視，還以鄰組保甲的鄰居親友監控當事人的一切，在鄰里間（14歲以上）的連坐責任下，所引起的注目與壓力有多大？對於愛親人、愛鄰人的理想主義者，那真會比坐牢輕鬆嗎？請試回顧本章第三節第四項中，關於吳濁流氏回憶「1922年台北師範學校抗爭事件」的部分，說到他的同學與學長成為「要視察人」的慘狀，有錢的是「刑警每天都會到他家轉一趟，他雖然很不是滋味的住在街上，一步也不出門」，窮些的結果竟是「我時而在路上碰見他，連對後輩同學的我，他也警戒著，他向我要求絕不要把在路上見了面的是告訴別人，……更可憐的，是它的老母，在鄰村拾蕃薯、拾稻穗來充飢的可憐身影，常留在我的腦海裡，」，而目睹這一切的人，也就「自然被嚇落了膽子」；這就是本研究前面所強調過「社會控制的嚴厲性」，因此，談到日據時代坐牢十次的意義，豈是其合計的時間所能代表──這就又正符合了前述研究者的擔心，葉氏的文學史裡對於日據下真實民間社會的認知，真是極為不足，那麼他的所謂「寫實主義」是什麼？
（三）「台灣文學史綱」的歷史視野：
台灣文學史作為台灣歷史的一部份，應該與台灣歷史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前面已由文學與社會兩方面，對葉氏著作做出深入的批判，指出葉氏的著作在該兩方面，可說是偏於靜態的重大缺失。下面我們要就它與台灣人民在這塊島嶼的奮鬥歷史，也就是動態的，尤其是對它所自我標榜的主體意識上的重大缺失，加以探討：研究者認為，這對於高舉所謂「我發願寫台灣文學史的主要輪廓，其目的在於闡明台灣文學在歷史的流動中，如何地發展了它強烈的自主意願，且鑄造了它獨異的台灣性格」的葉氏著作，特別重要。因為根據前述的探討，葉氏著作儘管常將主體性標舉在前，事實上，常有「掛羊頭賣狗肉」的嫌疑，尤其它往往在涉及重大問題時，以它「充其量」不過「印象批評」的手法，用好像很有內涵的術語，（像「殖民統治」、「反帝」、「反封建」、「印象批評」之類，）虛幌一招；讓曾受我們台灣傳統「敬惜字紙」文化薰陶的大多數讀者，都不敢異議，而仰之彌高的接受他獨斷的「印象」觀念，這對於一心吸取文學史滋養的青年將會造成怎樣的遺害──想到除了不成材的我自己外，多少生活家、事業家、革命家的大人物都曾經是熱情澎湃的文藝青年，怎能任我們未來的時代青年們竟在文學迷藥的氤氳裡成長！──為此，必須徹底地揭露其底蘊，所以，特將本題「歷史的視野」分為關於「台灣史的視野」，關於「世界史的視野」，關於「葉石濤先生的個人歷史」，等三部份：
1、在台灣史的視野方面的失職：
研究者細查全書，其中對於日據台灣史的社會生活，竟然極少呈現史實的面貌，而讀者卻多是慕於葉氏乃是「日治時期作家的最後代表」（其實他絕不是，理由詳後。）的大名，希望葉氏能以其「親歷實境」的「寫實主義作家」的身分，為後學的文藝青年提供最為信實的資料──作為一個以寫實主義為標榜，強調台灣主體性的大師，為什麼不肯用它的可以寫實的筆法，為晚生的後學們清楚勾勒出歷史的真相，卻落筆之處盡是貌似高深的術語與印象式的形容詞，是他根本不想說明清楚，還是另有難言之隱？以該書第一章第三節「日據時代初期的舊文學」為例，為什麼提了「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從此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又提了「組織義軍抵抗日軍入侵，可惜在強大的侵台軍炮火之下，義軍節節敗退」與「台灣的舊士紳階層……他們的作品時常脫離庶民的現實生活，很少跟日本殖民政治的現實正面對立」，卻不提關於日據初期對台的威壓攘逐政策，與威壓攘逐政策的效果──為何不「寫實」那1895至1896年的一年多裡我台灣消失了近80萬人口的「日軍入侵」實況？至於，所謂「台灣的舊士紳階層……他們的作品時常脫離庶民的現實生活」（頁15），不錯。但是，知道嗎，關於本研究前述1901年一度聲勢浩大、成績斐然的禁絕鴉片運動，我們由當年日警所謂
「以居於廈門之隱龍林維源為主魁，而與台灣全島各地之仙壇密通聯繫，如運動費之支出毫不吝也，彼等活動之主要人物多為地方名望家、資產家、文人等，擲私財，自費往來各地，如本事件絕不可視為一片之杞憂矣。」
就證明了那是台灣的舊士紳階層所發動的偉大行動，只是後來該運動竟被日人以卑劣的手段、殘酷的心態摧毀！因此，對於葉氏所謂「他們的作品時常脫離庶民的現實生活」的罪名，若用來指謫葉氏今天寫作的日據文學史竟脫離日據下庶民的現實生活，確實恰當；可是，用在當年曾經有過那樣堅決禁絕鴉片的偉大表現的我們先民身上，實在很不合適。需知他們確已在現實逆境裡完成了極有主體性的表現，他們的遺憾，充其量，只是此事極犯毒辣日人之忌諱，因而時人未能留傳下許多文字而已。
在某一意義上，台灣文學的主體性，我們豈非應該是以前引降筆會主事者對抗日警取締的答辯形式而一脈發展下來的，他們堅忍地向殘暴的統治者展現其「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的主體性。也因此，該書第二章「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的第一、二節裡，所謂「從1920年到1931年在這十年間的台灣新文學運動裡，……其目的在於使台灣新文學如何才能打進廣大的台灣民眾裡……使得民眾變成近代化的人民……」（頁27）；葉氏實在不應該一再以他自身的「印象」，代替我們先民所承受的嚴酷的血淚史實，因為當時社會最大的抗爭動力應該仍是來自前述一脈而來，雖然效果未能充分彰顯，但卻長久堅持著台灣主體性的掙扎與奮鬥。試想，由前述「入侵的嚴酷史實」之後到葉氏所謂的1920或1931年，相去不過25年左右，也就是當年30歲以上的台灣人，對不久前的慘史應該還記憶猶新（前述1891年出生的台灣人領袖蔣渭水氏，早年曾任乩童，他對於「降筆會」當年借神意推動禁煙、日人禁絕中醫的事，就應該刻骨銘心吧；與他同志的杜聰明氏與翁俊明氏的重視中醫、中藥亦應與此有關）；所以，葉氏書中不提史實，只用少許的印象形容詞，無形中就把這段內有「台灣文化協會」、外有「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兩者結合而形成最堅韌與沛然抗爭力量的史實，乾涸成了該書貧弱的所謂的「使得民眾變成近代化的人民」一類空泛而美麗的宣告，看這所謂的「近代化」，即「現代化」的別名，也就是葉氏援引了耀眼的「現代化理論」（關於「現代化理論」請看本書第四章第 節、第 節），但是，讀者得到的是怎樣的文學史知識？
最後，關於對台灣文學史分期，在該書第二章的所謂「成熟期」，應該是葉氏該書裡極重要的部分，也是他明確介紹史實最多的部分。但是，它不僅只能用平板模糊的所謂「台灣大多數農民為佃農，不但租田地須向地主繳一筆可觀的磧地金，同時所有田租號稱『鐵租』，不管豐年、凶年佃農必須交給地主一筆可觀的田租，一甲田地可能達到六十石……」表達他寫實主義大師對自己同胞同情的極致；而配合他這模糊的指控，葉氏所用的是把所謂「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期，正值第一次歐洲大戰後世界性經濟恐慌，使得台灣農村瓦解荒蕪」，以台灣問題直截與世界問題相接，來混淆當時日本統治者所應負的責任（按，台灣經濟是日據以後才被日本有計劃的塞入日本資本主義體系，從而才會被世界經濟恐慌直接影響的），更是他很大的缺失。然而，更大的缺失則是在該段結束時，所謂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成熟期』，……造成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十年黃金時代。然而由於社會性觀點頗強，受到大陸三零年代文學的影響較深，多注重農工跟殖民者和封建地主等統治結構搏鬥的現實，……未能拓展作品的深度和廣度……」
看來葉氏似乎真把其關心自文學的社會面更指向人性深處，真是大師的樣子；但是，就台灣史言，葉氏的這項說法，實在是極令研究者失望的，原來我們這位標榜50年前轉向寫實主義的大師，竟至今仍如此輕描淡寫地批判我們可敬的反皇民化的文學前輩──一如他當年作為皇民派嘍囉抨擊所謂的「糞的寫實主義」，只是如今用的已是「大師」的架勢──他真的不知台灣史嗎？就在前輩作家生活的年代，台灣史的現實確是如本研究前面所呈現過的，那是在日據50年裡，我台灣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不足25歲的悲慘年代！那是我們台灣人被視為「人以下」的一種「東西」的時代！那也是前引學者工藤好美氏所指的「特殊環境」：
「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此一極其特殊的環境，……殖民地社會生活是不容人有個性」
換言之，正如今天心理學家的研究，在那樣的窮困時代，當然「生理的需要」，即「為生存而搏鬥」的需要，在所有「人類生活的六大需要」裡，一定被排在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對於具有社會性覺悟的作家們，怎能不多注重描述當時「農工跟殖民者和封建地主等統治結構搏鬥的現實」，那是我們先民在日據時期為生存而奮鬥的莊嚴史實，我們強調台灣人主體性的文學史家，怎會另外特別要求什麼作家的深度和廣度呢？
2、關於世界史視野方面的失職：
當然，在前述對於葉氏著作的批判後，我們已可想見，儘管他自許得到日本文學作家西川滿的真傳，念念不忘那位唯美的皇民大作家的啟導，不但，將他引進了法國文學的殿堂，也為他開啟了世界文學的視野，使我們相信他應該不會是吳濁流先生筆下所批判的，那種「文學奉公會」的理論家，也應不是那種被描述為「你覺得他們很了不起，是吧？告訴你，這算不了什麼，那一套都是從『世界文學全集』的解說裡偷來的」的文學史家；但是，他對世界文學的觀點，應該不可能超過其對台灣文學的認知──因為每一國人豈非應該最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而對於世界文學的了解，必須深入了解繁複的世界歷史、社會與文化，那將是多麼困難的事；因此，如果以廣泛世界文學相責難，實不應該──所以本研究此時所提的世界史視野，主要是以「世界史」與「世界文學」概念上相關的，及在日據時代台灣與中國，那對於台灣的地理與血緣最近的一部份外部世界相關的問題，作為例子；提出兩項討論：
（1） 葉氏對於「世界史」與「世界文學」的錯誤導向：
在此，我們要再度引出前述「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成熟期』，……造成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十年黃金時代。然而由於社會性觀點頗強，受到大陸三零年代文學的影響較深，多注重農工跟殖民者和封建地主等統治結構搏鬥的現實，……」，前面我們藉它批判過葉氏對日據下前輩作家的輕蔑，現在我們要藉此審視1930年代前後的世界文學思潮與社會變遷，以糾正葉氏所謂「受到大陸三○年代文學的影響較深」的錯誤，他這樣草率的論述幾乎使我對其整個世界史與世界文學的認知水準都發生動搖，因為當時世界史的發展背景是：
「美國在第一次大戰後沉醉在『永遠繁榮』的幻想中，經濟危機爆發前七個月，胡佛就任總統後，還說這樣的夢話：『目前貧困正在逐漸消滅』。與此相反，蘇聯共產黨……在1927年12月，就預見的經濟危機的必然性。他說：『……從生產增長、貿易擴大、技術進步……產生這最深刻最尖銳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
「從1929年到1933年間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候……數千萬失業者流落街頭，勞動條件也極端惡化了；在美國危機前估計有160萬失業者，1933年則超過了1,400萬人，其間實際工資減低到50%以下。農民由於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剪刀差價和增稅，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遭到的徹底的破壞……」
根據歷史資料，不僅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日本）都落入嚴重的經濟危機裡，並且，當時最令人吃驚的是在那六年期間（1928~1933），反對資本主義、號稱「工農國家」的蘇聯的生產力卻增加了兩倍，這結果當然造成了世界史上巨大的反省。對於落後國家與各資本主義國家裡的農工階層而言，它當然成為一個無比的召喚力量。就研究者所知，中國如此，日本也如此，簡直世界各地莫不如此，這是研究世界文學的寫實主義者應該有的常識，研究者看不出作為日本殖民地，如前述一心反抗殘暴日人統治的台灣，既使是個日文作家逐漸在文壇成長的年代，會有自外於此一歷史巨潮的理由；所以說，當時的台灣文學「多注重農工跟殖民者和封建地主等統治結構搏鬥的現實」，實是應是受到世界史上此一巨大變局的影響，若硬要說是「受到大陸三零年代文學的影響較深」，實在是對於世界史的視野缺乏基本的認知。以隨時表示精通世界文學的大師葉氏而言，此一錯誤實在是不可思議的無知。不過，回想當年皇民化言論裡，那「一面把好的結果都說是日本來的，一面把壞的結果都說是來自中國」的特徵；我們看他在該書同頁的「新一代的日文作家較能吸收西方或日本文學的精髓……」（頁58）與前述的「受到大陸三零年代文學的影響較深，多注重農工跟殖民者和封建地主等統治結構搏鬥的現實」的說法並列，不正是這樣的結構麼！以這樣類似「皇民化」權威的理論指導，葉氏對於我們熱情的文學青年將會誤導出怎樣世界文學與世界史的認知？
（2）缺乏關於世界史與中國的複雜認知：
在世界史與世界文學史的認知上，葉氏既有如上的失職，那麼它對於世界史的其他相關方面，認知的程度又如何呢？是否比較可以信任──尤其，在相關於台灣與中國史方面？試看在該書裡的：「國民政府遭遇內外情勢極端不利的情況時，幸而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隨即在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第七艦隊防衛台灣海峽；同時宣佈該海域的中立化」（頁85）以及他所謂「直到1954年，美國明確地告訴蔣總統不支持反攻大陸以前，政府的統治方式完全是一種徹底的強壓手段；1950年代前期，政府在台灣進行一場殘酷的『清共』和『肅清』，此次的肅清給台灣民眾帶來深遠的影響，使苟延殘喘的台灣知識份子變成殘缺不全的廢物。直到80年代來臨，言論自由的範圍擴大之後，才有政治小說一類的作品出現追究了50年代荒蕪的真相。」（頁84）歷史的事實真是如此浮面而簡單麼？研究者以為，這段歷史如果不放在複雜的世界史的視野裡去考索，是不可能產生正確的概念的，以葉氏的說法，它顯然不能為我們解說美國為什麼協防台灣？也不能為我們解說朝鮮戰爭為何在那段時間爆發？因為，它沒有交代。根本上，當時美、蘇在各地域對峙，並控制各地域的弱小政權，在世界上所造成的越來越明顯的複雜對立情勢；不談長年貧弱與被戰爭破壞嚴重的中國與台灣，既使是戰後復興很快的日本，也不能不仰賴它的鼻息；因此，當葉氏寫下「直到1954年，美國明確地告訴蔣總統不支持反攻大陸以前，政府的統治方式完全是一種徹底的強壓手段」（同上頁），對於這段簡單的控訴性的話語，大致上並不失真，但是就「台灣文學」邁向「世界文學」及葉氏自許對「世界文學」的造詣，就不應忽略相關的發生在「自由陣營」的其他重要史實：例如，那發生在韓國的悲劇：
「……1950年韓戰爆發後數週，南韓軍警共槍決了兩千多名未受審的左派政治犯；手段之殘酷，不僅美國軍官親眼目睹數次，時任聯軍最高統帥的麥克阿瑟將軍至少知情一次。……韓戰之後，南韓數十年來一直由軍人主政有關軍方曾槍決大批左派人士的消息，一律被政府封鎖，相關的紀錄也被銷毀……」
「情況至為明顯，根據所獲得的證據，有不詳人數的南韓難民，在老斤里附近城鎮遭到美軍以輕便武器、大砲、迫擊炮或戰機低空掃射死亡或受傷。……若干退伍老兵說，他們以為如果平民不停止行動，它們可以利用致命武力阻止平民穿越。……在此環境下有些軍人可能是以為受到敵軍威脅因害怕而開火……」
以及更早在日本的
「（1945年）8月18日，日本政府為佔領軍設置性的慰安設施。8月27日專為美軍設立的慰安設施『小町園』即在大森開業。戰敗國的政治家對付佔領軍的辦法，最先想到的是女人賣春戰術。當時的大藏省主稅局長池田勇人，為此同意融資一億元」
及前述1946年7月，日本警方在美國佔領軍默許下，以嚇阻戰後日本社會動盪為理由，用國家暴力殺害我們台灣人，引起震驚國際的「澀谷事件」；還有1949年4月以後，在美國指導下，日本推出一連串的打擊左翼團體的法令，如解散「在日朝鮮人聯盟」等左翼團體；驅逐日共中央委員（1950年6月6日）；「赤旗」停刊一個月，驅逐其編輯17人（6月26日）；命令解散各地日共支部及全國勞動工會協議會，並驅逐其領導者；至於更明顯而徹底的美、蘇對立，則可以由那時的「赤色肅清」，不僅及於政治面的共黨領導者，更廣泛地深入到教育界與新聞界裡，將左翼份子完全驅逐出去；並且將原來戰前日本的特務警察官和思想檢察官，戰後已被去職放逐的，到1952年四月全部都從新回到新的社會支配體制裡。是這類關於當年自由陣營一體反「紅」的史實。
因此，葉氏所言，其實應該要與老一輩為理想主義而獻身的見證者所謂「1950年6月，也就是韓戰爆發，美軍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之後，白色恐怖的大逮捕、大殺伐就開始了」參看，才能讓我們較完整地見到複雜世界史，以致於中國史以及台灣史的全貌。從而才較能看清台灣人自身在這複雜的世界環境中應有的定位與方向。
總之，對於葉氏「台灣文學史綱」與「台灣文學入門」的論述所及，我們無意論辯其他﹝還有不少應該商榷的重要問題，例如，對於反共文學的發展及戰後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出現都缺乏深入的認知，若它日有機會願續論述﹞──只意在強調歷史本身不容忽視的複雜性，既使對文學史，甚至對文學亦然，因為人性本身就是一項可能極複雜的存在；客觀地說，儘管葉氏歷盡滄桑，終於取得了文學宗師的地位，我們應指出，他似乎仍然脫不開逃避現實世界複雜性挑戰的唯美習性，不敢面對現實世界的繁複面貌，只以掌握歷史發展的簡單形式為滿足；也因此，在他的筆下讀者絕對看不到像深深顯示著戰後台灣人複雜處境的「澀谷事件」之類──為此，研究者要強調，對於台灣文學史與台灣史，每一位真正關心台灣的朋友都應該要具備這類認知複雜事務的能力，因為，不只是前述葉氏的論述所涉及者如此，其實對於前述日據時期所推行的「鴉片統治術」等，其複雜性可能更超過葉氏所已涉及的問題；所以，對於像葉氏所謂「從青年時代就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完成一部台灣文學史」的文藝青年，以及對於一些有意撰寫大河小說，以為我們台灣歷史留見證，要讓台灣人民真正挺起脊骨的後起作家們，就不能不時常主動的投入在這些極複雜的課題裡掙扎與奮鬥、哀傷與昇華、煎熬與鍛鍊、深沉與鼓舞；否則，如果只是憑藉強勢文化霸權（例如：「皇民化」就是一例，）所簡化灌輸的觀點，或不難取得世俗權勢者的青睞，甚至可能對於爭取諾貝爾文學獎金之類有利，但是絕不可能完成真正屬於我們台灣人主體性的偉大作品。（在這個觀點上，研究者願向讀者推薦當代台灣小說家陳映真的短篇小說「將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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