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認識台灣」
教科書裡的皇民化佈置：
如本研究前言所述，皇民化政策的原型就是當年推行皇民化運動的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氏所強調的：「要本島人知道日本是全世界無與倫比的國家，同時要與支那歷史、外國對新領土如何統治等做比較，這樣就會感謝日本一視同仁之仁政，揚棄支那民族特有的想法；而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日本國民」；本題的「皇民化佈置」，是指台灣的皇民典範人物李登輝氏掌權後，意圖改變我們台灣歷史成為皇民化的歷史時（歷史不斷改寫是必要的，但其主體性不應失去），雖然沒有發揮上述皇民史觀的全部，如未直稱「日本是全世界無與倫比的國家」，或以日本觀點一廂情願地與「外國對新領土如何統治等做比較」，但是它就該課程所能及的範圍強調了其中最主要的觀點──「台灣先民缺乏振作和奮鬥的悲情」與「日人無與倫比的建設」；因此本研究在此針對這被小林氏稱為「內容十分中肯，對日治時期的功過有極客觀的評價」（頁55）的教科書，提出深入的批判。
對於該書的批判，在該書正式問世時（1997年），已受到各界強烈的指摘，而形成相當明顯的論辯（坊間有許南村編的「『認識台灣』教科書評析」，夏潮基金會印行的「認識台灣歷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王仲孚編「為歷史留下見證」，就記錄了上述的活動）；當時本研究者並未正式發言。本研究是研究者在2000年至2001年間，在國中講授「認識台灣」與「公民與道德」課程，逾一年後（每週18小時）的反思；當時最令研究者感受深刻的，是在一次偶然談起，修完「認識台灣」的一年課程後，對於自己先民的歷史與社會有什麼肯定時，那些可愛的孩子們竟完全沒有自信，沒有光彩，甚至是明顯帶著若干困擾；那時台灣經濟只是正在開始盤旋走下坡，政治剛在它民主化初生後的喜慶感裡，開始它現實坎坷的漫長道路，然而，「認識台灣」一年課程所提供的滋養，竟完全不能給孩子們稍多的鼓舞──一個孩子發問，我們的先民除了悲情還有什麼？──只是要我們做台灣牛，不要怕沒有犁可以拖；只是要我們落土像蕃薯一樣，匍伏地面，代代相傳？或者想像自己有一天真會成為遨遊在大海裡那奇美的巨鯨，我們就可能避開傳統獵鯨船隊的殘酷攻擊？因人類的珍視呼籲而得到最好的保護？為此，我在每一班講述我們台灣人應該有的驕傲──我們先民的奮鬥與掙扎的光輝；啊，可是孩子們不太相信，「老師，為什麼課本上都沒說」；我該怎麼說呢？──尊貴的編輯教授們，真的當年您們的父執輩在威脅利誘下建樹起來的皇民心態，已成了你們心靈永遠的枷鎖？既使急待滋養的新生命在無助的、困擾的尋求增長它們生命的能量時，您們也仍吝於考慮釋放出您們管制下的豐沛資源？研究者實難相信，竟有這樣的鐵石心腸，──為此，謹針對該教科書裡的各重要缺失──在它缺乏的「先民在悲情外的振作和奮鬥」上，本研究提出它應該補足的「清代台灣社會的實況」、「鴉片戰爭前後的姚瑩」、「拒絕吸食鴉片上的奮鬥」「青年學子的抗爭」「志願兵的抗爭」；在它宣揚的「日據時期的各項建設」上，本研究提出它闕漏了「衛生建設的假象」「教育建設的實際」「經濟建設與工業化的空洞」「社會控制的嚴厲」四方面的討論；其論述如下：
一、關於「台灣先民缺乏振作和奮鬥的悲情」
（一）清代台灣社會的發展實況：
在「認識台灣」（歷史篇）裡，對於這方面的介紹多在「清領時代前期」一章，由該章的提綱內容看，直接關係到社會結構和人民生活的是「當時地方上的政治、社會等問題多，常有民變和分類械鬥發生；另一方面，地方上往往在村莊建守護神廟，發展祭祀組職藉以促進團結、情誼和互助」；所以，在歷史篇的「民變與分類械鬥」一節裡「政府公權力不張，社會福利與救濟措施不足，男女人口比例失衡，秘密結盟盛行，族群複雜，『羅漢腳』很多，所以社會常出現暴力衝突」及在「認識台灣」（社會篇）裡的「早期拓墾時，移民因原籍不同而信奉不同的鄉土神，但來台之後，本地觀念逐漸加深，以現居地為認同的對象；乃由原本不同的原鄉信仰轉變為崇拜相同的神祇，此即所謂祭祀圈的形成，同時也強化了地緣組織的功能」，就成為了當時台灣社會的主要構成；這樣的敘述給予學生一個社會極為紊亂的印象，因為，在「羅漢腳」到「秘密結盟」所引起的動亂裡，我們實在看不出祭祀圈可能發揮多大的作用，那麼台灣當年就一直是個多麼動亂的社會，然而，史實確是如此嗎？
研究者要指出，成長在民國50年代看過美國西部片的人就會了解移民社會裡生存競爭的殘酷，重要的，豈不是我們的先祖如何逐漸脫離那樣的不幸？難道祭祀圈的形成就能使它結束了那樣的悲劇？──顯然，祭祀圈的理論，並不能阻止不同祭祀圈間發生衝突，以及同族群內也可發生衝突的史實──編輯者為什麼不告訴關心自己先祖生活的學子們，動亂在清領後期應該已得到相當的控制；請看連橫氏在其名著「台灣通史」裡的這段記載：
「各社家道殷實者公議按捐地畝若干。各家分收近支族中貧苦孤獨子姪若干人，或借給糧食，傭工出力，按年抵扣；或支付銅錢，小本營生，餘利歸還；或祠堂公提生息，或本社捐置贍田，幼而慧者設義塾，以免游閒，壯而鈍者習技勇，以防奸宄。如怙惡不悛，公請族長責懲逐出，本支聯名送官究處，不准回社，如改過自新，或保送衙門，充當壯勇」，「此法一行，則各社貧者有以自養，皆自保其社，不但不通賊，亦不復出而為外盜矣。姚前任內，各社遵行，立見安謐。」（以上兩段為巡道徐宗幹通飭各屬總理的公文摘要）
即為我們詳述了游閒（即所謂「羅漢腳」）消失，而社會漸趨於安定的過程，這是一段來自史實的明證；為什麼編輯先生像是拒絕引用自己台灣人編寫的史書？還是因為編輯者接受了日本皇民化的理論，一定要強調到日據後，台灣社會才有安定的可能性，所以對某些史實視而不見？還是，因為日本學者沒有提起，所以不敢有主見地提出我台灣清代社會發展的實況？──我國人類學學者曾指出：
「大約在1860年代以後，幾乎再也沒有聽說過有大規模的以祖籍人群為分類單位的械鬥事件。」
就應該是這樣的台灣社會發展的結果。然後，時間進展到1895年，即劉銘傳建設台灣後，根據日軍據台時隨軍文員的記載，則稱：
「近來人智已稍有進步，北部地方尤為顯著；……乳臭未乾的孩童，多數也能寫、能讀；甚至物理知識也已有概念；此乃得自著名的劉銘傳……」
以上，研究者儘管尚未找到充足的社會資料，可資立說；但是，令人真高興的是，當我向學生們講述這段台灣社會的史實時，他們原來黯然的眼眸，就忽然地都亮起來的那一剎那！
（二）鴉片戰爭時代的治台名臣姚瑩：
姚瑩是安徽桐城人，為清代中期桐城學派著名的四弟子之一；曾在福建數劇邑（難治之地）為縣令，極有政聲；因林則徐之荐舉，在鴉片戰爭時代任台灣兵備道之職，也是前引「姚前任內，各社遵行，立見安謐」裡的「姚前任」；再看他在「台灣通史」的「外交志」裡防守台灣的事蹟：
「兵備道姚瑩具幹才，得民心。與總兵達洪阿共籌戰守之策，增鑄砲台，言海防，故英人不能得志。二十年夏五月，英艦窺鹿耳門，官兵擊之，詔以水師提督王得祿移駐台灣，協同剿辦。……姚瑩赴南北，集紳耆，練義勇，以其半任調遣，凡四萬七千一百有奇；而漢奸之來勾結者，輒捕斬之。故無內患。二十二年春正月，英艦數艘至大安港，遙見岸上兵民堵立，將駛去，突觸暗礁，開砲擊之，船破，獲英兵二十，印度兵百六十五，大砲二十門及鎮海、寧波營中之物。三月，英人調艦十九艘大舉來犯，並結海盜；又破之。詔晉姚瑩布政使銜，達洪阿提督銜。（八月）十四日，犯淡水，卻之。十八日，復窺雞籠。……英艦將入口，發炮中之，桅折，觸礁而沒；又獲英兵。九月復至，再破之；自是不敢窺台灣」。
以及當他被英人指為冒功時，該書所記載的：
「是秋江寧款成，換捕虜，而台灣所獲印度兵，已於五月奉旨處斬；唯以英兵歸之。英領事樸鼎查遂訐台灣鎮道妄殺遭難兵民；……欽差大臣耆英……劾姚、達罪；詔飭福建新督查奏，新督至台，查案卷所奏皆營廳及紳民稟報，無冒功事；然為款故，強令鎮道引誣，以謝英人。將逮至京，兵民洶洶罷市，台人乃訴其冤，……始知其枉」
若再深入看他在福建政績的記載是
「龍溪悍風尤甚，械鬥仇殺無虛日……，官兵無如何，府君至曰：此亂民也，非繩以重典不可；然……官但據告詞捕犯，十九富人而當捕者反不在告中，何以服民？乃請於道府及總兵官，舊案告犯，悉停拘捕，招徠鄉民入城，使自陳，日為評斷曲直。更選民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壯勇者，養之擊捕盜賊，手擒巨惡數人，訊實罪狀，臚榜郭門，使萬人環觀而斃之，遠近股栗；於是，巡行田野，親至各社曉以大義，經其疆理，字其幼孤，暇則課農勸學，一時棄刃修和者七百餘社，漳人大悅；時閩督為董文恪公，深器府君，嘗稱為『閩吏第一』，屢見訪以大政。……二十三年，……是歲調台灣知縣，彰人上書乞留者，日千百數；鎮道亦以為言，制府許之，更留逾歲」
在姚氏這些先後的事蹟裡，我們看見了當時他在閩、台兩地官民相處的一般實況，為什麼在該教科書裡，不僅對於清代治理台灣的名臣，只提及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抵台的沈葆禎、丁日昌、劉銘傳三人；且不說對三者的介紹都有避重就輕的情形，令人遺憾；而最令研究者不解的是，我們的專家學者在「認識台灣」的歷史篇裡竟完全未提及這位鴉片戰爭時代的治台名臣？只為了皇民化教育下輕視「支那」的傳統，所以，就不願見逐漸壯大的彼岸可能也有人才的史實嗎？
（三）在拒絕吸食鴉片上的奮鬥：
在拒絕吸食鴉片的奮鬥上，我台灣先民在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之下，曾有兩段極為悲慘也極為輝煌的歷史；它們反抗的對象是意欲從根摧毀我們先民健康與尊嚴的日本殖民政府，它們在皇民化教科書裡，在殖民政府對世界宣傳其德政的宣傳品裡，將我們的先民說成是「嗜好鴉片吸食」的族類，是自甘墮落的族群，讓每一個台灣人的心靈，自幼就產生自己是比日本人卑下的意識；在我們這「認識台灣」的歷史篇裡，關於鴉片問題的敘述有三，即：「甲午戰前二十餘年間，鴉片平均每年進口值佔進口總值的一半以上」、「日本殖民統治之初，纏足、辮髮及吸食鴉片，被總督府看作是台灣社會三大陋習。……總督府採漸進政策」「關於警察的職權如下：……取締吸食鴉片…」；不予探討地給予學子們心靈一個繼續自卑的模糊印象；在「認識台灣」的社會篇裡，則乾脆含混為以下的敘述「台灣社會在清代和日治初期也曾飽受煙毒之害，後來因為社會的自覺、自救，以及政府的努力，才戒除了吸毒的陋習」（頁76）；──
為什麼不告訴學子們，清代鴉片在外力下，簡直有勝過通貨之勢？以及在1901年左右，他們有決心與毅力的先祖們那樁偉大的戒毒行動？如何由中國大陸引進該行動，如何在日本殖民統治者開放吸食下，卻有近三分之一的癮者（數萬人）都自動自發地戒去了毒癮──原來鴉片戰爭後，在鴉片開禁的局勢下，鴉片不僅是藥品，且是高價輕便而易攜帶的轉口貨、嗜好物，更有變成通貨（支付工具，即錢幣）的趨勢，所以進口量特多；但是「鴉片不是好東西」的觀念，卻因殘暴攘逐我台民80萬人的日本統治者，竟對台民開放吸食鴉片而清晰起來，使大家知道「鴉片絕對是壞東西」後，──當時是由知識份子自彼岸引進一種暗合現代戒毒設計的方法，以有決心的癮者向宗教團體（降筆會）尋求戒毒的幫助，再因宗教信仰力的強制與社會生活的規範，向重塑個人心理自尊過渡，正符合了包括宗教輔導、團體輔導與心理輔導的現代戒毒設計；那真是一次可以炫耀世界戒毒史的偉大行動！為什麼高唱台灣人主體性的「認識台灣」教科書裡不肯尊嚴地記載？因為，這次偉大的行動就是夭折在他們畏敬的日本統治者之手？他們不僅把地方上主持這好事的宗教團體視為非法團體，加以查問逮捕，並且對於不可遏抑的戒毒行動，密而不宣地使出極卑鄙的陰毒手段，即在1902年，它頒布了扼殺台灣傳統醫療系統的「台灣醫師免許規則」，宣稱「仁慈的統治者」為了台灣人的健康，規定：一方面，只在此時辦理一次考試，核准中醫師執照一次，從此不再核發；另方面，規定參加考試者，必須是行醫十年以上者。結果當然能符合此一條件者不多；於是，執行醫療工作的人員不足，自然就造成醫療照顧者的極度缺乏，逼我台灣先民終於只能因病痛而重行投入鴉片的麻醉裡了！（請參考本研究第一章第五節「鴉片統治術」）
為什麼不告訴學子們，在1929年，台灣人研究鴉片藥理名震國際的藥學博士杜聰明，曾向日本總督府提出「……國際聯盟……三調查委員會已於近日自法國馬賽港出發朝向關東州及台灣而來……朝鮮已於昭和2年開始設立解癮收容所十個，大連市也有關東廳設的救療所，中國各地已有許多不完備戒煙院……而台灣鴉片問題最受國內外注意……而今在實行漸禁制度的台灣實驗治療的研究無治療機關，殊為遺憾」，總督府並不理睬，要到1930年，當日本統治者對世界各國宣傳，它在台灣的鴉片德政時，我們台灣人的唯一政治團體－－台灣民眾黨－－是如何突破日本官方的嚴密封鎖，把自己拒絕吸食鴉片的態度，以「代表四百萬台灣人的台灣民眾黨」之名，向世界宣告；「日本政府此次對台灣人特許鴉片吸食，不但為人道上之問題，並且違背國際條約，對其政策之推行希速採取限止之法」，才讓總督府允許設立戒煙院；儘管，為此「台灣民眾黨」，很快就被禁止了。而戒煙院也在1930年以勒戒3,764人上報國際聯盟後，以1931年至1942年的12年間，全台的鴉片勒戒與停吸人數竟然只有260人看，簡直就是停止了治療毒癮的工作──但是，對我先民言，這仍是一次成功的、充滿了智慧與膽識的奮鬥。如果學子們理解到原來民眾黨人的成功，就是觀察到戒備森嚴的日本電報局在下班時總會出現疏漏的空檔，才能從容地把這件大事辦好，那麼對於學子們會是怎樣的啟示？
至於，若以「皇民化運動」開始於1936年來看，這裡透露出日本帝國所需要的台灣皇民是怎樣屈從的皇民？為什麼不告訴學子們這就是我們先民失去主體性的悲哀？而在那樣失去主體性的大環境下，先民們仍然展開它們充滿了智慧與膽識的奮鬥，這將會是怎樣深遠的主體性的啟發！
（四）關於青年學子們的抗爭：
看到學子們對於「認識台灣」課程的無趣，研究者要問，為什麼課程裡沒有介紹他們同齡學子的許多主體性抗爭事蹟？例如其中極為著名的青年學生抗爭事件，甚至於，有國小年齡的我們台灣先民怎樣的表現他們的抗爭，並且取得怎樣的啟示？以下，舉四件著名的青年學生的抗爭事件，及一件不知名的國小學生（當年就讀公學校二年級的女生）的抗爭史實：
1、密謀以病菌暗殺
袁世凱與日本皇室的台灣醫學校學生
這前後兩事，前者已經進入實行階段；1913年7月下旬，台灣醫學校學生蔣渭水、杜聰明、翁俊明等，他們是日據台灣前出生的青年學生，平素關心中國革命的發展。見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國事日非；1913年三月，袁氏竟派人暗殺了國民黨負責實際黨務的宋教仁，他們皆感憤憤不平，當時正好醫學校講授細菌學，他們乃計劃以病菌作為暗殺袁世凱的秘密武器，決定由杜聰明負責培養霍亂菌，並由翁俊明與杜聰明共同負起到北京毒殺袁世凱的任務；當時的決議是「如果能夠用這些細菌病死袁世凱，那麼北京人民即使有再多的犧牲，也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你們沒有辦法進入水源地，切記，絕不可以將這些病源菌污染街上……」；可惜，雖然他們輾轉經過日本將細菌以溫水瓶帶到北京，但因北京的水源地的守衛實在戒備森嚴，無從進行其工作，終致最後該計畫不能不宣告作罷。後者則在前一計劃失敗後，因台灣總督府每年中秋，都有由台灣挑選最好的文旦柚進貢日本皇室的例行工作；該年正好派醫學校的上級生擔任檢查柚子的工作，他們計劃以傷寒病菌注射進文旦柚作為秘密武器，不過這次的暗殺對象是日本皇室；據說這次計畫的失敗是因為植物都是酸性的東西，細菌不易在酸性的環境裡存活，所以沒有能成功。這是兩次失敗的行動，但是，他卻代表了那個時代青年學子的精神，當時的台灣醫學校是台灣的最高學府，也代表了那個時代最純潔良心的反思與追求。果然，後來的蔣渭水就成了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的重要領導人；杜聰明走學術路線，除了一心為去除台灣同胞吸食鴉片的污名而奮鬥外，當日本總督府當局在1930年因受國際聯盟及台灣民眾黨的壓力，而不得不設立戒毒所時，他就以世界鴉片毒癮研究權威的地位，負責了實際為自己同胞戒除毒癮的工作，並且在日本當局扼殺中醫的情形下，他很早就展開了對於中醫學理的研究。
2、1922年台北師範學校抗爭事件：
本事件發生在1922年2月，在那受盡歧視的年代，抗爭者是師範學校學生，他們是未來將為日本統治者教育台灣學子的一群知識青年；事情的起因是3日，該校低年級台籍學生欲往右側的商店購物，乃循右側前往，日本警察以它們違反左行的交通規則而予辱罵，他們以前方日籍生也循右側行走，未受取締，為警察取締不公，與之發生口角，返校報告學長，學長同情而支持之；5日，又發生日本警察對一群由百貨公司出來，依右側前行的該校杜榮輝等數十名學生的辱罵事件；學生返校再向高年級學長申訴，於是前天的不公平問題所引起的不滿更為強烈；沒想到當天下午該日本警察竟又到學校要求嚴厲處置學生，學生遂藉不平而群集，造成三百多名學生一起抗議警察橫暴侮辱學生的群體行動，當天的事態演變到學生向警察投擲石塊，包圍南警察署署長岡野才太郎，以致該署長拔劍威脅學生的情勢，最後以總督府學務課長向學生保證「同學們即使違反交通規則，所受的處罰也不過是申斥、罰金，但是，如果巡查有污辱學生言行，一定會受譴責，乃至免職處分……」，事件才告落幕。不料，第二天，官方竟一舉逮捕了45名學生；這些學生裡有許多是當天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行動，因此引起台灣人社會的軒然大波；儘管，不久後，在台灣人社會輿論的壓力下，45名學生很快就得到釋放，卻只以台北師範學校校長與南警察署長各自引咎辭職為結局，並沒有改善師範學生與我們台灣社會所共同的不幸處境，但是，那是日本統治27年後，台灣青年學子集體自發的非武力抗爭的第一次表現。
當時的台北師範學生裡，就有後來我們被日本人尊重的著名文學家吳濁流先生；在回憶錄「台灣連翹」裡，他有如下的回憶：
「被捕的學生當中，有一個是我公學校裡的同學，這位同學姓杜，是個非常手規矩、非常柔順的學生，由於他走在右邊的水溝旁，變成了北師事件的導火線而被開除了。杜君此後就成了『要視察人』，刑警每天都會到他家轉一趟，他雖然很不是滋味的住在街上，一步也不出門……」
「……我大為激動，寫出了自己的感想，一起投到『台灣日日新報』，這是我的處女作，……指責警察的橫暴」
而在同一頁裡所記的另一個師範學生的遭遇，則如下
「比我早四年的先輩劉邦漢，在畢業前夕，為了不知什麼事，與助教口角，被退學了，不幸家庭貧窮，無力賠償，從此，他便行方不明了。他的戶籍簿上貼上了『行方不明』的紅箋，一輩子都得像地鼠一樣的討生活了。我時而在路上碰見他，連對後輩同學的我，他也警戒著……。更可憐的，是他的老母在鄰村拾蕃薯、拾稻穗來充飢的可憐的身影，長留在我腦海裡」（依吳濁流先生的另一處回憶，劉氏是在畢業前種植畢業紀念樹時，跟農業助手頂嘴就被命令退學，同書，頁38）
應該也是那個時代殖民高壓欺凌下，必將激起抗爭的生活寫照。
3、1928年台中師範同盟罷課事件：
本事件發生在1928年11月9日，起因是宿舍舍監台中師範體育教員小山巡視寢室時以內務不整為由，打學生耳光後，又以另幾個學生講台語而動手痛毆，學生皆未反抗；不料，次日（10日）朝會時，小山氏竟集合全體日、台學生公開地說：
「台灣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我是帝國主義者，誰不服氣，站出來！我用這雙鐵拳揍他個半死；你們這些內地人學生也不爭氣，有人在自己的面前講台語，還視若無睹，以後你們只要看到有人講『清國奴』（日人污辱台灣人的言詞）話，就揍他一頓，我負全責！」
朝會後，台灣學生自然很是憤怒，也有一位日本教官認為小山的作為不當，而出面質問；但是小山氏仍繼續以暴戾的言詞恐嚇學生，台灣人學生的憤怒相應升高，但上級生仍一面開導下級生，一面把小山氏在朝會上的暴言紀錄（其中僅所謂「清國奴」就說了15次），呈給校方，請求冷靜的批評與嚴正的處置，希望公平處理；但是，校方卻未給予迅速的處理；當日，本事件很快地就被印成名為「中師狗官小山的暴言」傳入了久受歧視與壓迫的民間，然後，台中的民間社運組織為此而散發了聲援學生的文告「關於中師暴行事件，告全台灣被壓迫學生書」，其中強調
「問題其實不限於台中師範的一個流氓教員小山，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表現；是所有在台日本人教員的共同本質！他們……對於學生大眾……施行軍國主義的奴隸教育！全台灣被壓迫學生諸君只有一個年級、兩個年級的結合鬥爭是不夠的，……全台灣學生一致團結共同鬥爭」
至11月15日，另有名為「為台中事件，告全島工人、農人、小商人及所有被壓迫民眾」的文告與遠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團體所發出的「告中師學生同胞們」公開文告，都出現在民間；顯示了抗爭越來越高的形勢；也要到該日，校方始派宿舍舍監長為代表，考慮台灣人學生所提要求「小山退職」的主張，但是，到11月20日，校方當局在學生的壓力下將小山調離該校，才讓此事件趨於平息。雖然，離開台中師範的小山竟是升調往台北第一師範學校，對於台灣人學生和一般具有公義理念者而言，是絕不滿意的，但是，這樣的結果，正是證實了前述各文告對日本當局的指控；並且，事件能發展到同盟罷課，甚至得到東京留學生界的聲援，顯然他們已充分向社會大眾表明了他們抗爭的正大目標，正面迎戰了日人的曲解與蔑視，當然對於社會各方面帶來了相當大的衝擊。
4、1936年台北二中抗日思漢事件：
在長期日本殖民統治下，1936年，全島較積極的社會運動及抗爭皆已被取締，僅有一「叩頭請願的台灣地方自治同盟」苟延殘喘之際，適逢日本發生二二六武裝革命事件；但是，本年4月25日，對於日本殖民統治充滿憤怒的台北二中（今天台北成功中學）學生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等近十人，在太平町國昌食堂舉行結社成立典禮；議決「茲以革命手段將台灣脫離日本帝國統治之下，樹立以排除日本於台灣的統治權，變革日本國體為目的的秘密結社組織──列星會」，其中另有一項反映他們情緒的決議是「排斥日人為當前方針，且為訓練鬥智武力要常與日人打架」；此後，每月月底集會一次，對外廣求會員，並且開始對親日與日本人學生的攻擊；6月17日，發生台灣人領袖林獻堂氏因祖國事件被日本浪人在公開場合毆打，刺激該會產生改組計劃，懇望將該會改組成接受中國援助以使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復歸中國為目標的抗日學生組織，內定其結社名稱為「中國急進青年黨」；不幸，他們尚未成黨，就在10月3日，因李、楊兩人在台北市建成町攻擊日本人市塚，而被偵破其組織。該案的發生已在台灣各種社會運動被壓制之後，並且又在日本當局刻意的封鎖新聞下，1937年二月預審終結，4月以「禁止旁聽」的方式宣判，但是，要到1938年5月才對外公開該事件內容。其中實情是否確實全如所公開，非為外人所知；他對於社會的影響到達什麼程度，也難度量；不過由他們所強調的「為訓練鬥智武力，要常與日人打架」上看，他們正處於要由過去青年學子因深度不滿而抗爭的情緒脫離，將向理性計劃的發展階段邁進的關鍵時刻，確有相當不成熟的稚幼部份；但是，由其後1944年「謝娥反日事件」裡有北二中學生（如陳炳基）、1944年「台北帝大蔡忠恕抗日事件」與「台北高商雷燦南抗日事件」裡都以北二中畢業生為領導者（蔡、雷兩烈士皆為北二中畢業生）的史實來看，此「列星會」事件的發生與當時日本殖民統治持續無理高壓的交互激盪，使得它對於社會的影響應該是絕對有相當激盪的力量。
5、一個公學校學生們抗爭的例子：
這不是一個著名學校的歷史事件，但是，可以想像在那個時代，台灣人公學校和日本人小學校學生間，一定會不時發生類似這樣對抗的情形，例如：在一位無名氣，非以寫作維生的平凡女性的回憶文字裡，曾以所謂
「我在唸二年級的時候，二個學校舉辦聯合運動會，是小學校主辦的。……我也參加接力賽、跳舞比賽等，因此才有機會踏入小學校……」
「日本囝仔不多，包括自願改姓名、稱『國語家庭』的台灣人仔和靠錢、靠勢力而以人情入校的台灣囝仔，……他們是小班制二十名一班。而公學校……大班制四十名一班，比起來，他們是一個迷你型學校呢……小學校所有的設備，令我們這群台灣囝仔看得眼紅而心鳴不平。這裡的一切裝設，比公學校好幾百倍，……」
把公學校小小年紀的孩子們心裡素樸的認知表現了出來；它也為我們呈現了老師那令人激動情緒的告誡：「你們這些草地囝仔都是打赤腳上學，所以呀，到小學校不准東摸西摸，違規者一律重罰（被重重打一番）。還有，要上廁所的學生，只許限於在工友用的廁所方便；絕對不可以上學生用的廁所。」
本城市首頁
等級：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