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閱歷豐富的小說家

              吳濁流的成就與處境：

吳濁流先生，1900年出生在新竹的客家村落。受其祖父抗日經驗影響，極具民族意識；其父雖民族意識不明顯，但是一位曾為貧苦同胞義診三個月的中醫師；他本身又因教育與新聞記者的專業，使他深具社會關懷。他的中文足以寫下許多漢詩，但終生只會其母語──客家話與當年的國語──日本話；真是令人遺憾，據其同鄉的女作家林海音說，吳氏戰後的歲月既均不能以北京語與人對話1，則他對白話小說的閱讀能力如何，待考；據此，則其所發表的白話中文文學作品，都是以日文寫作經他人翻譯而後出版？──那麼他將難以深入了解自己細膩的文學小說的譯筆是否忠實？──他1920年自台北師範學校畢業，擔任其時公學校教師；1922年，因在州教育課所募集的論文集上發表「論學校與自治」論文而被認為思想偏激，因而一再被貶到偏僻的地區任教；1926年後，因「對會話教授的研究」與「下學年數學教授的研究」兩教育論文而受到重視；但是，1939年，又因抗議日本當局在台灣全面實施青年訓練而被貶到偏遠地區任教；至1940年，雖又因服務20年而獲當局授勳，但卻在上級督學任意戲辱台灣籍女教師的事件中，因抗議無效，憤而辭職。1941年，赴大陸，任南京「大陸新報」記者；1942年，返台先後任台灣總督府的「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報」記者；戰後任長官公署「台灣新生報」記者，1946年任「民報」記者。

他的文學工作始於1936年，因對日籍文學少女秀川老師的戲言而開始投稿，雖受日本教育但作品富於知識份子對於台灣歷史洞察的批判力；其著作有寫實主義長、短篇小說如「亞細亞的孤兒」、「波玆坦科長」等，回憶錄「無花果」、「台灣連翹」與集結其大量舊體詩的「濁流千草集」等；其中以「亞細亞的孤兒」一書的文學性最高，最為膾炙人口，可惜現在流行的前衛出版社的版本是被誤譯的、被嚴重扭曲的版本；其「無花果」、「台灣連翹」則最具歷史的啟發性與可爭議性；以下論述以「亞細亞的孤兒」一書為對象，該書起稿於皇民化運動的末期，即所謂「台灣決戰體制強化」的1943年，是作者冒著生命的危險而完成的作品；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在其寫作過程，而在於它以剖析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血淚為內容，「原著」真誠而深刻的描述，確實既是無比雄辯的，也是無比人性地喚起著每位讀者的良知，給予讀者們高度的反思空間與鼓舞；因而，該書出版後不僅引起台灣讀者的共鳴，也引起當年部分日本統治者的由衷懺悔──以下即將其成就與處境分述出來。（其各書皆極具討論價值，例如，在「台灣連翹」一書裡，有一段痛心而深刻地寫與他親密交往近一年，後來卻成為陰毒無比漢奸的才子型的台灣人警察鍾氏，就是極值得討論的史實（該書，頁50~54）；但本文非以該書為研究對象）

（一）吳先生

      在「亞細亞的孤兒」一書裡的成就

1、日本統治者的正式自行認罪

比較起日本戰後數十年來，拒絕正式自行認罪的事實看，這當然是很不容易達到的成就；當年在台灣負責推動皇民化運動的日人大澤貞吉氏（皇民奉公會總會宣傳部長）就曾對吳氏該寫實主義的作品，表示如下的反省：

「在日本統治下被弄歪了的老兄之辛苦，我實在深深地表同情。完全像那篇小說內容一樣的日本統治是事實的。……對那樣官吏作風共擔負了一端的我。也感覺到應該是反省的機會了……」1

2、充分暴露了「愚民」是日本殖民統治的根基

在該書裡暴露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根基，確實正是與前引林獻堂氏所指謫的一種「愚民教育」，那是不斷反應著日據初期威壓攘逐的「日本化」下，徹底斲傷人性自尊與自信的悲劇；該書藉著小說主人翁的遭遇，不但對於差別教育裡台灣人公學校的體罰教育提出反省；也藉統治者對成人的暴虐態度，把這嚴肅的愚民問題暴露了出來；這段描寫如下：

「不過，已經受了打擊的小小心靈，哪能用一點點安撫的話，使他鬆解開來……這使值日老師暴跳如雷……索性兩手俱出輪鐵扇似的連著打了好幾個響耳光。太明看著感覺到好像自己被打罵似的心痛。……太明開始對教育有了懷疑了。最少是對教育方法有所懷疑。……比如小學校（日本兒童就讀的）不用體罰，也能提高教育的效果，為什麼公學校不能那樣？」1

「指揮者更用高昂的聲音命令說……可是並沒有說明是由前面的第一列，或縱的第一列，所以出現了兩種行動。……指揮者一看見……，很快的走了上去，打了七、八個人。因他們違反了命令；捱了打的一個，勇敢地反駁說，照著命令動作的，可是指揮者還沒聽他說完就罵。「馬鹿（混蛋）。」同時打了他幾下耳光……」2

此外，還暴露了另一種「愚民」的方式，即所謂的「皇民化運動」，該書藉由主人翁和朋友的深談而揭露出台灣人可能被「皇民化」愚弄的擔憂；他指出了皇民們有「真想不到，人間竟有像助役那樣的人，……深自怨恨父母祖宗三代，把自己錯生為島人的也有。」3的自卑情結；也指出當年所謂的「南進政策」，其實只是「日人想利用台灣人，去打頭陣，做替死鬼的毒計」4，正是無形中呼應了前章一般台灣人所不知的日據台灣時「威壓攘逐政策」的目的──日人移民台灣──所謂：

「他把他的時局觀披露了出來。那是批評台灣人中的皇民派的想法的，他說他們捨去了自己的歷史，丟去了自己的傳統，只希望皇民化，想求子孫的幸福。可是外形的皇民化，雖然做到了，但剩下的血的問題要怎麼辦？恐怕日本人到那個時候，會說如不把血液也換過，不是真正的皇民吧！……加之最近又盡量把台灣人送往南方，然後在衛生狀態已經確立了良好基礎的台灣，將日本人移住過來。而台灣人的所謂『皇民派』也趁這這個風潮附和著往南方發展。殊不知這是日人想利用台灣人作替死鬼的毒計。……那不是即將滅亡的民族的悲哀的一側面嗎？那天太明與藍，話到投機，不覺談到很晚。可是，太明就寑後，思潮起伏怎樣也不能入睡，於是又想起皇民化運動，確實是個抽去台灣人的脊骨的政策……」1

甚至，他更藉著主人翁的日本友人佐藤的一句「虎狼之窟」，更把批判深入到統治者的學術最高殿堂──台北帝國大學：所謂的：

「太明以為佐藤所說的『虎狼之窟』，大概是皇民奉公會本部，也沒有再追問，就跟著一塊兒去了，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去大學。太明想『怎麼這裡是虎狼之窟呢？』……最近的官吏多數由該大學畢業的；皇民奉公會的顧問也是該大學的教授；該大學是榨取殖民地合理化的精神武裝的大本營；這裡的教授們不是對學問或真理忠實，而祇是對政策忠實而已。……不異在學問的殿堂的招牌下，演著精神的虎狼的腳色而已了」2

總之，他為我們揭露的層面十分廣泛而深入，他的筆下有真正的日本友人，有我們掙扎的與被扭曲的苦難同胞，甚至對於他所不屑的皇民，他也給予相當誠摯的同情，不但，讓我們感到世界文豪級作家的開闊心胸，更能讓我們後人體察先民的苦境與奮鬥，所以，雖然他的作品不是堂皇的歷史著作，但是卻絕對有歷史的地位和價值。

3、為台灣人樹立理想的形象

        然而，為反抗這「抽去台灣人的脊骨的政策」與前述對台灣兒童公學校特別實行的「體罰教育」，他為台灣人的未來所塑立的兩個截然不同的深刻形象，一是藉著打破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虛假平等口號，他在該書裡營造的一個先知先覺型的理想勇者，他在不同的問題上的態度是這樣的：

「……不能因是日本人就排在前面，真正的日台平等，應該是這樣才對吧！說著把十三個名牌，不分日台，照級位年資順序排過了。而後徐徐轉向校長說：『校長先生，真正的日台平等，不能有半點偏見，也不能有半點色彩存在的。』這真是正氣凜凜，不可侵犯的態度，校長以下的日人，都沒有一個敢反駁發言。眾人環視之中，曾訓導點了點頭，泰然自若地走出了教員室。他的步伐凜然，不論誰去留他，也不可能使他迴轉來的……」1

「胡君，建設中國的里程是很長遠的，絕不能急；你看看揚子江悠悠地流著，可是它的流速是很大的，我們該有大江的風度才好。」2

另一個台灣人的理想形象，則是透過吳先生對該書主人翁胡太明的，那曲折細膩的，描述而形成的；那是一個有相當群體認同，但卻受制於人性的怯懦與知識者謙卑的逼近真實的人的形象，但是它卻在一縷永遠不滅的主體意識的啟示下，終在退無可退的情境中，做出了他最後勇敢的抉擇──它經歷了對日籍女教師的「情難斷」的不捨，轉到「留學日本」的備受打擊。然後由返台後對自己無法援助同胞的深度自省，到赴大陸遊歷的抉擇與在大陸婚姻的失敗，終於離開大陸回到台灣；最後他是被日軍徵召至大陸，見到同為被壓迫者的年輕志士被殺戮時的大無畏精神，他深深感動，使他後來雖在瀕於瘋狂的壓力下，終於投向自己理想的方向──那是逐漸由懷疑、探索而逐漸堅定的成長過程；讓我們在他前述對日本公學校教育的懷疑外，看他的努力探索，所謂：

「一方是因為受到林先生愛子心切所感動，一方又因『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犧牲精神，在血氣方剛的太明胸中衝動著，所以使他不得不這樣做」1

「自這件事發生以後，太明深深地感到教育，不只是對兒童有必要，對這樣無知識的成人們，也是必要的，因而決心為防止因無智而發生的悲劇，把自己所有的知識奉獻出來。……太明對這事一決心，即利用中午休息的時間，對女工們施行速成教育……」2

「年輕的事務員出來了。……太明簡明地把事由簡略說了，年輕的事務員一開始就拿出高壓的態度，他說……如不協力就是『非國民』……太明想不能這樣就退縮回去，他再鼓起勇氣，要求跟組合長面會；組合長……好像稍微懂點事，……稍為顯著妥協的氣氛。可是太明……批評水利組合的做法……組合長忽然硬了起來，……到了這個地步，是沒有妥協餘地了。太明忽然站了起來。組合長也許是被他的氣勢所懾吧，馬上轉變態度，慰留著太明說，只要繳水租……。好個見風轉舵的老滑，如果這樣的話，早說不是好了嗎」3

最後終於轉出了他的堅定與澈悟。書中是如此描寫的：

「『這裡也有一個沒有判斷力的可憐的青年！』大明忽然想起，以前被徵召的時候，看到祖國青年為抗日而犧牲，慷慨就義的態度，對這被騙不覺的台灣青年，更使他難堪……大明不覺的聲調熱烈起來，也沒有辦法忍耐下去。平時內向型的他，過去很少在人前，滔滔不絕地說出自己的見解。可是現在則有明確的目標，要把一個青年用自己三寸不爛之舌說服，由迷濛的深淵拯救出來……。說著看了看達雄，浮出沁心的微笑；太明的話，達雄像是領會了似的。『叔叔，我明白了，等我再想一下』……太明感覺到自己的勸說有了效果，心裡泛出想要感謝上蒼似的心情。」1

「『哥哥』……『我已沒有用了。……真不甘心……』太明全身發抖，是由更深刻的靈魂的根底處發出來的一種痛恨。看那已無聲無氣，苦痛地曲屈著的屍體好像在要告訴他甚麼似的。……太明回想過去的生活方式，實在太不徹底了。……沒有克服現實的勇氣，只是妥協為能事罷了。應對弟弟的死慚愧呀！……現在他自責和反省的念頭，像暴風似的搖撼了太明的全身……」2

試想這是怎樣的成長過程！稚幼的犧牲精神，先為學生的教育努力，再為同情女工的不幸而奉獻，到他挺身阻止年輕的晚輩去做炮灰，最後在弟弟死後的覺悟，──啊，像是這位極平凡的青年終於在那時代中長成了！──這真是很精采的一本書。

4、被尊崇入於世界文學殿堂的重要成就3；

作為偉大的寫實主義文學作品當然不能只是具有社會或歷史的意義‧該書的文學成就，除了他有些片段曾被與他「素昧平生」的日本小說家村上知行譽為「這是日本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稀罕、美好的描寫」並且進一步稱

「我希望本篇早一日譯成中文，像很多的抵抗文學一樣受大眾的歡迎。『亞細亞的孤兒』再由中文版而復活，我敢斷言在中國文學上是有留存的價值的。」

「我對作者……沒有見過面，或通過信，只讀了本篇，心中就生很大的感動。我只憑這一點理由，想勸中日兩國有心之士，必須一讀」1

更被日本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尾崎秀樹2寫下了如此精當的評語：

「我在閱讀進行中，看到胡太明造型後面活生生的著者的表情，那並非兇猛而劍拔弩張的，但卻顯示著非把事體的實態徹底地追求到不可的，頑強的勁力。因此，他控訴的力量非常深刻。」3

「從追蹤一個知識份子的生涯來捕捉社會的廣袤，使歷史之潮流浮現出來的力量，符合大河小說的傳統，我感到與閱讀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托馬斯曼的『勿田勿羅克家的人們』以及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時，同質的感動。」1

「使文學所以成為文學的最重要的要素，存在於那裡面。以刻畫入微表現的巧妙來說，也許有無數其他作品凌駕於此長篇之上；然而，在這「亞細亞的孤兒」裡，卻包含著除開吳濁流以外，（別人）說不出的人生底真實。作品給人的印象是骨骼粗大的感覺。但這骨骼的粗大是中國人特有的，顯示著紮根於大地（的，）那大樹的堅定不移。」2

任何一位文學作家的作品，要能得到外國文學評論家這樣的推崇，是多麼不容易達到的成就！（然而，極為不幸的，該書的原著自1959年被很爛的譯本混淆以後，至1966年更正式被該爛譯本篡奪其地位，故該原著正確譯本現已不見於坊間；其詳情請見於下文。）

（二）吳先生

      與「亞細亞的孤兒」的不幸處境

甚麼是他不幸的處境？前述所謂「全書起稿於皇民化運動的末期，在所謂『台灣決戰體制強化』的1943年，是作者冒著生命的危險而完成的作品」，是吳先生寫作時的情境；自然是一不幸，但是，就像他曾多次被日本當局放逐到偏遠的學校一樣，這些不幸的遭遇，在他獲取了文學的桂冠後，豈非都像逐漸變成了它桂冠上的神聖紋飾。讓人們似更願意仰望和膜拜其堅苦而卓絕的形象。然而，它真正的不幸是絕對真實而深刻的，是前述各種處境都不能比擬的；其事首先發生在1959年，真正的起因，續待發掘，但是，各相關事件，依時序已可分為「細心竄改的『孤帆』事件」（1959年）、「吳先生親序的『亞細亞的孤兒』隆重出版」（1962年）、離奇再版的「孤帆」事件（1965年）更離奇的「廣鴻文版的『吳濁流選集』問題」（1966年）、「紀念碑的『大頭病』事件」（1970年）、「令人痛哭的小說家遺言之暗示」──

1、細心竄改完成的『孤帆』（1959年）

離奇的事件發生了──市面上出現了一本署名譯者楊召憩的中文譯本，該書除字體小（13號字）而密，紙質不佳外，該書將「亞細亞的孤兒」改名為一個與原書幾乎難以聯想的書名「孤帆」，由黃河出版社出版（下稱黃河版），比較本書的日文版的另三個書名「胡志明」、「被弄歪了的島」、「亞細亞的孤兒」，難於想像其改名的理由；而書的原名「亞細亞的孤兒」即不見於封面，也不見於版權頁，僅見於該版本「譯者的話」的最後處；但是，其中對於原著者吳濁流先生卻無片言隻字的介紹；其譯筆對於沒有原書可以對照的一般讀者言，只是為了消遣與殺時間的話，讀來應該尚屬流暢；但是，對於細心的文學讀者言，應該會已感到該書著者在處理人物性格上使用的語言有相當錯亂，其中用詞明顯不當處頗多（前述將「無援的人們」誤譯為「無可救藥的人們」，即其顯例）；倘若原書確實如此，怎會是一本值得譯者大力翻譯給讀者的書籍？更別說，它豈能成為既令一些高傲日本統治者俯首認罪的，又讓日本文學評論家們讚賞有加的文學傑作！對於任何一位文學工作者言，自己的文學作品竟被如此破壞，當然就是一樁極大的不幸。

2、吳氏親序的『亞細亞的孤兒』隆重出版」（1962年）

此譯本（下稱南華版）由南華出版社出版，在「黃河版」出版的三年後，我們無法確知著者是否知道有「黃河版」存在；但是，以吳先生曾任教師與記者多年，各界交遊往來的師友學生必然不少，而依1946年本書初版時，十分轟動來看，三年間，在當時號稱「文化沙漠」的台灣，冒出了這樣的一叢奇特的植物，要平素熱心文學界活動的著者不知此書出現，實不可能；況且在「南華版」吳先生自述的「由日文翻譯中文出版的經過」裡，有「這次又幸蒙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學士傅恩榮先生譯成中文，並得黃渭南校閱」一段，其中「又幸蒙」，應該就是吳氏已知或已見過「黃河版」的證據1；比較兩者，「南華版」的特色是內文字體大（15號字），版面處理適中，紙質較佳；封面由老友立石鐵臣設計，大方清新；譯本正文前有十五頁對本書與著者的詳盡介紹；正文結束後，另對著者與譯者略歷，及對該書贊助出版的各地贊助廠商的廣告五頁；雖未提及「黃河版」，但顯然有「亞細亞的孤兒」一書的中文譯本正式出版的意思。

其譯筆，因譯者傅恩榮為著者同輩人物，筆下有台灣鄉土先輩漢學修養及當時時代氣息，所以讀來雖略有鄉土澀感但文學性極高，而全書經著者親自校定，當然令讀者更能體味先人聲謦。至於在其「由日文翻譯中文出版的經過」裡有所謂「這篇小說在日本初版時，為省紙張關係，刪削很多，所以這次又再加入並改訂多少，暫為定稿；才著手翻譯而付只」的說法，經詳細比對，兩版本內容上並無明白的多寡區別，因而，著者此段話語應是欲否棄未經其校定的「黃河版」的一種做法，祇是為了「某些理由」未加指明而已；易言之，「南華版」應該絕對是優於「黃河版」的譯本。其明顯的一例是「南華版」裡有「無援的人們」一節，是描寫日據下，他所同情的、但自己實缺乏法律知識、無法給予援手的族人，被懂得利用法律的皇民志達分化與打擊的過程以及他為自己無能而痛心；這樣的情節在「黃河版」裡，其標題竟被改成「無可救藥的人們」。這樣由深度「同情」到漠然「否棄」的不同，是多麼巨大的差別？因而「南華版」的出現，顯然是有必要的，應是文學工作者堅持自身理念，拒絕被扭曲所產生的自然結果。（補記：事實上，吳先生已知「黃河版」存在，並且為該版悲憤到咯血的地步，詳於本書末「再跋」）

3、離奇再版的「孤帆」（1965年）

那時是一個匱乏的年代，很離奇地，在前述吳氏親述出版經過及隆重出版「亞細亞的孤兒」之三年後，那個譯文很差的「孤帆」再版了，並且，原來藍、黃、黑三色襯「孤帆」兩字大楷書的封面，改變為米褐色素面襯底，由當時曾經留學日本、曾任教育廳長、時為政大教授、兩年後出任國家安全會議主幹的國家建設計劃委員會委員文化組召集人二十多年的劉真題的單調的「孤帆」兩個大字，及「劉真題」三個小字，1是什麼緣故？如果初版賣得不好，不應再版，何必找人題字換封面；相反的，賣得真的那麼好，更是何必換成這樣的封面？如何在文化界、教育界與新聞界有相當人脈的吳先生，硬是自己都不知道？真要如鍾肇政先生最近所公開的書簡所謂「肇政先生：日前拜訪時，聽君所說『亞細亞的孤兒』已有人翻譯名為『孤帆』，但弟尋幾間書店，皆查不出，弟想買一本來參考看看，麻煩你轉託你的朋友代買一本如何，書定價多少？回音示知，弟當即匯去，餘言不盡，耑此拜託  濁流」2，實是令人不解；不過更令人不解的，是在這再版的書的扉頁裡，竟印有這樣的字句：「本書曾蒙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高雄市委員會（48）高市密字第1996號代電嘉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50）宣三字第0573號函嘉許。」1，這是什麼？一本在民國四十八年與五十年兩度受獎，又是劉真題字的作品！為了什麼一定要如此的把這麼的一個譯本推薦給讀者？依照鍾肇政公開書簡所示，1962年他已和吳先生那樣契合，對於此「孤帆再版事件」怎能毫無所悉，並且如果這是國民黨的政治迫害，怎不見他在威權解體後，說出片言隻字？那麼這是怎樣曲折的事件？

4、更離奇的廣鴻文版的『吳濁流選集』（1966年）

這是吳氏生前出現的最後一個版本2。

在南華版印行的三年後，離奇地出現了改封面的楊譯「孤帆」再版，在那年代能再版實屬不易，又改封面，更是令人驚訝；在這一年後，再離奇出現的「廣鴻文版」──此版的「亞細亞的孤兒」是以著者的眾小說之一的地位，被收於廣鴻文出版社的『吳濁流選集  小說集』裡（下稱廣鴻文版）；其離奇處在於該版正文字體比「黃河版」更小（僅12號字），版面分為兩欄；實不適於閱讀，讓人懷疑其出版時的考慮究竟為何；但它卻有一由著者署名的新的不長的「自序」，其中關於印行此版相關的說辭竟是

「『亞細亞的孤兒』在日本出版之後，已有人紛紛翻譯中文問世。……，雖各有千秋，可惜都不完整。……『亞細亞的孤兒』之譯者是我的老友，雖無大弊可言，但其譯文比前兩譯者生硬澀滯，僅能補其刪缺而已；所以我不能不親自修補，求其完善；」1

赫然是將「南華版」慎重所謂的「暫為定稿；才著手翻譯而付騂」一筆勾消。而更透出離奇的，則是該版雖然修改了「黃河版」裡部分錯誤的用詞，卻近乎接納了楊譯文全部，當然包含了前述明顯極為錯誤的「無可救藥」意識；看它目錄與「黃河版」目錄完全相同，竟以「無可就藥的人們」取代了「無援的人們」，即是一離奇的變動。換言之，對社會弱勢有強烈同情的著者竟真是「心甘情願」的否棄了自己過去對「無援的人們」的同情？──這是為什麼，是在什麼情境下造成的結果？

是什麼使他不得不接受其他許多類似的蓄意而精巧的扭曲？謹以其中之一為例，即前曾引在「南華版」裡對於先知先覺的理想勇者曾老師，我們在看著者原所描述的形象是

「曾訓導……說著，邁步走近教員名牌前……不能因是日本人就排在前面，真正的日台平等，應該是這樣才對吧！說著把十三個名牌，不分日台，照級位年資順序排過了。而後徐徐轉向校長說：『校長先生，真正的日台平等，不能有半點偏見，也不能有半點色彩存在的。』這真是正氣凜凜，不可侵犯的態度，校長以下的日人，都沒有一個敢反駁發言。眾人環視之中，曾訓導點了點頭，泰然自若地走出了教員室。他的步伐凜然，不論誰去留他，也不可能使他回轉來的……」

這是怎樣的勇者？代表具有凜然精神的台灣人懾伏了在場所有的日本人。對此，在這「廣鴻文版」裡卻全抄了「黃河版」1的文字；那是所謂

「曾導師……說著，他便大搖大擺地走到教職員名牌前面。……『……不能因為是日本人，就把他排在前面，真正的『日台平等』，應該是這樣的……』他一面說，一面把十三塊名牌，不問是日本人或台灣人，全部從新按照職位的高低掛上去。然後慢斯條理地轉向校長正顏厲色地說：『校長先生，真正的日台平等，是不該有偏見的，也不應有色彩的！』全場自校長以下，沒有一個敢發言。曾導師微微地一鞠躬，跨著沉靜的步子，昂然走出會場。他那時的神情，縱使有人制止他，也絕不會回頭的。」

請仔細體察該書裡這個重要人物的形象，兩版本間竟是有怎樣巨大的差別？──而什麼樣的人竟會有如此精心設計的誤譯？而是什麼又使著者不能不接受這樣的安排？以吳先生的堅定怎麼會──

不過，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這「廣鴻文版」的正文結束後，竟然不顧前面的自序內容，卻又把傅譯本的「翻譯的動機」（傅先生的短文）、「由日文翻譯中文出版的經過」（吳先生作，其中有「又承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學士傅恩榮先生譯成中文」之句）等等，在目錄不載的情形下，都偷偷地印在該書的結尾之後（第171頁）！──啊，這一定就是吳先生在巨大壓力下，已沒有辦法的最後的抗爭！──而當時是1966年，著者已開始了他在我台灣文學史上地位重要的「台灣文藝」的雜誌園地；其時，今天在我台灣文學界炙手可熱的許多大人物，當時多已密密地圍在不能用閩南語或北京語交談的著者身旁；但從此，重要的傅譯文，漸不為人知；到1977年，吳先生逝世週年，當張良澤氏正式襲用楊譯文，並且任意刪改切割該書部分結構，編成遠行版的「吳濁流作品集」（此事詳後，本書第三節末），就正式篡奪了傅譯文所應有的地位──在著者身故後，他們各以吳先生繼承人自居，但是，何以迄今不見有人對此發言申冤？卻只輕率出版一些令人難辨真假的當年書簡集，就想作為對於我們台灣文學史上這個悲慘問題的交代？

5、紀念碑的『大頭病』事件（1971年）

所謂『大頭病』，是吳濁流先生在其針砭戰後社會病態時使用的一個名詞（在他著名的中篇小說「狡猿」裡1，以主人翁陳大頭種種的不擇手段，如愛好金錢與虛名的錯誤行徑，來呈現此一病態，所以稱為「大頭病」）；對於社會極具正義感情的他，深以此為台灣社會敗壞與墮落的根源，所以對之深惡痛絕；但是，1970年，大力反對種種「大頭病」的吳先生，竟然原來的「台灣文學獎」改為他自己名字的所謂「吳濁流文學獎」，並且還在市郊的金龍寺內建了一座「吳濁流文學獎紀念碑」 修改第 3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