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福澤諭吉在野的重要地位，這正可強力的說明「台灣住民攘逐論」，在當時確是居於日本社會朝野主流輿論的地位。

        福澤諭吉1是當時日本自由民權論的重要領袖，以「文明論概略」與「設立民選議院建議書」等系列著作對日本社會產生極大的指導作用（他在1868年前後依自己的理念成立的「慶應義塾」，就是至今在日本仍有很高地位的慶應大學），因而，他在日軍接收台灣時，所發表的論說，當然與前述全權大使陸奧的主張一樣，都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以下是他在他所擁有的「時事新報」上以「社論」發表的觀點：

「關於處置台灣的問題，如在前號所論述，目的應該限定於土地；以期掃蕩全島，其如土人可以不放在眼中，由日本人經營一切事業。……這樣做或者會使該島民等相率他去，以至全島空虛……現在內地正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此外對時下的措置，某外文報紙早就撒播邪說，對這次掃蕩大姑陷地方的經緯，報導日軍又屠殺云云；這是他們慣用的毒筆，不足介意。即使不執武器抵抗，如果不服從我國者，不許一天存在於我國境內。……凡是抗拒我軍者，不分軍民，盡予殺戮，使無餘類。以全掃蕩之功。」1

        在此段引文裡，除了讓我們對日本主張自由民權的大思想家福澤諭吉的殺戮觀點感嘆心痛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於我們先民稱之「土人」的輕視，其實，當時台灣文明雖因丁日昌、劉銘傳的建設初啟動，情形固然不會太好，但是日本的情形又如何？且看日據台灣27年後，我台人對1922年的東京觀感所記：

「台灣人素聞本國人重衛生。絕迷信。余一到東京。見市町通路。晴時塵砂撲面。一雨泥濘數吋。無排水溝。河川水黑如墨。淺草觀音夙傳靈赫。參拜男女千計。拍手賽錢者。求籤詩以卜吉凶者。掛小草鞋於龕外。求嬰兒癒耳病者。傳通院佛殿上有一偶像。體無完膚。眼睛竟為抉去。不知求神者有何作用。神田區一神會祭典。數十人抬一神輿。前後蜂擁。挽來推去。與台灣人之扛王爺無異樣。吾謂論衛生卻輸台灣。若論迷信反勝我台灣矣」2（此引文標點為原文標點）

以及1921年日人在批判其本國政治時所謂：

「試觀目下全國各地所敗露之賄賂事件及其他惡事醜行的裁判事件，真為可驚。然此僅為病毒之一小部分，不幸而敗露於外者；以全體計之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耳，其實日本全國到處莫不有之……」1

以上種種事實，配上看這位大思想家福澤氏他在當時另一篇「社論」上所謂：

「該島舊習猶如族長政治，據傳該地林氏一族，擁有廣大土地，並蓄積幾千萬圓財產。勢力幾乎遍及全島；平時依靠該族生活，連生殺予奪都在其手中；狀似豪族之奴隸的島民，當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且叛軍以烏合之眾，竟能抗拒精銳之我軍達數月之久，……該豪族當主或其家人中，有人暗中給予支援，實際上似乎不容置疑。」2

這位知識界的大人物對事實的了解竟然與前面的大官僚陸奧氏的說法錯得一樣，尤其，據我們所知，作為地方豪族的板橋與霧峰兩林家，都沒有成為反抗軍的領袖；福澤氏與陸奧氏的觀點，顯示出儘管日人謀取台灣已久，而一般論者號稱其「明治維新」已取得相當可觀的文明成果，但以現代眼光看，其在軍事上，確比當時「孤兒寡婦」主事的專制清廷領先，但文明程度實尚極有限：難怪我們自尊與勤勞的先民們的遭遇也就益為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