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台灣史」的「日本時代」──前言 - 真正的台灣史研究

────────────────────────────

關於日據台灣五十多年殖民統治，究竟在我們先民的精神與思想領域裡，留下了怎樣的心理影響，是如何影響的？──是普遍的現象或偶然的現象？是太複雜而致不可解的現象？可不可以加以分析，尋求較深入的了解？──可不可以對於過分皇民化者給予處理，但願能還他們一個健康的自尊的心理？

從小生長在這塊土地上，市井小民的我喜歡盤桓在家居附近的小山，喜歡在寺廟的廊下看長者們下棋，看廟前廣場各擅勝場的夜市；甚至，我相當喜歡說他們所習用的語言；我對鄉土人情有不錯的互動，也有極深的關懷。甚至，在那相當謹言慎行的時代，我已能坦然的與同年的本省人談起二二八事件，倒是總讓他們嚇一跳；此外，我還是一個當年少見的外省哈日族1，因為，我對生活裡人與物的欣賞，都是以「人」這一存在的本質來感動的，我以年輕人追求自主的精神，傾心欣賞著書籍裡日本歷史與文化的種種。換言之，我是深深認同於這塊撫育我的土地，與我週遭的人們，那草根的台灣呵。我也欣賞著日本歷史與文化的種種；但是，對於出身「高貴」的本土「皇民精英」，因從來罕有機會接觸，我完全缺乏認知與想像。

一直要到，1990年的李登輝總統對日本記者標舉出他青少年時代喜歡日本國學祖師爺本居宣長的著作（所謂「國學」，在日本是相對於其中國儒學傳統的，是反對當時大行於日本的儒學的本土思潮），我才注意到這些「高貴精英」，具有深刻的皇民化的精神取向；並且深入的關心。

然而，作為一位研究者，儘管眼見他藉由千島湖事件，以國家代表人的尊位對彼岸發出了「野蠻、土匪」的指責（1994年3月）2，然後，他在一本日本名小說家傳達幼稚的所謂「日本時代，憲兵雖然佩帶手槍，可是50年間，從來沒有開過槍，做官的也沒有過貪污瀆職的」3的書中，應和著所謂「出生在台灣的悲哀」（1994年4月在台灣刊出）1，其後，經過發出「建立新中原」（1995年1月）2的轉折、轉出「修憲、凍省」（1996年12月）3，到「兩國論」（1999年10月）的冒險4。但是，那一連串的事件，總附隨著一連串似乎「義正辭嚴」的理由，對於不僅不肯輕易論斷，且對國家尊位有敬意的客觀研究者，自然造成了很難深入明晰解讀的複雜煙霧。

是他終於自行以「亞洲的智略」一書為我們完全呈現了他自己作為偉大皇民的苦心孤詣，那大日本孤臣孽子歷史遺民的角色身分──神化日本、輕賤中國──否則，對於他這位「精英」的真面貌，實在不易充分深入的解讀，我們也不可能認清近數年來台灣社會發展的面貌，劇烈變化的理由……

然而，本文之作，卻是因日本漫畫家小林善紀的「台灣論」一書的轟動，我應邀出席「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對該書的討論會後，因不得不全面省思，才開始構思提筆的，我當時對多位可敬的記者們指出許多出生日據時代的大人物根本不知當時的歷史真相，而那群人有他們那個階層自己的「集體記憶」1──原來作為研究者的我實在不忍責備那些本質並非頑劣，與我們一樣定居在這島嶼上，好不容易建立了相當的自尊卻也被自己長期愚弄的「精英」們。

本文問題意識的出現，是筆者在研究日據台灣史的皇民化運動時，曾注意過當年小林躋造總督的觀點，讀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時讓我很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小林躋造總督當年所堂皇強調的「日本是全世界無與倫比的國家，……，（台灣人~研究者註）要與『支那』1歷史、外國對新領土如何統治等做比較，這樣就會感謝日本一視同仁之仁政……」2，今天的日本漫畫作家小林不正是想借比較「支那歷史」及比較「與外國對新領土如何統治」這兩大問題，來彰顯當年小林躋造總督強調的「日本是全世界無與倫比的國家」嗎？──我想

加上由於前述李前總統在言論上所顯示的皇民化精神取向，筆者近來有愈來愈大的疑懼──依我所知，在那狂暴的「武士道」年代，所謂「皇民化精神」的基本要求是「膺懲暴支」，唾棄中國；其美好的極致竟是經由承認「卑下的台灣人」，在強調必須為日本帝國流血犧牲，否則不能成為高貴的皇民；我擔心，如果今天我們的社會，竟真的被這樣自卑的成見所左右；面對今非昔比，力爭上游的中國，或是對於今天追求自身主體性的我們台灣而言，那在日本本土已消逝的「皇民化」（在日本有稱為「皇化」者）的自大情緒，與為日本皇國流血犧牲以求擁有皇民身份的「崇高情懷」，竟都被大皇民的巧手轉化為我台灣人的激情尊嚴，那會是怎樣令我們親痛仇快的錯誤？──我想

對於過去社會時論裡種種爭論，我就其彼此間何以缺乏說服力而深刻省思，顯然，研究者如果不能另闢蹊徑，將不可能完成對於對立雙方具有說服力的論述。

細察其原因，不外乎是它們雖然都竭盡所能的為自己的論點找理由，但是，它們彼此互相排斥的態度是那樣的強烈，以致於它們所成就的論述，最多只能取得自己那小圈子裡的附和，當然不可能讓它們圈子外的廣大讀者感到理由充分。為此，本研究乃決定放棄過去論爭中各自畫圈子排斥異己的做法，採取辯證對演而尋求向更高階層綜合發展的思想邏輯，即以同情與設身處地的觀點出發，審視在這或明或暗的各種「皇民化」資料裡，其可以自辯的「合理化」的內容，再經由對於那些史實深入的掌握，然後才尋求適切的批判。

不過，在本研究展佈整個問題的實際時，卻為了避免自說自話，採取先詳述重要的客觀史實背景入手，然後，才開始展開研究者同情與批判的觀點──即由同情所有型態「台灣人」的處境，例如著名的皇民代表人物辜顯榮、民族運動的領袖林獻堂、偉大的文學家吳濁流、著名的社會學家陳紹馨、當代皇民的典範人物李登輝，轉而批判所有與「皇民化」創傷相關的各種例證：由著名日本漫畫家的「台灣論」，經共同標榜「本土」的「漫畫台灣史」與「認識台灣」課程、到地位崇高的「台灣心、台灣魂」、「台灣文學史綱」、「浪淘沙」──最後再透過對於當年悲哀的「二二八事件」的省思，批判「悲劇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件」，這本由美國學者背書，李登輝先生在總統任內主導寫成的所謂「學術研究報告」[1]；然後，再進行我們最關心的，尋求對於「皇民化的心靈創傷」的解救之道；亦即本研究將分為「認知」、「同情」、「批判」與「解救之道」四部份來架構──即第一章、「充分認知『日本時代』的重要政策」，第二章、「深刻同情皇民化的血淚歷程」，第三章、「冷靜理性對『台灣論』皇民化系譜批判」，第四章「對於皇民化心靈創傷的研究」等四部分：

（研究者寄望，本研究雖然可能比坊間流行論述遠為冗長，但是，那樣才能充分顯示歷史真相的複雜性，而研究者以為充分呈現這種複雜性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本研究的批判過程與結果，才更能讓今天必須共同承接這段歷史悲劇的我們台灣人，充分認清並承接下我們先民那日據51年屈辱與血淚的生活教訓。也唯有如此，當我們少數有權力的皇民化大人物們重新深切認知到自己「心靈創傷」1所造成的各項基本錯誤，而有所調整後，我們的社會才可能停止近數年來內部不幸的無窮虛耗，而不僅發揮出它百餘年來，那由我們整個台灣先民掙扎與奮鬥的歷史裡，所啟發、所激盪、所蘊積、而為本文讀者可以感覺到的、那沛然澎湃的巨大力量，更且還能應和上百餘年來我們台灣歷史巨潮裡，向它的子孫們所發出的，那汗漫而沉穩、遠大而雄壯起伏地呼喚）

1 「一個永遠的『哈日族』的心智成長」，1999年5月24日「聯合報」，「民意論壇」。

2 此事件是一群台灣遊客到大陸的落後地區旅遊，在浙江山地的千島湖風景區被當地的不良份子集體謀殺的事件。人命關天，當然引起此岸同胞的重視；但是在該案的風波中，李登輝先生那脫口而出「野蠻」、「土匪」之類情緒的字眼，泛泛指謫彼岸的行徑，「合理化」地揚動了兩岸關係的第一波衝突。

3 「台灣紀行」，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鍾肇政校審訂。台灣東販公司，1995年出版，頁35。這位小說家的筆下，究竟有多少不是虛構，很值得懷疑，例如，就本段的歌頌言，在當年的通俗文學家吳漫沙的回憶錄裡，就對於當時經營雜誌的經驗有如下的一段記述：「……經營十分吃力，時常因籌不出印刷費，以告貸或典當衣物應付。又要應付日本憲警的干擾，免不了要請他們吃花酒、送紅包、送禮物，尤其負責檢閱的日本官員，更不能不意思意思。有一次，還在為下期印刷費無著發愁，……刑警竟於此時深夜，在萬華一家日本高級藝妓院來電話，要我們帶錢去付他們的酒菜費和藝妓費。……又不能不去，……只好由簡荷生硬著頭皮到藝妓院……臭狗子個個喝得面紅耳赤，一個人摟抱一個藝妓，簡氏打拱作揖商得老鴇同意明天去付帳，……」（「追昔集」，沉痛的回憶（代序），吳漫沙著，台北縣政府2000年12月出版，），就是個很明白的反証；案，吳漫沙並非特別反日的作家，曾寫作小說「大地之春」以呼應「大東亞戰爭」的宣傳，仍被如此對待。該書現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可參看。至於，像其中另一段描述李登輝1946年由日本回台時，在船上的表現，很有日本劍客小說的氣氛；其最明顯的一大破綻，是在其對於該遣送船上台灣人惡霸情勢的描述，引申了日本人對於台灣少年工污衊的觀點，把可憐的我台灣被日人欺騙剝削的少年工說成是不講理的暴動份子，而事實絕非如此，不得不「反日」的台灣少年工，可能對日人發洩，不可能對我台灣人隨便。（可參看前揭「台灣紀往」，頁89、90，對比資料請參考「赤手空拳──一個『少年工』的故事」，陳碧奎口述，林慧整理，頁67、108~112，及「我的青春. 台灣我的青春香港」，邱永漢著，頁68、69）至於，上述絕不是孤例，再舉我台南企業家吳修齊氏自傳中所記的一段經驗，兩次日本法官為了枉法想要給他好處的情形：「台北高等法院負責審理此案的草薙判官，……在現場見面時，草薙判官立刻邀我到遠離眾人之處說：『請你協助圓滿解決，事成可以另給你好處』」「翌日……恰遇會社人員以吉普車送草薙判官到車站，準備搭車回北。草薙判官醉眼惺忪地對我說『我住在台北憲兵隊兵衙對面，請到我家來談談，我一定給你一點好處』」，可知小說家該書所言不實；讀者對該書所言種種，實不可不為其筆花所誤。

1 這是日本小說家司馬遼太郎與李登輝的對談的標題。以代表國家的總統之尊，對於日本作家稱1874年的台灣是「無主之地」，竟以1895年李鴻章所稱「化外之地」加以應和，完全不提1895年民間公車上書，朝野拒割台灣，主張「遷都、再戰」的公意，雖清廷因實權的太后懼戰而棄台，但仍引起「戊戌維新」波濤之哀史，那是中國近代史裡極重要一頁；其在投合日本觀點上所呈現的涵義，可能造成對於整個新中國歷史詮釋的重大挑戰。（請參看前揭「台灣紀行」，頁524。）

2 中原在傳統上代表文化和文明之地，在指彼岸的「落伍」為「野蠻」後，此岸為「文明開化」，自是順理成章，自勵之中有貶低彼岸之妙；但是，也延續潛在的緊張。

3 台灣省是中華民國轄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中華民國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消長關係的政治實體。廢省以精簡體制言，自有其道理，但是時機上，彼岸飛彈施壓後，以台灣省制的凍結，砍去自己重要副手外省籍宋楚瑜，使兩岸關係裡增加了省籍因素的壓力。

4 這是自1982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略上軌道，美國對華政策已轉向積極交往的方向，以處理美蘇冷戰中蘇聯固然瓦解，但美國大眾消費性社會也因虛耗而受傷不輕的世界新局面。美蘇之爭的劇烈是由於兩者可以互補者少，對立的多；中、美關係自從中國接受私有財產制度後，對立已少，而美國工商業對於中國發展中的市場，又有立刻的興趣，加上中、美在文化上很多不同，可以彼此深度啟發者多；美國的對華步調自然謹慎。對於台灣任何可能打亂其佈局的做法，就當然視為冒險。李氏所提出的「兩國論」之為「冒險」，其理由在此。當年美國幾度想把強烈反共的蔣中正換掉，不也是為此？

1 這是近數年來歷史學界受政治界以「本土化」與「主體性」的技術操弄的一個例子；社會歷史的形成當然與個人的記憶有關，但是個人的處境不同，身份不同，我們以特例言，社會的歷史不能受這種個人記憶的侷限──即皇帝的記憶不等於人民的歷史，至於，對於過去類似身份的個人，他們的記憶裡所有共同的印象，即所謂「集體記憶」──即中高階經理階層的記憶不等於一般員工大眾的真實生活；歷史學家的責任在於把這些記憶，對應於社會大多數的生活實況的資料做出適當的整理和分析、綜合。然而，近數年來歷史學界揚起所謂「大家來寫村史」的口號，有把「集體記憶」直接等同於歷史的傾向──誰有時間來寫？誰有能力來寫？要生活得不錯，充分懂得「順應」殘酷的環境，才能活得夠久，於是，大概哪一種人的「集體記憶」就成了村史？──於是歷史也就自然走樣，這「本土」與「主體」相加的結果，將有希望破世界紀錄地形成「世界第一個」、「順應」與「歌頌」殘酷殖民統治的「主權國家」。

1 「支那」是日人對中國的蔑稱，1930年10月1日，日本內閣決定將「支那」叫做「中華民國」；1937年七月，日皇頒給帝國議會把七七事變正當化的詔書，也用「中華民國」。但九月二日卻決定將事變的正式名稱稱為「支那事變」。引自「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杜武志著，王昶雄主編，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頁115。

2 當然此一引語，並不足以說明「皇民化政策」，關於皇民化政策的其他方面請參考以下第一章第三節的相關部分。

[1] 必須向讀者致歉的，若干重要但知名度較低的學術著作，其實也應該深入批判，不過，本研究以著名的指標性著作為對象，因而，乃有所取捨，請讀者諒解；例如：身為台中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曾獲早稻田大學文學碩士、明星大學文學博士的李園會氏，在他1997年出版的大作「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制度」（國立編譯館主編，南天書局出版。）裡，雖其標題用了「日據時期」，這個批判性字眼，其內文也自稱「儘量根據事實和統計資料，作客觀地敘述，並避免草率地下結論」，其實，讀者應該注意其全篇皆以日本官方文書為依據，因而，歷任總督講話所謂「澈底發揚天皇大仁大慈之聖意」、「將皇澤一視同仁地普及到全體人民身上」（頁144）之類的官式文字，在其中層出不窮，而形成印證日本統治者「同化政策」的效果；同時，對於日據下的教育情勢，其僅依據學制形式上的變動，完全不關心教育的實質，就附上所謂「『修正教育令』廢除日本人和台灣人教育的區別，只在初等教育階段依據常用國語與否作為區別，中學教育以上階段則儘可能援照日本本土的教育令。」（頁163）、「台灣的學校制度更進一步達到更完善的地步」（頁137）之類的頌詞；最後，則以不批判學制未改善我台灣人的真實處境，卻控訴戰事影響教育工作的型態做結，所謂「『戰時教育令』（下）……學校教育幾乎完全停頓，這種徹底破壞教育的慘烈狀況，一直到戰爭結束才告終止。」（頁397）；那樣極缺主體性的論述方式（或者這是由於李氏所獲的學位非教育專業之故？），在我們的國立編譯館主編的著作中成型，其未來的影響，實在堪慮。但卻因它不是坊間流行著作，因而本研究未予討論【不過，在此應指出，其中有關日人所謂「同化政策」的「日台共學制」，在現實中竟然造成我台灣人的教育機會反而被剝奪的詳細數據史實，該書尚未遺漏，然而，文學家吳濁流因此而對日本統治提出強烈批判，李氏為文學博士，雖有提及，但僅稱「日台共學的理想………可是實施的結果卻與此理想背道而馳，……使不平等的現象更加惡化。就是在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以及專門學校也普遍發生。」（頁390）既未追索其可能的原因，而僅視為執行偏失而已，全未給以深入之批判；讀者倘欲讀之，請參閱吳文星著，「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國立師大史研所專刊，其中對日據下師範教育制度下的實際，值得參考。】。此外，一人所見有限，在當今思想混亂的環境裡，想來一定還有其他不幸的著作（例如，作為通俗雜誌，有日人血統的名人辜寬敏氏過去發行的「日本文摘」，其中關於日據台灣生活的美好回憶，也有被當作社會的歷史者），爲免我台灣人受害，請讀者自行注意省思。

1 「心靈」是一個很抽象的名詞，在此研究者不稱『心理創傷』而稱「心靈創傷」，是為了彰顯正常心理的靈活狀態，在受到創傷後，心智的靈動能力會有趨於僵化的情形，因而易於形成思想偏見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