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再探令人憐痛的台灣史

0、知識的熱切與哀傷：

1998年，那本「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出版之後，原想好好休息一段時候，真沒想到，三年內我又要出版現在這一本「我們台灣史的日本時代」了。

早年，讀到老子的「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時，一度真以為自己就是知道得太多，才引來太多的煩惱；後來經過多方的省思，才了解真正的問題倒不是因為知道得太多，遂被捲入紛爭的世界──而是──因為，其實是「愛」，不由自主地「愛」，由愛自己開始、愛家人、愛鄰人、愛路人，以至於愛那似永遠不變其忠誠的山川草木、日月星辰；是因為這些，我才熱切的尋求知識呀！──因為我一直想拒絕現實世界的悲劇，我的脆弱心靈不曾讓我在預見災難的可能時，產生「袖手旁觀」的定力，甚至，20年前或者更早，我就不能忍受當時漸起的那個流行語─酷（cool），因為我是熱切的──

是這些，使我這麼快地又寫了這本書。

就像所有「愛人」的人，當我覺得愛的流布似乎不平順時，我反省。我發現了問題……。

首先，發現自己寫作前書的時候，為了整體的均衡感，我修剪了不少內容；同時，在我所新接觸的史料裡，顯示在我的前書裡，因自己借用了有類流俗的體例，在真正研究我們台灣先民的歷史上，它造成了極為重要的疏漏，即我們對於「日據台灣史」的認知，如果我們僅把自己限制在日本學者如伊能嘉矩的水準，甚或以抄襲其言論為滿足──為什麼不直接深入那被日人所斷裂的，我們可以比日人更深入的「清治台灣史」──我們將不可能真正充分認知那個時代的面貌──例如，清代的姚瑩雖然不是日據時期的人物，也不是劉銘傳一類的現代化大人物，但是，他在台灣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們就絕對不應輕忽；而一般對清治台灣社會，僅隨著伊能嘉矩的腳步圍著清人粗率的所謂「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找資料，真是可歎──這是所有研究者應該一定要為後代台灣人早日補足的。

其次，是在思想上的理由，我一直相信，寫作不只是寫作，歷史的寫作也不只是努力將歷史真實的呈現；無形中，歷史的寫作者已藉他成篇累牘的敘述，將自己的思想鋪陳在讀者的面前，讀者往往不自覺地會受到深刻的影響。換言之，我的書裡，當然有我的「愛」與「思想」，對此，我有一個奇怪的反省，即我不應該把自己的思想偷渡到讀者的腦海去，我應該採取事先說明，請讀者先作思考抉擇，本書就會是作者對於自我思想最明白的一種展示，這不僅是「是什麼」，或「不是什麼」的自我宣示，而更是類似所謂的「工具型定義」或者「操作型定義」之類的生動解說；希望本書，因而將可避開一般台灣史研究者常受制於空洞立場的宣示，致使其史識無法與客觀歷史複雜現象充分互動解讀之通病。

其三，使我不能不提筆的最強烈的理由，是時局的發展是那樣的迅速，對於日據時期台灣史的無知，以皇民化運動裡少數皇民的「個人記憶」，假所謂「集體記憶」之名，竟立刻取代了歷史的真相；最明顯的，是他們常把當年的「皇民化運動」的口號為真實的歷史內涵；其實，所謂「皇民化」、「南進」與「工業化」的「理想國」，其真實內涵，以「皇民化」來說，是要我台灣人唾棄台灣的土地與社會，「志願」成為戰場上「可歌可泣」的炮灰，是一種「攘逐」我們台灣人的陰謀；「南進」是為日本人完成征服世界，「八紘一宇」的大業，並且，預期當戰後台灣青壯年銳減之際，可以徹底實現日本據台初期「威壓攘逐政策」，那雖消滅80萬人，但仍未能完成的日人移民計劃；至於，「工業化」，則是指在這日本人「南進」，必須減少台灣人口的目標前，雖然台灣營養不良，瀕於死亡的人口極多（平均死亡年齡不到25歲），極需糧食生產，但是，日本統治者絕不予理會，已決定全力支持軍需工業，將多數的資源用於發展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我實在難以忍耐這類的無知，但是，也有無比的同情與哀傷……

但是我該如何是好？如何提筆── 

我沉思……我想起了兩段自己所親見的，人被扭曲的真實的哀傷事件……

1、兩段親見的，人被扭曲的真實事件及其他

那是一所位在日據台北舊市中心的國中，那時是我師範大學畢業後被分發到學校服務的第二年，也是我被派為管理組長的第二年；因為發現到學區裡社區規劃陳舊，缺乏良好的學生活動場所。我就提出志願留校到晚上八點，負責巡視放學後的校區安全，來向校方爭取校園開放時間，我成功了──也因此，我才發現了這兩個深沉的故事……。

已20多年了，是1978年吧，那都只是幾句話而已，卻給我很深的印象……

那時，我以自己年輕的充沛體力與希望，放學後，每天樂此不疲地巡迴在校舍U型的四層建築間；我愛孩子們，愛看他們因茁壯而抽高的軀體，看他們輕鬆、愉悅而易於閃亮的眸子裡，逐漸成長出深沉與肅然的寂靜；親切地相互招呼，彼此關切的對話，不論生活或課業，因此，我大約認識了每一位經常留校的學生。

第一個故事是由常集體留校的三位女生開始的──先是她們常留校作功課，並不是回家吃飯後再來的；不久，我就發現，她們為什麼功課做完後，還在學校呆著？為什麼？看來是群很清純溫良的孩子們，「這一帶的夜路並不很安全呀」，我不禁關心，但她們並不回答……一直要到某天，有兩位女生，一起來表白，原來她們是為了陪伴那一位同學才留在學校的──

「老師不要誤會」，當時，不儘早回家就會被認為是問題學生，所以他們說。

「是○○○啦」，是那一位學生，我知道。

「她不敢回家……」

「她怕」

「她爸媽兩個鬧離婚……每天○○○回家，她們就問她要跟誰……她受不了」

我能說什麼？兩個能一起照顧同學的好孩子，和她們可憐的同學，或許，所幸，學校的開放是給了她們一個可以較好容身的空間；但是，如果沒有這空間，可能會是怎樣的情形？由逛西門町的百貨公司，到成為冰店、咖啡店、溜冰場或者電影院前的「落翅仔」？我清純可愛的孩子，就會被環境逼迫而扭曲淪落──

另一段故事，是一位同學，很不起眼的，但在20多年後，我仍能記得他的名字林○○，也是一個會晚離校的學生；偶然，讀到他放在桌上的作文，那是一篇寫作失敗的海濱遊記──是他原來用手臂遮掩起來，引起我的好奇，而他們都與我互動良好，使得我得以讀到──我在一個跨越作文簿的紅色大叉下，欣賞到他那表現失敗且錯字連篇，但卻繁複精采的感受；我鼓勵他參加了我在校主持的藝文研習社；眼看他寫作表現能力突飛猛進，上課時眼光炯炯，甚至服裝也有了明顯的改變……；但是，不久，似乎發生了什麼事，然後是失眠困擾了他……，在我的熱切關懷下，終於，他斷斷續續告訴我，他的家庭問題，哥哥會在爭吵裡用頭撞牆……，我的無力感又深深困擾到我，……後來，他請了一段時間病假，最後聽說他是住進了精神病院……

啊，那麼多的問題家庭，在問題中被扭曲的個人，真的必須完全面對與承擔家庭歷史裡沉重的負擔麼？

都是那麼好的孩子們，她們的家庭現實，以及左右家庭現實的社會現實，甚至世界的現實，竟是那樣殘酷的輾過他們那麼年輕尚待昂揚的生命，從那時起，我跨出了理念層次的關切，我深深體會個人被環境扭曲的痛苦，我往往以他們的例子向每一班同學告誡，接納與同情那些被扭曲者吧，儘量給他們一些同情，因為我們之所以有較高的成就、較好的氣質，可能只是我們有較好的運氣，沒有落在他們不幸的情境裡；給他們一些援手，既使他們犯錯了，讓他們知道這個世界有諒解、有溫情、有值得奮鬥的「愛」──

然而，究竟應該如何提筆？對於我們台灣先民的被皇民化，對於日據台灣史與它的前史，清治台灣時期的種種，那許多的學者、專家們……

2、應該如何面對這個特殊的情境

──「一笑泯恩仇」？

是不是太迂腐，太溫吞？是否讀者早已不耐煩？以為不夠乾脆？然而，真實的情境確實是那樣的複雜，就像許多不幸的家庭，並不是理想主義者義正辭嚴地指摘任何一方，就可以解決歷史詭譎所造成的糾結……

是否能像文學大家魯迅曾經乾脆地寫下他的名句，所謂「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1，就可以痛快地讓一切重新開始；則似乎事態已不容如此簡單地發展……

因為過去長久的掩蓋與不斷的歷史事件的交互影響，尤其，不同歷史問題的種種詮釋，已不只是遺忘或錯誤而已，歷經年久月深的歲月之後，在現實世界的風霜雨露、雷電冰雹之下，所謂「事實真相」，既已完全脫離可以一目了然，一笑置之的事態；而所謂「一笑泯恩仇」，若要用在此時，當年大文學家的諍言倒顯得像只是童誒的好意，沒有真正實現的可能性；因為過去那詭譎的歷史種種，由對日本的「不念舊惡、以德報怨」、「澀谷事件」，經過「二二八事件」、「中美友好商約」到長期反共的「白色恐怖」，已使得原來「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兄弟」親密之情，已經過「親兄弟、明算帳」的疏離，轉現出「兄弟陌路」的現象；正因如此，現實既已有些「兄弟陌路」，要想凌越這些歷史的現實，而達到「一笑泯恩仇」的大結局，對於那些已如陌路的昔日兄弟，實屬萬難……那麼究竟該如何呀？在這個島上，就應該如現在這樣堅決地冤仇下去麼……

我，……啊，怎麼辦？ 

怎麼辦？……我……

望著歷史的書頁，在窗前翻飛，然而要讀起來卻是那樣的沉重，記得當年讀中國近代史時，自己每每不忍卒讀的戰事、動亂與條約；我就曾為讀它的學者、專家們感到哀痛與同情，每一頁都是血淚，都是欺壓，都是愁苦，那要是怎樣強壯的心臟和胸襟，才能讀完並且記得；然後才能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寫他們的掙扎、再掙扎？當時，我慶幸自己有選擇「教育」而避開歷史的小聰明，「教育即改造」，似乎當下即是的「智慧」；沒想到一旦深入，要「改造」的對象是歷史的產物，我不能迴避這塊土地上一切發生過的悲喜劇，我愛它就必須為它付出，而它的歷史，啊，竟然不比當年的中國近代史輕鬆，而我竟然命定地回到了歷史的世界──是台灣史，它甚至更為詭譎、沉重，繞了好大的一個圈子…………，突然，我由當年的不忍卒讀想起，有哪一個研究者真會對那鴉片戰爭以來的悲劇，用「相逢一笑泯恩仇」，就輕輕地帶過？──那麼，文學大師的名句我們就應該可以欣賞，可以玩味？然後，就像在拙著「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裡所強調的，以傳統哲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思考加以消化，甚至揚棄，想來大文學家也不會怪罪吧？……怎麼辦……是否能有其他更好的處理？

3、應該如何面對這個特殊的情境

──「相逢泣血泯恩仇」

──我想到，是不是應該尋找，我們台灣人可以彼此分擔及承載台灣歷史傷痛的方式，就像那些感傷離別的著名詩句，不論是男女間的「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或親友間的「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它們流傳之後，從此竟能慰藉多少離人的心臆；更像青年的我在台北讀南部青年作家陳坤崙的那首感人小詩，那「無言的小草」1一樣，不就是由於這種與人分擔苦痛，並且尋找出路的意義麼。

──我還想到，關於「泯恩仇」的方式，我個人實在比較能接受「哭」的方式，坦白地說──我是個不怕哭的人，在傷心的時候，如早年讀「愛的教育」時，讀「孤星淚」時，讀「狂人日記」時，近來讀「乞丐囝子」時，哭都對我有紓解的作用，在傷心得沒有辦法的時候。例如，我寫到台灣史裡的某些段落裡的委曲，我們台灣人最深沉的悲哀時，它就是一種紓解……尤其，對於所有太過久遠的或深沉的糾葛，或許都應該可以用「哭」來表達、來紓解，因為「哭」裡不僅有「哭訴」的意義，只要時、地相宜，它往往可以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利用，且會有前述與受難者、同情者共同分擔痛苦的意義；哭吧，不只是流淚，如果必要，哭乾江，哭乾河，大哭一場，它只重過程，本身俱足完成；而「笑」則不然，笑可以是豁達，但是它不能長久，它要真正消除心中塊壘，才可能真正開懷大笑，它要靠把捉得恰到好處，才有所期望的結果，它操之於人的部分太多；所以，只要在可以「哭」的時候，用「哭」應該比用「笑」，在「泯恩仇」上有更實質的作用。所以我覺得盡情的哭吧，在面對真正冤屈是那麼長久，那麼深沉時，就用人們形容為「泣血」的那樣，來面對問題，來紓解自己，來紓解彼此，來求取我們重新冷靜地面對彼此共同的難局，這樣應該是可以考慮的吧！

──我還想到，如果要能彼此分擔苦難，千萬台灣人同聲一哭，是否就要有像詩人所發掘的一種可以共同經驗的對象，像那可共看的「明月」，或人人家裡都有的「蠟燭」，還是那隨處可見的「無言小草」，作為彼此情感遙相溝通的基礎；啊，在我們沉重的詭譎的，關於台灣史的著作裡，已有了這樣合適的對象麼？

如果有了那樣的合適對象，我想文學大家或許會允許我竄改成「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泣血泯恩仇」，因為我想，如果他也知曉百餘年在這島上鬱積的真實悲苦，絕不是一般的「哭」、「笑」所能紓解；相信他也會感同身受，恩仇各方，應由彼此細訴委屈，到共同流乾所有台灣人百年來不幸的哀傷淚水，然後在彼此淚已乾涸而特別暗黑的瞳裡，重新燃起彼此共同的希望！

4、讓我們一起歌哭，一起汗漫地努力──

以上就是我寫作本書的近因，以及提筆的心路歷程。我坦承自己不怕哭的怯懦形象，那是自己源於「愛」的脆弱，我愛「愛」的深深溫暖，它曾無處不在，無處不有的給予怯懦的我，最大的鼓舞與安慰。但是，它對我而言，卻不能幫助我避免自己的脆弱的流淚時刻；我不知道是否有很多人像我過去逃避中國近代史的悲慘那樣，為了「哭」似乎會破壞自己的堅強形象……──友人裡有幾個就懷有這樣的意識，他們逃避所有悲慘的事物，也逃避著台灣歷史真相裡的悲慘，為了使自己能永遠的「樂觀奮鬥」──但是，從事教育的經驗和它的理論，告訴我關於「真實」的重要性，據說猶太人在教育上就有「不讓孩子看電視的暴力鏡頭，但可以看戰爭紀錄片。」1的說法，那正是猶太民族能夠比一般民族更習於面對真相。從而更能獲得其先民的珍貴歷史教訓，這正是它們能堅忍地屹立世界的重要原因。

為此，我才提出「歌哭」並重的情感態度來面對真實的台灣歷史──包括昨天，和所有過去的事件，深切盼望由其中汲取應該反省出來的教訓，由當前的「皇民現象」到日據50年期間我先民普遍的營養不足的歷史真相，上溯到清代台灣的發展過程；認清有哪些可歌可泣，足以令「頑夫廉懦夫立志」的歷史教訓？為什麼有些寶貴教訓被掩埋，有些被扭曲、甚至嚴重變形，以致一旦重新出土，我們都可能會有似乎必須「泣血」，才能紓解的哀痛，以及累積的教訓竟能讓我們猛然認知到，原來自己的族群曾經有過那樣的智慧與定力，於是就會有來自適才哀痛的心底的自得，如一首輕歌隱影隱漾起，或竟不自主地會有開懷歌嘯的衝動……

──而是否只有如此真正認清真相時，由於歌哭的情感紓解、感情平穩，人們才比較有可能最冷靜地面對我們當前由歷史形成的處境，在自己微微冒汗後冷卻的腦殼裡啟動自己比較沉穩的思考，而我們台灣人真實歷史的主體自覺，也在這時才可能真正的啟動……不自大，也不自卑，要面對著我們當前絕不簡單的、複雜而詭譎的現實，面對我們百多年來的不幸歷史的全部教訓，於是才能了解到我們傳統社會裡奮鬥時「汗漫」的，那由「至小無內、至大無外」地努力，進而掌握人類「不可知」的未來的珍貴意義，……

如果一起「汗漫」2地為一個理想而奮鬥，你會感覺沒有面子嗎？

如果被人看到你似少成效的「汗漫」作為，會覺得羞愧嗎？

如果看到一個勤奮努力但事業不彰的「汗漫仔」，你會和別人一樣起輕慢之心嗎？

如果要在烈士與「汗漫仔」之間，選擇自己的身分，你會充分想像「汗漫」的重要性麼？

──有人說我們台灣人百年來的奮鬥史，是靠了「汗漫」的堅定態度與努力精神，才能熬過了日據50年那台灣人平均死亡年齡不到25歲的悲慘歲月，也是靠了它才能造就了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台灣奇蹟」；然而，我們奇蹟式的成就換來的自信、自得，竟然趨向驕傲，趨向自大，終於像今天的大多數人們那樣輕蔑「汗漫」，甚至把「汗漫」等同於「愚笨」、「懶惰」，甚至，更有少數政客竟把虐待、扭曲我台灣先民的所謂「皇民化運動」，說成是台灣奇蹟的真正根源與未來的希望所寄，你擔心嗎？

面對今天複雜而詭譎的局面，讓我記起當年慈祥的老人家們對於只知抱怨的年輕人，他們總是會以有一絲詭譎的語氣反問：

「為什麼天公伯的好事，要剛好輪到你？」

「好做的，早給人做去了！」

年輕的自己往往感到一陣茫然的灰心──但是，如今年齡漸長，現實似乎確實複雜得極接近老人家的說法呵。

我們都還對現況不甘心麼，甚至有些灰心麼？然而，那點灰心是否讓我們的思考更加細膩，那些不甘是否讓我們更加堅韌，對於我們台灣主體自覺的命運──

×××  ×××  ×××

我們是否已重新做好了

「汗漫」地一起努力的準備？

讓我們在一起為台灣歷史真相而歌哭後，

一起汗漫地努力吧！

×××   ×××   ×××

敬此  誠摯地感謝，在本書撰寫過程中許多曾經惠予鼓勵與援手的朋友們；其中像道琳、鴻生兩兄能在初稿後為我細讀一過，提供寶貴的意見；一回兄能在我初用電腦打字時，指導我手勢與文書處理的基本門徑，並且更在完稿前將近六百頁的內容一氣讀完，提供更多寶貴的意見；他們皆不惜以寶貴的時間相挺，實令我感動；這些都有助於此書的修葺。尤其可感的，在處理二二八事件上，深深感謝有緣的周主任，承蒙他賜將他尊翁、尊堂當年的親身經歷，為我仔細的講述，使我能更深入的感觸到我們先民值得同情的複雜處境；最後，極為幸運的，本書在完稿期間曾得居住同社區，因關懷社區公益事務而相識的資深教授郎裕憲先生的關切，通讀本研究正文後，除賜予卓見，更不吝稱許，令晚輩倍增信心；而尤其幸運的，我的努力能一直得到家叔俊禾先生的支持，他以八十五歲的高齡，不只通讀了本書初稿，並且提供了最多的書面意見，允我自由採擇；長者風範，實令晚輩心折；總之，若論本書略有成績可言，長者與各位友輩之賜教，實不可不記；而其中若有誤謬之處，皆是由於作者魯鈍，未能充分領會受教所致；最後，懇請可敬的讀者諸君，不吝賜教，必衷心銘感；本書倘得再版機會，必如高明之美意，予以更正。

謹此。預行謝過。謝謝！

　　　　　　　　　　　　　　　   作者      2002年12月

　　　　　　　敬誌於木柵汗漫書屋

 〈──感謝您的耐心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