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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祭1895~96年台灣80萬冤靈」〈文長,轉入回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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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郭譽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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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爺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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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

「遙祭1895~96年台灣80萬冤靈」

相信冤靈應該受到後人撫慰與超渡的老友──「真理老人」──對於我台灣近十多年來荒唐的亂局,向我指出可能就是當年我台灣先民80萬冤靈所聚冤氣,縈亂了我台灣全體民眾正氣、氣數的結果,這使我更覺得有必要把此史實公佈出來。
倘若「真理老人」所言為真,盼望這些冤魂將能早日得到我們後人尊重的超渡,我台灣社會也能早日脫離苦海。

以下,為先民白冤,並希望尊貴的考試院長與典試長考慮考試應以「真正的台灣史」為對象,特敬佈我們可憐的先民的冤屈史實如下:

根據李登輝時代主導編撰的「認識台灣」教科書,日據初期我台灣先民消減的情形如下:
「日本為對付台灣軍民英勇的守土抗戰,曾出動大軍鎮壓。台灣軍民戰死或遭殺害者多達一萬四千人」(國中認識台灣歷史篇頁59)
「最初,總督府常採取殘酷的報復性鎮壓,而濫殺無辜……」(國中認識台灣歷史篇頁59)

根據皆向日本乞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的黃昭堂先生與伊藤潔先生的研究,其消除的人口如下:

被視為大權威的黃大教授在其名著「台灣總督府」中稱:

「離台者少得意外,在1897年五月八日的最終期限前,向關係官廳登記要離開台灣的人,總共約四千五百人,……台灣的情況選擇舊國籍的住民之比率異常的低。1871年的法蘭克福和平條約,從法國手上割讓給德國的亞爾薩斯、洛林兩省的居民,選擇舊國籍的人占百分之五。台灣在1897年時總人口共有二百八十萬,遷出者只不過百分之0.16。亞爾隡斯、洛林的一部分住民和受讓國德國的住民是同一民族,……若考慮到日本人對台灣住民而言,是完全不同的異族時,則台灣遷出者的比率就比亞爾薩斯、洛林的情況低得多了。……」

著名的伊藤潔教授,在他的「台灣」一書裡的相關段落的類似論述:

「台灣住民的犧牲,合計戰死與被殺戮的人,推定為一萬四千人,負傷者人數不明,而死亡者可能更多。對此,據發表日軍戰死者二七八名,負傷者六五三名,即日軍一人對台灣住民五十人……」
「1896年十一月公告『台灣及澎湖群島住民退去條規』,不論其為永久住民或暫時居住人,在期限日以前得向官廳申告,土匪在投降並解除武裝後離去,凡欲離去者所攜帶財產免除關稅;但實際上退出台灣的人約4,500人或6,500人;無論任何一個數字,均不超過人口的百分之一……」

如此算來,我台灣先民所犧牲者不過兩萬人左右;而即我台灣人子孫過去所布奠傾觴,哭望天涯,遙祭慰藉而超渡往生者,不過這兩萬人而已。

然而,史實如何?得不到慰藉超渡往生而冤屈飄盪我美麗島上空者究有多少?

或曰,科學時代,泥土可笑,過於迷信,或許是的,以下,先述史實,再談「真理老人」的靈界故事。

史實是,
當甲午戰時,清廷主政者是慈禧太后,皇帝光緒,雖有康梁一般知識份子主張遷都西安,與日本再戰,認為日本國力有限,將可能如俄國拖垮拿破倫般,有取勝的希望;可是慈禧太后以過去英法聯軍時〈1860年〉的逃難經驗太苦,而今30年後,年事已高,拒絕考慮,使得朝中大臣,言官類皆因義理而主戰,在實位者,較知鴉片戰後朝廷匱乏之實際,多主和──此時滿清朝廷真是光緒者孤兒,慈禧者寡婦,漢族大臣又屬外人,實在朝廷沒有能力。其時,中國主外交事務的全權大臣是李鴻章,當時,雖台灣沿海在劉銘傳撫台期間,已增建三十座英國新式砲台,但李深知敵我的強弱〈慈禧年邁,以海防款項之利息,作其修建頤和園之經費,不知如此一來,海防經費就不能動用了。〉,因而,在甲午之戰後,日本據台前,負責向日人馬關交涉的李鴻章曾有一函向台灣林家花園主人林維讓解說其不能不割台的考慮。其文曰:

「割台之議,前往馬關,爭執再四,迄不可回;倭欲得之意甚堅,既不許亦將力取;澎湖先已殘破,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藉以解京師根本之迫。兩者取其輕,實出萬不得已。」

顯然,那是李鴻章自以為「澎湖先已殘破,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藉以解京師根本之迫。兩者取其輕,實出萬不得已。」,倒實是受主戰派詬罵中唯一不得已「棄地以全人」之好計策。

怎知日人以割寶地賠巨款取得台灣之後,不僅並不以巨額賠款建設台灣,更因其國內早有山多田少之難題,竟對我台灣先民發動「殺戮攘逐」的政策,借台灣民主國的微弱抗爭,向日軍發出「台灣居民放逐令」──該政策在官方稱為「台灣島攘逐策」,現可見於當年日本外相馬關條約全權大史陸奧宗光之文書中。
其在民間的呼應者,則可見於日本大名鼎鼎的文明開化的大師福澤諭吉當年主持的「時事新報」中。
可以具體見此史實者,其社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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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郭譽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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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爺

列位兄弟姐妹:

撥出時間,找出各資料詳細的出處,請有興趣研究或挑毛病的網友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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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台之議,前往馬關,爭執再四,迄不可回;倭欲得之意甚堅,既不許亦將力取;澎湖先已殘破,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藉以解京師根本之迫。兩者取其輕,實出萬不得已。」〈李文忠公尺牘,下冊,頁785,轉引自「李鴻章傳」,李守孔著,學生書局1978年印行,頁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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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對我台灣先民發動「殺戮攘逐」的政策,借台灣民主國的微弱抗爭,向日軍發出「台灣居民放逐令」──該政策在官方稱為「台灣島攘逐策」,現可見於當年日本外相馬關條約全權大史陸奧宗光之文書中。」

該文書之內容為:
「此際我方應確定對該島之政策方針,非執行斷然之處置不可……即,一以本島作為將來展鴻我版圖於對岸中國大陸與南洋群島之根據地;一則在開拓本島之富源,移植我工業製造,壟斷工商權利。……務必貫徹我佔領之要旨,使之成功。舉例關於鎮撫統治之政略要義於次:第一要威壓島民。第二要由台島攘逐減少支那民族。第三要獎勵我國民的移往。」〈「台灣」,山邊健太郎編著;頁35。譯文轉引自「中華民國建國史」第四編,頁1665;林衡道先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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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處置台灣的問題,如在前號所論述,目的應該限定於土地;以期掃蕩全島,其如土人可以不放在眼中,由日本人經營一切事業。……這樣做或者會使該島民等相率他去,以至全島空虛……現在內地正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此外對時下的措置,某外文報紙早就撒播邪說,對這次掃蕩大姑陷地方的經緯,報導日軍又屠殺云云;這是他們慣用的毒筆,不足介意。即使不執武器抵抗,如果不服從我國者,不許一天存在於我國境內。……凡是抗拒我軍者,不分軍民,盡予殺戮,使無噍類。以全掃蕩之功。」〈 「福澤諭吉的台灣論說(二)」陳逸雄譯解,台灣風物,第41卷,第二期,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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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蘆溝橋事變之後,日本便在台灣積極進行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其內容可分為神道信仰、寺廟改革、推行日語、改革姓名。由於我任職社會教育課日人便賦予我廢止台灣寺廟活動之重任,我也因而遍巡台北市及郊區各大寺廟進行研究。但是説也奇怪有一天晚上就在我撰寫自認為屬於迷信的淫神邪祠列為第一波寺廟廢除對象時我的右手便突然不能動彈了。後來到大稻埕永樂市場找一推拿師傅幫我推拿兩週內都無法提筆寫字。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冥冥之中確實有一股不能解釋的力量,這股力量不但造成肢體病痛,還使我遭遇了一連串的怪事。因為,就在受傷的同一時間內,有一晚,我至推拿師傅處療傷返回住處途中,忽為一日本刑警於路口攔截,帶至警局訊問。原因是他認為我像一名殺人犯。後來,該日警在查無證據下,不得不釋放我。只是隔日他又指派管區派出所警員來找我麻煩,嚴詞質問我何以身任職於總督府,卻不守法,未辦理流動戶口登記,連寄宿的金泰亨商行老闆葉金塗先生,也被帶往派出所盤問,這接二連三事的發生,讓我對神秘力量感到惶恐,因此急急藉口手痛,辭去了毀廟的工作。」〈「老牌台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獨家出版社1991年印行,頁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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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惟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台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27日,台灣分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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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鴉片在台灣與降筆會的解煙運動,李騰嶽著,文獻專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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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有意深入認知者請參考。如此資料是否應該成為我台灣史的主要素材。

泥土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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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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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長,接前主題文〉

「關於處置台灣的問題,如在前號所論述,目的應該限定於土地;以期掃蕩全島,其如土人可以不放在眼中,由日本人經營一切事業。……這樣做或者會使該島民等相率他去,以至全島空虛……現在內地正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此外對時下的措置,某外文報紙早就撒播邪說,對這次掃蕩大姑陷地方的經緯,報導日軍又屠殺云云;這是他們慣用的毒筆,不足介意。即使不執武器抵抗,如果不服從我國者,不許一天存在於我國境內。……凡是抗拒我軍者,不分軍民,盡予殺戮,使無噍類。以全掃蕩之功。」

而此情勢實非李氏所能預知,這「這樣做或者會使該島民等相率他去,以至全島空虛……現在內地正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真是我先民之不幸,亦李氏被垢病之沉冤。

所幸,蒼天雖瞶瞶,哀聲猶見憐,幾場砍雞殺鴨的「禽薙」,當時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重視,指為日人根本沒有能力統治殖民地,日人當時內想取消列強的不平等條約,外想取得平等的地位,在這樣的壓力下才停止了他們讓「全島空虛」的殺戮。

然而,殺戮攘逐已展開了。在殺戮政策展開的近一年時間裡,我們先民由近340萬人減少到256萬人,其死亡與失蹤的應達八十餘萬人。這就是本文指稱我台灣80萬先民冤靈的由來,在日本殺戮者的筆下,我犧牲的先民只有上述的2萬左右──這是日本人絕對不提的,也是我們今天台灣主流學術界絕對不肯研究的!──據說,這也是日本學術界絕不真心尊重台灣學術界的理由。

綠營的愛台灣的朋友,您們真的重視我們台灣的主體性嗎?您真的關心台灣的人道嗎?「南京大屠殺」的殺戮者,對於我們台灣人並沒有比較不嗜血,「武士道」對於我們台灣先民並沒有特別優雅。

泥土研究台灣歷史,不是要大家記仇,而是要記取可以讓自己砥礪與反芻的歷史教訓。
泥土研究教育,人文素養教育我們,可以原諒,卻不應該忘記,不是嗎?

最後,關於前述「相信冤靈應該受到後人撫慰與超渡的老友──「真理老人」──對於我台灣近十多年來荒唐的亂局,向我指出可能就是當年我台灣先民80萬冤靈所聚冤氣,縈亂了我台灣全體民眾正氣的結果,」;泥土所受的科學教育,讓我絕不相信,但是,「真理老人」所提供的真實歷史事件與當前的現實,讓我不能不參考。

以下是日據時代的三樁迷信故事,請參考。
其一,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覺者,曾任日本在台「國民精神研習所」講師的黃紀男先生在他的回憶錄「老牌台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中曾說到他在「皇民化運動」中,「我觸怒了眾神」,的親身經歷:

「七七蘆溝橋事變之後,日本便在台灣積極進行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其內容可分為神道信仰、寺廟改革、推行日語、改革姓名。由於我任職社會教育課日人便賦予我廢止台灣寺廟活動之重任,我也因而遍巡台北市及郊區各大寺廟進行研究。但是説也奇怪有一天晚上就在我撰寫自認為屬於迷信的淫神邪祠列為第一波寺廟廢除對象時我的右手便突然不能動彈了。後來到大稻埕永樂市場找一推拿師傅幫我推拿兩週內都無法提筆寫字。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冥冥之中確實有一股不能解釋的力量,這股力量不但造成肢體病痛,還使我遭遇了一連串的怪事。因為,就在受傷的同一時間內,有一晚,我至推拿師傅處療傷返回住處途中,忽為一日本刑警於路口攔截,帶至警局訊問。原因是他認為我像一名殺人犯。後來,該日警在查無證據下,不得不釋放我。只是隔日他又指派管區派出所警員來找我麻煩,嚴詞質問我何以身任職於總督府,卻不守法,未辦理流動戶口登記,連寄宿的金泰亨商行老闆葉金塗先生,也被帶往派出所盤問,這接二連三事的發生,讓我對神秘力量感到惶恐,因此急急藉口手痛,辭去了毀廟的工作。」

其二、是1901年前後,在日據下,我台灣先民反吸食鴉片的「扶鸞降筆會運動」之「迷信」故事。

該迷信的史實,發生在日據當局發布其毒害我台人的鴉片政策後。
它們在1897年1月公布了以「尊重習慣」為名,准許我們台灣先民吸食鴉片的「台灣鴉片令」,號稱將以發給特許證的方式,嚴格管制,以達到漸禁的目的──好像一片好心。
但是,我們先民在上文日軍的「台民殺戮放逐策」已成功地以砍雞殺鴨的方式,減少了自己80萬同胞後,面對日人這樣的好心,怎麼會相信?尤其,在滿清時代,朝廷早已一再曉諭鴉片的毒害,他們這時當然不會相信這樣的好心。他們當然想到這是日人的毒計。

降筆會戒絕鴉片吸食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出現的。

那是1898年,降筆會信仰的戒鴉片活動由海峽彼岸傳來,它利用了傳統的民間信仰〈例如:媽祖、關公等〉,以神祇要求戒絕煙毒出發,欲戒毒者由各地紛至,當時民眾踴躍的情形,報導稱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惟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

並且,因其戒絕方式暗合今天強調宗教輔導、團體輔導、心理輔導的三大作用,而效果頗佳。1899年在樹杞林九芎林文廟復善堂一地,已有舉行五次,獲戒煙成功者已有兩百餘人的紀錄。自1900年冬至1901年二、三月,該會普及台灣西部;四月發生日警約談苗栗一堡沙坪庄觀音佛堂主事,其記載為該堂
「自光緒27年三月至五月底,到該堂進香戒煙者平均每日達數百人,而完全戒煙成功者亦不少」;
據說,當時「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沒有一戶滯納稅款」,可說已成了不可阻擋的偉大力量。根據當時的報導,其成效在一年(1900年)左右的時間裡,就使台灣吸食鴉片的人口削減了近三分之一。

請問這是多麼值得肯定的「迷信」成績?豈非世界戒毒史上應該記上一頁的我們台灣先民主動共同戒絕鴉片的一幕!雖然後來被日警以強力取締禁絕,那又是冥冥之中我們先民多麼可敬的「迷信」故事!

其三,台北圓山的「台灣神社」被炸毀,日本戰敗投降的「迷信」故事。
事在1944年10月,日本控制的印度臨時政府傀儡主席錢得樂所乘坐的飛機,墜落在台灣神社上,使該代表日本天照大神的最高神社被燒毀。同年五月,象徵日本統治基礎的台灣總督府也在本年被炸壞,地下室中死傷極多,我台灣先民多視為日本殖民統治即將結束的訊號。果然,次年,日本投降。

換言之,關於「鬼神」因受冤屈而報復或作祟之說,實在確實有失嚴謹的、科學的研究態度;但是,我台灣史料所記,斑斑可考,卻也非泥土個人所能任意否棄的。因而,謹此就「真理老人」所示者,敬請各位網友參考。而我網友不論信仰,而願意代禱成此眾業者,敬請共襄盛舉,為我等所共愛的可憐先民祈福,為我等所共業之台灣略盡微薄也。

研究此段台灣史往往沉痛不堪的泥土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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