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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雄二二八悲劇的幾個片段 ,省思該時代的日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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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雄二二八悲劇的幾個片段
省思該時代的日本因素 ──由「二二八悲劇」裡兩位可敬的先生談起

本文由兩位先生──柯旗化與涂光明──在二二八悲劇中的角色來探索那個時代中常被忽略的重要因素。
柯先生是一位教師，也是長期暢銷的「新英文法」之作者與出版者，在日據末期曾在高雄第一中學受日本教育，「二二八」時就讀台北師院〈今天台灣師範大學〉的英語科，動亂中未涉案，但是在後來的白色恐怖中，先後兩次受入獄之冤，由於親身經驗與牢獄中聽來的種種黑暗，出獄後成為強烈的台獨論者。本研究前段以近史所「口述歷史」的「柯旗化先生訪問紀錄」，與柯氏生前以日文出版，病中由友人中譯，在病逝後出版的回憶錄「台灣監獄島」中的相關部份比較。
涂先生是高雄二二八悲劇中的一個重要的傳奇性人物。他曾是一個在西仔灣為遊客拍照的攝影師，又似乎身懷絕技，卻是個粗獷的正義人物；本研究後段以近史所「口述歷史」的「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與近史所稍晚結集出版的高雄市關於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專書中，相應的「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部份；兩相比較。

一、由「柯旗化先生訪問紀錄」到
「台灣監獄島」
壹、動亂中的經驗
「可能偶而有人由山下向山上挑釁地開一兩槍，而龜山上的海軍部隊就日夜不停地向山下開槍掃射。」〈該書，頁237〉
「抵達家門後，日夜都可聽到從附近龜山陣地朝下面田野射擊的槍聲。可能是膽怯的中國兵為擺脫恐懼感，不斷地盲目射擊。」〈台灣監獄島，頁77〉

上段原本口述歷史為1991年訪問，至1992年回憶錄出版，究竟何者為先，則還不能確定；後者沒有了可能引起海軍部隊自衛動作的挑釁射擊，卻增加了強烈嘲諷的「可能是膽怯的中國兵為擺脫恐懼感，不斷地盲目射擊。」，何必如此扭曲對手？何以不虛心檢討「挑釁射擊」之不智？是皇民化教育中一貫輕蔑中國，以致於讓受過良好教育的作者出現如此虛浮的現象？還是由於當年他的個人某些遭遇，使他不能不出現如此的思考？還是其中譯出版時才出現這樣的問題，我們都不能確定，但是我們看到今天流傳坊間的回憶錄是明顯地煽情的。指向流行的某種意識形態。
貳、究竟雄中被包圍了幾天？
「至於當時外省人都被集中在雄中旁邊的倉庫內……因為當時的民眾看到外省人就打，……這也算是對外省人的集中保護。」〈口述，頁238，下10行〉
「同時，雄中也被包圍了好幾天，學生丟出手榴彈才迫使中國兵不敢靠近，……」〈口述，頁238，下4行〉
如上兩段所示，動亂開始，當時的民眾看到外省人就打，一般言，自三月三日起，至七日止，三日晚警察局長逃往要塞司令部，行政院版的「二二八研究報告」中稱，四日全高雄除左營壽山鳳山軍械庫及整編21師某營駐地外，國軍不見蹤跡；五日，要塞始砲擊市體育場示威，至六日下午二時要塞兵下山，七日晨，要塞兵到高雄第一中學，其中已空無一人，何來「雄中被包圍了好幾天」？
顯然，史實是最多被包圍兩天吧，為何要強調「好幾天」？這是什麼意識下的產物？
參、友人余仁德之死
余仁德先生，是在高雄中學高柯二屆的學長、就讀於台大法律系，柯氏在岡山站內曾把學生證交給柯先生，請代辦註冊；其後，就與他分手永別了。他懷念學長是人情之常，但是，我們看他的記述：
〈一〉刑場
「根據一位當時剛好正牽著牛去吃草而路經現場的小女孩目擊說，行刑當時天還沒有亮〈透早〉，而那時余仁德可能先被子彈打中胸部，並沒有倒下……」〈口述，頁240，下9行〉
「現場附近剛好有一位放牛的鄰居女孩目擊槍殺場面，急忙趕回家通知余仁德兄的家人。據說他胸膛挨了槍，卻沒有馬上倒下……」〈台灣監獄島，柯旗化著，頁78〉
比較兩版本，「透早」的能見度，原說「可能」，其中包含「可能沒看見」在內，在後出的「台灣監獄島」一書中，把傳神的臺語「透早」兩字拿掉，改成了高度肯定，卻不需負責的「據說」兩字；何必如此更動？這是什麼意識在作祟？
〈二〉死因
「當時岡山正在舉行里民大會，他也去參加了，由於當時的大學生很少，所以別人就請他上台演講，仁德兄就是因為在台上批評政府而被抓。」〈口述，頁240，下10行；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
「小鎮地方沒有幾位大學生，他被群眾推舉站在台上抨擊軍隊和政府。就因為這件事，不久他就被國民黨軍逮捕。」〈台灣監獄島，柯旗化著，頁78〉
「只是因為在二月底寒流來襲那天你挺身抗議……就這樣你便一去不復返……」〈新詩──母親的悲願〉〈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頁267〉

「另聽說雄中學長余仁德〈岡山人〉在二二八時領隊要攻左營。」〈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郭拔山先生訪問紀錄，頁60〉

郭拔山是省籍耆宿郭國基之子，所說與柯氏所記不同；另外，依據安全局檔案，在余仁德罪名欄內所記是「策動青年暴動，參加攻打高雄壽山，事變後被捕槍決」；由被動的悲情抗議與英勇的行動差距太大，究竟何者為真實？
柯氏名作是根據其「悲情」印象入詩，詩名為「母親的悲願」，頗為引人同情，甚至有人代為譜曲，傳唱其悲情於各場合；如果史實是郭拔山所稱，他當時是死於「領隊要攻左營」，或「攻打壽山」，不是死於「便這樣的」一次講演，是否余先生的故事就會比較讓人冷靜與理性，而不會那麼悲情了？為什麼要這樣呀？
肆、在圖版說明上：
這是純就中研院「口述歷史」的兩個版本的比較。
柯氏的照片說明，原在「口述歷史」中，是「柯旗化先生，雄中畢業，耳聞不少二二八事件時雄中同學動態。」〈該書，頁237〉
對照「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的照片說明：
「二二八後不到四年柯旗化即嚐到白色恐怖的滋味，1952年被逮捕，前後在獄中十七年。」〈頁262〉

原來「口述歷史」，「照片」的說明，其中有「耳聞」兩字，表現其對同學之關心，但對相關實況，並不曾肯定；下段的說明，刪除了這重要的「耳聞」兩字，卻改為強調作者的沉痛生平；在號稱要追求真相的訪問紀錄中，這也何必如此呢？
總之，柯旗化先生，其沉痛生平，我們確實已可以體會；但是，由以上兩資料的明顯出入，讓我們對於他所提供的資料不能不出現懷疑──對於沒有資料可以比對的一般讀者言，是否可能有太過煽情的問題？
然而，僅僅是曾受皇民化教育就足以讓一個有良好資質青年如此偏執嗎？是否有其他更為難以抗拒，造成其不能不如此偏執的因素？

二、民軍領袖
涂光明先生是怎樣的一個人？

壹、在兩個版本的「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中
郭萬枝先生，高雄市市議員，二二八事件前任日產接受委員，事件中曾被推為高雄市警察局長，在國府平亂中，曾身受拘禁之苦，親見若干悲劇的場景。
在高雄二二八中以英雄形像被傳說的民軍領袖涂光明，在事件前與事件中，都與他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那時涂光明當市政府日產清查室的主任，常帶隊去調查是否有人隨意用貨車搬運日軍遺留下來的東西，……因為制度未確立，有些……當時老百姓常抗議清查室亂來因為他們對民眾的東西並不詳查，只要是看到好東西就整車子運走，因此一般人對於涂光明的印象並不好，議會才要我們兼任接受委員。」〈該書，頁200〉

「涂光明在日據時代時，在西子灣幫人拍照，後來政府快勝利時，才跑去大陸當軍人，光復後回到台灣已是少校〈或中校〉，有許多民眾去歡迎他。……」〈該書，頁206〉

「涂光明為人悍悍的，在開會時隨身帶有手榴彈，身上排了整排子彈，開會時常搶著發言，有人叫他別鬧，他就作勢要丟手榴彈，大家也不當一回事，不理他也不和他說話。一般人對他的風評不好。」〈該書，頁206〉

首先，要指出，以上關於「涂光明為人悍悍的，……一般人對他的風評不好。」一整段，頗有當代英雄藍波的況味，似乎不容易捏造，在晚出的「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中，竟然消失，不知何故？
貳、郭國基與涂光明的往事
現在要探究，確實涂氏的為人如何？另有旁證如下，那是來自另一位與涂光明先生有關係的南台灣奇人郭國基先生的資料：
郭國基先生，日據下留學日本習法，參加國民黨；返台後在法院任調解人，清白梗介，為我台民服務，日據末期受日警仲井氏以酷刑羅織於東港大獄中，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雖國府提「以德報怨」，出獄的郭氏不顧而報復之。戰後曾向彭孟緝請兵收復澳門，日後長久擔任省議員期間，為民喉舌，以「郭大砲」聞名。

「最初，國民黨指導員是楊金虎，後來在市民大會〈在光復戲院舉行〉上，郭國基檢舉他，說他在日據時期曾拿國父銅像給日本人當槍靶，逼迫他下台，所以楊金虎才辭了指導員，改由郭國基當國民黨指導員，等到郭國基當了省議員，才又換了陳桐當。」〈該書，頁208〉

「據報，台灣省參議員郭國基迭在公眾場合肆意攻擊政府，……元月十二日，三青團高雄分團在青年舘舉行分團部成立典禮，并成立青年舘，……并推王清佐為理事長，來賓演說時省參議員郭國基即席向八百餘群眾大放謬詞，略謂：『……實望青年均能立志為台灣獨立而努力……』」〈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下冊，大溪檔案影本，頁55〉

「郭國基在光復以後是先當國民黨的指導員，其後選上市參議員，後來再由我們這些市參議員選他當省參議員。當時陳啟川與他一起競選，未能選上，而郭國基也是二次補選時才選上的。」
「郭國基並不是青年團的人，而且他和王清佐不和，郭在日據時代曾在法院調停課當調解，而王是中央大學法學科畢業的律師，兩人可能在職務上起過衝突吧？王清佐是萬丹人，而郭國基是東港人。」〈前兩段皆該書，頁208〉
這位奇人與涂光明先生的關係如下：
「涂光明曾抓一日人至竹子門打死，涂身材高壯我曾見他身上帶著兩枝槍。〈按：照史，「民主鬥士──郭國基」一文，頁七載：『當時，特高事件的罪魁禍首仲井清一，適任潮州郡警察課長，他一手羅織南部四大冤獄，被逮囚者一千三百餘名，……戰後自知處境危殆，僱用柔道劍道高手為保鑣，但郭先生仍派人將他抓回高雄，即在半屏山對面的竹子門下打死。』〉〈郭拔山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頁51〉
「我事後得悉：學生軍司令涂光明的日產清查室主任是郭國基推荐的，可以推測他是執行郭國基處決特高頭子仲井清一的人，涂在起事前夕徘徊郭宅良久，似在準備有所請益。拔山又告訴我：高雄中學有學生，認為其父是高雄市國民黨黨部指導員，以為是台奸計畫暗殺。這也難怪，……」〈林曙光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頁287〉

由以上兩段，似乎確可呼應前述郭萬枝先生前述被刪去的說法，涂先生是那時代中一個頗有藍波味的粗獷江湖漢子。他的脾性是否適合擔任日產清查室主任──在那已經動盪複雜的時代──為什麼要刪掉那一段生動的描述？
是該紀錄的編者以藍波狀的英雄人物為恥嗎？還是有其他的理由？
是因為編者不理解戰後日產的接收與清查的歷史發展，以致誤認為涂先生在清查日產上有嚴重的責任嗎？
參、理解藍波英雄涂光明形象的鎖鑰
──應該認知重要的戰後日產接收史

這要看很少被提起的史實，戰後台灣日產接收與清查的混亂起於國府先遣指揮所抵台以前，當時，日本少壯軍官主導〈可能獲得諫山參謀長支持〉的「台灣自治運動」，雖在安藤總督的公開反對下，似告打銷，然而，在有「下剋上」傳統的皇軍裡，誰知道會不會出現一個新的「滿洲國」？不幸地，戰後台灣史的序幕裡，就真出現如下的一段日產接收與清查的不幸混亂的開場：

「在前進指揮所尚未設立前的某日，台中某大紳士來到台北，當時的台北火車站前是一片瓦礫之地，大紳士由僕從扶持進入一家日人經營的某大旅館，宣佈要接收該旅館，並叫老闆當天搬到後院；當時政府還沒來接收，他就先來接收了。這件事轟動全台北，……好奇的市民都去圍觀，我……也去看熱鬧。到了旅館前，一看人很多，……才得以順利進入旅館。到了旅館二樓，每間房間的紙門都已經打開。大先生大模大樣地坐在藤椅上，隨從二人分站左右，儼然關老爺後面也站有關太子和周將軍般。有人很憂心地問大先生台灣的情勢會變成怎麼樣？他說，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會變成像加拿大與英國一樣，中國在此地擁有宗主權。……。聽了他的說法我便感覺到台灣會有麻煩。」〈林衡道先生口述：「二二八事變前後的回憶」，收於「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台灣省文獻會編印，1991年發行，頁552。〉（本段史事在台灣客籍學者戴國煇筆下，則直稱林氏「著名的右派抗日領袖林獻堂……以『台灣王』的口吻宣佈要接收旅館」；見於「愛憎二二八」，戴國煇著，遠流1992年初版，頁169）

這樣的開場，上行下效，怎能不混亂？
我可悲的台民領袖怎能不照皇軍的意思行事？那是他萬般無奈的，所以，我們可看到他的貼身秘書，親密戰友葉榮鐘在手撰的林獻堂年表中為他那段時間的作為辯護：
「論者有以先生之行動均受日本軍部亦即降虜之指使為病，此誠無視台灣之歷史與特殊環境，而以勝利者身分所發不根之談，殊欠公允；蓋斯時日本雖已投降，但台灣之政權仍操在日人之手；……國府官兵尚無一人蒞台，台人實未嘗到勝利者之感；一面人心惶惑不安，流氓地痞滋事生非，治安鬆懈，亂狀漸萌；處此惡劣之環境下，設使論者與先生易地而居，其行動未必便能較先生之所作為者，更為合適也。」〈林獻堂先生紀念集，葉榮鐘編，文海出版社，現代史資料，頁150~153。〉

是這樣呵，請大家看當年名記者吳濁流先生、楊千鶴女士的回憶與韓石泉先生的回憶：

「光復後，警察力低落，於是友仔〈無賴、流氓〉、鱸鰻、地痞等開始為非作歹起來，進入日本人經營的食堂白吃、白喝而不會感到羞恥的人也有。不但，這樣也有破壞公共物品，盜伐路樹或保安林，偷剪電線的。和外省份子一模一樣而開始做不道德競爭了。日據時代，在路上檢到遺物也不會當做自己的；可以說，治安十分良好，但光復後上面薄薄的鍍金剝落，現出底子，露出了醜陋的面貌來了。尤其是房子或店舖的接收上，本省的不良份子和外省的一部份詐欺者對抗，使用武力的事件連續不斷地發生。其中以大正汀的房子或城內店舖的接收的爭奪戰最為激烈，甚至有時還會聽到槍聲。」〈「無花果」，吳濁流著，草根出版社1995年印行，頁163〉

「那裡是台東最有名的助產士的住家兼產院，庭園很美，所以台東婦女界的名流虎視眈眈早就看上了，我們卻全然不知。……如此緣由，我們便住進了那房子，但卻也因此觸怒了早就把這房子視為囊中物的婦女會長……從此遭她陷害……如果當時沒有去台東，在台北我有很多日本友人，要想住更好的房子只要在他們歸國前去住就可以了。但現在想來，台北市城內的商店或日本人的高級住宅，都那樣地被有權勢的人強佔為私人財產，……即使我留在台北，也沒有那麼大膽的吧。」〈「人生的三稜鏡」，楊千鶴著，前衛出版社1995年印行，頁259〉

「日本投降後未久，政府曾嚴禁止日產私自買賣。然守法者吃虧，玩法者竟佔便宜；有一部份渾水摸魚，勾結取巧之徒，趁機與日人私相授受，佔便宜者不在少數；於余省參議員任內受一巨賈糾纏，欲余於其請願書上蓋章，請政府認定十月十六日以前為合法；雖有不少參議員經已簽蓋，余則嚴拒之。蓋某巨賈曾於日本投降後，在台北購得若干大廈也。」〈「六十回憶」，韓石泉著，韓內科醫院1956年印行，頁103、104〉
是因此，才會造成學術研究者所謂：
「在國民政府軍隊抵達之前，許多日本人所擁有的土地及工廠便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台灣人，根據一條新法律，凡是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所訂立的日台人契約承認有效。……有許多台灣資本家便與日本人勾結偽造契約，契約的簽訂日期填成8月15日之前，……據估計，當時有高達三百億的日人不動產，經由這方式而移轉出去，而當時台灣省所沒收的敵產也不過一百二十億而已。……」〈「戰後初期台灣各階級之經濟活動」，王宏仁著，台灣風物，第47卷1期，頁23。〉

大家紛紛找可以接收的對象，彼此在國府來台以前，竟就開始日產的爭奪，於是播下了日後台灣日產接收與清查亂局的根苗，這主要不是涂先生的責任，日本少壯派軍人的這個厲害的棋步，可能真是神仙難救的，由過去簡直沒有學者論及它來看，當時注意到的人也不多吧！

所以，總而言之，在口述歷史的「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中我們所見到的對於涂光明先生的描述，應該是合乎史實的，研究者以為並沒有應該刪除的理由──只是編輯該書的主事者，應該儘早申請經費，把讀者在閱讀該書時應該知曉的時代背景加以充分的學術說明，然後印行流佈；以免由於缺乏這使時代動盪的重要史實背景，致使該符合史實的訪問紀錄竟可能會導致一般讀者或我們大家所同情的受難者親屬的嚴重誤解。

三、民軍領袖涂光明與砲兵司令彭孟緝
壽山談判的重要公案

根據以上觀點，讓我們來看被視為高雄二二八事件悲劇核心，即眾所週知的「民軍領袖涂光明與砲兵司令彭孟緝的壽山談判」問題。
首先，讓我們引幾段關於高雄二二八事件的資料，讓我們先理解研究「高雄二二八事件」何以有作為「公案」的重要性：
我們都知道，高雄「二二八事件」的國府鎮壓行動，始於1947年3月6日，是全台最早的國府軍攻擊行動。試問，何以提早？

當日，陳儀長官還在晚間八時，「再向全省民眾第三次廣播。他在廣播中表示要『開誠佈公』和民眾談一談自己的想法」「強調中華民族最大的德性就是寬大，不以怨報怨……」〈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陳翠蓮著，頁334，時報出版1995年印行，〉但是，3月6日下午，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與上山談判的民軍代表涂光明等衝突後，就已派軍下山攻擊。
今天坊間諸所謂「學術著作」，對此事多不真實深入探究，僅稱「設計」或「預謀提前」者；換言之，以其長官還在主張「寬大」之際，高雄地區竟違令行事，如果，動亂並未成形，主事者所犯將是「違反軍令」，將受極嚴重軍法處置。「設計」或「預謀提前」似不足以解說其當時的行動。況且，如果他的舉動竟成為引爆更大動亂的引信，則他的罪過就更大了。也因此，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當時的作為就更為應該研究了。此試就當時史實加以探究：
壹、為何提早下山問題
依據頗有學術外貌的「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所著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其中對於此問題也有類似之提問──「何以彭必須違背陳長官以和平解決之命令，貿然下山平亂？」──其自答略為下列四點，即
「彭氏由廣播中知悉正召集中的原台籍日本兵，若集合起來有十餘萬人，要塞兵力僅兩千，寡不敵眾；」
「附近五塊厝軍火庫是全省最大軍火庫，有失，要平定則難上加難；」
「外傳原住民與潛匿的日本人將在六日到達高雄，將奪取左營及壽山要塞基地」
「來自警總的壓力，要彭出兵救援台南、屏東、嘉義，若不先內安高雄，那有辦法攘域外之亂事。」

最後，結論出
「因此彭藉和談不成，將『頭目』都扣押在山上而出其不意地出兵，倒也是擒賊先擒王的辦法。」
把此一重要的過程用上述四項理由來描述，讓人覺得彭似已有理由下山，尤其當其籠統以「藉和談不成」五字處理，把事態發展直接模糊成彭氏無力判斷上述四項理由，因而只好出兵，其下筆之技術實在有很高的專業水準，然而，該說法或可作為學子背書應考之用，但若要作為我們後人研究史實，以記取先民血淚教訓之用時，則不能不問其所謂「藉和談不成」之「和談」的真相究竟？因此，我們要繼續探究下去：

貳、和談不成問題

其次，我們的問題是，所謂「和談」中，要塞司令彭氏與反抗軍領袖涂光明各自的角色如何？從而希望充分判斷「和談不成」之責任問題。

〈一〉涂光明部分
細讀各方面資料，關於涂光明有如下描述：

「祖父為澎湖白沙大赤崁人，祖母鄭敬，也是澎湖人。父親出世後先落腳在台南，後移居高雄。」〈涂光明先生次子，涂世文先生自述，「涂世文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3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有人說涂光明是學生軍的領導者，因為當時並沒有固定的領導者，是屬於集體領導，涂光明可能是領導者之一吧。」〈口述歷史，第三輯，頁239，柯旗化先生訪問紀錄──柯是當時高雄中學學生〉

「涂光明與父親熟識，他所創的自由日報就是以我家為事務所，因此他認得我，……涂光明由大陸回來，人長得高大英俊，皮膚又白，常戴著黑色禮帽，拿支拐杖，一副英國紳士作風。」〈王受葉、王瑞霖母子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26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涂光明，軍人出身，由大陸回台後在日產清查室當主任，……一直想要有作為，…因此常主動喊上喊下，……但他為人較具草莽氣，在大會發言較為激動，主張要『燒』，此種態度也有一點好處，比較具戰鬥氣氛，一方面使彭孟緝畏懼，後來才以民眾要『燒山』為藉口而出兵。」〈陳浴沂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9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然後，我們來看前面我們已引述過的資料：
「光復後，台人為報復，四處抓日本人，涂光明曾抓一日本人至竹子門打死。涂身材高壯，我看見他身上帶著兩支槍。〈按照史，「民主鬥士──郭國基」一文，載：「當時，特高事件的罪魁禍首仲井清一，適任潮州郡警察課長。他一手羅織南部四大冤獄，被逮囚禁者1300餘名，經不起拷打死亡者13名，自知處境危險，雇用柔道劍道高手為保鑣，但郭先生仍派人將他抓回高雄，即在半屏山對面的竹子門橋下打死。」〉〈郭拔山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頁5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在日據時代時在西子灣幫人照相，政府勝利前，跑去大陸當軍人，光復後，回到台灣時已是少校〈或中校〉，有許多民眾去車站歡迎他。‧‧‧涂光明為人悍悍的，在開會時隨身帶有手榴彈，身上披了整排子彈，開會時常搶著發言……大家也不當他一回事，不理他也不和他說話，一般人對他風評不好。……在三月六日早上開會時，學生軍推選他當人民代表，而我們開會決定要由市長、議長和幾個區長，大概有七位代表去談判，他們搶著要去……涂光明偷藏了兩把槍，一把槍在後面，另一把藏在胸前，上要塞要繳械時，他只繳了一把。在別人與彭司令談話時，一言不合，就將手伸到胸前拔槍，手一伸後面的士兵就上前挾住涂雙手，……」〈口述歷史，第三輯，中研院近史所，頁206，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二二八期間，市民派任之高雄市警察局長，自述親見涂被處決，上引資料與「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0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內所記，有更動。〉

由以上資料看，雖然涂先生與彭司令在和談中的衝突，還不能斷定真假，並且，當時他可能不是唯一的領導者，但是作為一個「較具草莽氣」、「喜歡攝影」、有「反日」背景的傳奇式英雄人物，膺任人民的談判代表，已顯示了他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二〉彭孟緝部份

相對的，彭孟緝司令之處境，是否其主要考慮，就是前述在「李登輝時代」撰成的該重要官方報告中，所提及的四項問題？下面，我們看關於彭氏出身及其所屬部隊的描述。
「民國三十八年，台大與師範學院鬧學潮，台大學生打警察……台大校長傅斯年得來找我，又怕見我，……那時，黃仲圖是台大總務長，他說『彭孟緝這個人是很好的，可以去找他。』所以他來找過我，以後傅斯年成為我的好朋友，每星期五到我住所講授幾個鐘頭的歷史。……我原是中山大學的，在中山大學同學會會員名冊可以找到我的名字。後來我在台大也唸過三年的書，後來因和我一起讀的胡璉將軍死了，覺得孤單，便沒去了。」。〈彭孟緝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0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現在我正式來談228，我要說明的第一點是要塞司令部的職務直屬於國防部並不管地方事務，就算民間鬧得天翻地覆也是不管的，只要你不來犯，陳儀下不下令，我都不管的」〈同上註〉

「未出事以前，對彭孟緝印象還不錯，……」〈孫太雲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頁20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當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高雄市警察局長童葆昭曾向彭孟緝借軍隊，彭孟緝不答應，他認為：『治安是警察的事，與軍隊無關』，所以堅持不借軍隊。」〈黃厚忠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中冊，頁10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由以上資料看來，赴日本學軍事的彭氏應屬有相當現代觀念的將領〈當時其兵種是砲兵，官階已是中將〉，尤其，儘管，他當時被幾個市議員當眾在會議席上譏刺「你們的要塞砲，能不能放響？我們還很懷疑。你們中國軍隊能不能作戰？我們也還很懷疑？你們還是躲在營房裡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問，否則困死你們！餓死你們！解決你們！……」〈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著，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58~59〉他的應對是冷靜的──「口口聲聲『你們』、『你們』似乎忘記了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居於對立的地位。這許多譏誚謔罵，污辱軍隊的話，簡直把我看作敵人，當場我極力容忍，也故作鎮靜輕鬆的神態表示，『……各位知道，軍隊是保衛國家人民的，軍隊有義務去做他應該做的事，但是不會受任何威脅和任何恐嚇，我有責任維持高雄市的秩序。』」；以及受辱退席後，他「接到第二總台部的報告，該部所屬上午派至橋仔頭的採買被暴徒擲石受傷數人，並謂軍人代表國家，無故受辱，擬派隊前往彈壓，我為遵守上級命令，力勉彭總台長啟超鎮定忍耐，聽候命令。」〈此前兩段，同上註〉，顯示他並非一介武夫。
再看當時在三月五日竟有另一重要資料，由涂光明副手曾豐明的友人蔡銘傳所提出者，其內容如下：「3月5日，在高雄市政府的社會人士們想想此事不宜擴大，商議派代表上壽山要塞司令部找彭孟緝談判……這一天，這些代表上山以後，彭孟緝請他們第二天再次上山，豐明下山後到我家來，談及此事，豐明告訴我們說彭孟緝曾辦桌請客，招待他們這些代表，並邀他們第二天再上山談判。」〈蔡銘傳先生、王麗容女士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4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由受訪者蔡氏自述「無論如何，此一事件對社會對我家人對我個人都造成無比的傷痛，這也是……我至今仍不太會講國語的主因。」〈同上註〉看來，這3月5日彭孟緝曾有一頓請客，似乎無捏造此事的理由。一般研究都不談此事，但是，這實在正合了彭氏在回憶錄中所自述「我明知和他們商談，不會獲致任何結果，但因為我正在暗中加緊準備，決定在七日拂曉開始全面行動。……」；如此看來，「和談不成」的責任歸屬，似乎就應該是在彭司令這邊了。

然而，是什麼使得事態急轉直下的？──就實務言，只要該行動計劃尚未執行，打消該計劃仍應屬可能之事──況且，如彭氏回憶錄言，當時，陳儀長官是主張政治解決，反對其軍事行動的。

參、情勢為何急轉直下的問題

讓我們來看是什麼使得事態急轉直下，不可挽回的？
首先，當時所謂「談判」，其內容是什麼？我們知道有民軍向要塞軍方提出已擬好的所謂的「和平九條款」，略為：

「1‧……各處軍隊全部停戰撤退。2‧第105後方醫院由本會接收。3‧五塊厝倉庫由本會接收，軍火由本會保管。4‧市民死傷應負責賠償，開槍士兵應予極刑。5‧治安恢復前，外省人不得下山，蔬菜、油、鹽由本會供應。6‧高市外軍隊，不得進入高市。7‧被捕民眾立刻由本會帶回。8‧雙方如有不法，軍民共同嚴辦。9‧此次事件關係人員，事後不得追究。」〈依「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著，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中研院近史所，頁67~68；他處未見，在前引「陳浴沂先生訪問紀錄」中陳氏有討論及。〉

此外，看當年在警局擔任刑警，後來成為南部政治界重要人物的王玉雲先生的回憶：
「當初確實有一些浪蕩囝仔圍在山腳下，說要燒山。我曾騎摩托車去看……」〈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21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當時高市第一屆市參議會議員每天都在市府內開會，那天聽到有部份人士主張要用消防車載汽油放火燒高雄壽山之際，我就覺得事態嚴重，……。」〈陳亮谷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8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我們再看彭孟緝氏多年後的回憶：
「他們徹夜圍攻要塞，我也僅命令士兵朝天開槍；他們要放火燒山，準備用澆上汽油的稻草绳燒山，你們想山上都是樹木，一旦延燒起來，我要塞就完了。」〈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0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配合再看當時彭孟緝所駐守要塞的情況，情況如何？可能影響其判斷？當時擔任要塞班長陳錦春先生的回憶是：

「我們在要塞上吃的是倉庫的糙米，沒油、沒鹽，連電線也被剪掉，無法用大電鍋煮飯，只好用木柴燒飯，吃糙米和白水。」〈陳錦春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6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以及彭氏的回憶，除了上述採買人員被打傷的描述外，其結果是：
「當時我的士兵都拿鹽水泡飯吃，沒有菜吃，他們不敢出來，一出來就被打。」〈同上書，頁100，〉

換言之，當時壽山要塞內部的生活條件顯然不佳，外部又有民軍可能要用火攻的消息，以及彭氏面對民軍提出，彭氏視為「叛亂」，難以接受的九項條件：這才是促使彭氏派兵下山的計畫提前14小時實施的理由。

然而，本文所指出的「「二二八事件」在高雄之悲劇核心──反抗軍領袖涂光明與要塞司令彭孟緝」，其中實在仍有重要疑點，應該解決，即：民軍領袖在劍拔弩張的局勢前，怎會在3月6日中午輕身涉險？是純粹輕敵？還是別有蹊蹺，彭司令才可能引君入甕？

史實究竟如何？
〈一〉藝高人膽大？
換言之，輕身涉險，固然可能由於「藝高人膽大」之自信與表達「玉石俱焚」之決意，但是，豈可將數十萬生靈性命授之敵人，豈非應該有萬全不得已之設計？此則計謀為何──是否欲效明治英豪勝海舟之親身見西鄉隆盛以保全江戶城故事？──外以火燒山，攻要塞，為萬無一失的後盾，內以涂氏雙槍挾持彭氏，與萬不得已時，親信兩人手榴彈引爆為號，而市長與議長、電力公司負責人相陪則表民軍之誠意──應該是事前考慮週到，細心推敲認為可行者。
〈二〉忍辱而負重？
相對的，民軍此設計，雖或非萬無一失之謀畫，但是，3月6日，其一旦推出，轉頃之間，彭氏應該立刻如何應付，方能不致失手，實在困難──就人情言，彭氏身曾居中國砲兵總監之高位，豈會是畏難怕事之人，況且，親信左右應該知曉其被輕視辱罵之事，想必早已義憤填膺，非有所作為，何以服眾；而在此情形下，要能臨時適切反應，實非易事。

就已知的史實言，彭氏的作為不論下述三種中的那一種：

「涂光明偷藏了兩把槍，一把槍在後面，另一把藏在胸前，上要塞要繳械時，他只繳了一把。在別人與彭司令談話時，一言不合，就將手伸到胸前拔槍，手一伸後面的士兵就上前挾住涂雙手，……」〈前引「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

「以涂光明為首領，脅迫高雄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副議長林建論、電力公司經理李佛續等，同來壽山司令部找我商談『和平辦法』，他們要求我『無條件』撤去守兵，……中間放一小圓桌……這種彷彿出自戰勝者口脗的條件，我看完了之後，就怒不可遏的光起火來：『豈有此理，這簡直是造反！』衝口而出，就在這俄頃之間，涂光明已探手脅下，拔出手槍向我射擊；副官劉少校眼明手快，自後撲向涂匪使力抱住……。涂是日據時代放逐廈門有名的浪人頭子，據說其手槍射擊技術是指雀打雀，指雞打雞的……」〈前引「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著，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68；〉

「他們上山後，──當時我們也太疏忽並未檢查，因為他們是以和平名義上山來的──大家圍坐討論時，我僅帶了一個副官在身邊。……涂光明提出條件，他所提的條件就是軍隊繳械，你們想一個軍人，當時我已是中將司令，他們要我繳械，等於是要我死嘛！……這種要求等於造反。我不理會他們，這時涂就掏槍，被我副官一把抱住，就把他弄出去了。一旁的市長講：『他們三個都有武器』，於是我們撿查其他兩個人，發現曾豐明、范滄榕兩人各掛了兩個手榴彈。所以市長跟我講：『這三個人你要扣留。』。」〈彭孟緝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01、10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上車時並無人脅迫催促，……房間不大，……桌子約有1.5公尺┼3.0公尺……大家開始談話並無衝突，由市長拿出一份書面的請求給彭司令看，……正在市長與彭司令就書面相談時，眾人目光都望向他們兩人。突然間聽見士兵警衛高喊『有刺客』、『有槍』，後面的士兵全擁向涂光明，外面的士兵也進來一起把他拖出去，大喊『槍斃他』『竟然帶槍要打彭司令』等，當時並沒有開槍，……接著一夥士兵擁入喝令『不要動』，並逐一搜身……」〈李佛續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30~3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實在難以判斷其真正的情境為何？只知作為高雄二二八事件的悲劇核心的兩位角色──人民英雄式的傳奇人物涂光明失敗了，忍辱負重的彭司令驚險地成功了。

〈三〉天外飛來的密信？
然而，在上述不同的「方桌」與「圓桌」、「有脅迫」與「無脅迫」，「市長」或「涂光明」與彭氏對談，難以分辨之外，我們竟然發現了新的資料。那是由日本人處轉來的關於涂光明的資料。

「當時在潮州郡警察課服勤的台灣人刑事呂萬莊，後來也在台灣現時的警界供職為刑事，於我前往台灣旅行這一年退休，目前正在待業中。和這為呂萬壯刑事見面時，他流著眼淚對我說，他替仲矢課長報仇了！」
「殺害仲井課長的兇手是名叫杜光明的澎湖人，於日本人回國後，在地方上淫威甚大，1947年2月28日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而全島陷入暴亂狀態時，曾經參加襲擊高雄監獄，知道杜光明為此一暴動事件主謀的呂萬壯等人，遂夥同當時的有關人員將杜光明與其胞弟射殺了。」〈台灣特高警察物語，寺奧德三郎著，日本文教基金會著，文英堂出版，頁132〉

這「杜光明」的故事，豈非就是涂光明之誤？依據該日人書中自述：

「於戰後混沌期之1946年1月，高雄州高等警察課特高股之仲井清一警部，由自宅被穿著中國陸軍制服之男子帶出，於數日後赤裸裸慘殺屍體被發現。殺害這位仲井警部的兇手原來是於日本人全部回國後，出馬競選台灣省省議員並且當選的名叫郭國生的人。郭……於競選時曾公開承認參與這起慘殺事件之事。……〈註：依據居住佐賀市之福岡初雄氏之台灣視察報告，殺害仲井警部之兇手為澎湖島人杜光明，三島五二次氏之情報則斷定郭國生為兇手。實際上，這起事件之兇手有複數，因此兩者之情報應該皆正確才對。原譯案，「郭國生」之狀況，判係「郭國基」〉」〈同上書，頁167~168〉

顯然「涂光明」在該日人口中誤為「杜光明」；換言之，該所謂「台灣視察報告」，爲我們前述所疑惑的問題指示了極重要的方向。即，涂光明先生之事敗，極可能早有日本特高警察之皇民餘孽深涉於其中。

也就是該曾在潮州郡警察課服勤的台灣人刑事呂萬壯，夥同當時的有關人員，在高雄二二八事件中，混入高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俟機製造各種消息或將訊息走漏給兩方面，或者，是在群眾中鼓動藝高人膽大的涂氏，使其輕身涉險？
換言之，以涂氏之高壯，加以隨身友人曾、范二人，若是真挾槍械與榴彈而來，倘未經事先通報設計安排，要想順利制伏，實不可能；若以火攻為後盾，發動起來，要塞必然化為灰燼。否則，就是「具草莽氣」的涂氏身受該刑事一夥之激將，利用五日上山的順利，而致領導人物輕身涉險，以致該刑事等才能達到借刀殺人，甚或親身執刑報復的目的。

四、結語
我們已見到了各種形式的日本因素呈現在前述探索的三個片段中。
歸納起來，皇民化的日本因素似乎最關重要，試看該日人書中所描述，所稱「他流著眼淚對我說，他替仲井課長報仇了！」，極為生動，不似有假；而「遂夥同當時的有關人員將杜光明與其胞弟射殺了。」，竟有似那皇民刑事親身行刑的情形。這樣的日本因素倘非該日人書籍刻劃，我們實在不易想像。然而，該刑事的身份，非台灣人所皆有的，所以，對於全體台灣人言，應該是其中特例，卻也是我們能想像的。不過，他卻在關鍵的時候，竟可能發生了某種決定性的作用！
不過，可能絕不會少些重要性的，是前述我們探索發現到的日人開啟戰後台灣日產接收爭奪的厲害棋步。當大家紛紛尋找可以接收的對象，彼此在國府來台以前，竟就開始日產的爭奪，於是當然就播下了日後台灣日產接收與清查亂局的根苗，社會自然迅速動盪起來，然而，這過程並沒有人整理，只能在我們台灣人的文學家吳濁流先生的回憶錄中讀到這樣的感慨：
「光復後的本省人，幾乎完全得意忘形地連理髮師也好，補鞋匠也好，都想當政治家，這實在是很糟的一件事。至於處理委員會完全是光復的縮影，……甚至連政治的『政』字都不知道的，愛出風頭者以及虛偽的投機份子也很多混入在裡面。」〈「無花果」，吳濁流，前衛出版社，頁200。〉
然而，確實這樣的日本因素，真是值得我們應該仔細省思的！
許多當代台灣的問題豈非與這些有深為密切的關係？而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厲害的鄰居居然毫無防心，卻把一切的悲劇籠統地蓋在彼岸「中國人」與此岸「中國人」的頭上，這將可能造成怎樣地無知、怠惰，而或將怎樣地導致過去悲劇的延續呀。

餘音
皇民刑事，當年由法西斯日本轉投於當年國府幕中，其影響是如此地延伸與展開入於我們戰後台灣史的？
該皇民刑事的特色，可由該書中所公開者呈現於讀者之前：
「仲井課長在舊共產黨的毒爪下成為犧牲品」〈該書頁154〉
──把自己所欲攻擊的對象，說成是共產黨。

「此處，我得赤裸裸地披露幾樣在當時台灣，特高所使用的偵訊方法。……刑訊變成唯一良法，刑訊的一般方法是由偵察官輪流徹夜進行。…到第三晚就會開始露出疲態，因睡意難耐而臉色蒼白，並且連連表示痛苦。…打起瞌睡，偵查官就頻頻戳他……此法由於不在嫌犯身上留下外傷，所以算是相當有效的刑訊手法。」「其次是水攻法。……將布巾等薄布蓋在臉上，而後將水潑到臉部，嫌犯由於無法呼吸而苦不堪言，……這是最常被使用的方法。」〈該書頁78〉「再來就是使用……井字架刑具……坐到這架子上的人頂多能熬30分鐘……最後非得吐實不可。……」「另外一個方法是……吊起嫌犯，然後剝光衣服，燒其陰毛。此外還有浸水通電等等方法，而採用這些方法時，偵訊官都得格外小心。搞不好因此而使嫌犯喪命的話，……反倒成為刑法上的罪犯。」
〈該書頁79〉──戰後台灣政治犯難怪要繼續受這類的刑訊吧。
「刑訊方式我們當然使用所有的方法。」〈該書頁108〉
──對採用刑訊逼供的問題，日本刑事理直氣壯的說詞。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077&aid=120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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