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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台灣省參議會議長選舉事件、東京澀谷事件、台灣光復致敬團問題：
〈1〉 關於台灣省參議會議長選舉事件
台灣省參議會成立於1946年5月一日，參議會議長的選舉也在當天；這是當年台灣民意最高機關正是運作的第一天；但是它的重要性並不是僅此而已，儘管當年的事件意義不小，研究者少有錯過，但是要深入回顧才能認知其深義；以下請由兩方面看：
一、 大環境上：
自從「台灣王接收日產事件」帶動私人接收日產風潮後，地方日產的爭奪接收權，所帶動的地方政治參與當然增高；我們回顧前引吳濁流讓我們沉重的描述：
「……人有各自不同的專長，但是光復後的本省人，幾乎完全得意忘形地連理髮師也好，補鞋匠也好，都想當政治家，這實在是很糟的一件事。」
再以理性的推理，思考前曾提及各地日產接收既然是以日台人士私相授受而不求對價的方式轉讓，那麼這些既得利益的台灣人的背景就難免是以過去與日人有相當交情的皇民為大部分；所以，另方面儘管正如吳濁流先生所述，
「同事小島記者來告訴我，要我搬進大正町一家富豪的房子去，因為它們要回日本的時候，願意把房子讓給我，也就是借新聞記者的名義來防止那些詐騙者去接收的意思。但是我不高興趁人之危來白收人家的東西，所以就拒絕了。」
對於有操守的我台灣先民是不會佔這樣的便宜的，所以，當時的大環境，雖然確如吳濁流氏所說，戰後我台灣社會有一段期間，十分讓人懷念，所稱：
「由於祖國沒有來接收的關係，政治完全成為真空狀態了；於是大家就自動地在各街庄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自動擔當各地的治安工作。這種處在真空狀態而能夠民心一致地完成自治工作的，恐怕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見的吧！……這件事乃是島民的榮耀，值得大書特書。」
可是，依本研究前引王宏仁先生對於日產被私相授受而國家損失的金額時所指出：
「據估計，當時有高達三百億的日人不動產，經由這方式而移轉出去，而當時台灣省所沒收的敵產也不過一百二十億而已。……」
顯然，這種來自巨大經濟利益的爭奪，其勢必不可能掩眾人耳目而一定會動搖了人心，相對的，則節操者的不滿也都已經在大環境中發展了。
二、 新選舉制度──普選：
在上述的大環境下，新的選舉制度也是我們研究時應該考察的。當然稱為「新」是針對舊選舉制度而言。
舊選舉制度是日據時期〈1935年〉台灣曾有唯一的一次地方自治選舉，設有性別與財產的限制，規定選舉人必須年滿25歲男性，年納稅額五元以上；1945年台灣省參議員的選舉，則是無限制的，只要年滿25歲，男女平等，不受財產的限制；我們不知台灣當局此項設計的理由，但是，相對於1935年，台灣人400萬人在舊選舉制限制下，我台人有選舉權者不過兩萬八千人，在台日人20萬人，有選舉權者3萬人，兩者相加，總共在性別與財產的限制下，有公民權者只有6萬人左右。1946年，在此一新選舉制度下，台灣人口600萬人，公民權人口逾240萬人，真是造成對於台灣公民權的重大解放。使得大多數台灣人，對於那過去由少數皇民才能參與經營的台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環境，有了開放的機會。
同時，對於台灣當局，自南京投降大典上誤會出現以來，一直沒有明顯改善中台關係的陳儀長官，似乎借本年一月以來對新選舉制度的施行，在日本「鴉片統治術」衍生的種種陰謀下，在台灣社會裡培養了可以同盟的新對象；有意無意地爲自己扳回了半城。然而，史實的發展並非如此簡單；過分經濟利益爭奪所形成的政治參與，1946年省參議員的選舉，竟出現了世界選舉史可能很難找到的情勢，那是有投票選舉權的縣市參議員共523人，有被選舉權的省參議員候選人竟有1,180人之多，而省參議員的名額只有30名。這就是新選舉制度在大環境下形成的總形勢。
台灣省參議會議長選舉事件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發生的；五月一日當時的情形是，選舉前，林先生聲明不競選議長，選舉結果由黃朝琴先生當選。但是部分報紙傳言認為是黃朝琴壓迫獻堂先生，才能當選為議長；第三天更有議員提出罷免黃朝琴的聲音；終致五月十日第一次大會第十次會議中，黃先生發表辭職演說，儘管，最後事件由林先生在11日發言爲前述「傳言」澄清，黃先生也並未去職；但是它絕對是當時的一大事件。今天我們確知的是如日據當年台灣民眾黨台南支部主幹戰後省參議員韓石泉所紀錄：〈案，韓氏在民眾黨期間，正值世界工潮洶湧，該黨以發展工友同盟為發展路線，一度聲勢浩大，林氏以反對該路線而赴日，後返台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彼此應早有心結，下引文應可如是觀〉˙
「對議長寶座有意逐鹿者，有林獻堂、黃朝琴兩議員，獻堂先生係本省台中望族，在日據時代為文化政治運動領袖，頗有聲望，老當益壯……然年事過高，應付世界潮流，不甚了然……朝琴兄年屆知命早歲返渡大陸側身外交界熟諳國內外情勢，日治時代之文化政治運動亦有所貢獻，光復後任……台北市長等職，棄官而欲為民意代表，當然有意議會首座，然在禮貌尚不得不推讓於長者，經過幕後折衝，獻堂先生深識大體，於選舉前自動聲明放棄……」
顯然，由這段敘述中可見，林先生確實是在幕後折衝下退出的；當時的人們是否確知林先生本身的動向究竟如何，是怎樣的動機與形勢使此事件發生？是林先生完全不知前述其自身的尷尬處境？是另有不得不然的理由？還是其週遭人物希望他黃袍加身，可以分其光彩？或者是社會漸亂中，別有陰謀者「死道友，不死貧道」的另有圖謀？然而，在此事件中，林先生確是對台灣當局流露了他相當的影響力；他的退出也給了台灣當局一個人情。
不過，最後也應指出的，是上述韓石泉的回憶錄所代表的台灣民眾黨發展「工友聯盟」的觀點與本研究前引的吳濁流強調對台灣農民肯定的，所謂「尤其是農民，仍然不會中毒，而有健全的精神的」的觀點，也爲重史實的研究者點出了林獻堂作為台灣民族領袖的重要地位是有些侷限的，以及他的反對者並不僅是日據時代反日而返渡大陸投身抗戰的「半山」而已。至於，當爭奪經濟權利的資格被相對的解放後，他長年所累積的絕對優勢，很難不受到蠶食。應該也是自然的事。
〈案，行文至此，我不能不提出我對林先生的一項辯護，即：本研究不同意學者戴國煇先生在其名著「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裡，指林先生「自大」〈其用詞為「自負」，其語意為自大。〉的論述，因為戴氏完全不關心林氏受日軍少壯降校威脅而缺席南京受降典禮，以及毫不思索林衡道先生所提「台灣王」事件中具有重大疑點的重要史實，我認為不敢揭發日本陰謀，而厚責本非英雄人物而在現實中飽受日本鴉片統治術下擠壓的儒者林先生，是不對的。研究者認為似乎這是絕大多數留日台灣史研究者的通病，很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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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東京澀谷慘案：
這是1946年發生在日本東京的一樁慘案；也是我們台灣主流台灣史學者不肯關心的重大問題──是東京當局為了整頓戰後社會的亂象，竟以當時滯留東京地我台灣先民作為遏制當時日本社會動亂的重要祭品，而造成震動世界視聽的「澀谷慘案」。
時當7月19日，戰後日本的混亂，起於戰敗後各地返日日人，原來在外地魚肉殖民地者，一旦失去地位，其惶惶然，可以想見；而其時日本警察體制正待盟軍指導改革，失去權威，其集權社會失序情形嚴重。同時，日本困於戰後經濟蕭條而黑市經濟自然興起、其官方無能加強處理自身的社會與經濟問題；
在本研究前引「台灣不可欺記」裡，日人作者對於在台日軍有如下的敘述
「如此山窮水盡的軍人，後來每每變成鼠輩，有人甚至淪為竊盜或強盜。……在敗戰的混亂情形之下，想照顧也照顧不到──是不是這樣說就可以一了百了呢？其中部分軍官專門搞污職勾當，將大批軍用物資盜賣，而以獲得的不淨之財過夜夜酒池肉林生活……我也認識好幾個將風塵女郎帶進軍營裡，開盛大酒宴到深夜，而行止荒唐到極點的好色軍官……」
當時其國內的情形，則如我國名作家錢歌川當時在日本的通信所描述，是
「現在上電車、火車時，都爭先恐後，你擠我推，甚至從窗口爬進去，店家下午四時就關了店門，晚上時有搶劫；以前鄉下的強盜破門而入，至多只憑一把刀子，現在他們都帶的是手槍……」（「東京通信：戰敗後的日本」，味橄〈錢歌川〉著，觀察周刊，1946年9月）
這也是日本警政學者杉木守義所指出的
「日本……在公生活方面，國家失墜威信，國民喪失其生存目標，以致道義頹廢。在私生活方面，各種犯罪層出不窮，社會不安益趨嚴重，遂使國內陷入混亂及無警察之狀態。」
不料，日方竟以當時我們台灣戰時被迫赴日而滯留東京澀谷附近等候返台的先民，作為展示其決心暴力管制黑市的不幸對象，以他們經營無照攤販，擾亂社會為藉口，進行集體射殺。在當時尚屬槍械嚴格管制的時期，日本警方竟以542發槍彈射擊我台人車隊，因而傷重致死者6人，輕重傷者20餘人，被拘捕者亦20餘人；結果日警竟誣指我台灣先民意圖襲擊當地警察局，以致在被起訴者41人裡，總共被判有罪者竟達31人；其時著名的「法國新聞社」曾有如下深表不平的報導：
「本年7月間，日本警察取締台灣僑胞攤販，引起不滿，一度發生衝突；事後有台胞37人被捕。十月，美國軍事法庭竟將此輩判處徒刑兩年，期滿驅逐出境；外僑對於此種重罰，均為之側目。咸謂攤販滋事，無非為吃飯問題，並無罪過。」
該事件頗類似1924年日本當局利用東京大地震後大火災的機會，誣指朝鮮僑民與日本社會主義者藉機縱火，而屠殺其素所蔑視的該類族群達數千人──為嚇阻本國人民中的某些特殊社會傾向的發展，即為了保護其心目中的自身的利益，它乃一再地以其心目中的低劣等級的國民為犧牲、為祭品〈這東京震災中的著名殘殺事件，請參看「日本近代政治史」，第四冊，信夫清三郎著，頁181。桂冠公司〉。
又，由於該案發生在盟總佔領期間，其管理監督審理由戰勝國盟軍及美軍組成的軍事法庭負責，因而，在國際目光中，中國如何保護其僑民成為焦點，史實是在美軍扶日政策下，中國陪審法官在明顯投票劣勢中，最後以其在法官席上宣言鄭重抗議，並於次日遞出書面抗議，並未能挽回該法庭的判決。這是當年的一樁大案。其時兩岸各界當然極為關心，事發至審理期間，台灣各報也紛紛報導，而日方的蠻橫尤其令我台人憤怒，因而輿情沸騰，批判日本的情緒高漲，除了「民報」還有諷刺政府不能保護僑民的文字外，激進的報刊甚至出現扣留留用在台日人的主張；該事件發生在戰後台灣通貨膨脹、經濟蕭條、社會不安的情勢中，可能有吸引社會目光的效果；雖然該慘案史實在今天的主流台灣史著作裡都秘而不宣，但是該案對於當時社會的影響應該不小；對於林先生的影響如何，我們不清楚〈在葉榮鐘的林獻堂先生年譜中未見關於此一事件的蛛絲馬跡，林先生的日記則因我非主流學者恐怕很難看到。〉。不過，對於日本人接納我台灣先民的皇民同化成果言，該案應是極有形地呈現了其實際排斥台灣皇民的本質。對於當時所有的台灣人而言，都會有相當明顯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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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先生與台灣光復致敬團
台灣光復致敬團的組成，在1946年8月，但是其立意籌備，依據當年的推動者1946年三月初抵台的國民黨省黨部執行委員、監察委員丘念台先生，在其回憶錄「嶺海微飆」所稱，是在該年6月，其目的是
「我……籌組台灣光復致敬團。準備邀集各界知名人士到國內去訪問，讓他們去嘹解中央和國內同胞對台灣實有深厚的民族愛，在這個大範圍下，原諒部份地方接收人員的過失；同時也讓中央嘹解台民的熱心愛國，以及台民對政府的擁護與敬意。用以加強上下的連繫，進而疏通日據時代所遺下的常久隔膜。」
對此，其組成的理由是
「我自回台後，由於黨務及監察工作的需要，對政府施政和民間動態特別注意考察；尤其，當社會心理日趨反常之際，一切不良現象都隨時可能發生。經過深入審察的結果，發現上下不嘹解，內外有隔膜，馴至誤解愈深，怨憤愈大。自上看下，認為故意撒野，而由下看上，則詆其自私無能，這樣對立下去那就不成樣子。」
細察其內容所稱，應與林獻堂先生有關者，如
「民國35年三月初……回台後聽到的第一件不尋常的消息就是長官公署拘捕了十多位台省紳士，還有百數十位列入預定拘捕的名單，包括林獻堂在內。我認為林氏是在日治下倡導反日的士紳……要是這樣來翻算舊賬，勢必牽涉全省各階層的人士對於民心是有影響的……」〈據丘氏自述，此事後來因丘氏向陳儀解勸而
解決〉
可惜丘先生對於當時複雜的時代背景，雖然已根據美軍軍官主動向他接觸的經驗，指出
「這位盟友對台灣似乎別有用心。……後來那些居心叵測的盟友，不僅在台灣民間造成了或多或少的錯誤思想，而且在二二八事變時居然幫助暴民從事宣傳活動。迨事變平息後，某領事館不得不撤換一位副領事……」
卻並未說清楚如前述本研究所揭發，戰後初期兩岸一些重要的隔閡與誤會，極可能是由「日本鴉片統治術」所衍生的「台灣王」接收日產，與阻止林獻堂與陳炘先生參加南京受降大典之類的一系列陰謀所造成的結果。因而，「台灣光復致敬團」就很難呈現出它真正的意義，那是一個中央政府正式接受台灣代表不參加南京受降大典是由於日軍威脅的理由，而這會是日軍離去後台灣主動重回中國懷抱的儀式──那是向世界，包括美國與日本，也是對於已知悉「台灣代表不參加南京受降大典」的中國人的一項宣示。
那時，據說，來到台灣的部分中國接收者已與台灣人發生相當多糾紛，正是丘先生所提及，
卻未說明的「自上看下，認為故意撒野，而由下看上，則詆其自私無能，這樣對立下去那就不成樣子。」的情形。
其中一項重要的流言，就是與林先生有關的，那位中國接收者則是極可能誤會林先生的蔡姓軍官，其傳述情況如下：〈雖係流言，其詳情可能有錯漏誇大之處，但依其時種種狀況判斷，似應該必有其事，不致無風起浪，故引用之〉
「蔡少將乃係陳儀長官四義子之一，寵幸有加，紅極一時，摩擦似乎是由他所引起的。……某月某日，蔡少將偕同警備總司令部一位姓熊的少將蒞中，……」
指蔡少將對林獻堂等地方耆宿暴力威脅，不但言詞中強橫的有所謂
「今天特地來到貴地向林獻堂先生要米，中部是台灣的米倉，霧峰又是米倉中的米倉，所以說霧峰沒有米是無人肯信的。有米無米，盡在林獻堂先生是否肯幫忙政府而定」，今天特地來到貴地向林獻堂先生要米，中部是台灣的米倉，霧峰又是米倉中的米倉，所以說霧峰沒有米是無人肯信的。有米無米，盡在林獻堂先生是否肯幫忙政府而定。」
更有熊少將的惡劣；據二手轉述如下：
「他說完最後一句話，同時向桌面一拍，他面前一只空茶杯，跳起兩三寸。這一拍有分教，如響斯應，四個憲兵拿著上刺刀的步槍排闥而入，……在座諸人除兩位少將外，莫不為之失色……」
由上述轉述，可以想見確實林先生的處境，在丘念台先生組成台灣光復致敬團時，固然中央對他的不滿可以用言詞解說、疏通，但是對於一般知曉其事的接收者而言，這誤會是不易消除的。
於是，是否只有用像「台灣光復致敬團」這樣公開的儀式，才能昭告天下地解開人們的誤會？由後來的「二二八悲劇」看來，我們可以說，顯然這一「致敬」的目的沒有達成；總之，這是一樁時代的悲劇；太多的不可控制的因素介入於兩個分離50年的近親關係之中；林先生是我們可悲台灣先民中一個不幸的抽樣。
以上是本研究關於「林獻堂先生最後離台未歸的問題」的背景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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