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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反美」的當前天價軍購案,應知美援的歷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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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郭譽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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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
egjc888
美、日對台、中的「饑渴」與「輕忽」
──省思引起「反美」的天價軍購案,應知美援的歷史問題
自從大選槍擊案以來,由於疑案全無進展,社會分裂情形嚴重;最近6000多億的軍購案,又引起了我們社會相當大的衝突;對於該案的論辯,論者大多僅僅就台灣現勢論述,不外乎彼岸對於此岸的威脅,因而,有大舉軍購的必要;以及此岸我們不堪承受偌大的負擔,所以,應該拒絕承受此一跡近敲詐與勒索的交易。兩方面的主張顯然都各有其道理。
本文所欲採取的,不是這類自說自話的觀點,而是歷史的,非台灣、也非中國的、較全面的觀點,來看這天價軍購案的主要受益人,美國,對台灣關懷之來龍去脈:然後,再看我們台灣人所應該採取的態度:
首先,來看美國對我台灣的「關懷」。
大家都知道,其正式關心,是早在19世紀中葉美國海軍准將培里東來,率鐵甲船威脅日本開國時代以前,而培里更曾向美國政府提出在台灣取得添水加煤中繼站的必要性。該案雖未實行,但其後,1874年日本出兵台東牡丹社事件,就是當時美國駐日大使推介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擔任日軍侵台的嚮導;1895年美國記者大衛孫則在清軍退出基隆時,與洋商兩人組成諜報組,全副武裝,趁亂混出台北,趕赴日本前線軍營,向日軍報告台北城內虛實。當日晚間,該記者即任日軍嚮導,引日軍入城,因而,該記者被日本政府敘獎,由樺山資紀頒贈旭日勳章一座。1945年,日本投降後,日本警察士氣大落;美軍佔領日本期間後,日本警察與其各項法制更被視為是日本帝國的法西斯殘餘,反民主的勢力,乃受到全面整肅;日本社會秩序因而崩解,每天種種治安案件,層出不窮。美國佔領軍當局竟默許日本警方,製造「東京澀谷事件」屠殺我滯日待返鄉前謀生,而與日本黑社會衝突,的台胞,以達到「殺雞警猴」,進而重建日本社會秩序的目的。
美日何以如此結合?除了美國官方曾有離間日本與東亞的中韓兩國的戰略觀點外,當時,幫助日本的美國人所強調的,除了個人的利益外,是日本與美國國家利益一致,然而,更為重要而不可忽視的,當時它恰一直是英美戰略上,遏阻帝俄勢力南下中國的工具──一面遏阻帝俄勢力的南下擴大其勢力範圍,一面遏抑歷史上曾經輝煌獨盛東亞大陸的中國之可能崛起。
前述所及,僅著眼於強權者美國與其工具日本,過去與台灣的關係──可說是國際大形勢上的。
其次,我們來看大約相應於前述時期,在前述列強覬覦的大形勢下,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如何?
1842年,英國為了強力推銷鴉片問題,發動被馬克斯強烈批判的所謂「通商戰爭」〈中國史稱為「鴉片戰爭」,1853年,革命家馬克斯當時在北美報章曾表示對英國發動該戰爭的強烈批判。〉,中國雖有林則徐奉旨早籌海防,嚴守戰之備,同時,台灣兵備道姚瑩與台灣總兵達洪阿在台灣防務上更有告捷事,卻因北京無力應戰,以致英軍趁北京求和之勢,全力要挾查辦姚瑩,終至足跡幾遍台灣,以成守戰之備的姚瑩不得不因勢認罪,囚送北京;其時,台灣人士多表不平,而道光帝也於事過之後,將姚氏啟用於廣西,等於公開向台灣民眾賠罪。
1874年,因發生前及之原住民牡丹社事件,前近代民族國家的中國,在統治台灣原住民的方策上,為了避免外人藉原住民問題傷害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加強對於原住民的統治;其方法是將過去嚴格管制漢人渡台資格的政策,改為開放,並開始規劃建設台灣,以備應付外人之覬覦;使得過去原住民似乎擁有保護地的情勢,自此正式打破。
1885年,果然外人之覬覦引發中法戰爭,清廷派出在勦捻與勦太平軍時,軍功彪炳的名將劉銘傳,負責台灣守備,擊退法軍;劉氏不僅是一員戰將,在上海與常勝軍並肩作戰中,早已轉化為一重視西方文明的能吏;拒法保台一役後,並不追求昇遷,卻自請開去閩省要職,專任台灣巡撫。計畫以建設台灣一隅而為天下創。其建設成績曾引起英、美、日各國之注目。尤其,可謂間接地也成為日本當年由覬覦台灣,進而,在1895年,迫不及待地奪取台灣的主要理由。
1895年,甲午戰敗,清廷無力保台,李鴻章致板橋林家花園主人林維源書中稱:
「割台之議,前往馬關爭執再四,迄不可回‧倭欲得之意甚堅,既不許亦將力取,澎湖先已殘破,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藉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兩者取輕,實出萬不得已‧」
不料,日本帝國山多田少,早已人滿為患,其侵略國策不只在於擴大版圖,更要攘逐我台灣人,而取我土地,強調所謂
「此際我方應確定對該島之政策方針,非執行斷然之處置不可,……即:一以本島作為將來展弘我版圖於對岸中國大陸與南洋群島之根據地;一則在開拓本島之富源,移植我工業製造,壟斷工商權利。……務必貫徹我佔領之要旨,使之成功。舉例關於鎮撫統治之政略要義於次:第一要威壓島民。第二要由台島攘逐減少支那民族。第三要獎勵我國民之移往。」
在日人該政策下,我台灣人於1895~1896的一年內,人口被殺戮逃亡者減少達80萬人以上。因而,李鴻章所稱「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全成私心妄想;從此,李鴻章固被台灣人長期銜恨,附帶則同一族群的中國,亦被無知於此一歷史者,視為不過些不義薄情的故人。
而更不幸的,則是該一日人移民台灣的政策,在1940年以後,竟又藉所謂「皇民化」的「南進」政策,號召我台灣青年鄙棄鄉土社會,以「開拓南方」及為皇國犧牲為榮,因而,造成部份皇民化青年在戰局無望下,卻甘心送死,以利於日人移民的局面;當年的史實,可見於正式史頁:
「日本政府對台灣的第二個夢想,是想經營台灣作為日本真正的領土,而著手策劃台灣人民大遷移的政策。……將全部台灣民眾遷移到菲律賓、越南印尼……然後,把日本民眾移來台灣,既可使台灣島上絕無台灣人存在,而消滅了反抗的力量,又可使日本人移民台灣,緩和日本本土的人口膨脹。……不過這一大規模的移民陰謀雖然著手策劃,最後終由於戰爭失利與國力削弱,一直未能實現。」
然而,此一史實,卻因戰後國民政府迅速被鎖入美日陣營後,國府並未充分揭露,相反的,在美國所主持展開的現代化理論下,無力反思的國府卻逐漸地接受了將經濟與政治、社會分離,且無視於戰爭中美軍轟炸的巨大破壞,而肯定「日據時期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經濟基礎」的觀點。
以上,即為美、日、台、中,在1842至1945年的一百年間,的歷史關係;嚴格言之,那百年間,美國作為晚來的帝國主義者,儘管,它在20世紀初年取得比台灣大幾倍的菲律賓,並以相互尊重對方殖民主權的方式,取得對於彼此地位之諒解;同時,它在中國所提出的「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確實也在中國分得一杯羹;在準備以總體戰擴展帝國的大日本,它向之大肆出口戰略物資,如石油、鋼鐵等,累積了鉅大的財富;但是,純就台灣言,並未由台灣取得它原所欲謀取的利益。因而對於早對台灣有相當野心的它而言,它是「饑渴」而不平的。
然而,1945年以前的,那100年來的「饑渴」,並沒有因漫長的時間流逝而消失,我們果然看到它繼續的「饑渴」──就像在日俄戰後,它以「門戶開放」為理由,想往中國東北向日本分一杯羹,在日俄密約下它的「饑渴」失敗了;但在1945年,它先以雅爾達密約引俄軍回到俄軍曾經經營的中國東北,美國特使魏德邁先生再向蔣介石提出「各國共管東北」的建議,正表現了它對於東北念念不忘的「饑渴」;相同的,銜接在1943年考慮登陸台灣建立軍政府之後,美軍在戰後的1945年,公開於台灣訪問路人,關於台灣歸屬問題,並公開報導台灣人民意歸向美國;可謂正充分地顯示了美國前述一貫的「饑渴」。
其三,本文要指出的,是由美、日兩國對於我們台灣有其一貫的「饑渴」;似乎它們並不真正的關心我們,只是它們認定了台灣或中國是它們直接或間接的生財工具,它是輕忽我們存在的意義的;所以,它們並不真的為我們的社會著想;看美國在兩岸間提出500顆飛彈問題;也看在日、中、台之間丟下一個釣魚台問題;在日俄間留下一個北方三島問題;在日韓間留下間島問題;也因此,我們應該想起一個問題,即,為什麼1945年美國引俄軍回到東北,它不知俄國回到1905年的故地,必然不肯輕易離去麼?同年,為什麼它在台灣公開做民意調查,並要把資料公佈出來?他只要實現自身的目標麼,他真不知道,對於來接收的中國政府,該類問題的敏感性──這是漂亮的「操縱」還是過份的「輕忽」?──更何況,依美國台獨的教祖級人物柯爾喬治的「被出賣的台灣」中所自述:「舉例來說,在1946年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分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及功能』,這本小冊子像其他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從下列的幾句話,可以看出不負責任的美國宣傳小冊的一斑,而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這些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這些美國當局對於台灣局勢的慫恿,它是真的輕忽了,那慫恿將可能使我台灣人處於怎樣不利的地位麼?
再看相類似的,我們讀到1950年代,遠征軍名將孫立人氏,不斷受到美方支持除去蔣介石之慫恿,而該可能有不滿蔣介石,但是,並未認為應該即行取而代之的孫氏,其最後的結局,竟然由於蔣的情報頭子鄭介民訪美期間,得美方出示孫氏與美方來往之密函而致孫氏始被逮捕,雖然,盛傳孫氏之得以全其餘年,是因美國出面要求之結果,然而,此事豈不啟發我們思考,我們台灣人究竟在美國利益中扮演怎樣被「輕忽」的角色?
或者有人會說,他們以為孫立人,不能稱為今天的「台灣人」,那麼讓我們在前引美國人自白已承認的「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外,由前及1946年被民意調查的與1947年的二二八悲劇的台灣人,我們來看當時的另一項重要現實;那是在該美國台獨的教祖級人物柯爾喬治的「被出賣的台灣」,其中涉及二二八悲劇中的台灣人精英部份時,所提及的「在我為司徒博士草擬台灣事件備忘錄的那個星期裡,發現大使的私人秘書不是美國人,而是駐在國的國民,這種情形在美國外交史上可能沒有先例。……他可能私下看過大使辦公桌上最機密的文件,也可能看到了我列有曾向我們求援的台灣領袖名單的秘密報告,那些人的確是在國民黨軍隊抵達後第一批遭受捕殺的犧牲者。」;則這又是怎樣地把別人性命交關的資料疎漏出去──這是如何一貫地與「輕忽」孫立人將軍處境相類的「輕忽」?
至於,戰後,台灣依附美國的軍經援助問題,有一段不應忽視的歷史真相,其史實如下
國共內戰是戰後中國史的重要史實,要知道國府在台灣所受美國軍經援助,其實只是1947年11月,國府簽訂「中美共同商約」,以中國全部利權〈當年條約台灣無人研究,但是真正史實,當年國府被國人指為出賣國家權益,該史實當年是國府失去知識份子擁護的重要因素〉尋求美國支援戰後中國安全與發展,的必然發展之延續;美國在1949年前後沒有能完成其檯面下支持國府的許諾,在世人面前明顯應該繼續承擔其任務──這就是國府當初接受美援可以理直氣壯的理由──當年兩岸一切還為不知數。
總之,面臨著當前的這6000億天價的軍備預算案,我們社會究竟應該怎樣面對該問題,由於茲事體大,泥土認為,一面是彼岸中國今非昔比,日益壯大。任何個人都應該在充分理解該問題之後,再謹慎決定自身的定位。也就是,除了前述坊間支持該案與反對該案的兩種粗糙說詞外,我們社會其實更應該深刻認知這美、日對於台、中一貫地「饑渴與輕忽」,我們實在應該知道它們似乎不合理的種種,原來是這樣源遠流長「合理地」發展出來的──這也是作者以數天時間努力趕寫本文理由,希望它將有助於我們社會對於自身所處的時局之歷史的理解,從而,我們兩千多萬人乃能在這複雜的世局中,自主地找到最好的應變方針。
最後,轉論「反美」之錯誤,就如當年「反共」之錯誤。
理解問題,正確處理,拿捏分寸,就事論事,寬緊合度,論理上,怎可有「反」美或「反」共的說法?
換言之,在軍購問題上,「反」美不可,「抗」美則為絕對必要。
仔細言之,美國以6000億相逼,又遇綠營當政以來民生困窘,而今天不佑綠,油價波動,物價壓死小民之勢隱隱,綠營少數執政者居然呼應外國勢力,不顧民生凋敝,以滿足外國權利欲是務,真是漏出了「不知民主為何物」的真面目。
這就是向我們台灣人不斷自稱「愛台灣」的所謂「本土政權」?!
豈不真是悲哀。
換言之,不可「盲目反美」,應該研究史實與現實,是我們應有的態度。
「抗美」者,是我們不可「盲目反美」之謂也,認清歷史與現實,應該如何全力「抗美」與反綠營少數專制賣國者的執政,就應是我台灣全民在當前紛擾政局中應有的省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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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中美友好共同商約簽訂通過的時間是1946年11月,原文誤為1947年,誤。該約之重要性如下:
美國為何必須支持1949年後的中國,因為,國際社會都知道,國府在1946年一面倒向美國,該年11月,「中美通商友好條約」簽定,國府希望以極優惠的條件綁住口口聲聲同情中國戰亂,願意幫助國府戡平亂事,並進行戰後重建的美國,儘管當時該約被指為出賣國家利權的「經濟的不平等條約」〈請看郭廷以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頁577〉,受到國人強烈的指責,但國府忍辱簽下,整個國際社會都看到美國拿到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塊肥肉;沒想到,美國並不重視國府的相對於簽約所提的要求,先是美國對華軍火禁運自1946年7月開始後,仍拖延至次年5月,最後則乾脆在1949年8月發表著名的「美國與中國之關係──特別著重1944年至1949年之一時期」〈即俗稱「中美關係白皮書」〉;把其在中國問題中所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想要一腳完全踢開。
換言之,今天真正研究台灣史的泥土,要指出,如果任何研究者承認美國對於在戰後台灣發展史上曾有重要的推手地位的話,他就不應該抹煞國府當年的這段天真的醜史,因為,它最後真的綁住了美國在台灣的關係──原來,台灣除了擁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並且,對美國而言,他只要撐住台灣這個島嶼,就可以繼續對國際社會表示,他並沒有真的一腳把「一面倒向美國」的「親美者」踢掉,它就能在國際社會繼續取得基本的信譽。
因此,通常綠營所謂「正視三個中華民國」,所謂「透過歷史軌跡來看,我們會發現三個中華民國的存在。1912年的「中華中國王朝之中華民國」,1951年的「蔣氏中華民國」,與1996年的「台灣中華民國」都存在不同本質的國家。」,那「存在不同本質的國家」,寫來言詞鏗鏘,但是,絕對是錯誤的。
因為,根據上述那段重要的史實,不論是努力遺忘那段天真醜史的三個中華民國,再到今天努力繼續創造那天真醜史的李摩西與扁約書亞,是不是,其實,其「存在的本質」可說是「一以貫之」而不能分段的。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077&aid=1105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