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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台灣史中的「皇民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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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台灣史中的「皇民化教育」。

首先，要認知這突然出現的發展，只是在日本總體戰爭觀念下，為了它在中國戰場上「三月亡華」的妄念破產，策劃未來對華漸進入持久戰爭形態而出現的；它就是一般所謂的「皇民化運動」的出現。
本文所要研究的「皇民化教育」，就是探究「皇民化運動」裡最重要的教育問題。

這種「皇民化」的意義有二：

一、是要設法將日本人目中我台灣人的「清國奴」和「支那人」的認同，轉為對「大日本」的認同。這種認同在社會的定位不高。

二、也就是這種認同，在其總體戰中的地位是很低的；我台民經此「皇民化」後，只能在軍隊中擁有成為「軍屬」的資格；這「軍屬」的地位，居於軍隊成員階層的軍人、軍馬、軍犬之下的地位〈一般稱為軍夫〉。

因而，在前述的目標下，就有了下列的史實：
〈僅舉出一般不被熟知的重要部份〉

當時小林躋造總督所揭示的指導原則是

「日本是全世界無與倫比的國家，作為日本臣民應該如何做，同時要與支那歷史、外國對新領土如何統治等做比較，這樣就會感謝日本一視同仁之仁政，揚棄支那民族特有的想法」

根據上述的原則，當時的「台灣保甲皇民化讀本」的內容，談到台灣社會就是延續與發揮本研究所揭露過的「鴉片統治術」使我台灣先民自卑的觀點，論者有稱

「所記述的台灣人形象是『髒』與『臭』的，台灣人的信仰、寺廟、敬祖、敬神的思想，在書中被解釋為『淫柌邪教』；而台灣人對祭典、喜慶、婚葬等的重視，則被指為『與身份不相符的浪費錢財』之陋習；關於台灣的民族性，則用『利己的』『無感激之心』等等先入為主的偏見之語來形容。」

在這樣的偏見下，我把其實際分為幾部份，
一、其在社會中推行的「國語教育」〈即日語教育〉的史實，是

「每天傍晚六時到九時，村裡的青年男女皆需出席國語講習會，盡學習日語會話、讀寫的義務。為考驗國語講習會的成果，警察會突然家庭訪問，進行抽考。考試時若不小心口出台語，即遭拳打腳踢，罰款十圓。」

至於，其他生活上買車票，到公家機關辦事，不用日語就不受理的也有，更不要說日語的家庭，可以得到國語家庭的門牌，得到較好的待遇──比一般台灣人稍好，不如真正的日本人，「皇民化教育」是在那樣情形下推動的。

二、第一次的徵調軍屬的情況如下：

「由當時第二連兵隊和派出所、庄役場的職員，半夜敲門進入家中，要求蓋章。經由此半強迫的方式完成徵調。……有的人都五、六十歲了也被強行徵傭……」

三、當時我台灣人的初等教育，要由地方自行籌款及捐贈土地，經核准才能成立。學費自付，有財力者才能入學；但台灣人的學校稱公學校，不是義務教育，日本人就讀小學校，是義務教育；不只是如此，在公學校教材太淺易外，公學校的設備差小學校很多，史實是

「日本囝仔不多，包括自願改姓名、稱『國語家庭』的台灣人仔和靠錢、靠勢力而以人情入校的台灣囝仔，……他們是小班制二十名一班。而公學校……大班制四十名一班，比起來，他們是一個迷你型學校呢……小學校所有的設備，令我們這群台灣囝仔看得眼紅而心鳴不平。這裡的一切裝設，比公學校好幾百倍，‧‧‧，學校裡所用的桌椅都是上好木材，……黑板又大又黑，天花板上有好幾台垂掛型電扇，所有的教室都鋪設地板，連走廊上也一律安置厚厚的木板，派用好幾名台灣人當校工，承擔整理工作；不只是教室走廊，連廁所地板也擦得油光亮麗；運動場所大又美，‧‧‧叫我們這一群庄腳囝仔看得目瞪口呆」

四、公學校教育裡，除每天對日本天皇的「現人神」迷信崇拜外，提倡強欺弱的躲避球運動，兒歌中充滿了把戰爭視為遊戲的無知氣氛，以激發所謂的「大和武士魂」；據有一位志願從軍者的回憶是

「我懂事時，就已經是戰亂時代了，戰爭發生那年的七月七日，我還在唸國民學校二年級，……那時我聽老師說：『現在是非常時期，我要認真唸書以後成年踏出會才能成為一個勇敢的軍人出國為國家服務』我們同學之間還認為老師在胡說，那時我才十二歲（因為晚入學的關係，二年級時是十二歲）。不過老師說的話我還是謹記在心，……竟然全班的人都願意去，所以我們就全班十五個集體志願。」

此外，在一位有良心的日本人的回憶錄中的描述是

「畢業前的兩年半是在這裡唸書的，在這個地方，幾乎是裸體的原住民……我覺得有點可怕。但這裡沒有明顯的內台人之間的歧視，是氣氛很好的地方。只是這裡的缺點就是軍國主義很牢固，我很驚訝小學生要扛著很重的模擬槍接受軍事訓練，而且體育老師是預備軍官，每次有什麼活動他就穿著軍服罵人。」

在我台灣人文學家吳濁流的回憶中則是

「〈在公學校中青年團的〉訓練都是軍隊式天天都毆打喝叱教員室成了刑事審問室不難看出有的人祇是被無謂的憎惡感驅使著向著青年施凌虐。這種情形不久便影響到學校教育那種殺伐野蠻的作風也肆虐到純真的兒童們身上體罰雷厲風行。……教育根本不像教育，與狼狗訓練差不了多少。」

五、其學校教育的精神方面，
其教育精神
是加強台灣人自卑，由根本蔑視我台灣人；因而，在那有良心的日本人的回憶裡是

「很嚴格地禁止內地學生模仿台灣人隻言片語的台語。雖然如此，但是老師罵學生的時候用台語說『笨蛋』，這好像是沒關係的樣子。」

「有一次我到附近的公學校旁邊時，看到這位督學用鞭子鞭打學生，打得很厲害，令人覺得恐怖，就像對待林肯以前的黑奴之作風。……這個官吏好像在女作家野上彌生子所寫的訪台日記中，以很親切的官吏作為代表而出現。」

因此，
在我台灣人先輩王詩琅的回憶裡日籍校長就有了如下的觀點：

「吵架、打架是把台灣人當作對等的人看待，才會發生的。我們這裡是把台人當作人以下的東西看待，所以絕不會發生打架、吵架的情事」

在我台灣文學名家，出身於教育界的吳濁流，在他的傑作「亞細亞的孤兒」的原著裡〈現在流行本已被變造〉就有了這樣的描述：

「太明開始對教育有了懷疑了。最少是對教育方法有所懷疑。……比如小學校（日本兒童就讀的）不用體罰，也能提高教育的效果，為什麼公學校不能那樣？」〈在當前流行本裡，此引文的後段竟被改為「很多事情使人不能安心：譬如日人小學從來不採用體罰同樣能收到教育的效果，但台人國民學校卻辦不到；」〉

而推行此精神的方法是借其所謂「孔子精神」，向我台灣學生作「洗腦」，因而就有所謂：

「日治時代的教育，……簡直就是洗腦，……學生時代搭車上下學，看到老師上車，不論是哪一個學校的老師，我們都馬上起立行禮，並讓位給老師坐。……日本人對於道德、修身的教育是遵從孔子學說的。例如，與老師同行，學生必須退後三尺，不可以踩到老師的影子；看到長官，一定要敬禮。不管長官有沒有看到你，都必須敬禮，長官回頭一次，就要再敬禮一次。很多禮儀是我們從小就被訓練必須徹底遵守的。」

這一直貫穿結合各等學校教育的軍國主義階級服從精神的不斷施虐，因而前述有良心的日本人曾有如下的回憶：

「台東小學畢業……我乃入學高雄中學，……學校內的軍國主義和皇道主義牢不可破，所以老師好像認為學生當陸軍或海軍是最好的，……趁著這種氣氛，體育老師們發揮兇猛的威勢，所以軍訓、武道、體操課的時間好像在地獄的煎熬。高年級的學生被這種粗暴的氣氛傳染，找藉口對低年級學生加以修理，內地人趁機對台灣人找碴，毆打他們。一部分老師對看得不順眼的學生就吹毛求疵，狠狠打倒他們，如對不太會作單雙槓體操的學生，老師讓他們不穿衣服地吊在單槓上，再用藤條往肚子打，打到像蚯蚓一樣地條狀浮腫，全身則像滲血的五線譜。在低年級的台灣學生中，因這些科目不拿手且看起來有點強壯的學生，就成為老師的眼中釘，說他是24小時都被迫害也不為過。表面上柔道很強似的傢伙……流氓似的一群學生把那傢伙叫出來，藉團團圍住的方式加以激烈的私刑……」

各位可敬的朋友，以上就是日據時我台灣先民所受的「皇民化教育」。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077&aid=10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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