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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吳振武事件」探索「228悲劇」被撥弄的面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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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吳振武事件」探索「228悲劇」被撥弄的面向〈3〉
探索初步結論
而相對於此，我們乃能以上引的第四種說法為主軸，引出吳氏受槍傷過程最合情理的說法，即：
「三月六日晚，治安維持隊總隊長吳振武從家裡要回師範學校，走到一條人煙稀少的小徑時，忽聞一槍聲；當時也沒感到身體怎樣，過了一會兒，它的腳筋慢慢隱引作痛，只有忍耐著痛苦走回學校。這時他的副官黃演廣〈吳在海南島時海軍陸戰隊通譯長〉看見吳很痛苦，馬上扶他坐在沙發上，吳呻吟按住自己的大腿說「腳脛被打傷」。這時正好國大代表林朝權進來，大吃一驚：「快送去醫院……」，於是兩人合力把他抱進校長公務車，送到台中聞名的李佑吉外科醫院。」
由於，確實不少當年不同陣營的相關人士，都將該槍傷視為擺脫困境的苦肉計，而居住美國的吳振武先生自身又不肯說明，因而，我們應可將事件釐清到吳氏應該是自傷由友人送醫住院的程度。〈按，自傷應確是最安全的擺脫困境的方式〉
深入探索的問題──動機問題
上述的探索，雖然，為我們把事件進行的過程，由「辛酸60年」一書所造成的迷霧中，大要地清了出來，但是，就整個問題言，還沒有處理大家所關心的關於吳氏的動機問題。
其一，真的可能是第一種說法嗎？──因為，謝雪紅的自認為「大義懍然」。〈記得嗎，黃金島居然說「二七部隊」原稱為「第八部隊」，台北公車號數雖多，永遠沒有八號車。〉
其二，真的是第四種說法嗎？──因為牽涉在紅藍的壓力之間，難以自拔？
其實，細看以上兩種理由，何其相近──共產主義，做為一種接近宗教的世俗理想，確實可能出現這樣的道德場景。謝雪紅的自信，永遠存在於若干激進的理想主義者之間，因而，謝氏對吳說教，非不可能，效果如何，則不可知。而二二八的情勢，何其複雜，吳氏以其在本文初段所表現的風格，他會希望為自己維持自身的處事原則，是可以想見的；在此，鍾氏在其下冊的回憶錄中，把複雜的情勢提出來強調是對的，但是，史實應該更為複雜──似乎，鍾氏與其校訂者諸名人，如前所及，他們只想自身的目的，並不想真的呈現全部的真相〈例如，美國與日本與二二八的關係皆無提及，即其一例〉。
更複雜的是什麼？
請審視以下相關的前引資料：
「我是顧慮內外情勢，及看在吳先生過去在日本海軍的一段寶貴經驗，以及它所具備在海南島回來這一群台灣青年中的號召力。」
「依施俊龍的記憶，彷彿是1947年三月三日下午，民主保衛隊成立，……次日過午後始發現吳振武已在中師禮堂，另成立一支沒有他校學生和社會青年〈包括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其中的純『中師學生隊』」
吳振武被推派為隊長的原因，確是他在海南島的歷史經驗，但是，為何他又要成立「一支沒有他校學生和社會青年〈包括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其中的純『中師學生隊』」？
是否，這其中應該以些什麼特殊的歷史經驗，使得他不想把「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其中的純『中師學生隊』」裡？
如果，我們擴大取材範圍，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與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尤其與由海南島回來的退伍軍人〉的相關資料：
上引二七部隊警備隊長黃金島的回憶中曾及：
「在二二八中領導民軍與國軍作戰的，大多是日本兵退伍的台灣同胞。」
在吳濁流的回憶錄中有：
「失業者非常多，而從海外回來的青年幾乎完全失業。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並且經過了非常困難才回到台灣。」〈吳濁流，無花果，頁190〉
「一群青年……迅速地把市內警察局的武器接收下來了，這批青年主要是以前的軍夫、軍屬、志願兵等，他們手無寸鐵，竟能那麼勇敢地解除了警察的武裝。」〈台灣連翹，頁179〉
由上述資料看來，一面讓我們看到了「日本兵退伍的台灣同胞」，在二二八事變史實中，所處的重要地位；是否也就凸顯了吳振武在戰爭期間的崇高地位，如果此時登高一呼，確實其意義絕非凡響──於是，關於吳先生自行槍傷的動機問題，倒像是回到了頗類鍾逸人在其「辛酸60年」上冊中所曾提出的疑問：「像他這樣的不可多得的『將才』，他會不珍惜自己的過去，甘願作個三腳仔出賣自己的同胞？」
然而，史實究竟如何？有著崇高風格的吳先生，首先，被鍾氏逼成隊長的他，有「出賣自己的同胞」嗎？他脫離「二七部隊」，使台中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創較少，加上，如黃金島所稱「我在二二八後過著流離逃亡朝不保夕驚惶的生活。而投靠吳振武的海軍陸戰隊，到了左營兵營後發現，到那裡報到的，有不少人是參加二二八的逃亡犯，……」；他能算是「出賣同胞」嗎？
換言之，到此為止，由他接納「參加二二八的逃亡犯」的動機看，至少是「同情」二二八事件的參加者，這與前引其「愛台灣」的態度，是一貫的。因而，才願意以其自身特殊的地位，甘冒被牽連的危險，而加以庇護。
不過，既然願意為自身的同胞承擔那麼大的責任，又為什麼當初寧願「自行槍傷」，也要擺脫當時為自己同胞迎接新時代的大責任？──只是當時判斷錯誤麼？──是什麼因素可能影響他作出那樣的判斷？──據說，他的海南島軍中同袍確如前引我們台灣文學家吳濁流所說
「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
那麼，何以，他拒絕成為領導者，成為摩西帶領其子民出埃及？──只是桂永清先生已答應重用他，有崇高風格的吳先生就妥協了？
史實是什麼？可能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但是，當歷史的種種資料不斷浮現時，史實確會往往越來越清楚。那是在海南島曾經發生的我們台灣人士兵間的故事，身為海南島日本海軍海南警備府直屬第16警備隊大隊長，是當時台灣人最高的軍官，相信他一定也會知道我們台灣人士兵間的重大故事。
那是在受了皇民化教育與軍事訓練後的台灣人中，有人曾經在海南島對於當地被輕視的「支那人」發生了悲劇。據一位軍屬所描述，其史實如下：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
「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這些，具有崇高風格的吳先生，應該一定知道。雖是自己的同胞呵，他一定深惡痛絕。
因為，出身於教育專業的他，東京高等師範的素養，一定知道日據下台灣被吳濁流稱為「完全和訓練狼狗方式相似」的軍事訓練〈台灣連翹，頁95〉──所謂：
「把公學校畢業生全部納入青年團的組織，加以訓練；……每週舉辦一天，……訓練都是軍隊式，天天都毆打喝叱，教員室成了刑事審問室。……這種情形不久便影響到學校教育，那種殺伐野蠻的作風也肆虐到純真的兒童們的身上。」〈吳濁流，無花果，頁82〉
也一定知道這種軍國主義極致的教育，其宰制到可同情的極深程度──可見於下例：
「對老師的尊敬程度，從我下面說的這件事就可見一斑。有一位日本軍事教官，非常嚴厲，……日本剛投降時，許多台灣人會去打有宿怨的日本人，有一天，我和幾個同學也計畫去找這個日本教官算帳。剛看到他一個人在園子裡種菜，卻突然有一位同學大喊：『敬禮！』於是我們大家都列隊站好敬禮。教官就說『好好……過來幫我種菜吧！』我們幾個同學本來要去修理教官的，結果反而幫他去種菜。……」〈台北市歷屆市長議長口述歷史，張豐緒，頁52〉
在那樣的軍事訓練下，有些台灣人極可能在某種命令或暗示下，別無選擇。
更悲劇的，以他的身份也一定知道，另有一群群的台灣人，則以自身的生命做了相當崇高的選擇：
例如，有位我們台灣人警察的回憶是：
「日本軍人對海南島我同胞實在太殘暴而沒人性，每當我以警察身分出面干涉，不但無效而且連我自己都要被日軍毆得遍體鱗傷；其次，是日人如要殺人，不問青紅皂白，祖國同胞不知多少人枉死……我和同班台籍志士三人起義，逃出後在山區迷路，日軍動員四千人圍捕，幸被游擊隊保安七團救援，始免於難。……游擊隊特別宰豬表示歡迎我，並命我當中尉排長，後來並代理連長，繼續從事對日諜報及滲透工作。」
有位被派到海南島農場指導員的農校畢業生的經歷是：
「接獲日本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命令，派任海南島農場指導員……每天辛苦勞動十小時以上，隨時都要遭受日本人的打罵，而且伙食是分明的，日本人食好的、住好的，講究衛生，台灣人食的是爛魚白菜湯，既不營養又不衛生……（1940年）農場突接日本海軍命令……令我負責先行調查市場狀態，從此可以整天在外廣泛的與中國人接觸，……雖然初見，但彼此都很信任，這大概是由於血管裡流的都是中華民族的血液吧……經過無間斷與台籍軍警人員秘密聯絡結果我們的反抗力量逐漸有了規模；日本軍營中高通譯、歐通譯，特務部的林通譯、楊阿香、廖雲、周順，日本國際電信局何阿木等同志，均同意參加我們的抗日陣營。」
這些，對於品格受景仰的吳先生，會是怎樣的衝擊？然後，他經歷了日本投降後，在海南島與廣東，那段吳濁流先生所提起的「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的日子──他一定比許多人，對於那個時代裡，我們台灣人被撥弄的種種，有著更深刻的重要感觸。
是否，因此，在他處於那個新時代既將來臨的環境裡，雖然，有一些子弟兵已挺身站上的時代的第一線，他卻在那似乎極重要的時刻，以極不得已的自傷行動，作了他慎重的抉擇──為了理想中只有強盛，才能避免被撥弄的祖國，他斷然行動，把當年在海南島，他沒有機會實現的，可以拒絕被撥弄的理想，這次在現實中正式作出他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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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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