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李前總統的「台灣主體」觀點 - 真正的台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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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李前總統的「台灣主體」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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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刊於中時電子報，此稍事修改後重刊〉

論李前總統的「台灣主體」觀點

那晚，在電視台上見到陳總統接受訪問，開宗明義，他所強調的就是「我和李前總統都為了台灣主體」，看他嚴肅的面容，我可以感到他發言的鄭重，回想「228手護台灣」中兩人在苗栗會師的熱烈情況，我完全不懷疑這一「台灣主體」的觀念，在他們展望台灣社會前途上的重要性。
不過，做為一個研究台灣公民意識與台灣史十餘年的筆者，我不免由自己的研究成果裡，感到相當的憂心。憂心的原因是我們都知道，陳總統這方面的志業是接續著李前總統〈以下敬稱李老先生〉的主張的，一如聖經裡「先知」約書亞與摩西的承接關係；然而，對於近來坊間認為愛台灣的，但可能身受陳哲男與張景森蒙蔽的陳總統而言，我擔心他是否有能力洞悉李老先生所謂「愛台灣」的玄機，這不代表陳總統差，試看老謀深算的蔣經國與王作榮不也墜其術中？

本文，是知我主張的友人問我，「是由於在最近的『釣魚台爭議』中，李老先生曾有主張放棄『釣魚台群島』的觀點，竟想自動讓出我們『台灣主權』的一部份給日本，就讓你這傢伙擔心它『手護台灣』的動機麼？」，確實，難免，我知道會讓人如此懷疑，請聽我的理由，這是根據我研究過李老先生著名的各項資料時，因見到過他種種缺乏台灣主體觀點的明白傾向，作為一個關心台灣前途的知識份子，我想自己有責任把我的研究成果呈現在我尊敬的全國同胞與陳總統之前──在陳總統鄭重地宣示他與李老先生共同為「台灣主體」而奮鬥後，才驚懼下迫切提出討論的觀點。

下面，就把我的研究成果，分為「學術研究上」與「個人背景」兩方面來展示我的認知，從而提出我同情、驚懼而迫切的疑問，然後，將在最後「綜合整理」中提出我個人由深入研究台灣史而對如何真正掌握與運作「台灣主體」的建議：

其一、其學術研究損害我「台灣主體性」：

欲探究李老先生的「台灣主體」觀點之究竟，應該由何處著手？是我首先遇到的問題──我選擇由其當年〈1969〉獲得全美農業經濟學最佳博士論文獎的大作為起點，其原因是，過去，作為「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李老先生，其言詞在國人珍惜「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光環下，往往會被解釋來、解釋去，讓所有根據理性贊成與反對他的人都很難掌握他話語中的真意，因而曾被稱為「老番癲」──要如何研究「老番癲」的真實觀點？我挑選由他早年，也是他最得意的學術研究成就上著手，由此尋索他的「台灣主體」觀點之究竟。下面是我的探究：

其博士論文全名「台灣經濟發展與農工間資本流通問題〈1895~1960〉」。是他1968年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憑以獲得博士學位的重要著作。〈細讀該論文，或許其錯誤是由於美國當年的「台灣研究」並未臻於成熟，或終究他們不是我們台灣人吧〉
讓我們看其重要的論述根據，是該論文附錄的所謂「台灣農業社會所得會計統計資料之推計方法與來源」一文，他據以編出重要的「農業生產平衡表」、「農家所得與消費平衡表」、「農家儲蓄與投資平衡表」等各表，作為論述的根據；然而，它最原始的根據是所謂
「在所估計的期間，主要統計資料的來源係根據下述政府統計及調查報告：
〈1〉1925年及1931~1932年稻作農家經濟調查，各有樣本50戶，1936~1937年稻作農家支出調查有189樣戶；1950~51年農家經濟調查報告有281戶農家記帳資料……」

但是，他絕未根據學術研究所應注重的思辨態度，審視其所引用的數據。原來該日人調查的選樣，並不是依學術研究的原則處理，取樣對象是由「州廳推薦，總督府選定」，也就是偏於「樣版」，不是專業自由研究真相下所需的「樣本」。進一步言，該論文所根據的31/32年期樣本是：農家經營面積中，平均自耕農為3.36甲，半自耕農為3.43甲，佃農為3.04甲，即該論文所根據的調查對象是平均每戶耕地為3.27甲；我們對比於當年〈1932年〉台灣在日據下的實際農業統計資料，我們卻會發現在1932年項下，在全台從事耕作者中，農戶耕地不到0.5甲的佔24%，耕地在0.5~1甲間的佔20%，耕地在1~2甲間的佔25%，耕地在2~3甲之間的佔13.5%。總計，耕地在三甲以下的耕作者，在全台從事耕作者人口中佔82.5%。即，耕地在三甲以上的耕作者，在全台從事耕作者人口中，絕對居於農戶中不到兩成的少數地位。只能反映農戶中不到兩成的富裕者的生活，不能反映全體農民的慘境。

所以，他據之以得出違背當年我台灣先民所實際遭遇的悲慘境地的，竟認同於當年「強權客體」的日本殖民統治者，作出可悲的錯誤斷言，所謂：

「（1）在戰前耕作者平均之營養需要量已達到較維持生存水準為高的地步。」

總之，日據下我台灣人生活的史實，是上述「1906年至1941年間，雖然各種統計數字似乎都顯出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但是，我台灣先民平均死亡年齡竟由27歲盤旋下降至22歲左右的生活實況。」的境遇，然而，一位高級學術研究者，當年他不是沒有社會經驗的年輕學生，而是已42歲，曾在農林廳與農復會工作多年，何以仍發生此一嚴重的錯誤？是什麼導致其該著名論文的論述，明顯地背離了我台灣歷史的真相。是什麼使嚴格的學術訓練，僅成為具文，深深混淆了在日據殖民統治下，「台灣人主體」與「日本強權客體」間的實際對立與衝突的情況，從而，深深斲傷了我台灣先民當年對「日本強權客體」作出主體抗爭的一貫傳承。那是多麼異於常人的「台灣主體」觀點！可敬的陳總統，您知道嗎？

其二、其個人背景與其特殊的「台灣主體性」：

在關懷李老先生的研究中，我們也見到其極不同於一般台灣人的個人背景。其中值得提示的至少有下述幾項經驗：

一是他家庭比別家早許多年已改為日本姓名，在1929年進入汐止公學校時，他就以「岩里正男」之名入學〈在其大著「台灣的主張」中絕未提及〉，在皇民化運動推動之前，先見地，他就擁有了棄絕台灣人身份的特殊「主體性」。〈李登輝新傳，伊藤潔著，白水譯，希望出版社，頁26〉

二是在他以岩里正男之名入學之後，其特殊的「主體性」，在成長的過程中，一面是隨著任職警界，不斷調職於註地而轉學於各地，值得同情的，六年轉學四次，使他不易得到母愛的關切，又不易與同儕交友〈見於「台灣的主張」，頁236〉，其「主體性」顯然不易得到母愛與友情的滋潤，卻又在公學校〈台灣人唸的小學〉擔任班長時，遇到了日本人教師的苛待，所謂：

「『……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須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自此以後，日本老師便藉故打我、罵我，更在日後的日子裡壓迫我。」〈細讀李登輝，章益新主編，許蓉華輯，頁89〉

入學之初，就已改日本名了，與大多數台灣人的漢姓不同的他，當時身為班長的他，在那人格成長的階段，遇到這樣的無理打擊，會發展出怎樣躲避現實的「主體性」？

再看，後來，經過他傾向唯心論的中學校時期，進入高等學校後，他對於自己終於同化於日本同學而感到非常愉快的自述，所謂：
「戰前的舊制高校非常粗暴，入學後曾被高年級生不分青紅皂白地先痛毆一頓。然而，事後，卻帶我去咖啡店，舊制高校時代的生活實在是非常愉快。」〈李總統登輝先生言論選集，中華民國79年1月至12月，中央文物供應社，頁147〉

相對於當年台北高校其他台灣人高校生的觀感，所謂：

「當時就讀台北高校的日本子弟，他們仗恃著錄取名額保有絕對的優勢的特權，加上父親位居高位，在學校一派傲慢，高高在上，蠻不講理，盛勢凌人的氣焰，實在令人消受不了。他們明顯的對本省子弟帶有強烈的種族歧視，視本地人如未開發地區的蠻荒土著，他們的一言一行使人不禁想起『大陸浪人』的作風」
「最令人氣憤的，是他們這些紈絝子弟，仗著自己是高官權貴，平日荒疏課業，一旦要考試了，不免要臨時抱佛腳，於是就要命令我們幾個功課好的同學，義務替他們『加工』，為了不使這關係惡化到不可收拾，表面上只得敷衍搪塞一番，甚至連日本『古文』也要我們教他……」〈都市叢林醫生──郭維租的生涯心路，曹永洋執筆，頁72、74〉

在那樣的情境下，竟然「實在非常愉快」，又是怎樣不同於常人的另類「主體性」發展？那是我們今天台灣社會所關注的「台灣主體性」嗎？

三是1929年已改用日本姓名的他，不只曾浸淫於唯心哲學，推崇武士道精神、日本精神，在戰爭末期，更深受皇民化運動的影響，在「皇民化」與「南進」口號下，緊跟著統治者否棄台灣本土社會的教示前進──其中最受注意的表現，應該就是他在接受「皇軍」砲訓前，獨樹一幟地，志願進入最辛勞危險的「步兵」兵科〈台灣論，小林善紀著，賴青松譯，頁24〉。此時，「皇民化」與「南進」的基本概念，是逼使我先民透過其設計的民族自卑心態，一面產生只有為「天皇」一死，才能成為真正日本人的結論，另一面，則經由該自卑感鼓勵以「南進」澈底否棄其視為落伍的本土傳統社會，其目的，是要我台灣人大量犧牲在南洋戰場上，讓日本人能重新實現1895年日軍在台未能實現的「台民攘逐論」的目的──順利移民，佔我台灣。所謂：

「雖然自以為是日本國民的這個驅體裡可悲啊卻沒有那天生的血液島人的我只能自勵於滾滾淚中島人的我只好自勉於滾滾淚中而今我等為聖上作擋箭牌當勇敢赴死於沙場既決意捨身則無慾望但願成為皇民而後已」〈日據下皇民文學得獎作品「道」，高山凡石﹝陳火泉﹞著，〉

「他……批評台灣人中的皇民派的想法的，他說他們捨去了自己的歷史，丟去了自己的傳統，只希望皇民化，想求子孫的幸福。可是外形的皇民化，雖然做到了，但剩下的血的問題要怎麼辦？恐怕日本人到那個時候，會說如不把血液也換過，不是真正的皇民吧！……加之最近又盡量把台灣人送往南方，然後在衛生狀態已經確立了良好基礎的台灣，將日本人移住過來。而台灣人的所謂『皇民派』也趁這這個風潮附和著往南方發展。殊不知這是日人想利用台灣人作替死鬼的毒計。……想起皇民化運動，確實是個抽去台灣人的脊骨的政策。…可是事實上不是那麼簡單，被其麻醉的不過是因名利而暈迷了眼睛的一小部分的台灣人，……」〈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著〉
這位1929年已改用日本姓名的李老先生，是否難怪有其異於常人的特殊「主體性」？

其三、綜合整理與建議：

以上，已陳述了李老先生在「台灣主體」上，異於常人的特殊傾向。
陳總統與在群眾運動中，不由自主地，我們伸出手共同歡呼的廣大民眾們，試問，是否知道李老先生的台灣主體觀點，是如此的「不凡」形態？
下面，我要根據研究成果，先整理上述問題，再提供建議：

一、學術方面：

以學術言，他有學術的光環，卻並沒有學術研究的充分審慎。
對於此岸，他的學術研究，以護衛日本為要件，把日本妝點成為台灣的祖國，他的一切以捍衛這祖國為目的。相對於此，他已習於以琅琅上口的「愛台灣」為包裝。所以，他絕不會懷疑上述日本官方調查資料的可靠性，他已建立了自己的「信念」──他咬定台灣曾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成為模範殖民地。

他對彼岸中國的理解，是停留在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為求革命而批判的時點上，似乎完全不曾理解中國自古以來早有自然辨證，物極必反的觀念；也不知近代中國的思想巨擘梁啟超曾對那一代的年輕知識份子高舉其令人動容的「自我批判」的浪漫情懷──所謂「以今日之我批判昨日之我」──作為啟蒙運動的動力之意義；更不思考到，在時間的巨流裡，1920年代前後大革命時期以至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可能只是個歷史辯證發展時的一個反命題，其後，必然將由「反」的階段，逐漸進入「合」的階段，歷史就有轉出一個截然不同的風貌之可能性。

對於日本的理解，相對於前述對中國的輕視，他是過於高估日本的，以日本的「明治維新」與接近同時的中國「自強運動」，比較起來，何以日本遠為成功？許多人都接受了類似李老先生輕蔑中國人的觀點。結合戰後的日本復興又遠在中國與台灣之前，更是加強了這種輕蔑的強度。然而，事實是什麼？事實是鴉片戰爭先發生在中國，美國使節為爭取市場的經濟原因向日本示好，一再警告鴉片之大害；結果中國從此落入不能禁毒的不平等條約中，日本雖也在列強威脅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但是不僅絕對有禁煙條款，並且後來成為在華最大的販毒者；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例如，英、美意圖引東方的日本阻止俄國南下爭奪中國的經濟利權之類，不但給與貸款，給以戰時情報的援助，並且在日本無力再戰，而俄軍卻仍欲對抗時，由美國出面主持和議，使他才能有日俄戰爭的慘勝等等，皆是重要的史實。他是過於高估友邦那所謂「已不存在於日本而存在於台灣，神話似的『日本精神』」了。

因此，他的學術訓練，他的判斷，雖然看似為台灣帶來一時的興奮，如果放進真正常遠的歷史巨流裡，不論是理性或感性方面的發展，都對我們所共同關注的「台灣主體性」，難有真正的幫助。

二、身世背景方面：

以人生經驗言，他的經驗真是「太不凡」。
像他一樣的，我台灣先民在1929年就取得日本姓名，把自己台灣姓氏廢棄的情況太少、太少。自幼隨父親調職而轉學，小學六年轉學四次的經驗，作為已改名的、日據下的「警察大人」之子，加上他曾經受到日籍教師苛待，但是，顯然無可奈何的、缺乏友情滋潤與撫慰的他，在當年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上是承受了異乎常人的艱辛。直到後來，進入高等學校，他曾描述「曾被高年級生不分青紅皂白地先痛毆」，那是被台灣文學大家指為「蹂躪人權」的、「非常粗暴」的「戰前舊制高校」，那真是值得同情的遭遇，然而，如前述，他竟似完全接受了那粗暴的「舊制高校時代的生活」──當他終於轉折，改口稱「舊制高校時代的生活實在是非常愉快。」時；那真是多麼太不凡的經驗！

我們知道，在皇民化運動裡，其目的是要塑造深度自卑的島人〈台灣人〉與崇高的皇民〈想像的、理想的、充滿著日本精神的日本人〉，所謂「雖然自以為是日本國民的這個驅體裡可悲啊卻沒有那天生的血液島人的我只能自勵於滾滾淚中島人的我只好自勉於滾滾淚中而今我等為聖上作擋箭牌當勇敢赴死於沙場既決意捨身則無慾望但願成為皇民而後已」就是他們設計的氛圍；我們不知道，身世與常人顯著不同的李老先生，對此氛圍是否比別人受到更深的影響？不過，由他曾經表示志願進入最危險、最辛勞的步兵服役，及在其日本友人面前強調在台灣還保存了一種在日本已消失的「日本精神」上看，可能他身上確實存在著「皇民化運動」時代自大的，那種心懷「膺懲支那」「鬼畜英美」的「日本精神」。

三、一個來自理性研究的建議：

友人問，李老先生與我們牽手時，他的「偉大目的」是什麼？陳總統是否和我們一樣不知道？一如不知道他身邊的陳哲男與張景深的心思？一如蔣經國不知道當年李副總統的心思？──我也不知道。
然而，我卻要提出根據前述研究而來的建議，略分為下列數點：

〈一〉獨立思考──用正確的求知態度檢視：
今天是個知識爆發的時代，近年政治解嚴，社會邁向多元化後，社會環境與學校教育都自然形成合適獨立思考的情境。
我們社會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下，國民教育程度一向不低；自1990年前後，政府接受了社會各界要求，在教改政策中列入了增設高中大學的部份後，我們台灣的國民教育水準的繼續提高，可說更是可以預見的。

在這種高教育水準的情形下，我建議每位關懷我們社會發展的朋友，儘量不要放棄自己獨立地思考權利，因為，就像前述，我們指出那榮膺1969年全美最佳農業經濟學博士論文榮銜的李老先生，他所犯的錯誤，如果我們真的關切，其實並不難發現。

為什麼，我們在民主時代，要放棄自己已經作為主人的權利，不肯獨立思考？只是習於背誦「權威們」給我們的答案？甚至，在顯然地，「權威者」的說法在理論與現實中，已出現了矛盾之後？例如：李老先生堅持主張「釣魚台群島是日本的」，如何與其高倡的「手護台灣」的「台灣主體」口號共存？既使有台聯黨人以低姿態表示，那是需要交換日本在國際社會的援手，來為他解說，但是，具有國際事務常識的我們都知道，國際交換應是以對價而銀貨兩訖的方式進行，李老先生應該不陌生，當年〈1970~71〉釣魚台群島曾因聯合國稱其海域大陸棚豐藏石油，其礦藏至少相當於中東地區油藏量〈1970年6月21日，中央日報〉與當地每年漁獲量可觀，是宜蘭地區漁民的傳統漁場，而成為台日雙方主權強烈爭議的對象，那是當年青年們熱血沸騰地投入保衛釣魚台運動的主要原因──他老先生由日本方面一定可以取得的對價是什麼？獨立思考吧，有高教育背景的台灣人，真愛台灣就要常運用我們的獨立思考，因為，日本學歷或美國年度最佳經濟學論文都不能保證他的美好言論正確無誤！

〈二〉認清歷史的事實──讀書與討論
認清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是我們獨立判斷的基礎；認清來龍去脈，使我們不會輕下判斷。我們要認清事實，不要唱衰台灣，也不要唱衰日本，美國或中國。我們應該多讀書，多討論，認清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建立我們獨立判斷的基礎。

李老先生高估日本的崛起，其歷史的事實已如前述；現在我們就再看戰後的日本是何以能迅速經濟復興？真又是李老先生所強調的「日本精神」的大成就嗎？據我所知，其根源實主要是由於美國恐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大蕭條，將因缺乏足夠市場的災難而再度出現於戰後，所以，雖然，戰爭中美國曾經瘋狂的仇日，例如，1944年，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贊成毀滅日本；戰後，還有種族主義的參議員比爾波寫信給麥帥主張普遍為日本人行絕育手術，羅斯福總統，甚至，一度對於把日本人與南太平洋土著混血，或將之施行優生手術以去除其野蠻天性，表示興趣〈亞洲冷戰與日本復興，邁可‧沙勒著，郭俊龢譯，金禾出版社，頁9、10〉；但是，當年美國的佔領軍除了應付盟國對於廢除日本軍備與審判日軍戰爭罪犯的要求外，就像他在德國的計畫一樣，很快把復興經濟成為其在日本重要的工作項目。換言之，戰後日本經濟快速復興，應該絕不是那已不存在於今日日本的「日本精神」所致。換言之，這段史實應是與明治維新的日本崛起一樣，在於它利用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必然關係，即其往日的成功，最主要的，並不是由於擁有坊間自卑者所強調的「偉大的民族性」或「日本精神」。

相對地，我們再來看關於戰後中國的發展，史實是什麼？李老先生口中說的

「目前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關係雖有進展，但中共的心態和作法，與過去並無不同。」〈見「台灣的主張」，頁47〉

又似乎鐵口直斷，是沒有討論餘地的判斷，真的中美關係繫於貧弱中國的主動作為；其實，真正的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關係，其史實是自抗日戰爭發生起，就是美國以「自備載具」為名，仍然不斷以戰略物資與日本進行貿易；當時，.歐洲戰事尚未爆發，珍珠港仍是以避暑勝地著名，貧困的中國獨力對抗侵略，北鄰蘇聯是唯一以空軍志願軍伸出援手的國家；1941年6月德蘇開戰，俄志願軍撤走自保；7月日本封存英美在中國淪陷區與東北資金，8月美國空軍志願軍在昆明成立，至12月珍珠港事變後，才對侵略者日本宣戰。戰局初期，美軍失利，至1942年中途島戰役扭轉頹勢後，在翌年初的卡薩不蘭加會議前，傳出美國主張設置戰後太平洋緩衝帶，國際共管，台灣包括其中〈見於美國「生活」、「時代」、「幸福」三雜誌聯合出刊的「太平洋關係備忘錄」〉，引起台灣人李純青在中國著名的「大公報」發表「中國必光復台灣──台灣是老淪陷區」的著名社評，反對美國將台灣視同一般殖民地處置……；上舉是一般史書所不見的部份史實〈其他還不少，不贅〉，試問，這怎是他那過份簡單的斷言所能涵蓋的史實？不知這類種種複雜的史實，我們怎能由歷史中得到充分的經驗與教訓，來共同充實與完成我們的「台灣主體」？因而，我的建議是多讀書，多討論，不要讓台灣與中國先民，甚或美國與日本人真實的血淚經驗白白浪費！

〈三〉請勿輕蔑、要尊重對手

雖然，德國哲學家黑格爾銘言：「存在即合理。」
但是，如果我們真希望充實「台灣主體」，不希望它只是個讓人怦然心動以至血脈憤張的情緒口號，請不要像已被濫用的「愛台灣」一詞一樣，常常掛在嘴邊，只把他們用在審慎思考之後。因為濫用會流於輕蔑，輕蔑會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錯誤，引起親痛仇快的結果。
換言之，李老先生當年怒罵「千島湖事件」的彼岸，確實可以有足夠理由，都很正確。但是，自許極有學問與精神修養的，高倡「心靈改革」的他，以輕蔑的言詞，像「野蠻」「鴉霸」「空固力」一類語言表達，就太輕蔑了。因為，轉而推想，如果未來的史家把這樣的無修養的輕蔑與後來李老先生任職總統期間的兩岸緊張，作持續性的解讀，因而完全否定他在處理兩岸緊張關係上的誠意，因而追問，他所一再高舉的「愛台灣」，竟然不值得他為之犧牲一些輕蔑，堅持一份穩重麼？那在他所口口聲聲的「愛台灣」或「台灣主體」的真正內涵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常常把動作拉大，把輕蔑當成對中國表現「台灣主體」的方式？對於日本甘心「放棄」蘊藏豐富石油的釣魚台，對於美國則公開稱「要抱美國大腿」，並且似乎以為不管用什麼方式抱之，都是萬無一失的，如此地輕蔑自己？

根據我的研究，自尊應該是主體性的根柢，輕蔑對手，無論對象，都有削減自尊與真正主體性的結果，因為，「存在即合理」，對自己成立，對對手也成立；一隻指頭指向對手，真的有幾隻指頭指向自己，極有修養的老先生會不知道嗎？誤把「輕蔑」對手當成自身主體性的增強，把巧妙的輕蔑當成是了不起的智慧，其後果將是太輕鬆得來的成就易於自滿，易成習慣，將使真正的台灣主體得不到充實，得不到它必要的強力支持。

結語：

本文論李老先生的「台灣主體」觀點，是我對於接續在刊出「也與李院長商榷教育改革」一文後，針對教改失敗後的「教育重建」問題提出的批判，本文的寫作，除了因對於李前總統的「台灣主體」觀點，實在無法容忍而提筆外，更由於看到不只李老先生自居為聖經中的先知摩西，陳總統甘心自居於其繼承人，並且，其繼承竟也接受了李老先生誤以輕蔑對手為自身主體性的彰顯方式，例如，他在當選總統後，接見落選者連戰時的輕蔑表現；及其夫人在此次國民黨313活動前，譏諷擁藍者「只有小貓兩、三隻」所表現的輕蔑，都是如出一轍；真是更讓我感到自己本文，所提示他缺乏「對歷史的認知」、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以至於缺乏「尊重對手的態度」的種種，建議或可作為未來我們社會從事台灣教育與社會重建工作時，各方可以考慮的基點。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077&aid=101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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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雙重思想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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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土‧‧‧郭譽孚 badminton 超強運

李老先生曾有主張放棄『釣魚台群島』的觀點，竟想自動讓出我們『台灣主權』的一部份給日本，就讓你這傢伙擔心它『手護台灣』的動機麼？

晚輩來幫李老先生圓謊：
知道真相，
卻能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謊言。
一邊相信台獨辦不到，
卻相信政府是台獨的捍衛者。
用邏輯來反邏輯，
一邊擁護道德，卻又否定道德。
還要無條件相信政府會宣布台灣獨立。

知與無知，懷疑與狂熱，都能矛盾統一起來的理論就是雙重思想。

在我們的社會中，最了解獨立不可能的人，反而熱烈支持獨立！

然後在說謊時，卻能臉不紅氣不喘→台灣一定會獨立！
因為雙重思想，所以覺得自己在說﹝真理﹞→台灣獨立。

有意說謊，卻又相信謊言，然後銷毀可以拆穿這個謊言的證據。
忽視現實，卻又掌握所有情報→兩岸政治情報。

明明輕視農民，選舉時又強調自己是農民之子→雙重思想。

其實應該把政府部門縮成四個單位如下：
1真理部→新聞局→謊言即真理→二二八只有死本省人？
2和平部→國防部→戰爭即和平→中共打來，美國會幫忙？
3友愛部→警政署→友愛即鎮壓→選前分裂族群，選後大和解？
4富裕部→經濟部→富裕即貧窮→精神富裕，物質貧窮？
舉例→愛台灣有好報→只對核心黨員有好報→升官發財！

請各位前輩討論﹝一九八四﹞→這本小說真的很好看。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077&aid=1048362

台灣經濟史中，日據史與國府史的重要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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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olalo albert8888 egjc888

台灣經濟史中，日據史與國府史的重要過渡
──台灣人民生活的變動與經濟發展。

關於台灣人民的生活，日本殖民統治者曾以殺戮攘逐手段意圖清除我台民，而移日民入台灣，當年對於我台民確是絕不關心的，因而，後藤新平在那平均年齡不到25歲的年代，這位醫師出生的台灣統治者曾對台灣醫學校的台灣學生如此告誡：

「汝曹如欲求與三千年來盡忠誠於皇國的母國人，享受同等待遇者，應以今後80年為期努力同化於母國人，在此以前，即被差別，亦勿鳴不平，」〈請參看「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帕米爾書店印行，頁170。〉

換言之，就是以台灣醫學校創立於1902年計，就是直到1982年，有計劃的日本殖民統治當局，才準許我們台灣人的醫學生關心自身同胞的待遇。由日據五十年間我台灣先民平均死亡年齡不過25歲言──不計較最高年齡竟是在1906年的27歲──那80年是要忍看看我幾代先民的悲劇！
雖然，所幸，今天我們台灣民眾的平均年齡已早脫離日本爪牙，1982年平均年齡應已達60歲左右了。

本文要指出與此直接相關的被扭曲的一樁台灣社會經濟史實。

那是李登輝在其馳名於1969年美國農業經濟學界的錯誤博士論文著名，為配合美國現代化理論對於國際殖民主義之辯護，竟引用日據時代富農的生活水準以比較戰後初期國府治下台灣農民的生活水準，直稱1952年國府治下尚未跟上日據下的農民最高生活水準。〈轉引自「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第三冊，近代中國出版社，頁1204〉

其實，那可由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史裡的一段難解的史實上尋索。
那是台灣經濟很依賴美援的時代，美方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有相當於監督的權利──如果不得認可就不支持國府──在那樣的情形下，發生了一件美國很不滿的事。
原來，台灣兩次四年經建計劃，相當成功，國民產值不斷提升，但是，美國發現，我們台灣民眾竟然把所有增加的所得，大多數似乎都消費掉了，竟然沒有做應該的儲蓄，這使得台灣經濟發展中所需要的資金極為不足，必然增加美國老大哥的負擔，當時，美國已因國際經援負擔太重，有意逐漸停止對海外的經援，因而，極為不滿。國府也十分尷尬。

何以如此？

原來日據下的數據極有問題。
其一是有為了各地的生產競賽，有虛報的情形。
其二是有上述李登輝錯誤引用數據的情形。
以其一言，扣除半數以上用「流血輸出方式」輸日後，真正我台人自用者原已不多，在原來虛報的情形下，實際供消費者更少。
再以其二言，此數字是地主富農實收之數，其中售往市場所餘的自行食用之量，實低於真正農民所需之量──地主富農並不大量勞動，食量必遠不及真正新勤的勞動者。

更加上，前述「日據五十年間我台灣先民平均死亡年齡不過25歲」史實之內部實有嚴重的營養不良問題存在。

而美方與國府當時依據日據資料考察我台灣民眾之儲蓄額，不察此中奧秘。
即：
由我先民在日據期間存在著嚴重的營養不良，以及在日據下稻米生產量有虛報者外，在計算農民所需的糧食中，又往往僅以不事生產的富農地主偏低的需求量為標準，我們實在可以想見，當年美方與國府所驚怪我台民過份消費者，實在是他們誤引日方的數據的結果──人們似乎努力消費，不肯儲蓄──其實，是如果依據日方的數據，真正的勞苦農民是填不飽肚子的。

所以，前述

《台灣兩次四年經建計劃，相當成功，國民產值不斷提升，但是，美國發現，我們台灣民眾竟然把所有增加的所得，大多數似乎都消費掉了，竟然沒有做應該的儲蓄，這使得台灣經濟發展中所需要的資金極為不足，必然增加美國老大哥的負擔，當時，美國已因國際經援負擔太重，有意逐漸停止對海外的經援，因而，極為不滿。國府也十分尷尬。》

由此看來，這是否是一段由「日據史」到「國府史」的重要過渡？──如果，國府未能自行突破這個儲蓄的瓶頸，無法完成經濟發展所必須的資金積累過程，絕對沒有日後的我們台灣經濟的發展。

以後，有機會再談如何突破此一儲蓄上的瓶頸。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077&aid=104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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