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心情立刻變得月霽風清了起來。心想，去年五月，雷蒙娜拿的那張津貼支票，不就是最佳物證嗎？它雖然不能説明，潘美美在五月三號那天，沒給我買過午餐，但至少可以證實，一向負責買午餐的，另有其人。可是當伊麗莎白知道後，但並沒我預期的那麽興奮，只是語氣平淡的說：“記得口供那天把它帶來。” 掛上電話後，我心裏又開始患得患失了起來。 哎，一定是這個物証不夠有力，要不就是她心裏還有別的想法，可是爲什麽不告訴我呢？是不是認爲我輸定了？或者，我根本在胡思亂想，她只是忙了一天，累了。

           接連那幾天，我一直如坐針氈，想到即將到來的口供， 就心裏發毛。雖然伊麗莎白答應，她一定會到場，但她只乖乖坐在那裏，不能開口替我回答問題，話說錯了，也不可以幫我修補，這樣的精神支持，就像畫餅充饑一樣，要來何用？

           事實證明我想錯了。她的在場，對我這麽一個口無遮攔的人來説，是絕對有其 必要的。

          口供是在麥道爾所在的辦公大樓，其中的一間會議廳舉行的。時間是早上十點，伊麗莎白約我九點半在大廳見面，説是在那之前，有些事項必須向我面授機宜。

          “記得要準時啊，很重要的。”她叮嚀完了，頓了一下，接著又補了一句：“不要穿太正式的套裝，普通的洋裝就好。”

           “爲什麽？”

            “別問爲什麽，聼我的話就是了。”她在電話那頭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