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瑜演講會的尷尬場面和連戰演講會的舒暢場面形成鮮明的對比。宋楚瑜演講的時候，顯得十分拘謹木訥，不時的在看講演稿，下面的學生有的在低頭瞌睡，20多次的掌聲，而沒有一次笑聲的講演，是什麼樣的講演？和高呼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有什麼兩樣？而清華校長顧秉林在開始主持過程的發言中，結結巴巴，幾次頓斷更正，到了最後更是洋相盡出，把向宋楚瑜贈送禮物說成「捐贈」禮物，引起下面學生的一片噓聲，這還不算，等他把送給宋楚瑜的第一件禮物－－一首詩的卷幅展開時，竟然不能將全詩的三十二個字認全！結結巴巴地竟然沒有把整首詩念完整就草草結束。（《贈梁任父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侉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在對全世界的實況轉播下，文化根底如此欠缺的當代「精英」們及其他們的校長們如何喚起台灣人對華夏文明的認同？！丟人丟到全世界去啦！

     我認為宋楚瑜先生在清華大學的講演的核心是「政治制度」，這是台灣和中共的分歧關鍵。他說「台灣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於在全球佈局營運管理的能力和提供全球的競爭力。因此，近50年來的台灣跟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成功地能夠從貧窮翻身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三個：那就是尊重市場、尊重專業和尊重制度。前任的WTO也就是世界貿易組織的秘書長、做過泰國副總理的素帕猜先生曾經說過，中國加入WTO之後，對亞洲各國最大的挑戰不在於貿易，而在於制度的競爭，誰能夠在制度的改革上做得越快越好，才是真正的贏家。 而在可見的未來，兩岸在制度的調整上還有許許多多可以互通、互補的空間。」在這裡宋楚瑜一連強調了四次「制度」，不言而喻，這個制度就是中華民國的民主制度，就是美國、英國、日本、阿富汗、伊拉克、韓國、台灣、俄羅斯等國的民主制度。這裡就政治制度的問題，和宋楚瑜先生、親民黨及讀者商榷： (博訊 boxun.com)

     一、中共在走東歐的道路

     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發生了民主革命，在民主革命的前十年二十年都發生過類似八九民運的事件，像匈牙利的1956年民主革命，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波蘭八十年代的團結工會等都被鎮壓了。這些事件過去後，我們都看到了民主革命的成功。這些事件奠定了未來民主革命的基礎，八九民運也奠定了中國大陸未來民主革命的基礎。任何事物發展都是有歷史淵源的，八九民運後的民運走向，都可以在八九民運中找到萌芽，以後的民運又把這些民主的萌芽培養壯大，實現八九民運提出的政治改革的目標，完成八九民運沒有完成的任務。這一點在八九民運後的時間裡已經讓人們看到了。例如：東歐劇變、海外民運蓬勃發展、國內中國民主黨成立、中發聯成立、法輪功成立、中共加快經濟發展等等。八九民運對全世界宣告了中共大勢以去，注定滅亡，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中共之所以沒有受到東歐、蘇聯共產國家倒台時樹倒猢猻散的影響，而繼續打著社會主義旗幟存活下來。這主要是蘇聯建政七十多年後倒台，前有車後有轍，中共從1949年算起，還有20多年執政時間，才能走到蘇聯老大哥和東歐小兄弟們的墓地。這也應驗了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們預言的「鎮壓這次動亂，至少可以穩定二十年。」（1989年5月）的說法。這樣算來，中共在2010年左右可能倒台，很可能走蘇聯倒台的道路，中共內部會出現開明勢力。毛澤東時期相當於斯大林時期，鄧小平時期相當於赫魯曉夫時期，江澤民時期相當於勃列日涅夫時期，然後中國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式的政治改革家。

     1、《北京之春》的董事長吾凡認為，中國民運發展方向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對待中共內部的開明勢力在走蘇聯民主化道路的問題，他說「要理智的對待中共，不要打倒中共，中共內有不少愛國者和追求改革的人，而且很多人是中國的精英。中共有七千多萬黨員，家屬有兩億多，怎麼能打倒呢？要爭取中共在經濟利益，國際環境變化條件下，自身變化，使之成為放棄一黨獨裁，遵守《憲法》，這是中國民主化過程目標之一。」（1994年6月）他指出了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三個條件，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堅強反對派力量、統治者內部的開明勢力。不能忽視統治者內部的開明勢力的作用，在一定歷史時期它的作用是很大的。例如：波共在1980年11月10日，同意團結工會合法登記；1988年5月匈共決定實行政治多元化；蘇共1989年11月反對用軍隊鎮壓東德拆除柏林牆；中共也不是鐵板一塊，支持八九民運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等改革派，1989年春天方勵之致鄧小平公開信，提出來的釋放魏京生、取消反革命罪、承認私有財產等，也被中共在1997年採納了。中國人權主席劉清說「黨內民主派發揮作用，可以減少暴力事件的發生，可能和平過渡到民主。如果黨內民主派不發生作用，社會暴力事件發生可能性大。」（1998年6月）可見，中共內部開明派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這在東歐、蘇聯的轉型過程中也體現的非常明顯。

     方勵之說「當中國政府派出坦克來鎮壓學生，丟掉了假面具，露出來新面目。十年後總結最重要的是這一點，六四之前不少中國人還相信共產主義，六四後，中共失去了合法性，就連共產黨內的很多人，也不再抱幻想。當局現在唯一目的，就是要保住政權。」（1996年8月）八九民運過去十多年來，中共內部的開明勢力還沒有成長起來，這裡關鍵的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六四問題並沒有解決，李鵬、江澤民不僅是六四的劊子手，而且還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們不會自己去修理自己的，六四事件會繼續困擾中共領導層，使他們膽戰心驚的過日子，慘死的冤魂吶喊聲就是他們的噩夢。江澤民對參加鎮壓民主運動的政治局常委們說「你們腦袋掉了，都不知怎麼掉的？」（1999年3月）可見，八九民運時中共的戒嚴令一直沒有取消，鄧小平臨死前還告誡中共領導「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後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人在，有份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烏呼哉後，誰來保險？所以，我們要把軍隊、專政機構、共產黨員、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8頁）由於中共老人們的逝世，新一代領導人格外小心，黨內嚴格挑選親信當接班人，黨外嚴厲打擊各種民間團體，使老體制內改革派被抓的抓，控制的控制，新的改革派成長不起來，政治改革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時候去了。正如美國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誇爾教授說「天安門事件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人們知道上街抗議遊行，會導致被槍殺，他們當然會三思而後行，所以不論是中國政府還是學生、市民，都很小心，很難預測下一個政治浪潮會在什麼時候發生。八九年我們看到中共的弱點最充分體現在，他們不能通過政治手段，而必須通過武力解決一個政治問題。在這些根本方面，現政權並不比八九年領導層更強大，他們只是靠貫性組織，等待著下一場危機的爆發。要讓現任領導人為六四平反是很困難的，他們這樣做會恢復中共的一些合法性，但另一方面這會在黨內引起分裂，這可能會進一步導致削弱中共的統治。我個人認為，在中共內部，在軍隊內部，肯定有人認為過去幾十年制度有好多問題，但領導推翻六四結論，接下來的改革過程，將會推翻他們繼承人的統治。」（1999年6月）他的分析是說，江澤民的領導層，不會為八九民運平反，因為八九民運是他們親手鎮壓的。魏京生說「他們還相當頑固堅持鄧小平已經走過的那條路，堅持凡是鄧小平做過的事一切不能動，好像七八年華國鋒凡是派差不多，這樣的派別掌握中共政權，很可能不改變，或者倒退，這樣有可能把中國引向一個災難的深淵。」（1999年10月）那樣，中共內部的開明勢力出現也只有像鄧小平擔心的那樣、民運人士預測的那樣、西方國家希望的那樣，在第四代、第五代身上了。中共內部開明勢力的作用大小好壞，不是決定中共下台不下台的問題，而是決定中共下台時的暴力和非暴力的問題，決定中共盡快下台還是拖延下台的問題。張良在《六四真相》序言中說「中共黨內開明派，將是推動中國民主政治的關鍵力量。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而是一個派系龐雜，目標各異，意識形態混亂的大雜燴。中共內部的激進派，與保守派的對立，甚至比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對立還要尖銳，這一點中共與蘇共相似。因而，今天形式上的鐵板一塊，很可能在一夜之間均裂，取代共產黨的將是共產黨內部的新生力量，他們對共產主義制度的痛切，將甚於任何黨派，他們要求建立民主政府的願望，格外強烈，他們必將團結海內外一切民主力量，在聯合的基礎上，構建中國的民主政治體制。」

     2、1999年11月9日，德國人推倒柏林牆十週年慶祝時，把大十字勳章獎給了促使柏林牆倒塌的關鍵人物戈爾巴喬夫，沒有戈爾巴喬夫就沒有柏林牆1989年11月9日拆除這麼一回事。戈爾巴喬夫的功績在於拆除柏林牆時避免了流血的悲劇。戈爾巴喬夫說「柏林牆不是在一朝一夕時間倒塌的，在四年前就開始了，蘇聯民主化也開始了，東德人知道，布拉格之春也不會在東德重演，華沙的坦克車也不會開進柏林，因此，東德人以拆除柏林牆這樣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自由選擇。」他還說「開放政策和民主力量一但釋放出來，未來走向已經是不可預測了，這些力量對鼓勵東歐變革，有決定性的影響。可也不能否認，這些力量也助長了蘇聯境內各共和國的分離意識。」

     戈爾巴喬夫是冷戰的結束者，是東德的統一者，他之所以獲得1990年諾貝爾和平獎，正是由於他為世界和平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戈爾巴喬夫、趙紫陽、蘇哈托等人，為了人民的利益，放棄了權力，避免了流血事件的發生，和那些為了私利而屠殺學生、人民的劊子手相比，他們是多麼的偉大，人民永遠紀念他們。方勵之認為「中國領導人物，從來蔑視蘇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認為他自己拆自己的台的人，中共以八九年鎮壓民運的方式證明他們不走這條路。東歐和中國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歷史的不同。東歐共產黨倒台，卻使中共統治更加強硬起來。我在1989年認識許多共產黨人讚成改革，幾個月後對柏林牆倒塌很害怕，共產黨的幹部們，因此聯合在一起，因為，害怕失去他們的天下。我自己也曾是共產黨員，總希望共產黨自我改革，為了中國的利益，希望中國和平改變。在過去中共內部在許多激烈的變革衝突，中國有很多人擔心，中國會像蘇聯那樣解體。」（1999年11月）確實，蘇聯、東歐的政治改革，引起中共的恐懼，增強了他們鎮壓八九民運的決心，而後取消了政治改革。日本學者說「由於中國加強了政治上的控制，以及在經濟上取得成功，中國可能暫時會維持國內安定團結，但從長期看，中國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不可分離的。共產國家的改革也可能在一夜之間實現，中國可能會出現蘇聯那樣的變化，隨時隨地都可能出現。」（1991年5月國際共產主義研討會）

     六四的槍聲告訴人們，中共不走政治現代化的道路，不走多黨制道路，不走私有化道路是沒有出路的，可以說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美國學者米爾說「我個人相信，目前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在十年內將會垮臺。柏林牆會倒塌，結果柏林牆已經倒塌了。我認為中國今天的中共領導集團，完全是在延續羅馬尼亞統治者齊奧塞斯庫1985年至1987年的做法，今年中共對付法輪功和當年齊奧塞斯庫的做法如出一轍，他們所迫害的人民，對當局並沒有直接的威脅，他們只不過希望有宗教信仰和崇拜的自由，從這點上，齊奧塞斯庫和江澤民的做法是一致的。」（1999年11月）中共的垮臺問題是制度本身引起的，並不是外敵的顛覆，人們關心的是，在經濟越來越遠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情況下，共產主義制度究竟能夠生存多久。香港學者說「蘇聯大變前一兩年的時間裡，在西方美歐學者專家們說，蘇聯和東歐完全不一樣的，蘇聯有俄羅斯專制的傳統，是個農業為主的社會，所以，認為東歐的民主化事件在蘇聯是難發生的。同樣，在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也認為中國和蘇聯不一樣，中國經濟改革普遍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嚴重的民族衝突，所以，認為東歐、蘇聯的民主化事件在中國很難發生。這種說法最大毛病是沒有看到幾種重要因素：一是中國大部分人經歷了十年文革和十年改革，他們今天所求的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他們的年齡又是中國的新一代。二是十年改革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政治條件比東歐、蘇聯好得多。三是在這個制度下，出現的腐敗程度非常高。出現了列寧說的，『上層沒有辦法按原來的方式繼續統治下去，下層又不願意接受原來的方式被統治下去，這樣的時候革命要到來了。』我認為中國社會大變革是很難避免的了。」（1999年10月）

     蘇共保守派在1991年發動的「八一九政變」的失敗，標誌著世界的一半又回歸自由。蘇共保守派弄錯了時代，他們以為蘇聯還是個膽戰心驚的社會，以為老百姓不會反映，但是他們錯了，蘇聯人民和士兵已經不肯接受舊秩序，並向復辟者提出了挑戰。蘇共保守派要不惜一切代價挽救蘇聯，阻擋民主進步，但正是他們自己一舉結束了蘇聯，對民主做出了違心的貢獻。1991年12月25日，蘇聯降下了旗幟。在八九民運後，中國人民不接受中共的重新學習雷鋒、王傑、焦玉錄什麼的，而接受學習台灣文化、西方文化，中共元老們無可奈何花落去。我們相信，終有一天，中國再發生民運，軍隊和人民都會像蘇聯軍隊和人民一樣，站在民主一邊。王丹說「不論什麼黨執政，只要你推動社會進步，只要你承認自由民主理念。問題在於中共現在不願放棄他的既得利益，我想這也不是它自己決定的事情，許多事情是大勢所趨。我想中國還是一黨專制，從一黨專制還是能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的。東歐、蘇聯就是證據。中國民主化進程是樂觀的，具體十年五年，我也不是算命的，我想比原來所預想的更快一些。」（1998年4月）底確，從長遠看樂觀，短期內中共一黨專制，像蘇聯一樣，在赫魯曉夫時期政治改革有一定發展，到勃列日涅夫有一個長時期鎮壓時期。這樣中共自覺不自覺地在蘇聯滅亡的道路上向前邁進了一步，現在進入到勃列日涅夫鎮壓時期，過後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式的政治改革家，這是不以中共的主觀意識為轉移的。台灣的理論家柏揚說「中國道路正確，但不平坦，21世紀後，發生貧富不均現象，官員普遍貪污，正義遭到踐踏，中國內部產生巨大變革，可能發生革命。如果那樣的話，中國人的災難在後頭，只有在和平中找到平衡點，才是中國人的幸運。」（1988年10月）金鐘先生在《中國民主道路的選擇》一文中說「第三類是蘇聯、東歐的演變。《開放》雜誌以第三代領導為契機探討過中共15大第三代進入到勃列日涅夫停滯期。筆者指出，江澤民與勃氏執政的相似性，基本思路是中蘇兩黨同治性甚大，源源流長，傾向於中共走蘇聯的路子可能性較大。當然，中蘇之間的差別也不小，筆者1994年訪問美國漢學家奧森勃格時，他說『中蘇兩國有很大不同，中國不會走蘇聯瓦解之路。』事實上，兩國的演變是有很大的差別，蘇共斯大林去世三年後批判斯大林開始，也一直在政治改革上下工夫，經濟改革卻進展不大。中共恰恰相反，毛澤東死後20多年，政治體制基本沒變，經濟體制卻有大幅度的改革，蘇聯的瓦解是從赫魯曉夫開始的政治改革量變到質變的結果，換言之，蘇共用三十八年的演變時間，才在俄國重建多黨制與議會民主，如此推論，中國如以毛澤東死算起，距三十八年還差十六年，而以中國的封建傳統深厚而看，當比蘇聯的演變更為艱難，所需的時間可能更長。綜上所述，理性的選擇，自然以最低的社會代價，以和平方式謀求中國結束一黨專政，這將有賴於人民與統治者良心的合作，雙方缺一不可。1989年的北京學運就是一次大演習，大嘗試，但結局顯示，當局毫無誠意。今後只要當權者沒有認同趙紫陽所主張的必須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政府與人民的矛盾對抗，那麼衝突和某種暴力的場面仍然會出現。由於中共有強大的軍隊和專政手段，除非內部分裂，發生全國性的動亂可能性甚低，但不排除印尼和莫斯科「八一九「那樣局部暫短的騷亂和武裝衝突，在中共以超強度的專制統治中國半個世紀的背景下，既希望體制內的演變乃是一種公平邏輯的判斷，這種判斷決非貶低體制外的地位與功能，相反，民主運動，大多數民眾都是天然體制外的力量，只有他們的抗爭批判，體制外的壓力，才是體制內改革最重要的推動力。權力可以是歷史進步的利器和決定因素，但它決不是歷史進步的源泉，中共當局可以一年、兩年的拖下去，不給六四平反，但歷史終有一天將證明，六四的血沒有白流，就像1898年戊戌變法六君子的血沒有白流一樣，十三年後升起的中華民國滿地紅的旗幟上，有他們血染的成績。」（2001年5月）

     二、中共要借鑒台灣的民主化經驗

     台灣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台灣成功經驗不僅是中國大陸學習的榜樣，也是亞洲各國學習的榜樣。隨著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台灣經驗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大陸，特別是台灣民主化經驗，對大陸有著更強烈吸引力。這裡主要討論的是：大陸先走東歐、蘇聯垮臺的路，然後，再走台灣的路？還是在中共執政的情況下，直接走台灣的路？

     1、八九民運後，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國家紛紛倒台，而中共倖存下來，十多年來經濟有所發展，繼續維持著一黨專政，許多海內外學者和民運人士認為，大陸可以學習台灣民主化經驗，在中共執政的情況下，和平的轉化為民主社會。

     例如：香港的吳國光教授說「台灣民主化重要的特點是非常平和。在民主化過程中，權力並沒有從執政黨轉移到反對黨手中，那麼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才發生這樣的權力轉移，這一點給大陸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在經濟發展具有相當基礎的條件下，民眾民主意識相當高漲的情況下，民主化完全可以不打斷經濟進程，不破壞經濟建設的情況下，穩步進行。那麼，也可以現在執政的人物不下台，能夠繼續保持權力。可以看到，中國人有能力實現民主化，可能比其它國家實現更和平更有利於中國利益的特點，就是中國經濟建設不會打斷，民主化不可怕。」（1998年6月）戴晴也認為「借鑒台灣六十年代在大陸時國民黨一樣的專制，到了七十年代，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台灣人民一直爭取人權，領導人越來越年輕，新的知識新的結構慢慢形成。比如江澤民的下面有一代、二代、三代，新的領導會有更加開明的政策，變成民主的活力。另一方面就是社會不斷爭取民主權力，在政府允許的法律之內，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我覺得台灣是個可借鑒的例子。」（1999年6月）王丹也認為大陸也可以像台灣一樣和平演變「台灣民主化得以和平運動，國民黨的主動變革功不可沒，這正是台灣經驗的一個方面。蔣經國取消三十八年的戒嚴令，取消黨禁報禁，這是台灣政治轉型的關鍵，也是和平演變的重要轉折點。有四個原因：一是政治反對派的壯大。二是美國的壓力。三是執政黨內部仇恨戒嚴。四是社會求變心態。從台灣經驗上看，中共也面臨八十年代國民黨的處境，在大陸出現解嚴這樣的舉動可謂萬事具備，只欠共產黨的改革意願。我們都不願意看到大陸出現社會動盪，都希望和平演變順利進行，這是中共有一定主動權的地方，如果他們有勇氣，順應歷史規律，放棄一部分權力和一部分利益，中國穩定的氣氛還是相當大的。但是，中共鎮壓民主黨、法輪功，民運轉入地下運動，中國的前景更危險。中共反對派應借鑒台灣經驗，向中共施加更大的壓力，迫使它變革，推動和平演變進行。」（1999年6月）王文正教授認為，中共應該學習國民黨避免垮臺，他說「台灣民主是一場由上而下的革命，執政黨認識到壓制弊大於利，才有這場不流血的革命。中共現在的處境和國民黨20年前的處境有些相同，所不同的是，中共現在還不敢搞政治開放。」（1999年6月）

     他們的觀點和滿清末年時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的觀點如出一轍，康有為保的是少數民族滿清皇帝，而不是漢人的皇帝，在漢族佔大多數的國家裡，這有可能嗎？在說滿清是封建王朝殺人如麻，作惡多端，多行不義必自斃，能保住嗎？他們現在要保的是披著共產主義袈裟的封建皇帝，在現代化社會裡，共產主義思想、紅色旗幟、政教合一的共產主義制度能保存下來嗎？在說中共迫害屠殺人民，積怨甚多，要比滿清的罪惡還大，民眾能夠諒解嗎？他們忽視了一個原則問題，就是台灣是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延續和發展；而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專制政府，中共必須下台，這個國體也必須隨之土崩瓦解。

     2、還有許多學者和民運人士認為，中國大陸必須先走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國家倒台的道路，然後再走台灣民主化道路。台灣國民黨和大陸共產黨有本質區別，兩國政治制度有本質區別，決不能混淆。

     例如：金鐘先生在《中國民主道路的選擇》一文中說「第二類是台灣民主化。國民黨的一黨獨霸統治，即以中共對抗，美蘇對抗斷交。延之七十年代後期，有台獨運動轉入黨內民主運動，1978年黨外言明國事聲明，要求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到1987年蔣經國晚年得以實現，現在台灣以是一個公認的政治全面開放的民主國家。台灣的民主制度建立，是執政黨順應民主潮流與民意，爭取歷史主動權的結果。沒有大的社會動盪，也沒有外國干預，是一次社會成本最低的民主轉型。很多人希望中共倣傚蔣經國，似乎一紙令下，民主成真，共產黨可以和國民黨一樣繼續執政，無下台之餘。中共走台灣之路困難在於：一是歷來中共稱國民黨為手下敗將，效仿國民黨面子變不下來。二是國民黨在理性上從沒否認西方民主價值觀，中共則一直抗拒三權分離，新聞自由。三是歷史包袱不同，國民黨遷台以來，正式判處的政治死刑犯至1997年只有254人，而大陸僅處決的反革命超過台灣的一萬倍，中共的負債性不能低詁。四是國情不同，大小懸殊，對兩岸民主實施有影響。」（2001年5月）

     魏京生親眼觀察了台灣民主社會，認識到大陸民主化，必須拋棄中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他說「台灣是靠自己的力量，不像日本、德國靠美國了，而且沒有流血，而且還走的非常快，只用十多年時間，而且現在基本比較穩固了。有人說我們幫助共產黨，因為中國人根本搞不了民主，我們幫助中共是正當的，反正中共還能穩定中國吧。對這種論調也是一種很有力的駁斥。宣傳台灣經驗，對大陸搞民主的信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1999年11月）

     劉鈞銘說「我只是說中國走新加坡、台灣的道路不是很大，或者說非常小，大家知道新加坡、台灣有共同的特點，它們沒有經歷共產主義，沒有經歷過極左意識形態，沒有加入黨的問題，也沒有憲法和財產的問題，而在中國今天還是一個不可越的問題。」（2001年6月）

     從中國歷史上看，大陸打倒中共後，就是一個民主回歸問題，就是要從共產主義回歸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上來，既「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概括為三大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裡只要把「韃虜」改為「中共」即可。然後走台灣民主化道路。中國最終走入自由民主的社會，是因為首先有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還有相對自由民主的香港、奧門，還有大批的海外民運人士。這在八九民運中台灣、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新聞媒體給予大陸諸多的支持就看到了希望的明天。有目共睹，國共兩黨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競爭，誰是誰非，誰對誰錯，誰勝誰負，已經大白於天下。勝利者台灣國民黨沒有丟掉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而且發揚光大了傳統文化，實現了民主制度，為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建立了一個基地，樹立了榜樣，最後兩黨殊途同歸到「三民主義」。失敗者中共的馬列主義不得人心，封建專制統治越來越讓人民憤恨。勝利和失敗不是以佔有地盤大小來決定的，當年清兵入關佔領中原，不是被漢人的先進文化同化了嗎？落得各失去滿洲國家和民族滅亡的下場。中國歷史上許多少數民族的滅亡都是因為信奉武力，而忽視文化建設，他們不知道最後勝負不在武力，而在於先進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先進的傳統文化在台灣保留下來了，台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基地，而大陸中共的馬列主義異端邪說是靠武力維持的，一但開放言論自由，是不堪一擊的。可以說八九民運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學生說八九民運要完成五四運動沒有完成的任務，而五四運動的任務就一個，向西方學習民主和科學。但是，任務的內容確有所不同，國民黨學習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是以美國為榜樣，共產黨學習西方的馬列主義是以俄國為榜樣，實際上這兩個都在中國的局部完成了，一個是國民黨在台灣完成了民主和科學，一個是共產黨在大陸完成了馬列主義。學生們說的沒完成五四運動的任務，是指在大陸沒有完成民主和科學，而不是馬列主義。這是八九民運的靈魂，這從整個運動過程都可以看到，八九民運儘管中共高層次權力鬥爭占主要方面，但它乘載的民主資源，比中共歷史上任何一次民主運動都多。

     陳奎德教授也認為，只有平反六四，伸張正義，去掉中共政權之後，才能有可靠的民主和平，他說「很難說中國會不會亂，但我覺得還是有比較好的前景存在，使中國在十至十五年之內，逐漸走上民主化道路，而且不會發生重大動亂，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我們當然提倡寬容，提倡諒解，提倡全國最後大和解，如果沒有對歷史的基本的帳目清算的話，這個和平是不可靠的，這種所謂寬容不可能長久的。現在還有一個偶然因素，這十年進展比較緩慢，現在中國最高層，有些個別領導人，和六四這件事有個人牽連的，只要這一批人去掉了，我想將來中國政治發展前景應該說完全是在國際大環境下和國內大氣候下是沒有問題的，應該是可以比較和平的轉型。」（1998年3月）

     嚴家其從中共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修憲情況，看到中共滅亡的前景，他說「結論：中國一定要實現民主，不是講的五十年，在今後的十年或捎稍長的時間走向民主。因為，中國在2002年江澤民下台，2008年新上來的中共領導人也下台。中共《憲法》規定的國家主席和總理，不得長期連任，在中國有影響，在加上市場經濟的發展，私人經濟的發展，大陸一定要走上民主。六四翻案將會推進大陸民主，這是大陸民主化的起點，所以紀念六四有深遠意義。（1999年6月）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從修改《憲法》開始的，他規定了中共領導人的任職年限，有一定進步意義；江澤民在1997年鄧小平死了親政後，也象徵性的修改了一點《憲法》。修憲在民主運動中是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東歐、蘇聯劇變後都基本又回到原來的憲法，南美也回到原來的憲法，我們中國可以回到1946年國民黨執政時的憲法，「三民主義」是旗幟，當時各個民主黨派參加制定的，是辛亥革命後的最好一部憲法。當然，不是簡單的回歸，要結合台灣等民主國家的現行憲法，這樣的憲政民主運動是政治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封叢德認為，中共要先走蘇聯、東歐的道路，因為，大陸是共產黨國家，「台灣和大陸不一樣，差別很大。台灣是尊重私有產權的，以前他們的政治是高壓，現在他們的政治也不寬舒，但他們一直在尊重私有產權的。而大陸《憲法》明確規定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是公有制，而公有制和自由經濟是不相容的。現在的希望也是在這裡，也就是說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公有制，在逐漸收縮，而民間經濟在逐漸的擴大，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到國家不掌握主要經濟的時候，民主速求就會自然到來。個體經濟擴張到最後，要求對產權的尊重，因為沒有產權的尊重，他們是沒有辦法發展的。現代趨勢中共是最後一個共產黨陣地了，實際上它十分孤立，最後也不得不走蘇聯、東歐的道路。我相信大概會像東歐社會主義那樣改造，而不是台灣的道路，大體上先經濟發展，然後是經濟多元化，這一點應該是差不多的，這一點實際上整個人類歷史也都一樣。」（1996年8月）他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說中共必須先走蘇聯、東歐的道路，而不是台灣的道路，原因十分明確，就是大陸是一黨專政的公有制。但他不否認，拋棄共產主義制度後，全人類民主化道路差不多都一樣的。中國必須先去掉滿清封建制度，然後才能實行「三民主義」，這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特殊性決定的。試想，孫中山不通過民主革命去掉滿清的長辮子，現在的民主派不通過民主革命去掉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實行民主化有可能嗎？台灣的民主化是先去掉了封建專制後，自然和平演變成功的，而大陸和台灣沒站在一個起跑線上，大陸還沒有去掉封建專制的中共，只有去掉了中共，才能學習台灣經驗和平演變為民主社會。皮之不存，毛將附焉？當然，台灣的先進文化、經濟、政治在不斷的潛移默化影響著大陸，也就是說在發生著量變。1999年5月1日，香港舉辦「展望中國民主前程國際研討會」，「港知聯」主席司徒華說「中國集權制度建立用了五十年時間，民主化至少也要三十年時間。有三件事對中國民主化起作用：一是因特網，打破了中共對新聞的封鎖。二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打破了中共專制制度的經濟基礎，也就是公有制。三是新階級產生，衝擊中共政權基礎，也就是工農聯盟。」他也是說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對中國民主化起到推動作用。

     3、上面兩種觀點，很明顯第一種在中共不下台條件下，中國實現民主化是錯誤的。我們看到，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國家的垮臺，大大小小都經過了民主革命，不論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波蘭，還是蘇聯「八一九」政變失敗，導致了紅旗落地。那麼中共也必然步入蘇聯的後塵，不論大小一定會發生民主革命的，就是和當年孫中山民主革命派和改良派及立憲派的論戰一樣，因為滿清民族矛盾和民主矛盾合二為一 ，民主化進程中必然會發生革命。所以，孫中山提出用暴力推翻滿清政府「睹其禍害之末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1905年民報賀刊詞》）的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的成功說明了這一思想的正確性。中國大陸是封建專制和共產主義合二為一的，其實，也是民族矛盾和民主矛盾合二為一，民族矛盾是西藏、新疆等地民族與漢族的矛盾，民主矛盾是台灣、香港、澳門等地與中共的矛盾。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必然會發生革命，沒有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在一起行動，就不會打破這合二為一的強大的中共專制政權。正因為中共是這種政教合一的政府，才膽戰心驚的害怕民主和民族革命，死守專制不放手，瘋狂鎮壓中國民主黨、法輪功、台獨、藏獨、疆獨等。中國民主化進程必須推翻中共統治，解除「四項基本原則」，把台灣、西藏、新疆、香港、澳門等分裂出去；同時必須打破封建專制週期循環，建立民主制度，這也是重新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那種希望中共不下台，就可以直接像台灣國民黨一樣，通過執政黨改革和平實現民主化，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只是和中共有千絲萬縷聯繫的知識分子們，不切合實際的幻想而已。這和戊戌變法後的康梁改革派，反對孫中山民主革命一樣，看不到不推翻滿清王朝，就不可能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走向，結果歷史證明了孫中山民主革命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偉大作用。孫中山建立的民主共和國制度在台灣延續下來，而大陸中共政權是滿清專制制度的延續，兩黨有本質的不同，不要被中共表面經濟發展的現象迷惑。八九民運時的許多學生沒有看清中共的封建專制本質，把中共封建專制和西方現代化的民主制度相互混淆，把民主制度下的絕食、示威等形式拿到中共的封建專制制度下來使用，結果是血腥的屠殺。這裡我們不要再犯混淆是非的錯誤，就是說台灣的民主制度在孫中山辛亥革命後已經建立，以後的民主化只是對制度的不斷完善的過程；而中國大陸沒有建立民主制度，中共不下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憲法》還存在，共產黨的紅旗還在天安門廣場飄揚，毛澤東的畫像、紀念堂還在天安門廣場上，大陸就不可能走台灣民主化的道路，這已經被無數次歷史經驗教訓證明了的。八九民運要不是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中共抱有幻想的話，就不會釀成那麼大的六四慘案。知識分子的錯誤就在於沒有堅定站在人民群眾一邊，沒有形成合力抗爭中共，到頭來只能再一次用鮮血擦亮了眼睛。魏京生說「不管怎麼說，中國從根本上講是個共產黨集權國家，在人權問題上，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變化。」（1999年12月）這樣我們可以十分清晰的預測到，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道路先走蘇聯民主化的道路，然後再走台灣的民主化的道路，這並不矛盾，在實際運作上二者可能相差無幾，而且相互促進。其原因有三點：一是蘇聯是共產主義國家的最大堡壘，它倒台後，中共成了共產國家的最大堡壘。資本主義世界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中共身上，眾矢之的，牆倒眾人推的局面已經形成。二是蘇聯是個多民族農業生產為主的大國，中國也一樣，民族矛盾在民主化過程上起到一定分化作用，就是民族矛盾借助民主化有的也尖銳起來，國家分裂以成為必然趨勢，蘇聯解體後成立了獨聯體，中共倒台後西藏、新疆、台灣、香港、澳門等地區遲早會發生獨立的。三是蘇共倒台後退回到俄羅斯杜馬議會的民主國家。中共倒台後，會恢復到孫中山建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中共走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國家的垮臺道路之後，怎樣學習借鑒台灣的民主化經驗呢？大陸學者劉鈞銘說「台灣經驗表明，在中國這個土壤上，有中國國民性基礎上，是可以構建民主制度的。不論大家對中國傳統文化怎樣評價，證明它怎麼有利於民主，或多麼不利於民主，中國能駕馭這樣的民主。」（1994年3月）確實，從台灣民主化過程來看，台灣民主化經驗，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絕對比任何外國經驗都值得借鑒。民主制度建立後，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台灣民主制度，在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政體時，就已經確立，以後只是逐步完善的過程。中共倒台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後，就是要走台灣民主化道路，逐步完善民主制度。

     旅美學者鄭敦仁認為「台灣民主轉型的開端是1986年，當時將經國贊成六大改革，開放黨禁報禁，台灣民主轉型用了十年時間，在1986年到1990年這前一段時間裡，主要是改革舊體制，如解嚴開放黨禁報禁等，後一段時間裡建立了新體制，包括修憲，最後一步是1996年3月全民選舉總統。」（1998年11月）台灣大學的許卓仁說「國民黨開放黨禁報禁也是形勢所迫，如果繼續鎮壓的話，最多在過十幾年，就可能發生革命。一個是革命，大家垮，一個是革新，大家共存，兩種作為選擇。」（1998年8月）在這個民主革新過程中，將經國、孫會玄，《聯合報》及《中國時報》是關鍵的因素。將經國的功勞有兩點，一是在關鍵時候，不許特務鎮壓群眾。二是選拔本省優秀人才予以重用。李登輝的功勞也有兩點，一是他把國民大會間接選舉制改為全民普選，二是他在總統，以本省人的身份做了外省人不能做的工作。」（1998年11月）巴黎大學教授高進說「有多黨民主競爭，政治才會越搞越好，老百姓才會幸福。一黨執政，不許在野黨存在，會倒致執政黨的麻痺大意，不圖進步。我想同是中國人，台灣能民主，大陸為什麼不能？大陸民主了，台獨不台獨對台灣人不是個問題了。不論台灣人大陸人，都為自己的傳統文化自豪，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台灣人在某些方面保存得比大陸更徹底。」（1999年7月）歷史不論現在和將來都將證明，台灣是中華文化的復興基地。正因為台灣的存在，才使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不至於絕代，才使整個中國走上民主道路。

     三、三民主義一統華夏

     民主制度的確立和民主制度的完善是兩回事，是先確立後完善。台灣民主制度的確立是1911年11月10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延續下來的，這一百年來是民主制度不斷完善的過程。而中國大陸在1949年以後，中共復辟了封建專制制度，就沒有孫中山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延續問題，就存在重新確立民主制度的問題，也就存在著新的辛亥革命問題，新的文化運動問題，新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因為大陸是中共執政，這就必須要先走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國家倒台的道路，然後再走台灣確立民主共和政體和民主制度不斷完善的道路。

     1、 實際上，東歐、蘇聯共產黨倒台後，都倒退到原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上去了。中國大陸和他們不同的是，有個台灣民主制度做參照物，可以直接回來比照學習，這是個優越的民主化條件，不用完全倒退到中共建政前的狀態中去了。其實，這一優越的民主化條件一直在起作用，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外資百分之九十都是台灣等地華僑投入的就是個證明。正是這股強大的經濟力量，保證了大陸民主化以和平演變方式進行著，而沒有發生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國家方式的劇變。

     但是，大陸走上東歐、蘇聯共產國家倒台的道路，再走上台灣民主化道路後，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體和政體？這個問題有許多民運人士和學者在研究。中共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長嚴家其先生對這一問題有獨到的見解。在八九民運前，他在廢除中共最高級領導職務終身制度上做出了突出貢獻。1975年7月，寫了《民主問題考察記》，指出「只要存在終身制，就會有王朝，國家就將陷入沒有盡頭的王朝循環的圈子裡，壓迫、反抗、改革，新王朝建立，循環往復，永無止息。」1979年初，他參加了理論務虛會，提出「必須廢除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終身制。」

     1979年10月，參加建國30週年學術討論會，又談到取消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在事實上的終身制。1982年12月，中國《憲法》頒布，規定共和國的國家元首（主席）和政府首腦（國務院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八九民運前的政治體制改革成果，就這一條把它通過《憲法》固定下來了，也看到它在以後的中國民主化過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就像孫中山制定的《臨時約法》一樣，袁世凱廢除它就得下台。我們預見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2003年中共人代會上，這一條款必然起到有限的積極作用。

     八九民運後，嚴家其被迫流亡海外，在中國政治制度改革上又提出了建立聯邦制度的構想，他認為「中國走聯邦制的道路，有民主、多黨制、自由選舉，才有聯邦制的實現。」（1998年9月在台灣舉辦的聯邦問題討論會上的發言）魏京生認為「中國非常大，人口多，各地區情況非常不一樣，利益不同，語言不同，這種情況下，搞成大統一的話，那就會搞成一黨專政或個人獨裁，地方要實行自治。」（1998年2月）他們談到的是國體和政體的關係，要建立民主國家，就必須有民主的政體，那麼最適合中國的就是聯邦制。如果還按照中國封建專制的傳統去搞民主，還要走上專政獨裁的道路。學習美國聯邦制經驗是正確的，嚴家其說「六四亡命國外以後，感到祖國這個字眼的沉重，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既不是祖國，又不是共和國。中國的出路在於創立民主的聯邦的第二共和國，還祖國以神聖。」（1991年6月）他的建立聯邦制的設想，要比中共大統一思想進步的多，聯邦制在民主國家以有許多成功的先例，例如美國等。他批評大陸不是共和國，也不是祖國，而祖國是將創立的民主的聯邦制的第二共和國，顯然第一共和國是指中華民國。更主要的是這一觀點，能把海外的民運聯繫起來，包括台灣、香港、澳門、西藏、新疆等民運組織。

     戊戌變法的領導人康有為寫的《大同書》，離中國現實社會太遙遠了，他說「合同而化，其在千年乎？」他提出的「天下為公」的思想，孫中山先生也頂禮膜拜，毛澤東也建立了所謂「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劉曉波指出「中國人沒意識到，人從專制主義解放出來的最核心的任務就是變封建主義的公有制（普天下莫非王土），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是個人權力得以全面實現的基礎。」（《啟蒙的悲劇》）事實上，搞成大統一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得不搞一黨專政，個人獨裁。一提到中國民主化，就想到包括整個中國版圖，殊不知台灣、香港、澳門的現代化是大陸望塵莫及的，而西藏、新疆等地更不是漢族的領地。孫中山要搞大統一，結果袁世凱稱帝，北洋軍閥混戰。蔣介石搞大統一，結果是中共復辟了封建王朝，把大陸犧牲給共產專制，中華民國退守台灣。毛澤東搞大統一，他本人成了當代秦始皇，造成三千多萬人餓死的大悲劇。鄧小平搞大統一，把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屠殺成千上萬要求民主的學生和民眾。江澤民死守大統一不放，大殺民運人士、法輪功等無辜民眾，下場可見而知。

     方勵之說「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道路，一向是漫長艱難的。在未來的許多年裡，這條路還會漫長艱難的，中國實現自由民主可能要幾十年，需要一代人，或者更長時間。」（1991年5月）中國民主化道路之所以漫長，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把大統一的思想和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混為一談，具體說是把中國和中共混為一談，誰也不敢越出這個禁區，怕被人們斥責為賣國賊。劉小波說「新中國不應該是傳統中國的繼續，而應該是完全不同於傳統的現代化中國。中國古代的帝王們在愛國主義的掩蓋下，錯殺無數人，幹盡滅絕人性之事，難道就能因為愛國主義這個動聽的名稱而原諒嗎？」（1988年5月《啟蒙的悲劇》）中國建立聯邦制國家也似乎繼承了康有為的《大同書》的「天下為公」的思想，也沒有跳出中華大統一的思維模式。但是民主化的中華聯邦共和國，要比中共建立的假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好的多。因為，中國既使台灣、香港、澳門、西藏、新疆等分戶立灶，也還是地域廣大，人口眾多，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也極不平衡。這就要在經濟不發達地區實行低層次民主，在經濟發達地區實行高層次民主，以多種民主層次來維護統一，把專制集權減少到最低限度。只有這樣才能有可能把漫長的民主化道路縮短。

     2、 新世紀中國人建立新的中華共和國的理想就要變成現實，這已經成為海內外中國人的共識。新中國不是傳統封建專制的繼續，而是民主化的中國，這也是海內外中國人的共識。新中國建立的過程和面貌，已經讓人們從蘇聯下台中略見一斑。

     （1）、民運繼續進行了十多年，中共內部民主派或開明派上台支持民運。被迫實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梵帝岡羅馬教廷建立外交關係，教皇在大陸任命主教和神職人員，成百上千萬的民眾公開加入教會。同時，法輪功、中功等宗教團體也合法住註冊，開展活動。

     （2）、中共被迫開放報禁。各種獨立報刊雜誌電台紛紛發表批判中共的文章，要求懲治腐敗，平反六四，釋放政治犯，實行政治改革，反對中共一黨專政，實行民主制度。

     （3）、中共被迫開放黨禁。被中共取締的中國民主黨、人權觀察、反腐敗觀察、文化復興黨、中發聯等等民運黨派團體，從地下轉入地上，掀起憲章政治民主運動。在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的領導下，學生還是運動的先鋒，發展成為全國民眾遊行示威反對中共的民主運動，他們堅持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原則，要求修改憲法，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實行多黨制，民主選舉領導人。中共保守派動用軍隊鎮壓，但軍隊站在人民一邊，中共政府倒台。

     （4）、建立民主制度。全球華人都支持民運，海外民運人士紛紛回國參加民運，國內外民運人士組成臨時政府，中國實行三權分離的民主制度，軍隊國家化。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華共和國，實行聯邦制。廢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新的國旗、國徽帶有中華民族的圖騰龍的形象。改國歌、國慶節，新國歌、國慶節帶有民主性質。實行新《憲法》，公民自由選舉中華共和國的第一任政府和總統。廢除中共一切封建專制和社會主義的法律，制定各種民主制度的法律。制定撫恤法規，為在中共統治時期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中共殺害的迫害至死的民運人士、宗教人士、人民群眾撫恤昭雪。

     （5）、復興中華文化。民主政府要公開中共所有檔案文獻，揭露中共黑暗的歷史，還歷史本來面目。重新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刪除教科書裡中共封建專制內容，還歷史本來面貌，宣傳民主思想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摘除掛在全國各地的共產主義領袖、英雄人物的畫像、標語、標誌等；拆除中共領導人物、英雄人物的紀念館、紀念碑。建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八九民運等紀念館和民主革命烈士紀念碑。在天安門廣場建設民主女神塑像。成立民主大學，設立民主節日等。

     3、中國大陸封建專制政權的非程序更迭什麼時候能打破？怎樣打破？很明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秦朝是初期，漢代進一步完善，到清朝更加完備。那麼打破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經過一個長期過程。到目前已經歷了三次比較大的事件，推進了中國民主化進程。第一次是1840年外國資本主義入侵，最主要的積極作用，是初步打破了中國的停滯型經濟結構和超穩定型的政治結構，為傳統中國社會注入一股資本主義血液。第二次是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進一步打破封建專制社會超穩定型政治結構它不僅推翻了清朝，結束了幾千年來的君主制度，而且初步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第三次是1998年台灣首次民主選舉國家總統，李登輝當選，完全打破了封建專制超穩定結構，在台灣實現了政治現代化。這三次民主化進程中，最重要的是外國資本主義入侵，正如《河殤》說的「真正特殊的不是東方古老的現象，而是歐洲出現了突變現象。」沒有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就不會有辛亥革命，就不會有台灣的民主制度，這一中華民族的光輝榜樣。

     中國歷史上有一種奇特現象，就是由封建制度週期循環造成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國演義》）在天下分裂之時，中華民族最優秀的文化傳統，在偏南一隅保存下來，待到分久必合之時，這些保存下來的優秀文化，又發芽、開花、結果。所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能淵源流傳。例如：春秋戰國時的魯國，偏安江南的東晉，還有兩宋、，現在的台灣也一樣。1949年台灣民主制度和大陸封建制度分道揚鑣以後，台灣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指引下，逐步實現了現代化，而且中國傳統文化保存下來，成為中國大陸政治現代化的復興基地。張孝炎說「國民黨退守台灣後認識到，在現代社會專制獨裁，不能持久的，國民黨不是不喜歡大權獨攬，而是認識到，阻擋民主化無意於自掘墳墓。」（1996年5月）中國民主化的正常之路在台灣，它走過的民主道路，大陸潛移默化自覺不自覺地在學習，台灣保持下來的中華傳統文化，又回流到大陸，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要不是有共產主義傳入中國大陸和封建專制相結合，建立了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打斷了中國現代化過程，那麼大陸也會和台灣一樣，在孫中山「三民主義」指引下，享受在民主的陽光中。學者柏揚說「國民黨就是由於獨裁專制而失去大陸的。假如不實行民主，國民黨也會失去台灣，民主化使國民黨受到了衝擊，也因此在台灣站穩了腳跟。共產黨當年打敗國民黨原因之一，就是人們認為共產黨比國民黨民主，沒想到共產黨當政後，反而比國民黨更加獨裁。」（1989年6月3日《從五四到六四民主向何處》）

     總之，宋楚瑜在5月7日一行抵達中山陵拜謁，在祭堂祭拜之後，宋楚瑜在中山陵現場題字：「情為民所繫，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義，一統華夏」。他解釋說，「這是中山先生的精神，希望三民主義能夠一統華夏」。中國的希望好就好在有民主化的榜樣——台灣，它給中華民族開創了一條通向現代化的光明大道，它告戒大陸民眾怎樣才能衝破封建專制的週期性循環，那就是勇往直前的走民主化道路。具體怎樣走？台灣金門島上有一條標語：「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魏京生說「台灣的民主制度，完全是自己摸索和實踐的，它打破了中國人不能實現民主的神話。台灣民主制度的成功，不僅對大陸有意義，東亞、東南亞都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很深，對這些國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是個促進。」（1999年5月11日在加拿大紀念八九民運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可以預測到，在大陸結束中共封建統治，打破封建超穩定型政治結構，衝破封建專制的週期循環，建立真正的中華共和國，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只要我們不屈不撓、前仆後繼的去努力，在不遠的將來一定會變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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