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認為，這場疫病最初在武漢爆發時，官員應對的並不好。遭他們詬病的至少有三點︰一、未及早告知可能會人傳人，反而說可防可控。二、打壓了包括李文亮在內的八名醫生「吹哨人」。三、在湖北兩會期間，疫情的新增人數巧合的停止了，被認為是政治操作。那麼，如果這三個缺失都沒有發生，在疫病初期當局即高度重視，則這場災難是否就可以在源頭處消滅？

就像一場火災，如果在起火點時被發現，全力撲滅，就不會釀成大禍。

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但問題是，如果這場火災不是一般的家庭失火，而是森林大火呢？森林大火也有發源的星星之火，但你如何發現它？一定要等到它成了燎原之勢，你才能發現的了。如果森林大火也能在星星之火的階段就撲滅了，那美國加州如何會年年有燎原的山火？可見以科技最為先進、資金最為充沛的美國，也一樣不可能從源頭處去防堵一場森林大火啊！

那麼，這次的疫病，它的性質，到底是住家失火，還是一場森林大火？我們不妨就事論事，以現在所掌握的知識，回到最初的現場，推演一下，看看當初如果都做對了，是否能防止這場災難？

假設在疾病之初（即一月初），官方即高度重視，視作是類似SARS重臨，立刻作了適當的動員，並且不考慮可能的經濟損失，立即警告大眾，那麼，會怎麼樣呢？

一、   民眾的恐慌增加，於是很多感冒或稍有呼吸道症狀者，都要湧向大醫院求診。但試劑等無論如何是不可能那麼快量產的，所以確診時間還是不及時，病患越聚越多，最終還是走向爆發。整體發展的事態，與現在的情況差不了太多。

二、   由於高度重視，醫療人力、設備等調度得宜，此病被控制住了，沒有大爆發。由於沒有恐怖的大爆發，於是，人們漸漸放鬆了警戒。（有誰還記得幾個月前的北京鼠疫病例？）但我們現在知道，此病的傳染力極強，而初期症狀如感冒一般，並不一定發燒。因此，就在我們以為此病被壓住之時，它其實已經默默的傳佈，在一段時間之後，重症病患累積增加，還是會爆發。也就是說，爆發會被延後，但仍然不可避免。

三、   由於高度重視，調度得宜，長期警戒不放鬆，這病的確有可能不爆發。但以我們今天的認識，此病之A型病毒是早已形成的。所以，此病可能不在武漢爆發，但難保不在其他地方爆發，最終還是會導致世界性的大流行。

四、   由於高度重視，調度得宜，長期警戒不放鬆，此病的「星星之火」確實就在武漢被撲滅，無聲無息在世上消失了。於是，人們根本就不會知道我們躲過了一場驚天大災難，而以為就是一場普通的新型流感。反過來看，就會覺得官員小題大作，大驚小怪，各種過度的警戒防衛干擾了正常的生活，更妨礙了經濟與過節的歡樂。於是，自古以來，曲突徙薪無恩澤，這些採取嚴厲防控措施的官員，不但沒有人會覺得他們有功，反而覺得他們有過。而外媒就會說中國故意藉著小病來恐嚇人民，藉機擴大對人身自由的限制等。

還有別的可能性嗎？我想沒有了。總的來說，即便官方在最初不犯任何錯誤，但最後的結果就是這幾種。以我們今天對病毒的認識？您認為那一種最有可能？

鍾南山院士曾經說，如果武漢提早五天封城，那病例數可以減少三分之一。鍾院士是站在醫療的角度上說的，自然有他的判斷依據。但作為一個行政官員，他要面對的、考慮的，就不是只有公衛，還有經濟、民眾反應、國際看法等等，於公於私，他要顧慮的面太廣，所以在這個疫病形成燎原之勢之前，自然很難像鐘院士一樣做大膽的決定。環顧全球，官員反應不都是這樣嗎？相對而言，中國官員還算是最能夠相信專家，果斷行動的。

有人聽了鍾院士的話，就想，提早五天封城能減少三分之一的病例，那提早十天呢？在李文亮他們提出警告時就封城，效果豈不是更好？這種想法，就不免脫離實際了。試想，回到一月13號，若在那時武漢就封城，多數人都不感覺到此病的威脅（只出現一個死亡病例），民眾能接受的了？就算官方高瞻遠矚果斷行動，但民眾還沒見識到這病的可怕，大家就不會配合啊！於是各種抗拒都會出現，封城效果大打折扣不說，還會引起嚴重的官民衝突。我們用「事後諸葛」的心態去議論先前的處置，無形中是誤置了前提，與「倖存者偏差」是類似的邏輯謬誤。

今天，我們討論武漢當初的處置，常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是一種全新的疾病，必須有一個認識的過程」這個事實。而這「認識過程」，非等到真實的大量的病例出現不可，不可能在實驗室中完成的。我們即便很快就破譯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但對於病症的嚴重性、危害性、傳染性、傳染途徑等，非得大量的經驗事實出現後，是不可能知道的。我們現在以後見之明要求當初主事者有超前的眼光，這是不合邏輯的。（反觀歐美等國的官員，在中國所出現的事實已如此清晰的情況下，仍然不作準備，則的確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最後，雖然我認為即使當初武漢的官員沒有過失，此病的大流行還是擋不住的，但並不表示我反對對湖北及武漢失職官員的追責。追責，不是因為他們釀成了此次的大流行，而是追究他們有沒有失職瀆職。換言之，追責，是出於維護官場紀律、整肅官箴之必須，而非追究導致疾病流行的責任。這個差別，我們一定要分辨，才不致於投鼠忌器，亦不致淪為為大災難找替罪羊的獵巫行動。 

附記︰文章發表後，有一些不同的反應，所以想再贅數語。

此次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帶給人們的心理反應可分三個階段︰疫疾爆發之初，大家都覺得是武漢官員反應太慢，涉嫌瞞報壞了事。包括環球時報等媒體，都主張事後要調查追責，方方日記就更不必說。後來，雖然大陸政府動員得力，疫情漸漸壓制住了，但大家仍然覺得，如果當初應對得當，就不必有後來的大費周章與經濟損失。 

但是，到了第二階段，疫病在歐洲散布開來，大家漸漸發現，「先進」的歐洲國家應變的還不如中國。照理，大陸是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應變，反應不佳還情有可原；但歐美是在已經基本了解此病的情況下才爆發疫情的，怎麼政府的反應更糟糕呢？於是，這就會帶給人進一步的思考︰即，此病的傳播能力超乎想像的強，就算你預先知道它，沒做好有針對性的措施，所謂的民主體制與言論自由根本無濟於事。 

到了第三階段，當疫情在美國爆開，發展之迅速，政府應對之乏力，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鏡。（台灣的趙少康多次在節目中說，你別看美國現在表現不好，人家畢竟是世界第一強國，真正動起來，局面會很快改觀。像口頭禪似的一連說了好幾天。但美國疫情至今仍沒有緩和的跡象，他也不再說此話了。）在此一階段，真正凶險的是，西方不甘損失，而挾其強大的國際輿論力量，硬要說是中國的初期的不透明，才給世界帶來災難，要向中國追責索賠。美國主流媒體雖然強烈反川普，但對追責中國這事，卻又出奇的一致，或支持或靜默，無人表態反對。在這個大背景之下，中國對初期官員是否有疏失的調查，就變得十分尷尬而詭譎，一不小心就等於是給「中國有罪論」授之以柄。

雖然本文分析了此次疫情無論如何是擋不住的，但也認為應有調查追責，不過強調了這並不是要失職官員（假如有）背負疫情爆發之責，而是為了導正官風，嚴肅官箴。但問題是，以目前的情勢，能如此冷靜理性看待問題者能有幾人？更不要說是在西方。群眾在傷痛之時，總是要找出氣筒，總是要獵巫找替罪羊；換言之，現在還真不是一個「以理服人」的時候。有些朋友就在這一點上指責我的不對。 

對此，我無異議，甚至傾向於同意。本文並不主張什麼，只不過是要講明道理。道理一定要講明白，我們在現實處境下的斟酌權衡才能本末不亂，進退有方。只願本文能對釐清我們面對問題的思路有所幫助，於願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