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对于中国的经济意义现在看来没那么重要，但即便是在中国人穷志短的当时，香港对中国的政治意义仍远大于经济意义。
这政治意义就是“一国两制”，一方面是做给台湾和世界看，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可以用来进行体制改革的探索。
也就是说，自中英谈判尘埃落定、香港注定回归之后，香港就被预备成一小块“实验田”，中共开始拿其来验证在执政权不受挑战的情况下更加“丰产”的政治和经济政策。
然而就在其间，苏联崩溃，西方体制大获全胜，国内“全盘西化”的呼声极高，从刘炸药当时“中国应该被殖民三百年”的论调可以成为其博士论文的主题、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主流“学术成果”，就可以看出该时期的政治和舆论环境有多么恶劣。
在这种情势下，香港的地位从“试验田”摇身一变为“示范田”，胡赵等完全缺乏中共执政历史经验的一众“改革派”就借着这股潮流掀起了他们无法控制的巨浪，最终被拍死在沙滩上。
到了江李朱时代，全盘西化的潮流余势未减，中共虽勉力顶住，但也默认西方体制优于中国现行体制，只是实行的条件不成熟罢了。记得当年朱镕基在两会之后答记者问，有记者问中国何时才能实现民主选举，朱回答：“鉴于中国三千年的封建历史，民主选举的实现现在仍不可预期。”言下之意西式民主选举就是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你可以认为这是托词、是借口，但我相信中共内部有相当多的人早就在为苏联式的崩溃做准备了，毫无顾忌地大肆敛财，以期在改朝换代之后一跃成为资本和政治的双料新贵。
中国权力和香港资本的勾结于此时为甚，香港就由试验田变为滋生腐败的沼泽地了。
感谢中共的忍辱负重，一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直到了胡温后期，出乎西方的预料，中国没有自上而下地苏式崩溃，也没有自下而上地颜色革命，反而成了制造业世界第一、总体经济世界第二。而“民主化”之后的俄罗斯在此期间经济却一路下沉、政治更未见清明，和中国形成了对比。
什么叫做事实胜于雄辩！
这是中共新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全体民众也逐渐意识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式民主制度不必、也不能成为国强民富的先决条件。
那么现在的香港对中国的政治意义何在呢？答案是：香港依旧是中国一块重要的试验田，用来实验中国新的经济和政治政策。
这么说的背景是，美国所代表的西式民主越来越显示出其颓势，因为各方的利益越来越乔不拢，带来了一直持续的阶层对立和周期性的政治动荡。（欧洲“猪国”的破产，美国的巨债和党争，日本的停滞，英国的脱欧，台湾就更不必说了，而香港就是眼前的例子）
而中国体制却有一弱点让人开口一问就做不得声：“中共真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吗？如果是，为什么不敢用普选来证明？”这虽可称为一个“伪命题”，但不撕下似真实假、但必须要有的道德面具就不好回答。前面提到的朱式答案可能也就是唯一可选的官方答案了，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答案是绝对说不出口了，因为资本一听你最终是要消灭它，立马就一哄而散或揭竿而起了，中共也就要被迫重上井冈山了。
那么咱就抛开意识形态的立场，公允地看一看世界上有没有一种现存的体制，能够既不迎合资本、又不仇视资本、也就是独立于资本之外来平衡各阶层利益、并且没有周期性的政治纷扰呢？
好像是有，也就是我屡次提到的新加坡体制和北欧体制。而它们平衡利益的手段有所不同，新加坡是靠行政手段，而北欧是用税收政策。
但这两种模式都是成功于国民收入处于世界最前列、而人口不超过千万级的小国中，对当今的中国绝不整体适用，因为中国人均GDP刚过一万美元，比新加坡和北欧低了不止五倍，实行同样的制度就不是均富了，而变成了均贫，是绝对无法维持的。
但是，我还是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应该采取的制度，并且目前看不到甚至想不出一种能更好地代表最多数大众利益的制度。打个比方，如果中共目前的体制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叫我看是一种另类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话，那么新加坡或北欧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的高级阶段。
而香港，经济和政治环境同新加坡和北欧很类似，因此是这种制度绝好的试验田。如果能借这次动乱拔掉香港的诸多政治钉子，堂堂正正地培养和扶持真正为香港利益服务的政治势力，这种实验是有可能成功的。
至于实验在香港成功后如何推广到全国，那就是一个 long long story 了。
相信中共不会看不到香港的这种重要的政治意义，所以我认为，“一国一制”绝对不会是中共处理香港问题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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