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4军介绍

1928年6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带着两封信来到井冈山，要求红4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当时井冈山前委是受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毛泽东认为敌强我弱，现在出击时机不成熟，弄不好连家也回不了，因此，要求湖南省委重新讨论，慎重决定。不久，湘军2个师向井冈山发起进攻，朱德、陈毅率28团和29团下山主动出击。战斗倒是很顺利，可要回师时出岔子了。

岔子出在29团。这个团官兵大都由宜章农民组成，本土观念很重，对井冈山的困苦生活早就心怀不满。如今好不容易离家近了，思乡情绪一下子就爆发了。当时红军中是较为民主的，各部队中设有士兵委员会，大事小事经常进行民主讨论。29团的士兵委员会竟然秘密决定：全团回湘南，不通知长官和党代表。朱德、陈毅得知后，一面写信报告毛泽东，一面前往29团劝说。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朱德断然解散29团的士兵委员会，强令该团回师井冈山。

然而，部队往回走了还不到一天，29团就乱了。部队磨磨蹭蹭不愿走，很多人乱窜拉老乡，弄得秩序大乱，还有人就地开了小差。朱德、陈毅只得停下部队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上特派员杜修经提出执行省委指示，出兵湘南。29团党代表龚楚也表示赞同。两人提议举手表决，结果参会100多官兵有80多人同意。无奈之下，朱德等只好表示服从，一面写信报告毛泽东，一面改道向湘南进军。

攻打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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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见信大惊。此时国民党军知井冈山空虚，已合兵攻来。毛泽东急忙再写一信，要求28团和29团返回。但杜修经将毛泽东的信置之一边，继续带军向湘南进军。7月23日，部队到了郴州，这里驻着范石生的部队。本来朱德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亏得范石生部掩护接济，双方早就定下了互不攻击的协议。朱德本不想打郴州，杜修经却以党的纪律相逼，只好进行攻城。郴州很快就打下了，这里是范石生的供应基地，存有大量物资。久不见给养的红军部队开始大捞特捞，猛烈地发起了“洋财”，一时军纪大乱。不久，范石生部发起了反击，朱德只得率28团撤退，要求29团紧跟着撤到资兴。

29团官兵此时已在郴州捞够了，心里都惦记着在宜章的老婆孩子，哪里还愿向回撤。出郴州没多久，29团就一哄而散，高呼着“走，回宜章！”“回家了，回家了！”，纷纷奔宜章方向逃散了。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竭力呼喝，然而无济于事。最后全团只剩副营长萧克带的一个连是完整的，加起来一共200余人。

28团这边也没顺当，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6个连部队。幸好6连连长李见林、党代表赵尔陆和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立场坚定，悄悄带回了4个连部队。红4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率1营接着追袁崇全。快天亮时追上了，林彪率1营包围了叛军，王尔琢则边追边高喊：“我是你们的团长，来接你们回去，过去的事既往不咎！”袁崇全从暗处冲出，连发数枪，王尔琢中弹身亡。袁崇全乘机逃脱。

这一次可真是损兵折将，29团几乎整个没了，28团又丢了个有巨大影响力的王尔琢。朱德抱着王尔琢长须飘飘的尸体泣不成声，痛悔莫及。事后查明，29团回湘南的官兵大部在半路上被国民党军截杀了，那个杜修经也没得什么好下场。毛泽东得知朱德部失利后，急忙率部队下山接应。而守山的31团遭到国民党军围攻，在朱云卿、何挺颖的指挥下，打了一个漂亮的黄洋界保卫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1]

这就是红军历史上著名的“八月失败”。当事人杜修经、龚楚等日后都脱离了革命队伍，龚楚更成为著名的红军叛将。朱德为此背负了最大的历史包袱，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遭到了批判。红4军也遭到了重创，使井冈山的危机更加深重。从此红军开始检讨绝对民主主义的错误。4个月后，毛泽东、朱德便不得不率红4军出击赣南，从此离开井冈山。在此事件中唯一得到好处的是28团1营营长林彪，他继任了红4军主力团28团的团长，从此踏上了进入红军高级领导层的道路。

人类总是健忘的，同样的错误还会再犯：

1929年红四军七大毛泽东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这次被要求绝对民主的士兵代表和军官，投票罢免了他的红四军军权。之后红四军转战粤东闽西遭受挫折：

在攻下上杭之后，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代表会议。会议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摆开问题让大家争论。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也认为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遂与郭化若及一部分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给前委回了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1929年9月28日，经中共政治局集体讨论由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

之后毛泽东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的建军原则，直到今天仍是解放军的建军原则。

1934年11月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全军要求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的呼声高涨，终于在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17日）上，确立了毛泽东重回红军军事指挥三人团。但两个月后，这支有绝对民主传统的军队，老毛病又犯：

在苟坝会议上，与会者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的作战计划，毛泽东提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建议。却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否决。他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据理力争，结果非但没能争取到大家，会议还急转直下表决，作出了取消他刚刚就任不到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

毛泽东觉得，如果两军对垒，红军将很快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以卵击石，他心急如焚、忧思忡忡。深夜再一次去找周恩来进行最后的说服，作最后的努力，要求周把命令晚发，次日，苟坝会议继续进行。前一天通过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之敌的作战计划，彻底翻了盘。接着，会议又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就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同时，国民党之滇军孙渡所部已经从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场进发，川军郭勋祺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正虎视眈眈，敌人以八师之众的兵力正伺机对红军形成合围。

而此时，由于作战计划的临时改变，红军以静制动，躲过了堪可灭顶的劫难。苟坝会议，毛泽东在遭受孤立时的坚持，不仅挽救了红军，彰显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也进一步树立了他在红军中的威望。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正式成为新的军事三人组的主要指挥者，成为革命队伍的核心。

这才有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著名辩证主义哲学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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