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这个无意去怼一笑先生，玩这么久大家什么政治立场互相都很清楚 。一笑先生谈井冈山的事，无非是想说两件事：其一，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其二，毛泽东是个天纵奇才。 我同意你第二条，不认同你第一条；事实上正是因为毛泽东的天纵奇才，才让你对所谓少数人的真理产生了错觉。不需要长篇大论，只需将朱毛对调，假若当年在井冈山上特立独行的是朱德，恐怕朱毛红军早就灰飞烟灭了。
朱毛政争的本质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的问题，政争的结果体现在三湾改编里。 在组织上支部建在连上，在思想上提出“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实现了军队的革命化问题。
魔鬼藏在细节里，苟坝会议能说明什么问题？毛泽东只要搞定周恩来就能由1:20反转，说明所谓的多数决，不过是恩来同志的橡皮图章。同样的戏码在红军长征刚开始时候也上演过一次。
至于拿张国焘来证明民主制的错误，纯粹是对历史的无知。张国焘违背其亲自参与的“两河口会议”做出的北上抗日的决定，南下四川建立根据地失败，恰恰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反例。
所谓民主，这个是人类终极自由的必由之路，竟也能在这里掀起逆流。你一口吞下整个鸡蛋肯定会被噎死，那不是鸡蛋的问题，是你的吃法出问题。
朱毛之争（转帖）
作者：双石
“朱毛之争”是发生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期间，但其酝酿过程还可以往前追溯。
诱发“朱毛之争”的直接原因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是来信（亦称“二月来信”，实际上是这年4月3日才到达红四军进行传达的）和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的到来，但其根源还在于“朱毛红军”几个山头在组合后的“磨合”期中产生的问题。勿须讳言，把一支近乎于“乌合之众”的队伍的整合成为一股铁流，其艰巨和复杂程度，绝不亚于同时期的对敌斗争。
“朱毛红军”会合后，几支队伍组成不同，其领导人由于个人经历、水平和个性上的差异，对革命前景和斗争手段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反映到各自的“山头”中，就容易与各个“山头”的宗派情绪的相汇合、相影响。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到三十一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二十八团讲话”（谭震林语），都是事实。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的“土气”，秋收起义的农军看不惯南昌起义“铁军”的“流气”；“铁军”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不愿意拿出来武装“农军”；“农军”占乡据村，算盘多多，不喜欢“共”出来资助“铁军”……
当时还有个二十九团，老琢磨“打回老家去”，不愿意在井冈山“饿饭”——“饿饭也回家里饿去”。以致于在省委错误决策放纵下，擅自决定回湘南，朱德陈毅也约束不住，酿成了“八月失败”。
总而言之，要把这支队伍打理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是一个真正的系统工程。
比如大柏地战斗之前酝酿的由朱毛各带一支队伍的“分兵”计划，就有这种背景的影响。后来因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镇住了场面，坚持不立即分兵，仗打起来的时候甚至亲冒矢石，持抢带头冲锋，取得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巩固了局面，也巩固了红四军内部各个山头间的团结——虽然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
应该说，在人民军队建军问题上，这个时期的各个领导人都是有过贡献的——也包括林彪，虽然他当时还不是主要领导者。朱德、陈毅和红五军的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都为这支队伍成为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作过不懈地努力与探索。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最远大，贡献也最巨大。朱陈彭等人，大都是从军纪层面或比较模糊浅显的“伦理意识”来认识和处理军队建设问题的。而毛泽东，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并实践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尽管毛泽东的认识同样存在着种种偏颇或偏差，但他的认识和实践高度，不仅是在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中，就是在各根据地领导人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说，朱德、陈毅等人，对毛泽东的主张，并无抵触，也是积极拥护并大体上是心悦诚服地付诸实践的——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但在具体的措施上，就不尽一致了。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具体如何操作？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军政首长的分工如何实现？……等等等等。而陈毅之所以被双方认为是“中立派”，是因为他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问题上，则同意毛泽东。
这场争论的结果及其影响，早己不仅仅局限于红四军了……
前委？军委？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
湖南省委前委（后来又直隶中央）；
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撤离井冈山后未随军活动）；
红四军军委。
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为书记（谭震林也担任过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军政治部的职权与军部相平衡而不相隶属，共同受前委领导，“对内担任军队政治训练，指导士兵委员会，对外作群众运动，在一个区域群众政权机关未建立前，政治部得代行其任务”。此外，部队的筹款及分配也由政治部指挥各级党委负责实施。
这就是说，部队的财权也主要由政治部掌握。
一个多月后的3月15日打下汀州后，这个决议付诸实施。
这个“精兵简政”的举措，本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有一个问题产生了：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再兼任之。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是集党政军地财权于一身——这是埋下了争论的一个隐患。
陈毅后来在给军委写报告时，就写过毛泽东“喜欢揽权”。
其实朱德和一些干部说得更严重——“家长制”。
应该说，这种批评还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在红四军是公认的一位有本事有卓越见识的领导者，而有本事有卓越见识的人往往个性很强，总是喜欢在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时顺手，牵扯和掣肘越少越好。毛泽东急于在军队中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从而把军队变成一支真正的“党军”的同时，也表现出缺乏一个真正成熟政治家的经验和意识，工作作风主观甚至武断，不善于发现、发挥和调动合作者们的积极性，不善于通过思想的交流与沟通让认识水平与自己不同的人理解并接受自己的观点且付诸实施。最重要的，是尚未探索出一套维护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而又充分调动个人积极性且维护团结的具体实施办法来。而且不可否认，这种“揽权”也助长了毛泽东“专断”的习惯和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喜欢发火、教训人”。据说，在当时极端民主化空气相当浓厚的红四军内开会讨论问题，只要是毛泽东主持，就“活泼”不起来，原因是“个个怕他”。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潭把一个猪贩子当土豪打了——把猪收了要给部队“改善生活”。毛泽东知道了，当街大骂毛泽潭，甚至要动手打他。朱德军长好心和了一把稀泥，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把钱付了算了吧，而毛泽东竟然当场冒火，一句话就把朱军长也给顶了回去，引起众多在场等候吃猪肉“改善生活”者的不满，毛泽潭也在下边到处发“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的牢骚——那时的共产党人大都有这么一股“认理不认亲”的脾气。这事儿从原则上来讲毛泽东当然占住了理，当时左倾“烧杀”政策给红军造成了许多对立面，毛泽东和朱德等为作补救造成了负面影响已经殚精竭虑操心劳神了好久。毛泽潭这一撞上了枪口，毛泽东来了脾气，这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人来说很正常，但作为一个领导者，就显得涵养和水平不够了——权位是人性缺陷的放大器嘛。
所以这一点，也是书呆子们或别有用心的人后来最喜欢逮的“把柄”。
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下级干部对这种“一人集权，‘前委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这也是正常的，尽管朱德是公认的比较淡薄于名利权位的人，但因为这是活生生地带兵打仗，谁不希望能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行使自己正常的职权以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况且，毛泽东一人兼三职，自己忙不过来，别人帮不上忙，答应要办的事情没能及时办，对工作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朱毛双方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互相尊重且克制的，但这种矛盾也是内在的，如果不能得以正常的沟通与渲泻，那就必然有爆发的一天。在当时转战频繁的情况下，大家都一心一德，局势稍一缓和，再加上一些因素的刺激，大家都想着要争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中央迟到的“二月来信”，诱发了这种当时潜在而尚未表面化的矛盾。
远方来信又来人
4、5月间，发生了两件事情使这种内在矛盾表面化了。
先是中央的“二月来信”。红四军红五军瑞金会师后，在得到一个相对安定和缓的环境的同时，也得到了中央在两月前发出和一封信——人称“二月来信”。“二月来信”调子比较悲观（该信发出之时，正值红四军退出井冈山之时），要求将部队分散，朱毛离开部队。
其中对红四军影响最负面的意见，就是这个“朱毛离开部队”。
对这封信，朱毛意见一致：抵制。
4月5日，前委复信说明不能分兵的理由，但朱毛均对个人职务问题及去留比较克制，在声明了不能离队的理由后，表示了可以“服从组织分配”的态度，同时建议，如果朱毛离队，宜派刘伯承和恽代英前来接替。
据当事者回忆，红五军军长兼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怀是表态反对“朱毛离队”中最激烈的一位。
这件事情很快在四军中引起了议论，因为毛泽东比较注重党内的正面教育，把“二月来信”前委的复信一起，交各个支部讨论，以明辩是非。（说毛泽东喜欢独裁的站出来解释一下）
这一讨论起来，自然就要谈到朱毛该不该走？是两人一起走？还是一位走一位不走，哪一位走？谁该走谁不该走？要走了谁来接替？……等等等等。这些议论，与红四军在内部山头和积累的分歧相汇合相影响，自然而然地就有诱导人们作简单选择的负面作用，同时也不会不影响到红四军领导集团内部相互揣测与隔阂。
这个时候，从上海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又来添了一把柴火。
刘安恭是朱德、陈毅的四川老乡，留德学生，川军行伍，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也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也很勇敢。一来红四军，就备受推崇——他是中央来的，又从革命中心苏联归来，讲起国际国内形势口若悬河，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带着一圈神圣的光环，“土包子”成堆的红四军干部战士，当然也就很钦佩他（其实刘是因“托派”嫌疑被苏方遣回的，同样因“托派”嫌疑被上海中央送到苏区来的）。朱毛之前有不同意见和争论，刘安恭一来，双方当然都想得到他的支持。毛泽东也请他出席各种会议，扶植他的威信。但因为四川老乡及留欧经历，他与朱德陈毅却更为接近。
但朱陈二人对刘安恭的看法又有所不同。因为刘从苏联带来的“一长制”（其实当时苏联还是“政委决定制”，“一长制”似乎还在后几年）和侧重军事工作的观点与朱德更为接近，朱刘关系更为密切。而陈毅则认为刘下车伊始就对红四军内部的一些分歧问题哇里哇拉，有欠妥当，且影响领导人之间关系和党内团结，曾提醒他应该作一番调查研究再说话。
然而刘安恭听不进去。
毛泽东因为已经感到了大家对他一人兼三职的意见，自己也觉得忙不过来误事，在前委扩大会上主动提出更换政治部主任，由刘安恭接任。
这个意见因为符合朱毛双方对刘的期待而取得了一致，在前委扩大会上获得了通过。
据后来李立三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陈毅谈话时说，当时投反对票的只有两人：陈毅、林彪。
然而毛泽东主动示和的表示并未将朱毛之间的分歧缓和下来，朱德有了刘安恭的支持，就想为一些自己认为很原则的问题争辩个清楚明白了——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在气头子上指责的“久抑求伸”。
刘安恭刚就任政治部主任，就赶上蒋桂战争结束，局势于红军有利。前委决定入闽作战，于是大家把分歧放下，又一心一德发展局面，直至“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这时敌情相对缓和，未得解决之矛盾又一次表面化了。
军委限制前委职权？
这时朱德、刘安恭提出要成立“军的最高党部”，即恢复“军委”。
由于毛泽东不说话（不便说话），反对者也只有陈毅和林彪，此议得以通过。于是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书记。攻占龙岩后的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便二人联署了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这个报告，没有军党代表毛泽东的署名。
这件事情对双方分歧，起到的是“加剧”和“扩大化”的作用。
一周后的6月1日，毛泽东一人以“前委书记毛泽东”的个人署名（以前署名都是“前委”）也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到了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过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
这“党内毛病”，指的就是双方的争论——双方当时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上“吵”得很厉害。
本来，毛泽东是准备在成立军委问题上继续让步和妥协的——多一层机构就多一层机构，前委不还是领导军委么？加上毛泽东对自己比较自信，对“改进党内毛病”，求得一致，还是充满了信心的。而且公允地说，这个问题如果通过交流意见或在相应层次的党委会议上来讨论，定位在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的大局上，应该不是什么太难解决的问题。然而因为前委主要领导人之间有了分歧，又没有更高权威来说公道断是非，于是朱毛二人多少有些意气且草率地决定将这个问题交到下边自由讨论。
这一“自由”，“毛病”非但未得“改进”，反而加剧了。
“自由”过程中，有两位人物起了负面作用。
一是刘安恭，此公在前委扩大会开会期间，又主持临时军委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它事——声称“苏联红军就是这样的”，且要求变临时军委为正式军委。这就有点“得寸进尺”或“得陇望蜀”的意思在其中了，而且是下级党委擅自作出决定要限制上级党委的职权，召集有关军事会议时，也不请毛泽东参加，故而使毛泽东等产生“枪要指挥党”危机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且刘安恭武断地散布这样一种观点：红四军中有派别，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指赞成成立军委），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指不赞成成立军委）。对于军党委设立与否的争论，他提出以“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等等。
于是毛泽东就不能不争了——“共产党人不要争个人的兵权，要争党的兵权”。
部队一到白砂，毛泽东就要求辞去前委书记。他认为，临时军委对前委的意见，是“攻击前委”，“前委军委成分权式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
二是林彪，林彪在6月8日白砂前委扩大会3小时前，送了一封信给毛泽东。
写信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信中许多意见还是很有道理的——比如，听说毛泽东要辞去前委书记，林彪表示“非常不赞成”，认为“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就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之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等等。
但此时的林彪还是个毛头小伙，远不具备他后来那么深的城府，说话全无遮拦，一涉及到争论，态度不仅不是与人为善不说，还上纲上线，还有颇多臆断性的人身攻击。比如不指名的指责朱德：“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注：这是指朱德]。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屁的攻击别的同志[注：这大概是指刘安恭，林一直对其没好印象]”，“但是许多党员远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蒙弊阴谋，（附）和这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朱德等用“政客的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摆脱前委羁绊”，是“卑污的行为”。
这时大家正争得头脑发热，毛泽东也一样——他在会上把林彪这封信端了出来。
这种做法当然不太妥当——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远不是十年后的毛泽东。
这当然更激化了争论各方的情感。毛泽东要撂挑子，前委扩大会干脆就讨论起毛走了谁干的问题了。
这时的陈毅，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中立派”。他与朱毛双方，都有一致之处，又都有不一致之处。他与朱德关系较深，又反对刘安恭的做法，还和林彪一起，两次反对刘安恭的任职；他佩服毛泽东的才干，赞同毛泽东为首，又反对林彪对朱德的无限上纲，批评林“过分估量，失之推测”，“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
所以大家都同意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在“七大”上解决争论。
当时的陈毅，掌握局面驾御控制形势的能力就要差点意思了。争论各方感情激荡之时，都认为真理在自已一边，一致建议在全党公开展开争论，还要“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各做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
在民主发祥地法兰西吹过西洋风的陈毅当然也就同意了。
大家主观上都是为了更好地建军和建党嘛——虽然他们彼此都在有意无意地贬低对方的动机。
《前委通讯》也公开刊出了毛朱刘的文章（毛朱用的是答林彪信的形式）和林彪的信（删去了其中一些刺激性的句子），还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
实话实说，那时大家都年轻。
于是红四军上上下下就争得沸沸扬扬了，朱毛的去留问题也提出来了。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但是得不出结论，大家觉得应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双方各自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的基本意见是，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产生缘由，是因为领导人中有人在“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上发生动摇”。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是：
一、“绝对的党领导”（当时的口号是：党管理一切），“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一颗子弹不问过党不能分配”，“指导员支配军官”。在四军中党的主要问题，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样，党在这部队里就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支尝试”（这暗指朱德带来的二十八团）。
二、一切工作归支部：支部建在连上了，支部就要领导一切工作。
三、党员个人自由要受限制。
针对“家长制”的指责，毛泽东说明，四军从来都是集体讨论决定问题，没有家长制。只是因为“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党代表制度”，引起了误解。
朱德针对这些意见，说明或反驳之：
一、“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故而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还批评“甚至党还没有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
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且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而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不反对集权于前委，但反对集权于前委书记。而且他认为，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
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他认为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同时，他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如果不问具体环境和具体情况，仅从字面和表述上来理解这些意见，联系到现如今的“党政分开”，估计有相当多的人要投毛泽东的反对票。
然而这是在严峻的对敌斗争的环境中，是在“乌合之众”的本钱上建立一支革命军队。
当时的红四军还处在草创时期，而被大革命浪潮所影响的年青人反封建意识极为强烈，“民主”之口号也极为时髦。但对于在严峻的革命斗争如何运用民主、发扬民主并团结群众统一意志去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大多数人认识是非常模糊和肤浅的。就是朱德、陈毅等人，也都认为“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才是工农革命军队与军阀部队的区别——甚至明确认定造成“党军”是一种“错误倾向”，因而往往事事交下级“自由讨论”，执行“民主”走向了极端，而未能充分认识到军队的特殊性使军队必须集权，必须垂直领导，按级服从。军机大事必须由军队的党委或军政领导讨论决定，可以征求也可以不征求下级意见，有必要交下级讨论时也必须先拿出领导集体讨论拟定了的方案，而决不能放任地“先由下级讨论”——“八月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这种放任地“先由下级讨论”，以致朱德、陈毅等党政军的领导人也无法控制和掌握部队。况且，这种讨论往往漫无边际而难有结论，甚至讨论到了谁犯了错误该打几下屁股——这显然与严峻紧迫的斗争形势是不相适应的。
至于“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那显然是由于还没有更多的实践和消息来证明毛泽东过人的英明和坚强，因而对毛泽东能顶住错误指示、向中央据理力争未作应得的高度评价。实际上，中央4月7日已有信开始改变“二月来信”的指示；而在接到毛泽东所写的前委4月5日的复信后，讨论了并决心“坚决改变此（红军散入农村的）原则”。能够忠诚而勇敢地顶住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正是毛泽东最优秀的政治品质和胆识魄力。
虽然毛泽东要在“极度端民主化”极为时尚的环境中旗帜鲜明地维护和巩固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的大原则上是站住了脚的，坚持把红四军的领导权集中到前委的意见也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缺乏经验和指导思想的偏颇，加上个人个性、作风和方法的缺陷和缺点，在党对军队实行统一集中的领导和党需要发挥军政首长的作用这一对矛盾的处理上，是存在着偏差和抵触的——其“三个原则”的表述也并非无隙可击。比如，党管理“一切”，“一切”问题都要经过党的会议讨论做出决议然后才允许党员按照决议去执行，“指导员支配军官”等等，已属“矫枉过正”之辞。事实上，这些“过正”之辞，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的后的毛泽东等人，也是进行了重大修正和完善的。“党管理一切”完善成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党领导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演化成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指导员支配军官”进步成为“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党委会分工负责制”，等等。
至于“一颗子弹不问过党不能分配”，也属在当时环境和情况下的极端说法，毕竟那时家业太小，又必须保证党组织能实实在在地掌握住部队。“一切缴获要归公”，在最喜欢划拉坛坛罐罐的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军队要真正贯彻实施，也必须要有最权威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个人的实际控制和介入。
而朱德所要争的，是他作为前委集体领导下的军长应有的独立工作的职权——这也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他的意见的合理成份，也是不应予以低估的——尤其是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今天。但由于他采用的方法是“叠床架屋”再设军委与前委分权，加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认识上的模糊，被争论中感情也很冲动的对方误解，也属情理中事。
实话实说，当时的红四军，的的确确存在着分裂的客观态势。
但这一批人，又的的确确都是忠诚而优秀的革命家，在当时既无富贵又临艰险的情况下作“权力之争”，实在只是为了主义和主张的贯彻。人人心中悬着的，都是“党的最高利益”，而非个人之进退荣辱——能上能下工作还很起劲，就是那个刘安恭，后来从政治部主任（当时这个职位权力极大）任上下来去当纵队司令，同样高高兴兴。谁也没有把军队看成是个人与谁一较高下的资本，面临严峻局势的时候，仍然能一心一德服从指挥开展斗争——这与后来中央与张国焘之争，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他们最终仍能襟怀坦荡捐弃前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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