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IF兄這兩個回應講得實在太好了。
我已冒昧註明引用到我的聯網部落格文章，
    文明重生《賀新郎·讀史》· ♪《新世界》   

並加了些評註：
『現代化自然包含以全面工業化(具大國獨有的完整工業體系)為其關鍵性變革，
是為工業文明，以別於原先的農業型文明。
這種文明的脫胎換骨，連同1949-76年間具深遠意義之重大事件，
是中華民族的一次量子躍遷（quantum leap）。
在這個民族的歷史上，僅有的上一次量子躍遷是秦始皇一統天下，創設中央集權郡縣制。』

在刘晓波死掉的时候我本想以“一代人”为题谈谈红旗下成长的50、60年代的人，后来发现自己时间不足，整理的资料不够，也未必有能力驾驭好这个题目，也就作罢。

谈50、60年代的人时应该要注意，这代人是经历最复杂的一代人。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一代人的思维也在变化，贴标签不能解决问题。毛主席要知识分子服务于工农大众，矮凳要干部知识化、年轻化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仅从趋利避害的角度来讲，知识分子最向往的当然是后者。以大五毛人大国际政治研究所主任金灿荣为例，现在吹起政府来脸不红气不喘头头是道，可是早期也是89学潮反官倒、反腐败的热血青年。从热血青年到官倒腐败的吹鼓手的转变的关键因素就是个人的利益吧。

另一部分人不过是跟风，伤痕文学年代，就像男艺术家一定要搞个小辫子一样，把自己整成苦大仇深才是文艺范。这类人如果一定要无病呻吟把知青经历当作受到的迫害，那么问题来了，“北大仓”、“塞罕坝林场”（最近CCTV公益广告中正在播送）、“三线建设”这些伟大的时代成就不过是他们的囚笼而不是他们的功绩，今天当他们回首自己的青春时代将是一片苍白——这肯定不是他们想要的历史注解。所以现在都在修正自己的看法，连包子为了冲击19大也拿这个当卖点——《习XX的知青岁月》卖到脱销——看来确实是个有人买单的卖点。

所有的50、60人群中有一类比较特殊的人——“大院子弟”。著名的包括王朔、崔健、姜文。文革、上山下乡、89学潮，他们都没参与，得益于身为中高干的父母的睿智，躲过了所有的政治陷阱，却坚守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姜文一部《让子弹飞》结尾借麻匪之口说出“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直接指着矮凳鼻子骂“你丫就一叛徒”，上映5天后被紧急通知减少拍片，不过短短5天的收入硬是拿下当年的票房榜。

今天是主席忌日，我作为一个主席的信徒也将近10年了，回想十年前毛左被当作是一个奇怪的字眼，到今天左翼思想遍地开花，风也罢雨也罢，也可聊以自慰了。敌人的抹黑和谩骂是勇士最好的勋章。把联合报恶毒的报告附于下，作为忌日的献文吧。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691980?from=udn-hotnews_ch2

    今天是毛主席休息的日子, 毛留下的好處, 至今仍然造福後人, 我認為以後隨著中國重新在影響力方面登頂, 會有更多人認識到毛澤東偉大之處o

　　毛主席對舊中國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廣大的貧民獲得了翻身，中國的工業化的基礎完全打下，也有了造血的功能（這是清末民初所有政治領袖都想做到，卻沒有人成功的事）。在這個體制中，共黨官僚和知識界的文痞群是唯二的被犧牲者。

　　這種情況非常近似商鞅對秦國的政制改革，廣大的秦民獲益（至少可以透過參戰而翻身），舊貴族的利益被打擊，文痞們也遭全力壓制（商鞅主張儒以文亂法－所以需要壓制）。

　　兩者相同點有二：一是使國家迅速強大，二則是後代的文痞都對之強力抨擊（因為危害到他們的利益）。看來改革者這行飯不易吃－蔣介石在台灣搞三七五減租，不也遭台籍文痞的韃伐？

毕竟现在50后60后是社会的头面人物，对毛泽东的评价难以公正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能超脱自身历史局限性看问题的人毕竟是少数。

为什么对毛泽东的反感，是50后、60后，尤其是城市出身者的广泛政治正确？

就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出生在新中国的人。

这批人从未见识过解放前人命贱过狗的悲惨，但又全程经历了新共和国开创年代的艰辛，同时受限于生产力水平不足，认知分析水平与历史视野又基本都停留在小农水平。受此所限，他们对于国家的长期命运和天下苍生的祸福没有共鸣，因此就认定自己经历的苦难就是有史以来最深最苦。加之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差，就把所有的责难都推到姓毛的头上，认为是他给自己凭空带来了恁多磨难。两相结合，毛泽东在他们口中自然罪大恶极。

为什么会出现令他们咬牙切齿的“为毛泽东翻案风”？因为中国的70、80、90后，是在一个工业化社会（不是说机器多寡优劣，而是全新的观念、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中成长起来。见多识广，历史视野和认知水平比较开阔，眼光能不受个人怨恨所限。哪怕长辈不断重复他们狭隘刻板的认知，新一代也可以逐渐走向客观了。既然历史事实是毛泽东乃从灰烬中缔造中华工业文明的巨人，那后人对毛泽东的评价逐渐恢复和提高，自然也是不可违抗的历史潮流。

1. 一胎化: 一胎化是1980年推動的, 毛主席是1976年休息的, 4a3c6572算錯時間了o

2. 抄襲西方: 英國人也曾經從我國偷茶葉去印度培育, 並且發動鴉片戰爭, 美國人也曾經從英國那邊偷竊技術, 那麼現在參考西方的設計, 只能算平手了o

3. 漢族沙文主義: 推展各種扶貧計畫, 讓各族經濟轉好, 不明白為何說是沙文主義?

4. 感謝: 感謝4a36572從帖子[漫談薩德入韓], 轉移到這篇文章來繼續討論, 感謝您的配合, 讓我避免了歪樓的失禮舉動o

我虽赞同群星兄的结论，但是还是要说一点不同的看法。

群星兄的理由还是停留在军国重器的层面，这实际上是不足以反映毛泽东对中华文明贡献之巨大和深远的。

晚清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事实上，清代从从衡量一个封建王朝成功的各项指标上来看，已经是空前出色了。即便如此，在西方列强面前依然不堪一击。这是从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危局！自炎黄二祖走下黄土高原之后，华夏文明面对过无数次在武力强于自己的外部势力，但也仅仅是武力而已。持缰控弦的草原天骄，纵使得窥中原暗弱而暂入，也不得不拜倒于礼仪服章的伟力之下。然而中华文明从未遇见过在文化和武力上双双遭遇碾压式劣势的情况。工业化带来的先进生产力让西方世界强行撕开了中国国门，不仅如此，中华文化这一基于农业经济而生的文明成果也被他们弃若敝履。

我们的民族当时面临的不仅是亡国，更是灭种的绝境，这绝非戏言。

中国的经济必须工业化，中华文明必须现代化，这个大方向谁都知道。道路在哪？

中国等不起二百年，中国没有强大的手工业者阶级和活跃的市民阶层，中国的地主士绅不可能自发地转化为工业资本家，中国没处去找殖民地——一言以蔽之，西方已经实践过的成功道路，中国不可能学着走。怎么办？

只能从理论里找——西方工业文明发展了二百多年，总会有那么一套理论体系是集其精粹之大成者。不仅能追过往，更能解释现在，指引未来。如果能找到它，如果能解读并实践它，中国便有弯道超车的可能。

晚清洋务，试图学点技术；清末变法乃至辛亥革命，都是试图学个体制；学技术学体制都行不通，只能找一套社会学理论来自己发展。技术规律都一样，先发国家体制就几种，到了理论体系，那选择范围可就太大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追求不同政治理想的党有几千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还是未开的和氏璧，哪怕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也没觉得缺席中共一大是什么大事。

马哲是威力巨大的思想武装，这话不假，但没有毛泽东在实践中将其不断的改进和中国化，中国的救国道路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想一想就令人不寒而栗，看一看身边的一切，都能让我深感庆幸。

党和国家的开创之主、人民军队创始人、中国工业化之父、平权领袖······这些称号随便一个都足以让人名垂青史，但是在“毛泽东思想”面前，这一串熠熠生辉的荣誉都只是注脚。要想读懂毛泽东，真的要从世纪的尺度，文明的高度入手。

引一阙《贺新郎》，权作结尾：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重温一下马克思的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中国也有句老话叫：穷折腾！

      回顾一下文革前后的新中国历史，有利于你理解毛泽东的困境和中国工业化的艰辛。下面的数据资料来源于温铁军的《八次危机》一书。

      1949年，蒋介石带着从大陆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金银珠宝逃到台湾，靠着这些财富台湾人民渡过了艰苦的岁月！而留给毛泽东的，是一个“千疮百孔”加“一穷二白”的大陆。

      1958年~1960年，当时苏联停止援华和撤走专家，中国工业化陷入困境。随着外资的撤离，工业投资大量减少，我们欢天喜地迎来的重工业生产设备这时成为累赘：维护要消耗大量资金，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军工生产也锐减。共和国新生的重工业部门面临倒闭！负责经济的陈云同志向毛主席抱怨重工业设备无处销售。

      为了解决重工业设备的市场问题，毛泽东决定大搞“人民公社”，这与刘邓的“三自一包”路线形成对立，党内路线斗争就此埋下伏笔。搞“三自一包”的碎片农业，不搞“人民公社”大农业，共和国新生的重工业会由于没有市场，而胎死腹中。

      所有的应对措施都不会马上生效， 到1962年城市人口开始大量失业！温铁军资料显示：“1960年统计的1亿3000多万的就业迅速下降到1962年的4000多万”。也就是说新增失业人口至少8000万。

    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巨大的经济危机正朝向年轻的共和国袭来。温铁军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wentiejunn/）

“我总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场大危机打击下饿死的都是农民，为什么没死几个城里人？现在看来，是因为产业资本当时集中在城市，产业资本向农村转嫁了自身内生性资本增密造成的危机。

到1966、1968年的时候，第二次大危机爆发，各项指标又下到接近零值线。我是1968年那批知青，很多城里人都被送到农村，我父亲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人民大学被解散，因为他们不是搞科学技术的，社会科学对于工业无用，所以解散了。我父亲去江西放牛，我母亲在北京种水稻，一家六口人分六个地方，都下乡了。

那一次1700多万知青，同理，那时候是80%多的农村人口比例，可以算一下有多少农村回乡青年。所以说1968年大危机也仍然是几千万的失业，城市资本怎么软着陆？再次向农村转嫁危机代价。

大规模失业如果在西方会怎么样呢？满大街的砖头都会被揭起来打警察，中国怎么着呢？毛主席一挥巨手下乡了。”

 1966年这场经济危机受伤害最严重的是大陆农民，知识分子的痛苦与他们比实在是不值一提，而中国农民始终是大陆最热爱毛主席的一群人！

• 毛澤東只爭朝夕，用10年時間，基本完成了歐洲200年文藝復興才完成的全部事業。我們有何顏面去批評“文革”，批評毛澤東？我們真的懂了文革嗎？
• 1949－1976的歷史現在越來越清晰了：那是一個建設的、而非破壞的年代；一個理想的、而非庸俗的年代；一個高揚道德的、而非宣揚物欲的年代；一個人民民主自由、揚眉吐氣的、而非少數人獨裁專制的、人民為奴隸的時代；一個自力更生、敢想敢幹的、而非洋奴哲學的、需要阿Q的年代；一個進取的創造了無數奇跡的、而非平庸的無所作為的年代。
• 今天，（所謂毛時代的）經濟崩潰被大家認識到是個彌天大謊、閉關鎖國是無恥的栽贓、迫害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小流氓式的自我辯解、文革為浩劫則是哲學無能者的信口雌黃。我們要感謝那個時代的主人們，但我們也不能忘掉為那個時代付出了青春愛情幸福乃至生命的普通大眾，他們中確有一些無謂的生命犧牲。但這就是歷史，我們要學會悼念亡者和和自我懺悔，但不能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