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年代时新疆还是很不安宁的，王震在维人中刽子手的形象就是那时候杀人杀出来的。还有文革时的“沙甸事件”，虽然有红卫兵胡闹的因素，然民族关系的脆弱仍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原先那套依靠意识形态高压和封闭造就的“和谐”实在是难以为继的。胡耀邦就是个背黑锅的，当然了，任何一个想要做出些前无古人的改变的人都得做好背黑锅的准备。

新疆的上层维人没几个极端分子，宗教人士除外。在内地上过大学的更加不可能变成宗教极端分子，除非是被现实中的机会不平等逼的（王力雄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里描写的穆合塔尔就是一个例子，但他也不算极端分子，最多是异见分子）。

我突然想起《赛德克。巴莱》里那两个已经归化日本的土著（好象叫花什么一郎，二郎）。鲁道这样的老顽固造反不奇怪，那些没工作的只会喝酒打猎跳舞的满腹牢骚的土著们造反不奇怪，他们本来就是被这个时代抛弃的人，迟早要被现代社会碾碎，不过是个死法而已。

但那两个什么一郎二郎不一样，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机遇融入了现代社会，他们是这个民族的希望和方向。他们造反对殖民者的伤害相对比较大，但对这个土著民族的伤害更大。看到这两个人最后无奈自杀，我很为之同情感叹。

返回头说新疆，对于维族菁英这部分人，无论政府还是汉族知识分子，态度都是相当暧昧的。而普通的汉族民众，则根本就是毫无区别的傲慢和排斥。如何争取这群人？我没有答案，也没有看到答案。

回到过去是痴人说梦，完全不可行的。只有向前看，先从经济入手，再以教育归化，控制住大局，慢慢看吧。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民族關係最為融洽的時代，不是因為別的，正是因為那個政權真正代表的各民族占人中最多數的底層人民的利益。那個時代還偉出了“庫爾班大叔騎著毛驢進北京見毛主席”的佳話。

改革開放之後，胡耀邦把原先被打倒的少數民族貴族重新請了回來，賠償他們被沒收的家財，依賴他們來治理少數民族地區。可是無論你怎麼禮待他們，都比不上他們曾經擁有的地位。共產黨此舉一則失了民心，二則拉攏不了原來的貴族。胡耀邦被陳永貴怒斥為“胡亂邦”。現在看來這個稱號是非常恰當的。

中國如果可能，恢復原先的政策就對了。可是現在的階級屬性變了，我不太相信他們還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