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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雜誌》2013年12月號
親歷者為大饑荒作證
作者: 楊繼繩
更新於︰2013-12-11
不久前,在我家附近的花園裡,北京西城區綠化隊的農民工在勞作。得知他們是來自河南省上蔡縣,趁他們休息的時候我就同他們聊了起來。在大饑荒年代,上蔡縣屬信陽地區,是「信陽事件」發生的地方之一。這些農民工中年紀大的人向我談起當年餓死人的情況,年輕的卻旁觀不語。一位六十多歲的農民工說:「我家餓死了兩人。我孫子還不相信。」「你孫子多大?」「十九歲。」「你家裡發生的事他還不相信?」「可不是!他說政府不給糧食吃為什麼不跟他們幹!」他孫子說的「幹」,就是抗議和造反。
輿論箝制,年輕人不相信有大饑荒
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當年發生的事情的確有點不可思議。他們沒有經歷那個嚴酷的年代。每一個中國人都生活在嚴密的組織之中,中國的每一坐山頭,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內,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澤東的井崗山。
由老農的孫子我想到當今的中國人對大饑荒的態度。年過六十歲的中國人都有大饑荒的記憶,除了意識形態的偏見以外,沒有人否定曾經發生過餓死很多人的大饑荒。但對餓死人數有不同的看法。官方統計部門官方學術機構承認非正常死亡二千多萬,民間學者認為餓死人三千萬到五千萬不等。沒有經歷大饑荒的年輕人多數相信長輩們的回憶,也有一部分人不相信這場大饑荒餓死了數千萬人。
為什麼有的年輕人不相信餓死人的大饑荒?這是輿論箝制的結果。幾十年來,所有的教科書、所有的出版物,不僅對這一段痛史隻字不提,還對毛澤時代大加歌頌。從官方多年的灌輸中,年輕人只知道那是一個火熱的年代,輝煌的年代。
除了不瞭解歷史以外,還有一部分人是對今天官場腐敗、社會不公平的現實狀況不滿意,認為毛澤東時代比今天公平。他們不瞭解毛澤東時代的真實情況,把毛澤東想像成社會公正的楷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六十四年。大體說來,第一個三十年是極權政治加統制經濟。第二個三十年是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我稱之為權力市場經濟。
先說第一個三十年。過去說是計劃經濟,由於計劃經濟在技術上缺乏可行性,不可能計劃好。雖然沒有計劃好,但還是高度集中的,是由國家政權統制的。在統制經濟下,全國十億人每一個人吃多少糧食、吃什麼品種,都由國家規定。每一個人穿多少布,都是國家統一配給布票。對企業,財政由國家統收統支,產品由國家統購包銷,勞動力由國家統招統配,外貿由國家統進統出。企業蓋一個廁所也得國家批准。統制經濟的結果是生產力停頓,經濟落後。
政府壟斷一切是大饑荒的根本原因
中國王權專制時代有一種說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只是皇家的理想,那時還有皇權力不所及的荒蠻之地和化外之民。毛澤東時代,權力嚴密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和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權力的擴張,深入到中國版圖上每一個邊遠的鄉村和山野角落,深入到每一個單位和家庭,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到了極致,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我將它稱為「極權政治」,不是從西方學來的詞(totalitarian system),而是對中國當時狀況的描述。在極權政治加統制經濟制度下,政府高度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壟斷了所有產品的生產、流通和分配。還壟斷了輿論、信息,壟斷了真理,實現了全民一致的喜笑怒罵。高度壟斷一方面挫傷了生產者、經營管理者的積極性,造成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嚴重短缺和民眾的極度貧困,另一方面消滅了一切批評,使錯誤的政策暢通無阻。在這種制度下,全民的生活資料都仰仗政府供給,一旦政府失去了供給能力,老百姓只好坐以待斃。這正是中國大饑荒產生的根本原因。
第二個三十年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由於市場化和私有經濟的發展,也由於極權政治本身的動力衰減,權力控制的範圍縮小了一些,權力控制強度減弱了一些。這樣,極權政治制度逐漸演變為威權政治制度(authoritarianism)。威權政治雖然比毛時代的極權政治有所鬆動,但還保持毛澤東時代的基本特徵,經濟領域還是由行政權力主導。權力控制市場,權力操縱市場,甚至權力進入市場交換。政府「有形的手」包辦了市場「無形的手」。行政權力限制了競爭,強化了壟斷,扭曲了市場。我把這種體制稱為權力市場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抹殺饑荒的歷史記憶
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力的濫用和資本貪婪惡性結合是當今中國一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是當今一切罪惡的淵藪。權力市場經濟制度最根本的問題是不公正。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改革的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是錯位的:改革成本投入最多的階層(體力和腦力勞動者)收益比較少;對改革成本支付比較小的那些社會群體(權貴階層)享受了改革成果這塊蛋糕最最大最甜美的部分。有權的和沒權的競爭,權大的和權小的競爭,有權的、權力大是當然的勝利者。所以,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社會財富迅速向權力集中。這是貧富懸殊急劇擴大的原因。
利益受損的底層勞動者對社會不公正強烈不滿。但是,有些人不知道社會不公正的原因是權力市場經濟體制,卻認為是引進了西方的市場經濟,是改革開放的結果。所以,在他們中間產生了一種維護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心理,不願意承認餓死幾千萬人的事實。他們更不瞭解產生權力市場經濟體制的原因是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也就是說,社會不公正的原因恰恰是毛澤東政治制度的沒有改革,在於權力的過分擴張和沒有權力制衡。
這種社會心理產生於對歷史和現實的誤解。我們要用理解和寬恕的心情來對待這種誤解,用大量不容置疑的事實讓他們從誤解中走出來。
造成大饑荒的政治體制利用政權的力量強制地掩蓋、抹殺中國人對大饑荒這段歷史的記憶。我寫的《墓碑》在中國大陸不能出版,在香港出版後不准進入內地。但是,嚴格的海關檢查阻擋不了讀者對《墓碑》的需求,香港出版的《墓碑》還是大部分進入了中國內地。盜版和複印的《墓碑》更是不計其數。有人對此十分恐懼,誣《墓碑》是「反動黃色書籍」,下令收繳。
已經發生了的歷史事實是不可能掩蓋和抹殺的。我們牢記這段慘痛的歷史不僅是為了不使悲劇重演,而且是為了中華民族的進步。一個民族如果不能面對自己的歷史,這個民族就沒有未來。
親歷者的見證:本書的獨特貢獻
血寫的事實能夠清除千萬卷墨寫的謊言。喚起民族記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真實準確地挖掘和記錄當年發生過的大饑荒事實,讓年輕人知道這些事實。這是歷史學家、記者、作家的一項重要歷史使命。海外華文作家依娃女士這部《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就是血寫的事實。
這部書的開篇是「大饑荒餓亡者紀念碑」,在這裡記錄了近五百名餓殍的姓名、家庭住址和餓死時年齡。赫然在目,不可不信。接著,就講述了四十九起人吃人的案例,令人觸目驚心。
作者依娃原籍中國甘肅,在大饑荒年代幾位親人餓死。母親乞討到陝西才倖存下來。由於家族的緣故,近年她回到故鄉走訪、調查大饑荒真相,竭力留下大饑荒倖存者的親歷見證,為一代受苦受難的農民說話。
《尋找大饑荒倖存者》是一部以大饑荒年代倖存下來的農民為事主的口述歷史(Oral History)。事主都是親歷者、見證人。由於作者和採訪對象有著大饑荒的共同家史,常常採訪對象哭,她也跟著哭,她和老太太、老人家心心相印,建立了信任關係。採訪對象就毫無保留地向她傾訴自己家族的痛史。
近年來,關於大饑荒的書籍出版了一些,但是,很少有經歷過大饑荒的農民親自出書,親自出面為大饑荒作證。依娃這本書可以說是填補了這個空白。從親歷者的自述中,可以看到大饑荒時期個人、家庭、村莊所經歷的饑餓、掙扎、凄苦和絕望。
作者說,這本書基本按照受訪者的談話筆錄下來,儘量用口述者的原話,如果是方言,就加以注釋,不做添加、不做修飾,除了校正某些記憶失誤以外,基本是原生態地呈現給讀者。讀了這本充滿了鄉土氣息的著作,令人感受到真實的力量。
作者自幼喜愛文學,移民美國後潛心寫作,現為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會員。已有數十萬字作品問世。她的作品曾獲第一屆新世紀華文文學獎、《讀者》徵文獎、蕭邦圖書館母親節徵文獎等。正是有了這種文字功力,這本書很好讀。
這些大饑荒親歷人的口述文字,將成為無懈可擊的歷史的鐵證。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本文原題:歷史的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