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一部份人一開始取笑大陸的政體，結果台灣自己的政體也是問題黑洞一堆，被大陸取笑又很不爽，一開始不要取笑大陸不就沒事了。

台灣和美國一樣，很喜歡用傳教士的心態去看大陸，以前大陸窮，就取笑大陸的經濟模式，結果大陸經濟奇跡就去取笑大陸軍備落後，結果大陸軍備科技起來，就去取笑大陸政體不如自己，到最後發現自己也沒比別人多了不起就開始抓狂不爽了....

"你們這些嘲笑台灣選舉投票行為的人
何不回去看看自己的各級代表是怎麼選的?別這麼虛伪,專制就專制,請大聲說出來!"

他們逃來逃去閃來閃去再怎麼樣也說不出口，我來解釋一下。

憲定最高權力在人大，人大的選舉很黑(這是最關鍵的操作)，選出來的不是中共黨員就是頌讚中共有案的人或者支持中共專政的人，這些人大代表按著中共政治局內部安排好的名單任命所有的行政大官和司法大官(包括任命政治局裡權力最大的那一個為總統或主席)，這就是全世界的共產黨國家裡國家最高權力職位如何入座的真實情況。基層到村里仍然是這一套，全國一條鞭，制度徹底。共產黨在村里、鄉鎮、縣市、地市、省市自治區、中央一共六次強姦各級納稅人群體，卻大喊這是人民共和國(所以憲定最高國家權力在人大)，這個真相簡單明白，這些明裡暗裡以國家之名人民之名民族之名支持中共的人當然說不出口，他們永遠說不出口。

你對他們的期望太高了。他們是洪憲皇帝的擁護者，他們反對蔡鍔，他們當然不敢直接說，只敢說蔡鍔不是好男人，因為他喜歡小鳳仙。

代轉為繁體，免得GG版友看不懂

其實中國政治體制的特點，國外不少政治學家都有研究，東西的威權方式不同，西方的威權是比較霸道，沒有民本的思維，所以以往都用西方霸道威權來看中國的王道威權，結果就是差之千里，中國很早就對政權者及政治體有完整的道德規範及運作方式，這點在西方文明中比較少看到。因為近年中國的成就及歐美體制問題不斷，近年歐美學者已經越來越少用批判角度看中國的政治體制，反而倒過頭來研究中國這個古老國家流傳幾千年的政治哲學下的王道文化。

（新加坡）新中國六十年歷史，雖然常常分為兩個三十年，但雙方在終極目標上有一個共性，就是探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前一個三十年希望通過強調意識形態和主觀能動性，打破資本主義法權，以一種反現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現代化之路。後一個三十年則以1978年改革開放為標誌，一路走過不平凡的歷程，創造出時稱「中國模式」的全新現代化之路。

中國的模式從被質疑到被全球廣泛承認，得益於兩點。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中國在短短的三十年間超蘇（俄）、意、英、法、德和日本等稱雄近、當代的強國，高居全球第二，成為影響世界的巨大存在，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四億貧困人口脫貧，整個社會都享受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這無可辨別的事實，自然令人心悅誠服。目前全球的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最少十年、最多二十年，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的文章，預測2040年中國經濟規模將達123萬億美元，是2000年全球經濟產出的將近三倍。中國的人均收入估計將達8.5萬美元，比歐盟高出一倍多，遠遠高於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國從2000年的窮國變為2040年的超級富國。不過從中國自己的歷史來看，這三十年真正的偉大變革是社會結構的變化，中國從過去僅僅是上層的變遷轉為整個社會的演變：中國不再是一個幾千年以來的農業社會，而是一個開放的、縱向和橫向流動的工業社會、商業社會，並幾乎同時和世界進入信息社會。

二是以美國為發源地、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動搖了全球對資本主義體系的信心。BBC在27國2.9萬人所做的調查表明，僅有11% 的人認為資本主義在正常運行，而有23%的受訪者認為資本主義存在致命弱點，世界需要新的經濟制度。另有51%的受訪者認為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系統需要規範和改革。而最悲觀的是法國人，有43%表示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認為需要徹底拋棄。這個時候，中國的成功自然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更何況，同樣是面臨經濟危機的衝擊，中國卻在危機中出人意料的再奪三項桂冠：汽車銷售量超越汽車王國美國躍居全球第一、出口貿易額取代德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總量力壓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中國這種順勢也飛揚，逆勢也飛揚的非凡表現，著實匪夷所思，堪稱奇跡中的奇跡。 　　

中國模式的優異表現必然引發全球對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是百家爭鳴，呈一時之盛。從國民性的角度認為，中國勤勞、節儉，儲蓄率高，從而為投資積累和提供了巨大資本。從全球化的角度又認為，中國具有龐大的廉價勞動力，是人口紅利效應，因此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得以成功實施，並成為全球化最大的贏家。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認為，中美在七十年代的關係改善，導致中國打開國門，吸引了大量的國外投資和抓住西方產業轉移的機會，成為拉動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從比較經濟的角度講，認為中國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是中國成功的關鍵。有的研究者更細緻於具體的經濟、社會措施，如認為國有土地有償出讓是中國奇跡的根源，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

應該說，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的說明了中國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迴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決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國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兩岸政治比較的視野下，就會發現中國真正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黨制，這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一在於可以制訂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和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而不受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相異政黨更替的影響。在歐洲，當英國、法國的左派和右派政黨上台之後，國家發展政策立即改變，要麼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要麼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在美國，偏左的民主黨執政，一般就採取對福人增稅、對財團開刀、對窮人補助的政策，像克林頓時代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醫療保險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黨執政，則採取對福人減稅、扶持財團的立場。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台灣在兩蔣時代，還制訂類似於大陸的「六年發展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統統不見了。畢竟政黨執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後的事情？再有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對農民的補貼上升了，但對農業的投資卻下降了，農民可能在短期內受益，但長期而言卻失去了生產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於短期分配卻可以討好民眾，對政黨的選票有利。這也是為什麼，儘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積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積也是中國的兩倍，卻解決不了全國的溫飽問題，而中國的糧食產量卻是印度的兩倍。

不僅對內政策處於不確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樣。小布什時代就極力搞單邊主義，到了奧巴馬時代就積極主張多邊主義。希拉克和施羅德時代，中法、中德關係極佳，但到了薩科奇和默克爾時代則急速逆轉。台灣的民進黨上台就挑釁大陸，國民黨上台就推動兩岸交流。這種由於政黨和領導人的變化而導致經常性的南轅北轍式的一百八十度調整，其嚴重後果可以想像。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二在於高效率，對出現的挑戰和機遇能夠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特別是在應對突發災難事件時。中國為迎接奧運會建造的三號航站樓，三年完成，這在西方連審批程序需要的時間都不夠。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國高速有效的動員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個到達災區的竟然是萬里之遙的中國，比海地的鄰國美國提前了兩個小時！法國、美國等國就是應對本身發生的突發事件時，都相當混亂和低效。2003年法國發生酷暑、2005年美國遇到卡特琳娜颶風襲擊，就是如此。在災害極其嚴重的時刻，法國總統希拉克繼續度假，直至假期結束。而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萬人死亡！小布什總統則是三天之後才終止度假，去指揮救災。而災區早已成為人間地獄，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災，以至他們歎息寧願選擇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場颱風同時襲擊兩岸，大陸可以迅速疏散一百萬人，台灣卻應對無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蹤的慘劇。

低效率一向認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為任何一項決策都要經過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並伴隨冗長的程序。其優點理論上曾被認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誤。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卻是不僅有低效率帶來的弊端，其最終決策由於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妥協，其負面作用往往成為主導。正如宣佈不參加 2010年11月選舉而震撼美國政壇的民主黨參議員埃文-貝赫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題為《為何離開參議院》的長篇文章中所說的：「解決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挽救經濟、能源政策、醫療保險改革等關乎國家未來的緊急課題堆積如山，但國會卻處於（什麼工作都不能做的）癱瘓狀態。」而國會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則是 「頑固的黨派主義和不知妥協的僵硬思想」。他還指出在擔任參議員的12年裡，美國國會成員拋開黨派之爭，在美國這個大框架內團結一心的經歷只是在2001 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出現過一次。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無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沒有辦法防範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也無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經實行了一百多年的對財團政治捐款的頂額限制。然而危機爆發後，即使進行修正，也無法消除其後果，更無法回到危機前的狀態。目前來看，更深層的危機是這種制度也阻礙新科技的產生和應用。比如在當前能源危機的時代，美國加州一家製造太陽能公交車的公司，在美國屢屢碰壁。因為這涉及傳統汽車行業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還有工會的利益，它們各個都有強大的遊說集團。後來這家公司決定到中國來試試運氣，卻被廣州市政府所接受，並迅速更換。顯然，一個不被財團綁架和影響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決定。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三在於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殊時期內可以有效遏制腐敗的氾濫。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民眾最為不滿，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黨制能夠有效遏制腐敗的結論？首先，中國處於經濟起飛期和社會轉型期，縱觀人類歷史，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的道路。其次，中國和同處於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於這些同一進程的國家（根據總部在德的透明國際2008年數據，中國腐敗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羅斯147位）。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的腐敗曾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羅斯的教訓，才使得全球正視中國反腐的經驗。第三，任何形式的權錢交易在中國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儘管合法，卻無法改變其錢權交易的本質。就如同色情業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無法改變其錢色交易的本質。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敗減少了，因為這些行為已經不屬於腐敗。這就如同，色情業和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的，中國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這自然要高於色情業和賭博業是合法的國家。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後，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群眾測評、人情關係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係。他們上任後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並沒有必須腐敗進行錢權交易的剛性原由。

當然，中國的腐敗之所以相對於其它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能夠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中國在一黨體制下，有能力對之進行打擊。中國的「雙規」制度、實名舉報制度、官員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國家所沒有的。雖然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現在名列亞洲廉潔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卻是另一番光景。由於腐敗過於嚴重，當時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進行打擊，結果竟然引髮香港警察暴動，將廉政公署佔領。其腐敗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腐敗的有效遏制，根據西方的經驗有三條：一是經濟發展，可以高薪養廉、建立完善的銀行監控體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錢權交易的合法化。我們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敗的哪些國家都是最貧窮的國家，像民主了兩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與海地為伍的還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國一手扶持的民主國家。而且在相近的情況下，越民主越腐敗。古巴和朝鮮雖然也不是發達國家，但廉潔程度遠遠超過上述民主國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視為民主國家的新加坡，亞洲廉潔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潔度在亞洲名列第二的則是中國香港特區。極為巧和的是，它們均是華人社會。因此，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在一黨制沒有腐敗剛性的前提下，也同樣會達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領先的廉政水準。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四在於這是一個更負責任的政府。一談到中國，西方往往套以「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說詞。這實是意識形態的相當然，與當今政治實踐不符（眾多民主國家存在的嚴重腐敗就是證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西方沒有認識到「絕對權力也往往意味著絕對責任」。在民主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說是在野黨不配合（如台灣的民進黨時代），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又推卸責任是前者造成的。不僅如此，對跨越政黨任期的項目，往往會首先被犧牲掉。最近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提交了2011年預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時代的登月計劃。而這個登月計劃已經耗資91億美元，合人民幣600 多億，這個項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為這麼大的損失而負責。如果中國一個項目決策造成這麼大的損失，責任人怎麼可能會被放過？

說起來，還是和民主制度脫不了干係。在民主社會，許多官員是選上來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違法，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都不影響任期做滿。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麼問題，也不會再被追究。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有人追究嗎？製造了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嗎？高達500億美元（近3500億人民幣）、持續數十年的馬多夫詐騙案，有官員被追究嗎？而在中國，高官問責制日益完善，官員不稱職或者失職，犯錯，隨時會被追責。這就是為什麼，當颱風襲擊前夜，大陸的官員嚴陣以待，理由是：避免災害發生。因為發生了災害，當地官員是要被追責的。台灣的官員則度假赴宴。理由是：災害還沒有發生。

當然，西方由於任期制的限制，官員往往有短期的過客心態。像台灣，除了台北和台中，各縣市都巨額虧損，但各候選人仍然不斷福利許諾，根本不管錢從何來，如何清償賬務。自己做的好，也未必連任（克林頓時代儘管如此成功，卻無法保證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勝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卻仍然可以連任。政黨利益往往高於國家利益。關於這一點，在奧巴馬上任以來第一次的國情咨文中有著明確的評論：「我知道，兩黨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國民沮喪的是如今在華盛頓，好像每天都是選舉日。我們不能每天只想著讓對手成為媒體嘲弄的對象，不能永遠抱著分出勝負一決高下的心態。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因為有權反對就拖延或阻撓所有法案的通過。在華盛頓，人們可能會認為和對方唱反調是遊戲規則，無論自己的觀點是多麼虛偽和惡毒。但是，正是這種做法使得兩黨都無法對民眾有所幫助，更糟的是，這還會使民眾對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國都變成天天像選舉日，都無法承受兩黨的惡鬥，更遑論其他國家。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責中國是黨政一體，另一方面又認為執政黨不受制約，但同時又承認中國出台的許多法律都是對行政權力進行約束的。既然是黨政一體，對「政」的制約難道就不是對「黨」的制約嗎？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五在於人才培養和選拔機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費。中國政治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須要有足夠的基層歷煉，可以說能力是最主要的標準。但在民主社會中，影響選舉的因素眾多，如宗教信仰（奧巴馬信伊斯蘭教就肯定選不上）、性別（希拉莉的敗選）、種族（黑人、白人）、形象（如馬英九）、是否會做秀和演講才能、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什父子總統），但最重要的能力卻被邊緣化。像奧巴馬，僅僅做過參議員，連一天的市長都沒有做過，可以說沒有絲毫的行政經驗，結果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這在中國可能嗎？ 　　 此外，由於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政黨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則又造成人才的浪費。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傑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閒置八年。

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麼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麼無人才可選。這就是為什麼民主國家往往選不出傑出人才的原因。至少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的層層選拔制，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系，要勝於西方通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如果放眼兩岸，其對比更是鮮明。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六在於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黨制下，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群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眾，或者代表財團。英、法、美三國均如此。台灣則比較獨特，國民黨代表主張統一的外省人，民進黨則代表獨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政黨是全民政黨。上台之後，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體。中央政府則借轉移支付的手段，對同黨執政的地方大力傾斜。

造成多黨制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選舉。一個群體的利益要想得到保護和重視，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投票權。二是必須有相當的數量。如果達不到這個條件，則無法受到有效保護。以法國為例，國民議會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婦女在公共場合著傳統罩袍。儘管法國有五百萬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對意見，但由於立法機構無代表，五百萬在法國也是少數族裔，根本無法改變被決定的命運。目前在法國還有一百多萬沒有投票權的外國人，每年都要辦理在法國的居留。但從去年起，每人要交納三十至七十五歐元不等的費用。但卻沒有徵得這個群體的任何意見。但是當法國政府決定僅僅增加門診費一歐元的時候，就在全法國引起廣泛爭論和政黨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為這個群體沒有投票權，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

當然選舉還造成另一個極端。以印度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掃盲計劃成效甚微。原因在於，掃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而地方政府對掃盲並不熱心，原因之一在於文盲越多，選民越容易控制和影響，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選票。

中國三十年來，經濟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群體。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村最早受益。隨著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群體，國家又開始建立保障體系，到後來更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稅，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試點農村退休保障。整體上講，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觀的作用。這也是海內外研究學者所公認的。中國的這一特點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更為明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要麼被民粹主義挾持，往往造成過量的分配，以至於損害政府長期分配的能力。要麼被社會精英所把持，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的存在，又反過來刺激民粹主義的盛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操縱選票和誤導民眾更為容易。這已被無數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所驗證。

隨著中國一步步的成功，制度性原因也越來越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的焦點。2009年年底，聖誕節前夜，法國時事週刊《視點》以八十頁的規模推出中國特刊，其最突出的特點是沒有西方價值觀說教，完全從客觀的角度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對於中國的成功，則通過對漢學家Cyrille J.D JAVARY先生的採訪，做如是說：「中國兩千多年來，被單一政黨領導。以前中國的領導階層是文人儒臣，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在古代中國的國家科舉制度，選拔了當年國家的最優秀人才，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遴選、任命制度，為國家選備人才。今日中國，要加入共產黨並不容易，候選者要經過被深入調查表現和多年預備期考評。對「共產黨」一詞的理解也頗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給所有人的」，「產」字，表示「產能，或者『生產方式』」，「黨」字，代表「政黨」。在 1921年創立共產黨的時候，就將它定義為：「為全民謀求共同生產方式」的政黨。今天，我們甚至也可以理解為，「領導中國為全世界生產產品的」政黨。

此外，2010年1月29號《紐約時報》文章發表卡特琳·本霍爾德的文章《隨著中國崛起，與西方經濟衝突也在增多》。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有人認為，中國缺乏『民主』是一個優勢，讓它可以做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變革。香港第一東方投資集團董事長諸立力說：『民主政體面臨更大的挑戰，因為它每天都要面臨公眾的壓力，每隔一段時間要愛接受民意調查的檢驗。中國很幸運，可以作出長期的戰略決策，然後將這些決策付諸實施。』」。什麼是 「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變革？」比如計劃生育。另一個人口大國印度，幾次推動計劃生育都以失敗而告終，因為百姓會用選票把這樣負責任的政黨選下來。 　　

來自德國的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師，德國埃森高級人文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斯拉沃熱·齊澤克，也認為「中國之所以發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為其脫離了威權主義的統治，相反，而是由於這種威權主義統治所帶來的。」

不管他們使用什麼語言，從什麼意識形態出發，都認識到了中國的一黨制才是中國成功的真正原因。當然，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民族和文化的不同，有些看法仍然是隔靴搔癢。至少在我看來，中國一黨制的成功，還在於做到保持了政治的獨立性。

其實不管什麼制度形式，從政治本身上來講就兩種。一是政治基本上處於獨立狀態。二是政治處於非獨立狀態。無論東西方，政治都是長期居有獨立性地位的。西方政治失去獨立地位的原因一是資本崛起，一是普選的產生。前者令政治受制於財團，後者受制於選民大眾。

雖然隨著人類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緻，專業化程度越來越強。政治這一行業也不例外。但在民主制度中，由於必須有選舉，而選舉上受財團的影響，下受大眾的制約，從而導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獨立性。其後果就是社會的完全福利化（大眾的需求）和經濟危機化（財團瘋狂追求利潤必然的後果），然後經濟危機和福利制度又相輔相呈，共同扼殺民主政治的生機。

中國傳統上政治都是處於獨立狀態的。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發展了「民本主義」（民為貴，君為輕）、「天命」理論（西方是三權分立和制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為民和執政的有效性，一旦違背，其合法性即喪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時還發展出一套政治權力的自我制衡。

清朝的覆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也沒有改變中國政治獨立性的狀態和傳統。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資本力量開始崛起，其影響力日增。但仍受政治權力的最終制約。

正是由於中國政治的獨立性和中立性，不被某些利益集團所左右，才能充當中立的決策者和裁判者，也才能制訂國家的長遠發展規劃，而不是進行短期的財富分配。如果中國採取西方的制度，2萬多億外匯儲備將很快被各政黨競相許諾、揮霍一空。當然中國的的一黨制也與其它國家的一黨制有所不同。這既有民族傳統的「民本思想」的影響，也有歷史上，中共本身就是源自工農的政黨。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創造，最終會形成什麼模式，現在很難下定論。正如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所說的「你是無法用舊模式中的詞彙來理解一個新模式的」。中國顯然正在開創出一條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道路。

转一篇出自新加坡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文章，帮助G老兄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

转自 http://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498015.html

（新加坡）新中国六十年历史，虽然常常分为两个三十年，但双方在终极目标上有一个共性，就是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前一个三十年希望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和主观能动性，打破资本主义法权，以一种反现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现代化之路。后一个三十年则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一路走过不平凡的历程，创造出时称“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
　　
中国的模式从被质疑到被全球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超苏（俄）、意、英、法、德和日本等称雄近、当代的强国，高居全球第二，成为影响世界的巨大存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四亿贫困人口脱贫，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无可辨别的事实，自然令人心悦诚服。目前全球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最少十年、最多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文章，预测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的将近三倍。中国的人均收入估计将达8.5万美元，比欧盟高出一倍多，远远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国从2000年的穷国变为2040年的超级富国。不过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看，这三十年真正的伟大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从过去仅仅是上层的变迁转为整个社会的演变：中国不再是一个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纵向和横向流动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并几乎同时和世界进入信息社会。
　　
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BBC在27国2.9万人所做的调查表明，仅有11% 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而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这个时候，中国的成功自然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更何况，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却在危机中出人意料的再夺三项桂冠：汽车销售量超越汽车王国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出口贸易额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总量力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这种顺势也飞扬，逆势也飞扬的非凡表现，着实匪夷所思，堪称奇迹中的奇迹。
　　
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是百家争鸣，呈一时之盛。从国民性的角度认为，中国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积累和提供了巨大资本。从全球化的角度又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中美在七十年代的关系改善，导致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和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从比较经济的角度讲，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研究者更细致于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如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的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福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福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订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
　　
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就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就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台湾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一百八十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万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三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场台风同时袭击两岸，大陆可以迅速疏散一百万人，台湾却应对无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踪的惨剧。
　　
低效率一向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正如宣布不参加 2010年11月选举而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何离开参议院》的长篇文章中所说的：“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挽救经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而国会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则是 “顽固的党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还指出在担任参议员的12年里，美国国会成员抛开党派之争，在美国这个大框架内团结一心的经历只是在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过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然而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危机的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各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并迅速更换。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一党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哪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像民主了两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与海地为伍的还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国一手扶持的民主国家。而且在相近的情况下，越民主越腐败。古巴和朝鲜虽然也不是发达国家，但廉洁程度远远超过上述民主国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和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相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 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高达500亿美元（近3500亿人民币）、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当然，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台北和台中，各县市都巨额亏损，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责中国是党政一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执政党不受制约，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出台的许多法律都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的。既然是党政一体，对“政”的制约难道就不是对“党”的制约吗？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伊斯兰教就肯定选不上）、性别（希拉莉的败选）、种族（黑人、白人）、形象（如马英九）、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什父子总统），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可能吗？
　　
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往往选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如果放眼两岸，其对比更是鲜明。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五百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五百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一百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但从去年起，每人要交纳三十至七十五欧元不等的费用。但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随着中国一步步的成功，制度性原因也越来越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焦点。2009年年底，圣诞节前夜，法国时事周刊《视点》以八十页的规模推出中国特刊，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西方价值观说教，完全从客观的角度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于中国的成功，则通过对汉学家Cyrille J.D JAVARY先生的采访，做如是说：“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科举制度，选拔了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为国家选备人才。今日中国，要加入共产党并不容易，候选者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对“共产党”一词的理解也颇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给所有人的”，“产”字，表示“产能，或者‘生产方式’”，“党”字，代表“政党”。在 1921年创立共产党的时候，就将它定义为：“为全民谋求共同生产方式”的政党。今天，我们甚至也可以理解为，“领导中国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政党。
　　
此外，2010年1月29号《纽约时报》文章发表卡特琳·本霍尔德的文章《随着中国崛起，与西方经济冲突也在增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中国缺乏‘民主’是一个优势，让它可以做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说：‘民主政体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它每天都要面临公众的压力，每隔一段时间要爱接受民意调查的检验。中国很幸运，可以作出长期的战略决策，然后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什么是 “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比如计划生育。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几次推动计划生育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百姓会用选票把这样负责任的政党选下来。
　　
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为其脱离了威权主义的统治，相反，而是由于这种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
　　
不管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从什么意识形态出发，都认识到了中国的一党制才是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民族和文化的不同，有些看法仍然是隔靴搔痒。至少在我看来，中国一党制的成功，还在于做到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
　　
其实不管什么制度形式，从政治本身上来讲就两种。一是政治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二是政治处于非独立状态。无论东西方，政治都是长期居有独立性地位的。西方政治失去独立地位的原因一是资本崛起，一是普选的产生。前者令政治受制于财团，后者受制于选民大众。
　　
虽然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政治这一行业也不例外。但在民主制度中，由于必须有选举，而选举上受财团的影响，下受大众的制约，从而导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独立性。其后果就是社会的完全福利化（大众的需求）和经济危机化（财团疯狂追求利润必然的后果），然后经济危机和福利制度又相辅相呈，共同扼杀民主政治的生机。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西方是三权分立和制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
　　
清朝的覆灭、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没有改变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资本力量开始崛起，其影响力日增。但仍受政治权力的最终制约。
　　
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不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左右，才能充当中立的决策者和裁判者，也才能制订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而不是进行短期的财富分配。如果中国采取西方的制度，2万多亿外汇储备将很快被各政党竞相许诺、挥霍一空。当然中国的的一党制也与其它国家的一党制有所不同。这既有民族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也有历史上，中共本身就是源自工农的政党。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最终会形成什么模式，现在很难下定论。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

只看了你故事的开头，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胖瘦是由你说了算啊？你说别人胖就一定是胖吗？你的架势就是：说谁胖就是胖，不胖也胖。你的道理何在呢？

如果你是身高1.44米体重44公斤，硬要说一个身高1.88米体重88公斤的人胖，你认为大家会赞同你吗？你逢人便说他胖，但是大家都说他不胖，他才是很正常（出于礼貌大家也不说你骨瘦如柴），那你就会很郁闷，最后只能说大家都“不正常”对吧？

你这种奇怪的逻辑，太好的自我感觉，惟我独尊的气势，在遭到许多挫折后确实会导致精神抑郁，难免会“老羞成怒”，大家都可以理解。你就不要为自己掩饰了好吧？Be A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