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大家都会想起老虎凳、辣椒水，想起蒋介石那一句疯狂的叫嚣：“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

　　不过，史料看多了，才慢慢明白，原来这些印象大都来自于小说和电影，而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国民政府的统治并不严厉，“白色恐怖”其实并非常态，即使是在所谓“特务密布，军警林立，控制最为森严“的上海滩，马列主义的著作也不是完全被禁止出版的。
　　
　　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这句话，既不是蒋介石说的，也不是国民党的政策。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以讹传讹地认为，蒋介石下令实行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屠杀方针。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陈立夫大传》便如此记述：“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于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残暴政策，大肆屠杀。”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纪实文学《穿过硝烟的握手》视乎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文中在关于蒋介石与苏联大使商谈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问题时这样写到，蒋介石表示可以让中国共产党合法存在，“语气那么大度与肯定，仿佛对共产党举起屠刀，咬牙切齿喊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口号的不是他而是别人。“
　　其实，“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这句话，并不是蒋委员长说的，而是出自于桂系军阀陶屠户之嘴。
　　这位陶屠户，名叫陶钧，与他的上级胡宗铎一样都是湖北人，因打仗卖力，得以在地域观念十分浓厚的广西军事集团中崭露头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共”， 3个月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和平分共”，是谓“宁汉合流”。没过几天，宁汉又分流——南京军事集团中的李宗仁与武汉军事集团中的唐生智闹翻了，桂系西征，第19军在军长胡宗铎、副军长陶钧的指挥下于当年11月一鼓作气杀回老家。
　　而当时的武汉三镇，红旗依然不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游行示威和武装暴动此起彼伏，仅桂系来汉的那个月就发生两起重大事件：11月中旬，人力车工人领袖马得胜率领群众几千人攻打友益街，试图夺回被国民党改组的总工会；11月下旬，震寰纱厂又闹工潮，几千名工人和学生在集会上当场处决5名“工贼”。
　　乱世用重典，便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
　　胡宗铎成立全省清乡督办公署，自兼“督办”，升陶钧为新扩编的18军军长、兼公署“会办”。黑云压城，一度是大革命中心的江城终于进入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
　　《胡宗锋、陶钧在湖北的统治与崩溃》一文披露了这样一段史料：据程汝怀的副官长郭亚屏谈：武汉卫戌司令部军法处长余良才拿着一张军法处的犯人名单向陶钧请示，名单上案情轻重不等，有的可以交保，有的可以定案，有的还待继续侦查。陶钧接过来信笔一圈，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8个字，谁知圆圈划大了，把写签呈的军法官姓名也圈了进去，余良才用手一指说“这是法官”，他才意识到圈圈没有画准，便一面改划一面说“法官不杀。”
　　陶屠户的草菅人命，可见一斑。
　　震寰工潮刚一平定，避难在日租界的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时期原湖北省政府教育厅长李汉俊、财政厅长詹大悲又被军警带走，并于当晚（1927年12月17日）惨遭枪决。
　　—九二八年元月，由于武汉当局大开杀戒，引起一片非议，陶钧便在“总理纪念周”上拍案嗥叫：“有人说我陶钧乱杀人，我姓陶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人！”①
　　而胡陶两人的政治部主任、督办公署秘书主任卢蔚乾，则能加以旁证。他在一篇文史资料中回忆：抗战期间，陶钧在重庆，曾去拜访李济深，谈话之间，满口进步名词。当时有人问他：“你在武汉时说，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人，那是怎么回事呢?”陶钧回答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②
　　可见，说这句话的，是陶钧，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史料上却找不到蒋介石说这句话的确凿依据。相反，蒋介石于4月15日发布的清党布告，也只是说将首要各人“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对于“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才“定当执法以绳其后也”。
　　1927年5月，国民党成立中央清党委员会，确定清党六大原则，主要内容为清党时期停止入党；所有党员经审查再发党证；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一律清除；3个月不向党部报告工作者，取销党员资格等，全篇同样无一个“杀”字，这与肃反扩大化中各级下达镇压指标的文件是大相径庭的。
　　也许，有人会问，即使老蒋没有这样说，那会不会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呢？比如，1993年大陆出版的《蒋介石详传》中就这样为蒋介石作传记：蒋对杨虎、陈群说：“凡是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然而，这一史料出自于何处呢？根据该书的注释，笔者经过一番追踪，终于发现这句话的原始出处为1949年出版的《蒋党真相》。
　　原文如下：
　　“四;一二”以后，就由吴稚晖出面提议“清党”，并在南京另立“政府”与“中央党部”，与武汉分裂。五六月间蒋介石派“清党”的要员杨虎、陈群两人（上海人民叫他们为“狼虎成群”）到宁波去“清党”，因为宁波是蒋介石的家乡，所以杨虎、陈群特别向蒋请示方针，蒋介石对他们说：“凡是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我们将来终是要给人杀的，不如多杀几个。”蒋介石自己知道是一个纸老虎，所以只能以残杀来壮胆逞威，“唯懦弱者最残忍”，的确是至理名言。
　　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交待他是怎么知道蒋介石这句话的，也没有任何一条旁证，不足以为信。
　　如果我们再深入作番研究的话，一个黑色幽默会让你忍俊不住。原来，这位笔名为翊勋的作者，名叫恽逸群，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之后被捕入狱，但因证据不足10天后予以释放。全国解放后，这位《解放日报》社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的副省级高干，被潘汉年一案牵扯进去，判刑11年，直到20多年以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这段对比，不是很有讽刺性吗？说敌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的共产党员恽逸群，恰恰是被敌人放走的那半个，到后来，却偏偏关进自己人的冤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