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談“共軍面對國軍陣地常驅趕無辜百姓作先鋒”的說法 - 天下縱橫談

1948年5月中旬，成立以肖劲光和肖华为首的围城指挥所。

6月1日、2日的《阵中日记》写道：
   五月三十日决定围困及严密封锁长春之部署：
   （1）使用独立师以营为单位，接近长春周围及近郊，堵塞一切大小道路，主要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2）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3）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4）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5）控制适当预备队，勾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6）城南、城东归六纵，城北、城西归一纵，炮兵由炮司派归五、六纵指挥。

（7）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围困长春成绩不大，未看成（是）严重战斗任务，无周密计划和部署，

应该改正。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张正隆《雪白血红》

1948年6月28日，1兵团政委肖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
一、强迫逼出，
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
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
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此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的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8月17日，1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市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清楚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张正隆《雪白血红》

1948年9月9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一）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初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城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入出，但不可做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另一种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至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乙、不是大肆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处委会。

            ——张正隆《雪白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