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中共黨內權力的制約監督和改進提升(二)
作者 安瑪 25/07/2010
六)建立中央集權和地方權力之間的新型互動
本文的第五)節談到了關于整治地方官吏把政治局制度移植嫁接到各級地方政權的具體方案,這裏的第六)節談談如何創建中央集權和地方權力之間的新型互動關系。
地球人皆知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且今天的中國政府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很多人都認同今天中央集權的程度甚至比曆史上的強漢盛唐時代都更為徹底,這樣的高度集權當然是有好處當然也有壞處。
從好的方面看,高度的集權有著國家安全方面的現實需求,古代的中國稱霸一方幾千年的沒有受到過太大的威脅,但是如今的時代不同了,今天的中國謀求崛起必然會遭受到整個西方世界以及走卒們全方位的圍追堵截,在武力占領中國成為了不可能之後,煽動內部的分離勢力絞盡腦汁不擇手段的圖謀肢解中國就成了西方的首選了,這種情況保持某種程度的高度集權對于維護領土完整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一個 強勢的中央政府對于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對付一些突發的自然災害是有著體制上的優點的,甚至目前對付由地方政府開發商和銀行三方組成的推高房價的利益集團,也需要一個強勢的中央政府才能有成效。
但是從另一角度也就是壞的方面看,面對一個幅員遼闊人口龐大的巨型國家,高度的集權一定會導致了國政管理上的許許多多的弊病,因為權力集中統一的中央政府是沒有能力應付這個巨型國家每天都在發生的從上到下從裏到外的數不清的大小是非的,這是非常一個簡單的道理了。
那麽,當代的中央政府是如何面對中央集權管理龐大國家的相互矛盾的呢?答案是中央政府施政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抓主要矛盾管大事,這樣的施政方式保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局和大方向按照一種既定有效的軌迹前進不會出現大的偏差,但卻留下了大量的社會問題無法得到應有的關注和及時的治理,因此衍生了諸多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如今已經堆積如山了。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今後不斷湧現的新問題新矛盾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從國外都肯定還會激增,如按照現在既有的施政和管治模式,中國將陷入一個治理現存問題的速度遠低于新問題湧現的速度的困境,如此下去,中國崛起將從何而談?這是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繞不過去的一個關鍵的門坎之一,需要用新的觀點新的思維來開創新的治國之路。
回放曆史,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鄧小平就在這方面有過專門的論述,指出沒有超人能夠了解和處理中國如此大量的問題。既然無法解決就該放權,因此有了趙紫陽時代的黨政分工下放權力等的一系列政策。可惜的是,當時的黨政分工和權力下放並沒有配套的權力監督,于是下放的權力大多就演變成了地方官員貪汙腐敗的護身符了,這是一個沈痛的曆史教訓。
趙紫陽時代的黨政分工權力下放産生了地方權力被大面積的錯用濫用的嚴重後果,助長了後來並延續至今的權力回歸集中的風:既然地方政府搞不好事還經常性地壞事,中央部門也就理所當然的大權獨攬了。于是乎,中國政壇又陷入了“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這是大國治理的一個主要的難點,讓我們隨便舉些例子來剖析其中原因:
其一,公費旅遊是源自江澤民時代遺留至今的官場一大醜聞,大該兩年前媒體報道說,全國公費旅遊的費用是國家軍費撥款的三倍雲雲, 呵呵,無論是橫向與當今世界各國比較,還是縱向與曆史上各朝代比較,都不存在著官員集體動用如此大量的公幣化為私有吃喝玩樂的例子,這絕對是共産黨執政的一個恥辱,于是去年我們看到了中紀委公開說准備用三年時間解決公費旅遊的問題,並說對于違紀公費旅遊的懲罰將會是開除黨籍的處分;
其二,清除“小金庫”是中紀委正在積極努力的的另一個大戰區,報紙上看到很多的文章討論為何“小金庫”屢禁不止;
其三,取消各級地方政府的駐京辦也是中央的一大決策;還有要全力禁止“地溝油”,等等等等,總而言之中央一級的權力總是忙得不可開交疲于應付數不過來的社會各種各樣的沈屙頑疾。可是,我們不能不關注同時期的地方政府的主要作為卻是另外的一番景象:
其一,地方政府是官商勾結欺壓百姓傷害國家利益中飽私囊的重災區,這個問題在本文第一部分就已列舉鞭撻,這裏不再贅述;
其二,有相當大部分的地方官員鼠目寸光忙于單純追求GDP簡單,追趕時髦熱門産業大手筆資金的重複建設盲目擴張,比如,最近綠能低碳吃香,就不斷有新湧現沿海地區的地方政府不計成本的大肆圍海造地發展沒有核心技術的風電産業,或者內陸高原地區紛紛大批上馬同樣缺乏核心技術的太陽能。這些地方官員短視無序的經濟作為,是造成中國的産業出現重複投資盲目擴張浪費公幣比比皆是的根本原因,這些雖不涉貪腐但施政短視低能的地方官員給社會造成的浪費和傷害,與貪官汙吏是等量齊觀的;
其三,近兩年地方的政壇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就是很多的官員都陷入了沒有政績焦慮的“政績憂慮症”,媒體上就可看到一大堆的美其名曰的官辦節日比如慶祝某縣成立xx周年,某個文化遺址出土xx周年諸如此類,正在各地此起彼伏的不斷上演。這些節目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經常都是十幾萬,幾十萬的高價請來高人氣的明星捧場,純屬是鋪張浪費勞民傷財花拳繡腳的官場做秀劇。
以上的隨便提出的幾個例子展現了的中央政府的官員一年到頭就是每人都擁有三頭六臂都有做不完的正經事,而地方政府卻有大把的貪官做在壞事,還有相當數量低水准的庸官昏官在不自覺地做錯事,更有不少的官員有感受到空虛無聊的“政績憂慮症”…
應當如何解決中央作為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不協調和對立? 筆者分別就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提出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案,歡迎網友拍轉。
第一是針對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的第一個要素是改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動模式,筆者設想,中央政府是否可以考慮仿照美國軟件業對印度中國發放外包的模式,把一件件屬于沈疴頑疾的社會問題,發放給地方政府去具體解決,解決的過程中央必須監督,解決的成效要由中央政府在當地民意的參與共同驗收?
比如, 公費旅遊,公費請客,小金庫,節假日公款發禮品,還有各地駐京辦等等,表現形式雖不相同,但是其實質反映的是當今各級地方政府行政經費的發放和管理的混亂和失控,不從這個源頭加以挾制,制定一套公開透明並且是可監管的政府行政費用制度,就算小金庫可以完全消失了,累似的公務員侵吞公幣的行為還會以另外的名堂重現的。
要解決中國的這個老大難問題,其實並不困難,因為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廉潔的政府都有著一套實用有效的政府行政經費制度,中國應當開闊眼界吸收各家之所長。考慮到香港的廉政公署大名鼎鼎,建議中央政府是否可以考慮把這個任務交給廣東省政府來完成?當然,整個計劃目標的設立,過程進度的監控,最後成效的驗證等等,中央政府都要直接參與。
又比如,地溝油關系到食品衛生安全的國計民生大事,是否可以交付給另外一個省政府研究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並交付當地的實踐,由中央和當地的民衆驗收後向全國推廣?
中國的交通死亡率一直高居世界前茅,這是一個頑疾;還有旅遊市場對遊客的各種詐騙坑害是另一個沈疴;還有各種各樣的環保措施制度總被官商勾結破壞;還有暴力拆遷工程投招標賄賂等等等等,這些數不清的沈疴頑疾是否可以公開招標?讓那些自認為有能力而又無用武之地的地方官員應招,提出在本地區可實施的具體解決方案,中央部門挑選優秀的方案進行調研從中決定中標者最後論功行賞選賢助能。
筆者認為,對于治理社會沈疴頑疾,無論是下放給選定的地方政府還是公開招標,這種方式的一大優點就是在對社會弊病的治理過程當中保證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衆輿論三方共同參與負有各自的責任,比起目前的中央政府精疲力盡地疲于奔命的一頭熱,地方和公衆輿論很難介入的兩頭冷是一種會收到實際效果的改革。
第二個是有關經濟問題解決方案,目前有目共睹的是凡是有中央政府公權力介入的産業,比如中國的航天軍工高鐵核電等産業都是在中國發展得不錯的産業,中央政府的強勢和有效運作在經濟産業領域再次得到了證明。但是,地方産業特別是民營産業的總體表現相比之下就差的太多了,我們再來看看幾個典型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國大多數的産業是處于世界産業的低端的,比如;
我們的造船業雖然早已名列前矛但是設備部件的國産化不到50%,遠遠低于日本的96%韓國的78%,這個困擾中國造船業近10年的老大難問題了,長時間都不見改善繼續下去造船業也該改名為造殼業了;
中國躍升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但多是外資企業的囊中物,在頑強艱難拚搏中的自主品牌也是處于許多關鍵配件無法自主的尴尬諸如空調、電動轉向、電子制動、懸挂系統、發動機控制等電子技術零部件仍基本由外方獨資企業或合資企業控制;
國家的統計數據顯示,電梯産業的前12家都是外資企業,第 13家才是本土企業;
中國工程機械的産量很大,但是其中的關鍵部件特別是液壓傳動元件幾乎全部依賴進口;
中國每年的科技經費的很大部分都 花費在巨資購買科研儀器上了,極大的降低了真正用于科研的部分。
以上從媒體看到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 這麽一幅畫面:我們面臨著大量的産業被外資卡脖子, 我們有大量的理工科畢業生找不到産品研發的工作,我們的地方政府卻熱衷于把 大量的資金投入到盲目擴大産能的惡性競爭的自殺軌道, 造成了整個國家在不同的産業裏的重複浪費投資産能過剩的頑疾周而複始的反複發作。
我們為何不能引導那些不段發生的重複投資的浪費資金投入到研發被外資卡脖子的産業上?我們不缺資金不缺大學畢業生更有大量的急需要研發的産品, 不對嗎?
作為國家級層面的863計劃是必要的,但是偌大的國家産業僅有863是不夠的, 各省應當根據自己的情況建立錯位競爭的463,363,263等。然而,這些長久以來就是産業軟勒的關鍵技術不是單個企業可以解決的,否則難關早被攻克了,這些都有需要長期的資金投入見效慢的科技瓶頸,單個企業本身無法承擔攻克瓶頸的巨大成本,需要政府公權力的介入加以協調與扶持。比如我們是否可以考慮把造船配件的研發分發給上海廣州大連各自攻關,由當地政府在資金機制和市場優惠方面作全面的整合?以此類推把工程液壓元件的研發交給工程機械的最大産地湖南省,把科研儀器的研發交給有一定實力基礎的上海長春武漢,並作為當地政府階段性政績考核的具體內容?諸如此類等等等等。
無可置疑,中國的中央政府多年有序的實幹和共睹的高效是改革開放三十多來中國社會不斷進步的主要動力,如果中國是一個猶如新加坡的小國,有這麽一個強勢精幹中央政府恐怕就是國家的福氣了。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對于中國這麽一個巨型國家來講,中央權力和各級地方政府好比一個人的兩條腿,如果僅僅是國家層面的公權力發揮良好,各級地方政府權利大面積的錯用濫用,就等同一個人有一條長腿一條短腿,拐子走路跑步能走的快跑得遠?
中國政府必須意識到,新時代國家之間的競爭不再僅靠國土面積和人口衆多就可穩操勝券,事實上大國有大國的煩惱,小國有小國的靈活,如果中國無法建立中央集權和地方權力之間新型的良性互動,大國就無法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中國是無法贏得與周邊的日韓和其他小龍競爭的。因此,摸索創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權的新型互動關系將是中國政府的一項急迫並且需要長期不懈的付出努力的基本課題。
(未完待續)
安瑪:漫談中共黨內權力的制約監督和改進提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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