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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究竟懂不懂经济?兼论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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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zhongyue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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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乱石
zZ

凡属文革中间的问题,都被精英们掌握的舆论弄得加倍复杂和混乱,迄今为止,精英们的努力还没有超过地摊小报对“宫廷艳事”和“权力斗争揭密”兴趣范围。

而对于那种乐意接受三十年一成不变洗脑方式的人其实我觉得真没什么好说的。

在他们看来:毛主席是有私心的,四人帮是有私心的,其他人都是为党为国为人民,只有公心没有私心。阴谋只在主席和四人帮身上,其他人等都是纯洁无辜的小绵羊。从来只有主席和四人帮耍手腕,其他人等都是光明磊落,风骨卓绝的,打倒四人帮之后,他们就自动自觉退位让贤了。(强烈抗议缺乏心智的反毛脑残)

这个时候,不引用一下江Core的名言“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都不行。

如此,是为假天真。

如果有谁对此深恶之,可以就此打住,免得扰君视听,见谅。

文革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不过“浩劫”也算是官方说法了。我建议可以参考一下《老田文革研究论文集》一书。比起只有地摊文学价值的“官方正史”,老田的考证可有趣得多了。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其实就是想请大家思考一下,其实这一套一点也不新鲜,历史上早就有人玩过了。

如果你依然不得要领,那么给你一个提示——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在高官权贵阶层中根本没有市场,他在世的时候,官员们的日子很不好过,而更滑稽的是,文革中最大的受害者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员,吃亏最大的就是官僚集团。
而当若干年后尘埃落定,重整史料时,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所以掩盖和创造就开始了,所以多年后,历史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话说到这里,已经比较露骨了。很多事情若干年后就会大白于天下了。我不由又想起另一次真实意义上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有人说拿破仑是历史的工具,也还记得黄仁宇先生说: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

毛主席究竟懂不懂经济?文革中真的是“经济濒于崩溃”?

在毛时代,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这个是在当时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的,并且在这个时期中国不但是完成了基础建设与工业化的初步准备,而且人均的识字率提高到了80%(到2000年提高到10%)

自从“彻底否定文革”以来,人们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成就讳莫如深,政坛上对“文革”期间的事情采取“报忧不报喜”、发展数字宁抑不扬的做法。即使如此,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所公布的数字仍能看出一些真相:止于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例如:钢产量达3178万吨,原油产量达104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800万吨,粮食产量达30475万吨,它们分别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这样的增长速度从哪方面能说是缓慢呢?如果说“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是“停滞不前”,那就是说它比1965年没发展、没变化,这岂能是事实!

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科学家把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统计了一下,发现66年至76年的文革,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67、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69年年均递增16.9%,70年比增19.4%)。金融时报还评价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是在中国,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中国人的统计造假,西方人的统计总不能不信吧?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还没有通货膨胀,这样的发展水平,究竟是迅速发展还是“经济濒于崩溃”?

今天的歼10、神舟、094全是1980年以前的东西,不相信的可以去查阅相关资料。有谁敢想象,在1976年以前,中国技术人员的比例和绝对数量都是世界第一的?其实,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那些年创造了多少“第一,那不全是人干出来的吗?没有足够数量的技术人员,怎么可能出那么多的成绩?今天的中国是什么?世界工厂,专门干组装的。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全让我们干了。

基础建设,工业化初步准备,合格的劳动力资源,完整的工业体系及相关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队伍,追踪现代科技的技术储备(谁可以说出在今天科学技术前沿领域与建国前三十年毫无干系的反证?)

没有这些什么国家的经济可以快速稳定的发展,没有建国前三十年更谈不上79年后的大发展.

这些数字与文章都来自可以公开查询的资料,有些不公开的我当时看了也听的一头雾水,脑子就一个想法: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要否定1957年后到1976年的成果?因为毛泽东不懂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让官僚、知识分子阶层优先享受的经济。

所以精蝇们大大地放屁那是必然的.....

网友们听专家忽悠听多了,就是不知道这些专家本来的任务就是忽悠他们。告诉你们爱因斯坦对专家的评论:“专家不过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狗”。

一张嘴就“30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那时,我们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现在一些主流媒体... 还把这些人当个宝。很快就会人见人厌了。 这些老匹夫,这种混饭吃的多去了,老而不死是为贼,都懒得理它。

以现在的精蝇看来毛泽东时代的人们都很蠢,其实等你的儿女长大后,在他们的眼中,跟着精蝇人云亦云的你才真够SB的,真的。

      真要为中国人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打上好基础的,恰恰是毛主席。

      拿吃饭来说吧,袁隆平是从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的。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

     1976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离我们而去的那一年,所以,让中国人吃上高产稻与他无关了。跟着毛主席挨饿也就成了毛主席永远也摘不掉的帽子了。说这话的人良知哪里去了——吃着人家的还骂人家,这样的人还算人吗?

前两天还看了一个帖子,袁的杂交水稻技术是在华国锋在湖南当政的时候作为工农兵的典型和自力更生的典型大力支持树立起来的,哦,原来如此。
怪不得袁老当不了院士呢,自力更生么!

现在正鼓足干劲给改革开放唱赞歌,歌颂三十年的伟大成就。你歌颂OK,但有必要拿着前三十年来踩吗?前几天有人算了一笔猪肉帐。
三十年前,猪肉0.5-07毛一斤,月工资50块可以买100斤安全猪肉。
三十年后,猪肉10-12块一斤,月工资1000块可以买100斤问题猪肉。

原来猪肉还有这个准确反映货币真实价值的功用呢,难怪上面紧张猪肉价。

你见过这样的经济崩溃吗?文革结束不久马上就能给全国工人和职工提工资,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与越南打了一仗。建设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钢铁厂——宝钢等。
关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你可以阅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具体数据我就不指出了。现从逻辑上分析:
其一,文革后期,中国重返联合国,美国总统访华,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西方为何要放弃封锁中国达二十多年的政策?如果毛泽东把中国经济搞崩溃了,那么西方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是为了拯救经济崩溃的社会主义中国?难道西方改变了它们遏制共产主义的国策?
其二,如果毛泽东把中国经济搞崩溃了,那么邓小平一上台,经济就应该有一个恢复时期。以香港为例,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用了7、8年时间经济才开始恢复。香港是个弹丸之地尚且如此,以中国之大。没有十年、二十年,经济能够恢复吗?邓小平一上台,经济就高速发展,这证明了什么呢?这证明文革没有把经济搞崩溃,而是为以后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科技方面,评出的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这些都是文革时期完成的,这说明了什么呢?

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美国学者费正清就曾预言:新的政权将很难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的传统。不幸的是,他言中了。新的官僚阶层很快建立并巩固起来,成为人民头上新的统治者。一个由人民血汗供养起来的官僚体系,凌驾于人民头上,这就是现状!

人民要反的就是这个腐败的官僚体系。但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对抗这个体系的,必须组织起来。文革中毛主席主张的大民主,就是要把民众的力量组织起来。

毛泽东的大民主追求的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力,毛泽东的大民主和西方民主,目的都是追求民主,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彼此差别很小。至少在对国家统治集团的负面判断上完全一致,政府必须由人民监督,人民有权问政。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民主主张通过选举方式,可以把人民痛恨的人赶下台,而毛泽东对选举不存任何幻想,始终注重提升民众的觉悟、组织,最终是要提升民众的力量。相比较而言,西方民主注重程序,认为一个好的程序可以解决问题,即便是达不到自己的目的,通过选举把某些人赶下台出一口恶气也是好的。而毛泽东则反过来,对于选举不存在任何幻想,他认为只有力量对比才是可靠的,而且代议制的民主只会沦为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统治工具。

文革是在尝试大民主,但这大民主是可控的。这是一次演习也是一次体验,让人民体会到: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可以用四大自由的方式批官僚,批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再只有人民挨批的份。人民可以反官僚反权威,不用等到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农民起义天下大乱。

而这些在1966年发表的文革发动决议里已经写得非常清楚。我劝唠叨着文革的这个不是那个不是的各位仔细看看那份发动决议。太多人陷入一种定势思维的困局里,他们的思维被历史决议、伤痕文学、个人经验、李医生禁锢着,永远看不到更多的东西,即使那些东西就摆在眼前,他们也能做到视而无睹和抬杠扭曲。我想问这些唾沫横飞作指点江山我至英明状的人,你看过毛选吗?你看过主席在文革里的一系列讲话吗?你看过四人帮的文章吗?我敢打赌,看过1966年《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人不足万分之一,可很多人都表现得自己对文革非常了解,甚至:只有我所了解的文革才是真实的,我对文革的看法才是正确的。有人宁肯相信《毛泽东的荒诞生活》 也不愿意看一眼〈五一六通知〉到底说的是什么,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现今的NC们不会上网查资料吗?

文革一起,“群众”居然有了自己说话的权力,可以无情地批评批判“领导”,甚至于团结起来反抗“领导”; 最重要的是从此民主不再是啥高不可攀不可想象的事情了。后来文革中民众被赋予的民主权力,宪法中的四大自由“罢工,大鸣大放大字报”,这些民主权力在文革结束后又是被谁从宪法中删除掉了?你可知道罢工自由是二百多年前工人就已经争取到的政治权利,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罢工违宪的国家。

1978年后是拨乱反正嘛,是全面否定了文革,是改正了文革的“错误”嘛,是走入了新时代嘛,官员们还会有什么错呢?拨乱反正后官员们的身价就高了,怎么可以随便出来见平民呢?还要接受批斗?世界好容易纠正回来,你们这些贱民只有被我们这些人上人压榨才对!知道什么是官本位吗?知道什么是走进新时代吗? 如今你还能象改革前那样不把自己当外人似的向官僚们讨公道么?真SB,完全没有意识到早已拨乱返正,走进新时代了。

在这个新时代,是会出现百分之三十的通涨,民众不许抱怨;会出现腐败和官倒。你只有接受;公款吃喝一年8000亿,金融腐败,国有股权被卖,矿产资源如垃圾般出口贱卖,你一个小民还能说什么?纵容西方思想的泛滥,但你不能拿来反对执政党;官老爷们是像几千年来一样高高在上,平民不能近的;敢反抗是要吃枪子的。我们应该明白,那些官僚们,在缺少制度性约束的情况下,为了一己私利,是可以丧心病狂地把国家利益转化为私人交易的。

当今诋毁早已逝去的“毛泽东”的人,大多是经过二、三十年极力诋毁毛泽东的舆论造势下成长起来的那部分人。是对毛、周时代最无知的人。人云亦云,跟风瞎起哄。愚民们也很可怜的,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历史是什么,他们脑中的历史完全是政府强加给他们的。

还以为别人不能忽悠你,被忽悠的就是感觉这么好的。当然,有些人是害怕历史真相的,因为这不但推翻了他们过去几十年的固有认知,还对自身的“聪明”产生了质疑。他们以为自己看透了一切,自己比别人高明得多,最后发现其实是聪明的自己被愚弄了。这让他们情何以堪?
 
因而他们拒绝接受与他们固有认知相违的一切。

几年之前,有几个人敢为文革说话的,可你看现在,形势早就逆转了,前些日子魏巍等一大批老革命不就要求中共重评毛主席吗?与时俱进一点吧,OK?否则再过十年,二十年,文革可能会获得难以想像的高度肯定与赞颂,到时还是抱这思想,岂不是气得直吐血?

反毛垃圾勿近,回贴请回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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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一點文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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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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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左派壟斷了官方的話語權,文革時右派只能靠傳播小道消息(耳語)來爭回一點自己的話語權。現在則是右派壟斷了官方的話語權,左派只能靠網路來爭回一點自己的話語權。但大陸左派的網站幾乎每個月要被當局封網好幾次。

文革時,主要權力在左派手里,但左派並沒有能整碗端過去,毛主席也不允許左派那樣做。那時很多部門(例如經濟、外交、軍隊),與很多地方(不少省市),領導權還是在右派的手里。毛主席始終堅持五湖四海原則,所以左右力量還是互相牽制。但缺點是,因為兩派都有部份權力,所以互不買賬,不斷地爭吵,連每次開政治局會議也都在吵,吵得沒法辦事情,造成了各種事情的停擺,經濟開始停馳,民怨由此而起。但因為還是左右共治,右派還是掌握著很多權力,所以毛主席一死,右派很快就能政變成功,導至老鄧最後上台。

老鄧上台後,吸取了毛主席時代左右共享權力導至爭吵太多,並導至右派政變的歷史教訓,乾脆就把左派一鍋端,不搞五湖四海,只留老鄧私黨。全部端掉了左派,形成了右派壟斷全部黨政經軍權力之後,老鄧又下令「不爭論」,什麼爭論都不許有(例如姓社姓資的爭論),一門心思搞經濟建設。因為右派絕對的權力,沒有左右爭吵,沒有他人來拖後腿,所以效率果然奇高,所以經濟也給他搞上去了,有了這卅年的經濟的巨大飛耀。

但這種右派整碗端去的格局,使得原來中共黨內的嚴格監督的優良傳統被徹地破壞,利益集團彼此掩護,互相分贓,監督部門(比如公撿法)的腐敗更甚。絕對權力的右派咨意妄為,侵吞人民所創造的財富,造成中國今天這種貧富懸殊,比資本主義還要資本主義的事實。所以可以說,成也是成在老鄧,敗也是敗在老鄧。

人類社會所做的事其實就是兩件:一件是創造財富,另一件是分配財富。前者右派中專才比較多,後者在左派中比較有專才。而左右失衡,絕非社會之褔。文革時代,失衡於左大右小;而現在的後鄧時代,則失衡於有右無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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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二道苦,受二茬罪,主席早就预言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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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zhongyue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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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经济社会问题,其实是毛泽东早已预见到的“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一语成谶。

毛时代的工农大众因为有主席的庇佑,你告诉他二茬罪,他死活想不出来是个什么样子。以当时社会环境、民众的水平,估计真正明白文革目标的都没几个。连文革针对的对象、目标都理解不能的话,如何进行文革?所以到最后毛泽东默默地捯饬预言故事毛五卷。

当生产力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再经过现实的对照,终于有一些人可以理解文革了。因为本来是文革理论上的东西已成为现实了,农民三农了工人下岗了民众头上五座大山官僚资本主义也出来了,还能无视文革理论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吗?

当你翻阅所有的资料,包括中央的一系列决议、主席在文革期间的一系列讲话、《红旗》杂志上的文章去审视这个理论上的文革,再对比前苏的解体、走资的现实,你会发现文革在理论上存在无可辩驳的正确性,可以说是前瞻的、英明的。

事后诸葛亮人人可以做,这个事前诸葛亮谁做了?恰恰就是那些因为文革被诅咒了无数遍的人,特别是主席。

正如何新文里所说的:

但是,毛却是一位天才;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洞彻以至试图掌握更遥远的历史未来的神灵。他的洞察与痛苦,他所奋斗的目标,是远远超越于现实之上的。

经过了否定之否定,主席已经出神入圣了。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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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那一批人努力消滅的玩意都復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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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地無妨,撿球有罪?富人的東西,窮人不要碰(組圖)

新聞來源: 南方週末 於March 04, 2010 21:51:25 敬請注意: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觀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作為財富與地位象徵的高爾夫球場,毗鄰的卻是一群因為球場徵地而失去大部分土地的貧困農民。一場場失衡的衝突也由此上演:

失地農民想賺點小錢,撿了球客們打丟的高爾夫球,然後再賣給他們,結果被判「盜竊罪」。失地農民只得到4000元/畝的補償,高爾夫球場開發的別墅卻賣數百萬元一套,他們去抗議最後收效甚微。失地農民有人心理失衡,去縱火洩憤,結果被科以重罪……

他們的命運,或是窮人面對富人的一個極端又充滿隱喻的樣本,一個需要公共政策去救濟和反思的樣本。




貴陽高爾夫度假中心鳥瞰圖冉金/翻拍/圖





開發商用高爾夫概念圈來廉價土地,批量開發別墅,可售數百萬元/套,其暴利引來失地農民的不滿。冉金/圖


失地農民滕彩榮最大的感慨是:「富人的東西,窮人不要碰,碰也碰不起。」

這是他的宿命之感:幾年前他在村子邊的高爾夫球場先後撿了一麻袋高爾夫球,結果身陷牢獄之災。

撿球能算偷嗎?法院在第一次判決時認為算「偷」。結果,滕彩榮於 2009年3月被以盜竊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與他同案被判刑的,還有兩名同村村民,因收售他的二手高爾夫球而被控「掩飾、隱瞞犯罪所得」。

但法院在重審時,又認為撿球不算偷,於是滕彩榮被判無罪。滕彩榮以為沒事了,剛走出看守所,又接到了當地檢察院的抗訴書。原來,檢察院認為,撿球應該「算偷」,而且滕彩榮非坐牢不可。該案子被上訴至二審,尚未宣判。

深受「高爾夫」折騰的滕彩榮,是貴州省貴陽市修文縣扎佐鎮三元村人。建在他家不遠處的「貴陽高爾夫度假中心」,是貴州省最好的高爾夫球場,建於1997年,是靠徵用滕彩榮所在村莊的大批土地建成的。

來這裡打球的,都是「達官顯貴,社會名流」。但這個供最有權勢和財富的人享用的場所,毗鄰的卻是一群最沒有權勢和財富的失地農民。滕彩榮們與高爾夫球場之間的衝突,在一開始就已經埋下了。

失地

這座高爾夫球場拿走的,是曾經屬於村民們的「綠地和美好生活」。

貴陽高爾夫度假中心是貴州省惟一的一個擁有18洞、72桿國際標準的高爾夫球場,是貴州著名的風景度假區,也是當地政府招商引資的重要平台。

作為貴族運動的「高爾夫」,是荷蘭文kolf的音譯,意思是「在綠地和新鮮氧氣中的美好生活」。但在附近的三元村村民看來,這座高爾夫球場拿走的,卻是曾經屬於他們的「綠地和美好生活」。

三元村位於貴陽近郊,緊鄰貴遵高速,有著大片山林和一個大型水庫,村民們過著傳統的農牧生活,主要經濟來源是耕地和養殖,「雖不富裕,但很幸福」。

1995年,一紙徵地令打破了山村的祥和,這個由香港和廣東兩家公司共同投資的高爾夫球場,選中了這裡。一期工程佔地1480畝,整體規劃面積則逾3000畝,這意味著祖輩務農的三元村村民必須放棄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

村民的耕地和集體林地被當地政府以50年的期限徵用劃撥給了高爾夫球場,但低廉的補償價格卻讓村民難以接受。但當地政府要求村民「配合重點工程建設」,並將補償款打入存摺,強迫村民領取,雙方一度爆發了激烈的衝突。

據現任貴州省高院副院長,當時還在律所當律師的李漢宇回憶,無奈的村民找到了他的律所尋求「法律援助」。最終在李漢宇的「斡旋」下,貴陽、修文市縣兩級財政及開發商三方共同出資,將補償標準提高到了約4000元/畝,才化解了這場徵地風波。

而讓村民最終接受土地出讓的原因,還在於政府描繪的願景。當時,失去土地的三元村村民曾向政府提出工作安置、生活保障等,政府有關負責人允諾,興建的高爾夫球場可帶動旅遊項目和第三產業,將攜村民「共同富裕」。「以後你們就是在高爾夫門口賣葵花籽,都能生存。」時任鎮委書記張榮華曾向村民如是保證。

這一年,滕彩榮經人介紹入贅到三元村一組的楊景蘭家,當了一名上門女婿。而楊家8口人的7畝多田地被徵用後總共拿到的補償款不足三萬元。


失望

由於失去了土地,村裡一些年過七旬的老人仍要以打零工維生。

1997年,高爾夫球場開業後,作為「國內惟一的高原森林高爾夫球場」,很快吸引了眾多名流商賈。

對於高爾夫這項「貴族運動」,村民們很快從新奇變成失望。他們發現,高爾夫度假中心(以下簡稱高爾夫)不過是富人的俱樂部,不但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曾經的擔憂反倒變成了現實。

封閉經營的高爾夫不需要也不允許他們「到門口去賣葵花籽」,這讓村民們曾經期望借助高爾夫經營餐飲、住宿等旅遊項目的願望落了空。他們發現,來高爾夫消費的「貴客們」,都是開著車徑直來去,對村民開的商店根本不屑一顧。

進入高爾夫工作成了不少村民的選擇。但村民發現,這個為富人提供一流服務的豪華場所,並不能為他們提供滿意的薪酬。

滕彩榮的妻子楊景蘭最初進入高爾夫時從事草坪養護工作,一個月能拿到的工資只有250元。現在,在物業部工作的她每個月名義上的工資也只有550元,這是修文縣的最低工資標準。

同時,在高爾夫上班的村民還要面對隨時可能被開除的風險。2008年10月,就有數十名曾在球場上班的村民被高爾夫以金融危機為名辭退,而沒有得到任何補償。

也有很多三元村村民選擇了外出打工,但對於不願背井離鄉的村民來說,進入高爾夫仍是「惟一的選擇」,因為「方圓幾公里都被高爾夫佔了,就這麼一家企業」。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目前貴陽高爾夫度假中心的300多員工中,有140多人為當地村民。

一位村民認為:「高爾夫標榜他們為當地解決了多少就業,但實際上是我們在為它提供廉價勞動力。」

這讓村民們十分懷念曾經擁有土地的日子。由於失去了土地,村裡一些年過七旬的老人仍要以打零工維生。

而這些失地農民們耳聞目睹的,卻是高爾夫球客們一擲萬金的豪情。在高爾夫打一場球,平日是1800元,週末節假日則要4000多。經常會有客人賭球,賭注下得很大,一場球打下來輸一兩百萬元亦是常事,「花錢就像花紙」。

就在這個過程中,村民們發現了一項可以彌補收入的產業:撿高爾夫球,賣給球客們。

球禍

接到高爾夫的報警電話,三元派出所便會出動警力對撿球賣球的村民實施沒收、罰款甚至拘留。

誰是第一個撿球者,已不可考。起初,對高爾夫毫無概念的村民,並沒意識到那些被客人丟棄在水塘草叢裡的白色小球可以撿來換錢。一個普遍的說法是,來打球的客人「點撥」村民,並教會了他們通過表面的「英文圖案」 來辨識不同品牌不同價值的高爾夫球。

小學三年級文化的滕彩榮勉強能記住四種。「最貴的是以T開頭,還有打勾的,叫耐克。」因為這四種品牌的球,能比其他的「雜牌球」多賣一到兩塊錢。

客人們幾乎每打一場球都會有球遺失,球場內所賣的新球要數十元一個,便有客人告訴村民,可以找回那些打丟的球,再以便宜的價格轉賣給自己。

據村民回憶,從1998年開始就有村民利用在高爾夫上班或打零工的機會,在附近的林地裡找球,再轉手低價賣回給打球的客人。

平常,高爾夫將「回收」的二手球除一種品牌賣15元/個,其餘都以5元/個的價格成袋轉售給客人。而村民銷售的二手球則要「實惠」得多。村民將撿來的二手球仔細清洗後,多以兩三元一個的便宜價格賣給打球者,最高也不過五元。「每天順便撿兩三個,就掙包煙錢,一個月下來能有個一兩百元。」有村民回憶。

這樣的活計吸引了很多村民。有的村民甚至以此為業,做起了二手球生意——專門從撿球者手裡收購二手球再集中轉賣。有的村民每天等在高速公路口,提著口袋或推著小車,向駕車前來的打球者兜售二手高爾夫球。

老實巴交的滕彩榮從2007年開始,利用在高爾夫打零工的機會撿高爾夫球。但他捨不得輕易賣掉,而是像存錢一樣,將每次撿回的球都放進家裡的一個蛇皮口袋存起來,「等缺錢的時候再賣」。沒想到,積攢的高爾夫球卻在後來被警方意外發現,並因此獲刑。

但滕彩榮並不是三元村第一個撿高爾夫球的村民,也不是第一個因為撿球被警方刑拘的村民。

據瞭解,從村民撿球伊始,高爾夫就採取了各種措施進行管制。刑拘村民,就發生在高爾夫的各種管制措施均告失敗之後。

約在2001年後,高爾夫開始求助三元派出所。曾任三元派出所所長的劉誠回憶:「這些球都是在高爾夫裡撿的,高爾夫認為是它的財產,村民到底是偷是撿,說不清楚,但總之沒經過人家同意。另一方面村民在高速路上賣球,車一過收費站就一堆人圍上去,也影響高爾夫的企業經營和企業形象。」他認為,作為基層派出所,他們對這一貴州省的重要招商引資項目,「該維護的還得維護」。

因此接到高爾夫的報警電話,三元派出所便會出動警力對撿球賣球的村民實施沒收、罰款甚至拘留。

景大山是村裡第一個因撿球被拘留的村民。2003年,他在收費站門口擺賣撿來的高爾夫球被警方拘留15天。他拒絕在警方將他「撿球」寫成「偷球」的訊問筆錄上籤字,並質疑道:「我的土地被高爾夫征撥,政府又沒給我安置,我不偷不搶,撿個球犯什麼法了?」

除了景大山,三元村還有多位村民因為撿球賣球被警方抓過。

但多年來,警方的介入,也沒能使村民停止這項經營活動,村民們採取了你來我走的「游擊」對策。2008年,滕彩榮被抓前,景大山甚至在工商局申領了經營「二手高爾夫球」的營業執照,成為了村裡第一個有正規營業資質的「高爾夫球個體戶」。

別墅

打贏官司的村民無奈地發現,雖然阻止了高爾夫在他們的林地上開發別墅,但奈何不了高爾夫在球場的其他區域建起別墅、獲取暴利。

事實上,表面運作成功的貴陽高爾夫度假中心儘管有800多名會員,但和全國大多數高爾夫球場一樣,其球場運營一直處於虧損狀態。高昂的消費價格只有極少數消費人群能承受,中國高爾夫協會秘書長崔志強曾透露,「全國真正能靠球場經營賺錢的不超過10 家」。

貴陽高爾夫度假中心扭虧為贏的做法,和全國眾多高爾夫球場的投資者一樣,是借助高爾夫進行高端房地產開發。

2002年,村民發現貴陽高爾夫度假中心開始砍伐球場內的林地,修建豪華別墅。2005年,當高爾夫的挖掘機試圖推倒球場內兩片曾歸屬三元村的集體林地時,衝突終於爆發。

村民在投訴此事時發現,當地政府已在此前瞞著村民,將林地以荒山的名義無償劃撥給了高爾夫度假中心。村民還發現,在當初整個土地征撥過程中,修文縣政府並未取得任何審批手續,因違法用地遭到了國土部的巨額罰款。聯想當初低廉的徵地補償,獲知真相的村民不能接受高爾夫改變土地使用性質、修建別墅的做法。於是群體阻止施工並四處上訪,結果遭遇了當地政府的警力壓制。

此後,村民選擇了法律途徑維權。貴陽市中院支持了村民的主張,撤銷了修文縣政府的無效林權證。這個結果讓曾參與抓捕「鬧事村民」的派出所長劉誠也懵了。事後,他還因抓捕村民被村民們告上了法庭。

林權官司的勝利,客觀上在高爾夫形成了一個奇特現象:佔地 1400多畝的貴陽高爾夫球場內,卻有兩片林地的產權至今屬於三元村村民。村民們也以「看林」為藉口,進入高爾夫撿球。

滕彩榮的部分高爾夫球也是以「看林」為由進入高爾夫撿的。被公訴後,他用來申辯自己不是盜竊的理由之一是,球並非在高爾夫的土地上拾得,而是在屬於三元村一組的集體林地裡撿到。

然而,打贏官司的村民無奈地發現,雖然阻止了高爾夫在他們的林地上開發別墅,但奈何不了高爾夫在球場的其他區域建起別墅區。據記者瞭解,2002年至今,貴陽高爾夫度假中心共開發了三期高爾夫別墅項目,已建了一百多套別墅;在全國房地產市場不斷追漲的浪潮下,其售價從最初的逾6000元/平米,一路飆升至目前的逾10000元/平米。這些有獨立產權的別墅,數百萬元一套,極為搶手。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卻是眾多三元村村民仍住在10年前的舊房裡。2003年,一直和父母擠住在一起的滕彩榮、楊景蘭夫婦決定蓋房。他們用了兩年時間,外出打工攢下4萬元,才蓋起了三間平房。但因為其房屋位於高爾夫二期工程開發的徵地範圍內,滕彩榮至今無法為自己的新家辦到合法的產權證。

這個新家與高爾夫度假中心只有一牆之隔,站在房頂上就能遠眺高爾夫球場內寬闊的草坪、用水庫改造的內湖,以及臨湖而建的幢幢豪華別墅。這裡曾是村民們的土地。



失衡

一位村民認為,因報復高爾夫被判刑的吳永超,只不過是「維權不當」,「法律只保護富人,不保護窮人」。

2005年劉誠調任三元派出所所長,任職的 4年間,三元村的社會治安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壓力。在他看來,懸殊的貧富反差,以及現實利益的嚴重失衡,在三元村村民心裡形成了強烈的心理落差。一些村民遂以犯罪的極端方式來「尋求釋放和平衡」。

2008年,警方破獲了針對高爾夫的系列盜竊案,「三元村就抓了20多個村民」。

據警方掌握的案情,從2006年開始,三元村一些村民就夥同個別在高爾夫內工作的村民,對高爾夫內在建的別墅項目進行了多次盜竊,「鋼筋、水泥、門窗什麼都拿」。

盜竊甚至是公然的,參與別墅修建的村民也故意在施工時偷工減料。「當時村民有句戲稱,『外國有個加拿大,三元有個大家拿』。」劉誠說。

而整個盜竊案件得以偵破,則是因為高爾夫裡的一把火。

2008年1月12日晚,高爾夫的存包室突然著火。室內被焚燒掉的一些球杆、球包、手套、球帽等計算下來,損失竟高逾40萬元。

修文縣公安局成立了專案組進行調查,發現這是村民針對高爾夫的連環報復案:

曾在高爾夫工作的村民吳永超因故被辭退,村民宋林峰因為撿球被高爾夫保安毆打。他們與另外兩名實施盜竊未果的村民一起,破壞了高爾夫的草坪洩憤。事件導致當值保安、三元村村民杜國榮被開除。認為處理不公的杜國榮憤而縱火,焚燒了高爾夫的存包室。

最終,杜國榮因縱火罪被判12 年,吳永超因故意毀壞財物罪被判兩年,其他20多名實施過盜竊、銷贓行為的村民也被判10年不等的徒刑。

吳永超被拘捕後,妻子就提出離婚並離家出走。當判決下達後,在看守所裡已待了一年多的吳永超一病不起。看守所讓家人將其取保,送往醫院才發現,他已是骨癌晚期。一個月後,44歲的吳永超病逝。

如今在吳永超家裡,只剩下79歲的吳明先和12歲的孫子吳世傑相依為命。為了照顧孫子,年近八旬的吳明先至今仍在打零工。

這樣的家庭悲劇,在三元村並不鮮見。一位村民對記者說,在他看來,吳永超只不過是「維權不當」, 「法律只保護富人,不保護窮人」。

論罪

滕彩榮害怕看到任何白色的高爾夫球。有一次,12歲的兒子在路邊撿到一個廢棄的高爾夫球帶回家,被他一把搶過丟進了火爐。

滕彩榮案,在村民眼裡,則成為了這一看法的又一例證。

儘管,當時參與辦案的三元派出所長劉誠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之所以拘捕滕彩榮,「就是很單純的認為是個刑事行為,因為價值大了」。

警方在滕彩榮家裡發現了他存放的699個高爾夫球。劉誠第一個反應,就是拿去做價格鑑定。699個高爾夫球鑑定出來的價格是7982元。加上滕彩榮向警方交待的已經賣出的高爾夫球,滕彩榮的「涉案金額」達到了15513元。

依據刑法,若滕的盜竊罪成立,可被判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滕彩榮妻子楊景蘭提出質疑: 「全村每個人都撿過球,為什麼偏偏抓他?」劉誠解釋,「就是一個量的積累」,「到了立案標準」。

此後,劉誠勸說楊景蘭替丈夫向高爾夫主動退賠了9000多元已賣掉的高爾夫球損失,「自願認罪」,爭取緩刑。

在警方給滕彩榮做的訊問筆錄中,「撿球」被寫成了「偷球」,進入高爾夫的方式也變成了「偷偷翻越護欄和鐵絲網」。小學三年級文化程度的滕彩榮幾乎不識字,在開庭時聽見檢方念筆錄,才大呼冤枉,「筆錄寫的和我說的不一致」。

結果,「自願認罪」的滕彩榮被修文縣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滕彩榮還沒有走出看守所,修文縣檢察院就對一審判決提起了抗訴。修文縣檢察院認為,「滕彩榮盜竊的時間跨度長,且多次盜竊,主觀惡性深,社會危害極大」,在修文縣「兩搶一盜」案件呈反彈趨勢和高發態勢的情況下,「應當堅持『嚴打』方針,保持高壓態勢」,認為修文縣法院的判決「顯屬量刑畸輕」。

案件隨後被貴州市中院以「認定事實不清」發回重審。楊景蘭聘請了曾為村民打贏林權官司的北京律師楊大飛為丈夫辯護。

2009年12月20日,修文縣法院採納了楊大飛的辯護意見: 「滕彩榮所撿高爾夫球的權屬應屬打球者,為打球者遺棄,而非高爾夫所有。」法院改判滕彩榮無罪,另兩名涉案村民龔連平、段友貴也被宣告無罪。

但事情並沒有結束。修文縣檢察院再次提起抗訴,仍要求法院作有罪判決。

對於法院的「無罪判決」,高爾夫的工作人員難以接受:「如果誰都可以進來撿球,我們就不要開了。」

目前,該案已在貴陽市中院二審,仍未宣判。取保回家的滕彩榮等人仍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結果,但身體與精神都已留下嚴重的創傷。

龔連平被關押後,兩耳出現了聽力障礙,八十歲的父親氣急而死。

滕彩榮從看守所出來後視力下降,還得了肌無力,無法干重體力活。現在,他害怕看到任何白色的高爾夫球。有一次,12歲的兒子在路邊撿到一個廢棄的高爾夫球帶回家,被他一把搶過丟進了火爐,「我因為碰了這個坐了牢,打你還敢去碰?」 他教訓兒子。

一位貴州省的政法界高官評介此案時認為,在高爾夫項目上,政府開始說是旅遊項目,可以帶動村民發展,結果卻圈起來搞房地產,變成了富人俱樂部。失地農民並沒能真正分享到土地增值的成果,「這種對原住民,對原來土地所有者造成的利益損害和心理傷害,政府相關部門重視得還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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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資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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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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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1985年间部分国家和地区GNP年均增长率对照表 [1]: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美国 1.34 中国 7.49 [2] 印度 1.7
  英国 1.6 苏联 5.89 [3] 巴西 4.3
  西德 2.7 匈牙利 7.42 阿根廷 0.2
  日本 4.7 保加利亚 7.84 墨西哥 2.7
  新加坡 7.6 捷克 5.15 埃及 3.1
  香港 6.1 波兰 8.67 肯尼亚 1.9
  台湾省 缺 泰国 4.0 加纳 -2.2
  南朝鲜 6.6 马来西亚 4.4 尼日利亚 2.2

真難想像這份資料的正確性, 若1965--1985, 中國7.49, 這個數字比當時台灣經濟奇蹟可能毫不遜色, 而且南韓才6.6太誇張, 若匈牙利, 保加利亞, 波蘭這些東歐國家有這麼好的表現, 怎麼可能垮台?蘇聯的經濟成長大於美國, 而且長達20年...離譜...日本在1980年末期才泡沫化,他是當時的世界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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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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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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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只是领导阶级的浩劫,你可以随便从那些伤痕文学,或者历史资料里找到哪个名人,哪个将军被关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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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对整个中国都有影响 对老百姓也有负面影响, 当然也有正面影响

说到浩劫, 更多的是统治阶级的浩劫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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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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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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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心里的终极理想是如何让广大的贫苦农民当家做主,并且进一步让全世界广大受苦人民当家做主。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不可实现的目标,现在的世界是被那些跨国大财团控制着。

建国后,毛泽东通过土改均了贫富,但是国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他发现他所领导的党正逐渐腐化成那个他以前痛恨的并设法打倒的阶级。毛泽东不是洪秀全那样庸俗的人,一朝当了皇上就忘了自己的出身。

因此毛泽东选择了一个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发动老百姓斗政府。大陆对文革定性的说法是十年浩劫。但是实际上只是领导阶级的浩劫,你可以随便从那些伤痕文学,或者历史资料里找到哪个名人,哪个将军被关牛棚。从文革开始那些普通的农民 工人从心理上独立了。

最终毛泽东失败了,而那个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如何才能被打倒也许永远无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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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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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zhongyue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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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
  作者:韩德强
  作者简介:国内著名新左派经济学家。
  韩德强
  1999年8月26日
  时光飞逝,共和国转眼到了五十大寿的日子。这五十年可不平常,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欢欢喜喜,悲悲切切,既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业绩,也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故事。如果摆起一个龙门阵,让平头百姓和学界泰斗把盏对饮,让工人农民和商界巨头同桌共话,让新老右派和新老左派唇枪舌剑,我想那场面一定会是热闹非凡的,而其中最吸引人的一个话题,就有可能是讨论五十年的功过得失,特别是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年的关系:究竟是前三十年黑暗得赛过解放前呢?还是前三十年为后二十年打下了基础?
  在很多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眼中,前三十年都常常是一连串荒唐记录的汇总。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或者更多地是人祸),然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二十多年经济停滞,物资紧缺,米、面、油、盐、肉、布料、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娱乐被八个样板戏统治,一切再糟糕不过了。相比之下,电视节目里的旧中国反而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虽然有军阀割据,国共交战,却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自来水和一应衣食用品等等都与世界时尚同步,而且绝对不需要凭票供应,只要你有钱,一切货物应有尽有。文人学者出有车,入有鱼,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听戏有梅兰芳,听曲有邓丽君,日子过得自在又闲适。这样,在部分媒体的刻意营造下,新中国五十年至少有三十年打了折扣,剩下二十年又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这个五十周年的庆祝就暗淡无光了。的确,人们不难注意到,与1998年庆祝改革开放二十年相比,今年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声势小多了。许多媒体对于宣传二十年十分热心,而且技巧娴熟,对于宣传五十年却感到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举些数字、炒些冷饭,回放一些老片子了事。新华社举办的网站上,至今(1999年8月24日)仍然只有讲二十年巨变的专栏,而没有五十年的专栏。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国的媒体对五十周年大庆提不起精神来时,印度的学者却在隔着喜马拉雅山对中国啧啧称羡。
  中外对比五十年
  8月10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被派驻中国以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三年,对中印两国对比很有兴趣。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从1990-1994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毛的报纸,而且最近又正值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但它却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国门初启,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纵比的时候,就曾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印度作为参照系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日本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后,未免自惭形秽,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篇横比文章,大意无非是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革担误了建设时光,懊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候也有一些“没出过国”的或者出过国却“头脑僵化”的人起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象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说明前三十年没有白过,也干了许多事情。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痛惜和懊悔声中总是显得那么孤弱。事实上,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诅咒文革升温为诅咒新中国,由否定三十年进而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则转变为切急地追求“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一起迷漫着从摇滚乐到电影电视的每一个文化角落。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味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单向横比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是非常出色的。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的书,但却有几份统计资料可供作一个简单对比。为了说明问题,看来得烦请读者有耐心看一看下面这张表:
  1965-1985年间部分国家和地区GNP年均增长率对照表 [1]: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美国 1.34 中国 7.49 [2] 印度 1.7
  英国 1.6 苏联 5.89 [3] 巴西 4.3
  西德 2.7 匈牙利 7.42 阿根廷 0.2
  日本 4.7 保加利亚 7.84 墨西哥 2.7
  新加坡 7.6 捷克 5.15 埃及 3.1
  香港 6.1 波兰 8.67 肯尼亚 1.9
  台湾省 缺 泰国 4.0 加纳 -2.2
  南朝鲜 6.6 马来西亚 4.4 尼日利亚 2.2
  以上选列了四类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相比中国的速度并不逊色,却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经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鲜,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三十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
  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顿富人区和贫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象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雕敝相联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1949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本身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旧上海的角色才得以繁华起来的。本来,在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象风卷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共产党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了:考虑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但其中相当大部分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作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
  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反攻大陆,充当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南朝鲜)几乎无限额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在大量黄金。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达875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10美元)粗略计算,合87.5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了台湾发展的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92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82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就简直可以称为“神迹”了。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少外援(苏联人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勒紧裤腰带干活,却能在建国后短短30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100年的路程,这不是“神迹”是什么?
  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虽然前三十年运动不断,但工农业生产却并非停滞不前,人们不是闲了三十年,而是埋头苦干了三十年。这也有统计数字为证,请看:
  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 [1]
  《-------指标值-------》《---年均增长率(%)---》
   1949年 1952年 1978年 1995年 49-78年 52-78年 78-95年
  工农业产值(指数)
   56.5 100 779 3303 [2] 9.47 8.21 8.8
  钢铁(万吨)15.8 135 3178 9153 20.1 12.9 6.4
  煤炭(亿吨)0.32 0.66 6.18 12.12 10.7 8.98 4.04
  粮食(万担)2264 2378 6095 8902 3.47 3.69 2.25
  棉花(万担)44.4 130.4 216.7 434.1 5.61 1.97 4.17
  肉类(万吨)338.5 856.3 3692 3.63 8.98
  石油(万吨)12 44 10405 14764 26.3 23.4 2.07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居然还高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
   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退休工人们就可以知道。五、六十年代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并不是少数鹤立鸡群的人物,而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中,由于工作意义感强,工人政治文化素质高,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既然发展速度这么快,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什么提高,工资一直不动呢?有人责问。
  不错,从57年开始20年没涨工资,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大,这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生产停滞,经济不发展。这个道理就象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家庭一样,如果家长决定把挣来的钱都用来盖房子、置家当,饭桌上的油星自然就不会见长,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这20年里,中国办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保家卫国,第二是置办家业。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囤兵百万。南方则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险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正是由于中国不惜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且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所以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这20年的经济建设也没耽误多少,置办了不少家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经济发展的起伏较大,但总体态势仍呈较快增长。据柳随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成绩还真是不少,我这里只能作极为简略地摘引。比如,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较大提高,1975年的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化肥施用量增长3.1倍,用电量增长4.7倍,此外,农业种子改良取得突破性进展,杂交水稻开始推广。工业上,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修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科学技术方面,两弹爆炸、一星上天,人工胰岛素合成,国防科技力量明显增强。总的来说,“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如期完成,“五五”计划开始顺利执行,10年时间总共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工农业总产值由1965年的2235亿元增至1976年的4356亿元,番了一番还多。在建国17年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这10年的努力,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相信,任何一个热爱家园的人,看到自己的家底打得越来越扎实,家里的耐用品越来越多,应该会感到喜悦和自豪的。当然,如果这时候有邻居挑拨离间,向这家的孩子们说,看你们干了那么多活,还是吃不上肉,没有发展,说明你们家的制度不好,你们家长有问题,孩子们也是有可能上当的。特别是其中有些孩子心胸不够宽广,受过家长的责骂或体罚就把仇恨铭刻在心,看不到家里点点滴滴的进步,最容易带头或跟着埋怨、发牢骚,甚至咒骂祖宗十八代。
  好吧,有人说,就算前三十年真的有这么快的发展吧,但那时起点低,发展速度自然应该快一些。这就象学生的学习,从0分到60分容易,从80分到90分就难了。
  其实不然。如果不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那么技术和经济的增长应该是正反馈系统。我们都知道技术和知识在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也就是说越发展越快。经济增长也一样。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发生,经历了近三百年时间,这期间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远不到1%。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870年代年代的一百多左右的时间里,英美德等国的年增长率也不过是2%左右,此后到一战前夕,年均增长率上升到2-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1970年代初,号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的年增长率也就是4.4%。可见,所谓起点低发展速度就快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按照这种推论,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应该是最快的了。从逻辑上说,发展起点越低,资金积累越慢,因而速度越慢。随着发展速度的提高,积累越容易,反过来会加速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正反馈机制。举个例子。建国初期搞铁路建设时,既没有大型起重机械,又缺少运输卡车,数以百万吨计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铁轨都得凭人拉肩扛,建成一条铁路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山地多,地形复杂,象成昆铁路,1085公里路段,却有60%是桥梁和隧道,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今天就省事多了,各种铁路建筑机械一应俱全,爆破、运输、吊装一条龙作业,建铁路跟搭积木似的。
  综上所述,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还真是干了很多好事、大事、大好事的。遗憾的是,许多人,甚至经过那个年代的老一辈人,都把这一切忘光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刚刚退休的教数学的老教授聊天,请他谈谈这一辈子的经历和感受。他说,我这一辈子算是糊里糊涂地过来了,年青时候跟着搞大跃进,然后是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人到中年又卷入文革派性斗争,一事无成啊。我又问他,做过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没有呢?他想了半天,没说上来。实际上,这位教授从留校任教到退休,一生教过无数学生,确实是桃李满天下。中国的发展不正是由这样一位位普通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的辛勤工作所推动的吗?但是,这么重要的生活内容居然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被抹去了意义!这是集体性记忆丧失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多年来知识界那股“妖魔化当代中国”思潮的杰作啊!我不知道李希光先生是否同意:是中国先进行了“自我妖魔化”,然后才有美国“妖魔化中国”!
  旁观者清。台湾有一位叫龚忠武的学者,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发过一通议论:“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部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都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的经济最近二十年来一蹶不振,其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三元秩序,从而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经济建设好。”
  后二十年:势能转化为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而且不断地升级换代,城市变得鲜光了,农村变得活跃了,超级商厦美伦美奂,集贸市场人声鼎沸,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日常的言论也自由了,过去看电影当过节,现在不出门就能任选频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摆上了黑白电视机,也多了几件时新衣服,多了几句时髦话。这一切的确令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到欢欣和自豪,人们一度放声讴歌改革开放,讴歌这片希望的热土。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人们陶醉在欢呼、欣喜之中,以致常常来不及想一想为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个解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初一看,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细一想,却失之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幢幢楼房,铺设起一条条公路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南方水果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前人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时,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政策,却本不应该忘记谁载的树。
  就以八十年代初农村的巨变为例吧。毫无疑问,包产到户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84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八十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第一是种子革命。七十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棉花、油料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化肥革命。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前三十年里,各级政府利用农闲每年大规模地组织社员兴修水利,全国的大小水库七、八万座,沟渠畅通,堤坝坚实,极大地增强了防洪抗旱能力,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业如此,工业、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国防各个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如果没有三十年建设的积累,在1949年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钢没钢,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提供大米的人呢?
  有一次,我和一位当着地方干部的朋友交谈,顺便谈到这些看法。他还我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物理学讲能量守恒,动能势能相互转化。比如骑自行车上山,很费力。到了山顶时,人就精疲力竭了,但这时的势能却最大。然后撤把下山,不用费力,速度就越来越快,这就是势能转化为动能。我看,改革开放以来焕发的活力,就是把前三十年积累的势能转化为动能了。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路,则势能既被消耗光,而动能又被磨擦阻力损耗,这时大撤把政策就会走不动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比喻意味深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财政实力雄厚。这就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誉。单是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而到了内外债均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再要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一种高势能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是当形势需要重新部分集权时,比如九四年分税制改革,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很困难。更如,土地从三级所有到基本上个人所有,这很容易;但如果此后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再要重申土地集体所有,就很困难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的廉洁程度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富,自己守着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和群众抢夺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拨毛,社会公平感就会荡然无存,而改革的形象也就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着改革开放的大业。
  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是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我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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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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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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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立项的,有不少做不出来,也算是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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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无法摆脱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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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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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中美建交,1978改革开放当中有6年的时间大家能否解释下?

1971年争取到常任理事国对后来有什么影响~

1978年是什么样的世界环境,在冷战环境下中国怎样生存,再思考下1937年7月7日

1978年以前,大陆运用与军事上的GDP占36%左右,而现在是多少?大家去找找,再思考下

还有~1949年的大陆和台湾识字率,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多少?1978年的识字率是多少?

1949的工业总量,构成是什么?1978年是怎么样的?

1949年的钢产量是多少?1978年是多少?

以上对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大家思考过没?

我想可能80%以上根本没去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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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再思考下,如果是自己在1949年在国家主席位置上会走什么样的路,会把中国带向何方?是做个独立自主的大国,还是做一个现代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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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者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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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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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歼10、神舟、094全是1980年以前的东西
毛主席太偉大了,80年以前老美都未必能製造出這麼高技術的東西,我們偉大的主席就已經全搞出來了,偉大呀,佩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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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者无畏, 不好意思 请自行查阅一下阿波罗计划的实行时间, 俄亥俄级潜艇下水时间以及F15的研制时间. 本人没空一一教你.

如果你认为一项技术从立项到研制成功再到公之于众就像捏泥人一样简单 我确实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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