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他人，特别是多数人的意见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当许多人众口一辞时，很多人都会从大流，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鉴于独立思考是一种奢侈的能力，真理往往是站在少数人一边的。
中国人不识数，喜欢凭空猜测任意剪裁数据。对如何引用和处理数字完全外行，看到数字就敢用，就敢得结论，为了壮胆，还特地强调这数字是官方的或某个权威机构的，以示自己的数据如何权威，结论如何正确。国外右派汉奸则不同，虽然也引用数字，但会很专业处理，并注明来源，并不是拉大旗坐虎皮，以示自己的数据如何权威，而是万一穿帮了，好抵赖。
文科出身的右派汉奸洋奴走狗们用自己最不擅长的数字推销自己的观点，反而越描越黑。比如说，原来看伤痕文学，就得到了很大震撼。可现在右派却喜欢统计当年死了多少人，来说明当年如何悲惨。就象前面用数字评价美女一样。既然有评价美女的数字标准，大家当然喜欢拿着尺子去测量各种美女去比较，结果却发现当年死的人与其它历史时期相比，却少得多，当年反而是美女才对，而右派却硬说是丑女。这样一来还能推销观点吗？
在此引述一段文章，看看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
阅读对象：尊重事实讲道理的，在真理面前能够承认自己看法错误的。
如果你是顽固的反毛主席分子或者根本就是右派汉奸之流，请远离了。
还清白于毛泽东
——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
作者：张宏志
十、“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不知从那个阴沟里吹来—股阴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请大家冷静的想—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饿死3000万人之说，究竟是怎么来的？
原来，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美国的人口学家从这个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这个数字被人“移花接木”，说成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我们不知道谁是玩手段的第一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善长讹赖的老手！如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在国内外就这样流传了近20年。为什么无人对此进行批驳呢？因为它适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对人民公社，而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兴高彩烈。他们说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还不应该把它反掉吗？！换言之“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一些人为搞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借口，对这种谣传必须给予彻底驳斥！
户口登记数字及其计算方法科学吗？
现从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统计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统计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WWW．xgc2000．com下称“李文”）
│ │年末总数人口 │ 出生率 │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
│年份 │ （万人） │ （％） │ （‰） │ （‰） │
│1957 │ 64，653 │ 34·03 │ 10·80 │ 23·23 │
│1958 │ 65，994 │ 29·22 │ 11·98 │ 17·24 │
│1959 │ 67，207 │ 24·78 │ 14·59 │ 10·19 │
│1960 │ 66，207 │ 20·86 │ 25·43 │ —4·57 │
│1961 │ 65，859 │ 18·02 │ 14·24 │ 3·78 │
│1962 │ 67，295 │ 37·01 │ 10·02 │ 26·99 │
│1963 │ 66，172 │ 43·37 │ 10·04 │ 33·33 │
│1964 │ 70，499 │ 39·14 │ 11·50 │ 27·64 │
│1965 │ 72，538 │ 37·88 │ 9．50 │ 28·38 │
（“李文”）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为上述所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黑体系引者加，下同）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的数字。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写成《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作为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发行。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作了研究和估算。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590万，1964年为802万，这些年的死亡数量从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可算出1958年至1963年（线性）死亡总数为4180万。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万。’书中又说：‘1957年和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为1040万和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为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2700万’。（按：引文中的线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线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注）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1984年7月10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都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李文”）
“蒋正华（按：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引者注）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至1963年共死亡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1697万人）。”（“李文”）
“科尔估算的1968年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线性死亡人口5940万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63741万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死亡率为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0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7年与1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是难以设想的。因此，笔者（按：即李成瑞）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黑体是引者所加。下同）至少在科尔作出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李文”）
“经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万联系计算，则1958年至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与科尔估计的6年实际死亡人口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负责”。
从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对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依据同一材料（1958—1962年人口登记），三个人得出三个结论。蒋正华：1700万（1697万）；科尔：2700万（2680万）：李成瑞：2200（2158万）。
再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与学者们推论出的数字，存在着重大差别。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科尔估计为862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8299万人，相差321万人，占死亡人口总数3·8‰。这个差额，在两个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983万人中，约占1/3，是一个次要因素。同户口登记的6年死亡人口5740万相比，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2880万，即增加了50·2‰，蒋正华估计数增加了2559万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相当大，只是增幅高低的有些不同。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是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尔估计6年的正常（线性）死亡人口为594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6602万人，相差662万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11·1%。这个差额约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额983万人的2／3。”（“李文”）
上述情况告诉人们，这种单纯的数字推论和估算，科学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登记，同样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年与1958年相比，1959年的出生率减少了5个千分点，死亡率增加了3个千分点，在死亡率增大，出生率减少的情况下，而人口却增加了2000万。这2000万人是从那里来的，除非用机械增长，即移民来解释。1962年比1961年又增加2000万人。这两年人口出生率，1961年为18．02‰，1962年为37．01‰，1962年与1961年相比，增长了19个千分点，即增长了50％还多；人口自然增长率1961年3．78‰，1962年为26．99‰，1962年比1961年增长了8.5倍。虽然19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是，人口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以及人口年增幅的这种无规则性，是不可思议的，只能用“统计有误”来解释。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材料公布后，美国官方反映最敏感，最强烈。他们紧紧地扣住1958—1962年的材料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他们似乎从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绽，很快地确认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笔者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中，人口变动的这种大起大落，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个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和材料编制人的责任心，人们有理由指出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人口登记，和国外研究者、报导者们的失真、失实，失掉客观性?
下面看科尔研究方法的粗糙和片面：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来作出的。”（“李文”。黑体是引者所变，下同）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李文”）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李文”）
统计学是科学，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无论是统计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来做的。如果统计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而研究工作出现片面性；或者研究工作无误，而统计材料失真；或统计者、研究者都出现主观随意性，那么科学就会变为荒谬！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专家得出的结论，都有失真，失实和失掉客观性之嫌！因为它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符，主观和客观不统—。研究人员的数字推论，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来验证；而不是按数字推论的结果去描述历史。
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记后，如前所述，外国主要是美国的专家很快发现了1960年中国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于是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立即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声呼唤，国内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齐鼓噪，越喊叫愈离奇，在这个反华声浪中“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出笼了。以讹传讹，传了近20年。汉语中有一句讽刺性成语：真作假来，真亦假：假作真来假以真。假的就是这样变成“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历史：美国帝国主义，一向仇视中国共产党，一向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美国帝国主义一直是国民党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帮凶和靠山。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美国空军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懒在中国，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共产党。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决战胜利后，1949年3月，美国政府作出决策：台湾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有着重要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决不能让台湾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从这时起，美国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1950年9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其矛盾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议案。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台湾国民党副总统严家淦，表示：美国将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关系”，“美国决心信守对中华民国的协防承诺”。美国政府现在更加疯狂地支持“台独”，妄图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分割出去。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嚣的“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们人工制造的反华借口。至于国内那些别有用心者，人们早就看清了他们的嘴脸，他们想把“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强加给毛泽东。“反毛必反共，反共必亲美”，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我们要做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1958—1965年中国人口确实发生了变动。这种变化，用人口学研究中的某个公式是无法说清的。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先生说得好，“中国人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关于出生率从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趋势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有两种人两种思路：一种人说，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的人们被饿得奄奄一息，怎么会生育呢？这种人出于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敌意，丑化、沮咒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所追求的是私有制、资本主义。另一种人则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分析，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答案。我们认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普及基础教育，当时的教育制度是12年，基础教育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早婚（十五六岁结婚）习惯，这个婚嫁真空的时间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从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大力宣传废除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制度的这一变化，破除了早婚习惯，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尽管比较含糊，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是有影响的。
其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中国工业打基础的时期，大约5000万农民转为工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初期，1958、1959年两年又有2000万农民转为工人，在这7000万工人中，单身约占95％，即6950万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虽然其时间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产生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间参加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的农民，不少于4亿，这么广大的青壮年男女，从小家庭生活转变为大集体，占全国人口70％的青壮年男女，其婚、嫁改变常规，必将对出生率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搞清了上述社会历史环境再来评述出生率下降，就会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经济困难的结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人们，假如你们不是出于偏见，相信你们是会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对于那些出于偏见的人们，对他们不想说些什么，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决不会承认真理，除非改邪归正。
关于1958年至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趋势问题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3年。营养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对疫病抵御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连续饥荒中早亡。这种情形是在全国范围零零星星持续3年发生的。它不引起社会振荡，不会使人感到恐慌，仍属正常死亡。而饿死人则是另一种情形。举例说，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饥饿待毙，其他4人必会救助，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其死亡。一家如此，一个村亦然。一家有难，其他家决不会坐视不顾。不要忘记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发生饿死人，即是区域性、群体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将震惊全国，瞒是瞒不住的。
其二，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外事故（伤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中约有4亿农民投入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约1．5亿立方。而许多工程都是民办的，自筹经费。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工程，1960年开工，1969年竣工。还有大量民工投入铁路建设工程。这样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意外事故和疫病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虽然没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数的统计表，但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之一是成立的。这个代价是有意义的，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铁路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计灌溉面积达10亿亩。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贡献。今天分享着大跃进成果的人们，应该饮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沮咒大跃进，不是大跃进做错了什么！只因为大跃进体现了社会主义风貌，人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这些是与一些人追求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故为他们所不容。他们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锁国”，“驱使人们去做不必要的牺牲”。
其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直接死亡5000余人。（《灾情报告》第378、第379页）1961年，“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灾情报告》）仅举以上两例，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仅如此。
一切害怕社会主义的人，无不攻击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些人骗造出来的。倘若发生集体饿死人事件，不仅震惊全社会，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阴影；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尔今已经过去40余年了，一些反对毛泽东、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一些便利条件，翻箱倒柜，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除了40余年前早就暴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阳事”外，有谁翻出了新的“信阳事件”呢？没有，一件也没有。
三年经济困难有无饿死人
有的。个别地区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一个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运粮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66年版）。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呀要有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
不过这时，就全国形势而论，并不严重，所以，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粮食41．6亿公斤。
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全国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开始关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灾情非常关心，对灾区人民十分关爱，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3年共计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全国农村平均每人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主动承担了追求高指标错误的责任。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拔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粮率降为17．5％。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食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亿。
中共中央的种种努力，其社会效果是积极的，三年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即没有发生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饿死人的事仅仅是个别地区、个别人、个别现象。这种现象不仅灾年、常年也在所难免，即使是今天人们偶尔仍可看到饿殍。
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史称“信阳事件”），诚然与三年自然灾害有直接关联，但主要是人祸。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导致的。笔者将以专题附录于后。
科尔的统计数字不可信
现在把话题转到人口学方面来
人口学是一门科学，它可以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人口变动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口学研究所得的结论，其正确与否，用什么来检验？只能是社会实践。不是人口学决定社会运动，而是社会实践检验人口学；前者是第二性的，即社会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后者是第一性的，物质的，它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下面从三个方面对科尔的统计数字进行验证。
关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科尔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中国官方公布的1958—1964年人口登记数字。这个统计材料其客观性、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数字本身有无法解释的矛盾，本文已在前面说过了。
科尔的研究方法过于粗略
科尔线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数加终点数，被2除。科尔估算（注意是科尔的估算，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57年死亡人口是1040万，1964年死亡人口是940万，二者相加是1980万，再除以2，等于990万。如是科尔得出结论，1957—1964年，中国年平年死亡人数是990万。以此推算，1958—1963年线性死亡人数5940万。这么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学吗？其结论客观、真实吗？
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学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2，得出平均值，作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制成一张人命表，需观察一批同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花费100年左右时间，实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己成为历史的追述，失去观察分析现状的作用。一般使用的简便方法，是根据一年或几年统计资料，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并算出平均预期寿命。
以上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记数字，其准确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尔的研究方法又过于粗略；再加上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尔的研究结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国非线性（非正常）死亡2700万人，是不可信的。
现在的问题，是依据科尔的结论撰写中国历史呢？还是以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检验科尔的结论？我们坚持的是后者。
需要说明，科尔作为人口学家，他所进行的工作是科学研究，其结论对与错，都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尔的研究结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诬称，“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他们制造这个谎言，是用来打毛泽东，丑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曲解社会主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
附录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河南省信阳地区、首先是遂平县，最早刮起浮夸风、“共产风”，越刮越大，迅速刮遍全信阳地区。由于“左”倾错误肆虐，终于导致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河南省“左”倾错误的根子，是时任河南省省长的吴芝圃。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就吹牛皮，说今年河南要增产几百亿斤粮食，并实现水利化……毛泽东批评吴芝圃说大话，搞高指标。吴芝圃置若罔闻，越搞越离谱，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搞供给制。越走越远，终于和刘少奇走到了一起。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全县一社）党委的汇报”（详见本书第三章）。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左”倾错误，获得了刘少奇支持。吴芝圃利令智昏，乘势将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钰、副秘书长王庭拣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一跃而为一把手，当上了省委书记。其后，吴芝圃便昏昏然起来。郑州会议上拒斥毛泽东的批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给吴芝圃写了亲笔信，信中说：“你不要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而吴芝圃却始终固执己见，坚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继续刮他的“共产风”。吴芝圃的“左”倾错误，直到1959年11月发生饿死人事件后，适才一步一步地暴露出来，1960年2月彻底败露。“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仍没有丝毫悔改之意，继续搞他的“左倾，将责任全部推到下面，把大批基层干部打成反革命。吴芝圃如此横行霸道，毛泽东的指示他不听，那么他听谁的呢？这里我们想起毛泽东一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人们不禁在问，吴芝圃是什么派呢？
“信阳事件”进一步告诉人民、告诉历史，当年毛泽东在纠正以刘少奇代表的“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处境是多么孤立，工作是多么艰难？！
当时在信阳行政公署任专员的张树潘，临终前写了一个回忆材料，千秋功罪，留给后人评说。
兹将全文附录于后：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事件
路石按：对于共产党前进中的失误，应该正视它，分析它，弄清事实真相，总结教训，这不仅对那些夸大事实借以攻击共产党的别有用心者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是对一贯形“左”实右的……（人们）所犯罪行的批判。
1958—1959年前后，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于不顾，实行“左”倾（即形“左”实右——读者）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造成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对于当时中央对吴芝圃“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的批评，至今河南的许多过来人仍记忆犹新。虽然吴芝圃也承认“对河南五千万人民犯了罪”，然而“文革”中，饱受其害的人民对“信阳事件”又旧事重提，此时吴芝圃已调离河南，而追随吴搞浮夸风的省委副书记杨蔚屏、赵文甫首当其冲被群众批斗。1967年7月，杨、赵被中央定为“走资派”。……揭批“四人帮”中……邓小平还亲目为早已年老病死的吴芝圃召开“平反”大会。…… 本文作者张树藩在发生“信阳事件”时任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1993年，张树藩同志出于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感抱病写出了这篇信阳事件的回忆。世纪末的一天，笔者在北京看望了张树藩的妻子李瑞英同志（信阳事件的见证人之一）。此时张树藩同志已过世。李瑞英同志把这篇遗作送给了我们。同时我们还拜访了当年被吴芝圃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潘杨王”中的杨钰同志，他语重心长地说：“说假话是要死人的啊！”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关于毛主席对吴芝圃的批评见附件）。联系当今不也是在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吗？
鉴于毛泽东论坛《三年自然灾害真相馆》开馆之际，献上此文，供同志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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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地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桐油、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个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喳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喳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行公社化。
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喳蚜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万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党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己。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受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是一层稻子，下边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万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大量饿死人的情况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出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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