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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雜誌》數位化上線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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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雜誌》數位化全文內容率先於本刊網頁發布連接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最新消息 (115.3.15 更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網站更新訊息】

1960～1990年代重要刊物《中華雜誌》數位化全文內容率先於本刊網頁發布連接

「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的《中華雜誌》是1960至1990年代的人文社科學術刊物，關注本地、放眼對岸與世界的華人，受益良多。發刊詞說，「我們...在這個島上...精神、目光...是整個中華民族、中華民國......以及遍全世界的天南地北的知識份子......大家總能聲氣相通....重建...新中國」。六十餘年前的這個志向與努力，今日同樣重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同仁因盡綿薄，將近日眾人合力數位化的該刊，在胡卜凱先生授權後，先行在台社網站發布以利自由流通。

數位化全文內容連結請點:《中華雜誌》

本文於修改第 1 次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2976&aid=729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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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雜誌》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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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原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中華雜誌》版面；不過，做了兩處鍵誤和一處版面修正。

0. 前言

2025年10月3日【平行空間-左翼書房】舉辦開幕酒會。2002年我跟該組織負責人林深靖兄因「保釣運動」認識（該文第5.1和5.2兩小節）；一晃就是20多年。2014後我淡出江湖；但深靖兄組織喬遷新址是左翼朋友圈的大事，自然得攜酒上門慶賀。

在那兒碰到馮建三教授 [1]。略為寒暄後，他提到學生時代他曾是《中華雜誌》讀者（下稱《中華》）；並問起《中華》有沒有「數位化」。我說，曾經向「聯經出版社」和另一個出版社詢問；但他們沒有回應。馮教授非常熱心，立刻找到在場的邱士杰教授，跟他打聽把《中華》數位化的可行性。邱教授也非常熱心，立刻想到跟他合作過的「新台裝訂行」老闆吳嘉鑫先生。經過馮教授的居間聯絡、運送，和邱教授把PDF檔傳換為文字檔等等的努力；《中華》數位化的大功終於告成。

在此我代表《中華》同仁和胡家人謝謝馮建三、邱士杰兩位教授，和吳嘉鑫先生三位的熱心、努力、和幫忙。也感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和《海峽評論》兩本雜誌諸淑女和諸君子同意開放園地，擔負《中華》的傳播、傳承工作。

馮教授建議我為這個《中華》再生的大事寫些紀念性文字；我欣然從命。以下就記憶所及，談談和《中華》相關的逸事和議題。

1. 《中華雜誌》緣起

1.1 前身 -- 《世界評論》

1961年11月、12月《文星》雜誌開始「中西文化論戰」的前哨戰；該雜誌1962年1月第51期胡秋原的《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以及第52期李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兩篇文章，正式點燃該論戰（陶恒生 2003，張裕亮等 1985）。

這場「論戰」開始後不久，種種因素使家父決定建立一個自己能掌握「話語權」的平台。於是在1962年5月他從《世界評論》發行人兼社長陳奇先生處，購（或租）得《世界評論》的編輯權；直到次年8月（蔡天進 2015）。

《世界評論》第十年第四期（1962/05/01）有「本刊同人」署名的《今後之本刊》一文；在列舉10個內容要旨後，第二項有以下這段話：

…但願成為一切真誠關心國家及世界命運，以及真誠研究學術思想者共同的園地。同人之「基本主張」，不外國家及個人之自由與獨立，世界之自由與合作，學術之自由研究與創造，… [2]

這個「基本主張」後來延續到《中華雜誌》。它也演化成家父後來高聲疾呼的「三大尊嚴」：「人格尊嚴」、「民族尊嚴」、和「學問尊嚴」。

當時參加寫稿、編輯、和社務工作比較多的叔、伯輩中，我記得的有：徐高阮、錢江潮、張益弘、張化民等四位先生。印刷和排版工作由蔡天進先生負責。蔡先生在1961出版《同舟共濟》一書時和家父相識，之後一直在印刷和出版事務上協助父親。他是《中華》的幕後英雄。在以上五位之外，還有很多熱心幫忙的前輩（對我來說）；例如鄭學稼、沈雲龍、周棄子、和劉孚坤等四位先生。

當時我正在準備參加大專聯考，接著進入人生的另一階段 – 大學生活；加上是個毛頭小伙子；除了週末和暑、寒假期間到印刷廠幫忙校對之外，翻譯過兩篇文章 [3]。

1.2 問世

1963年年初，陳奇先生有意將《世界評論》社賣給另一位先生。家父不得不籌備另一個平台；催生了《中華雜誌》。

上面提到參與《世界評論》的九位先生自然順理成章的成為《中華》「創社元老」。家父髮小沈雲階先生當時是輪胎界的企業家；他概然承諾支持雜誌出版所需的財務。《中華雜誌》創刊號才得以在1963年8月跟讀者見面。

《中華》的發行工作則由家母敬幼如女士、蔡天進先生、和曾祥鐸夫人陳海萍女士負責。

1967年8月，我從預官役退伍後踏上赴美游學之路。雖然從《世界評論》開始，我就是兩個雜誌的讀者、譯/作者、和校對工，也從旁聽到一些內部的討論和爭論；但在《中華》發行期間，有近25年待在國外；或許稱我為「觀察者」比較適當。加上我不是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沒有正面討論它對台灣社會「影響」的身份和視野。只能談談個人感覺和感受。

在這之前，我想藉這個機會懷念我透過《中華》和家父接識的一些良師益友：

《中華》同仁中，我回國定居後常來往的有：王曉波（王曉波 1997）、毛鑄倫、李壽林、姜新立、許良雄、曾祥鐸、福蜀濤、劉源俊八位。其中，曉波跟我大學同學；祥鐸兄是我大二、大三時，在《台大青年》和《大學論壇》擔任編輯時的領導；源俊兄是我物理系同窗和「保釣運動」的戰友。

高準、杜聿新、孟德聲、侯立朝、尉天驄、張世傑、張善仿、陳映真、費海璣、董良駿、劉國基、和繆寄虎十二位，則是我有幸認識的《中華》作者和/或編委。

祥鐸兄是家父在世界新專授課時的學生。他一開始就參與《中華》的撰稿和編務，很多社論都由他執筆；後來《中華》許多活動也出自他的建議和推動。他的夫人陳海萍女士，每個月都到我家來協助母親做《中華》的發行工作，例如：把雜誌放進信封袋，貼上郵票和訂戶地址標籤等等。由於當時我們子女全都住在國外，她平常也會幫家父處理一些祕書性的工作；30年如一日。《中華》能夠苦撐這麼久，祥鐸、海萍夫婦功不可沒。

2. 《中華雜誌》內容概述

由於完成了數位化和轉換為文字檔兩項工作，網路「搜尋引擎」應該適用；加上我垂垂老矣，腦力和體力雙雙減退；只能粗枝大葉的點到為止。有興趣進一步了解《中華》文章的朋友，請慢慢閱讀。

《中華》於1963年8月創刊；《發刊詞：世界與中國之大變和我們的計畫》中有下面這段話：

名曰「中華」，表示我們雖然在這個島上，我們的精神、目光所在，首先是整個中華民族、中華民國。…

然後接著說：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宗旨要約於下：
一、研究及介紹文化、哲學、史學、科學、文藝的理論 -- …
二、由學理分析國際政治、經濟及社會、法律問題 -- …
三、報導世界學術思想潮流，介紹及批評古今中外名著 -- …
四、（略）
五、（略）
六、研究民族復興根本問題 -- …
七、（略）

之後30年間，《中華》的內容和風格符合上面引述的「基本主張」和「宗旨」；大家可以參考「創刊號」的《目錄》[4]。以下就「學問」、「政治」、和「社會」三個領域，選擇九個主題來回顧《中華》30年的內容。

2.1 學問

1）「中、西文化」

《中華》問世時，「中、西文化論戰」已經結束。上述「學問」、「政治」、和「社會」三個領域，都只不過是「文化」概念之下的一個「子集合」。《中華》內容除了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有針對「中、西文化比較」這個課題的專文 [5]；它也有相當多篇幅介紹：20世紀中葉以後歐、美各家「顯學」。

2）「鄉土文學論戰」

我1977、78年還在國外工作，沒有機會仔細觀察「論戰」過程，以及完整閱讀相關論述。不過，用膝蓋想也能了解：它只是掛著「文學」這顆「羊頭」所進行的「政治異議清洗」或「意識型態鬥爭」

3）「現代化理論」

「現代化理論」的確被某些帝國主義的吹鼓手濫用；但這個事實不是否定「現代化理論」的「充分」理由 [6]。「現代化」是富國強兵的捷徑；我也接受：「『現代（社會）』有其獨特性質」的分析；從而，我支持符合社會現實的「現代化」政策。

4）「台灣的學術水準」

《中華》在介紹西方學問之外，對台灣學界的學術水準也有所批判。

當年要升高三時，因為我大學系別的第一志願是「哲學系」或「社會學系」；原本想參加聯考分類的「乙組」；家父則堅持我進「甲組」。他的理由是：

a. 台灣學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水準很低；「學不到東西」。
b. 理、工科畢業能夠學到一門技術；「吃飯不成問題」。

後來我的確靠著一張「物理碩士」文憑，在高科技界混飯吃了30年。工作期間，我對人文/社會科學的餘情未了，下班之後以讀這兩個領域的科普書籍消遣直到現在。因此，對當前台灣學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水準」，還算有些第一手經驗 [7]。

2.2 政治

1）「國家認同」

從政治學和政治學基本論而言，家父反對「共產主義」 [8]。不過，他的「愛國主義」超越黨派政治；他「愛」的對象是：民族、國家、文化、歷史、和傳統等等所涵蓋的概念；從來不是當權幾年甚或幾個世代的「政府」（許月里 2004，彭韜 2018，鍾有良 2021）。

從而，《中華》在反對「台獨」的理論和論述上，都稱得上是「堂堂之陣」和「正正之旗」 [9]。在陳映真先生協助下，《中華》與夏潮聯合會在1988年成立中國統一聯盟。

雖然「個人認同」或「自我定位」是個人選擇 [10]，從心理學或社會學的角度看，它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認同」（「定位」）是一個人建構「自我」的基礎，一群人各自的「認同」也就成為決定社會運作的重大因素之一。這正是「去中國化」操作背後的動機。

2）「兩岸關係」

鼓吹「和平統一」近20年後，家父在1988年以現任立委身份訪問大陸（楊雨亭 1989）；以行動落實他的政治主張。

3）「民主政治」

基於民主政治的原則，在1958年出版法修正案和1960年雷震案兩個事件中，家父都曾和成舍我先生聯手，在立法院和新聞媒體上激烈反對。我當時雖然只是初中生和高中生，印象卻非常深刻。

中壢事件、橋頭事件、和高雄事件發生後，家父都曾基於同樣的政治理想，在《中華》發表維護「民主」和「人權」的言論。在一次研討中，陳忠信先生特地跟我介紹他自己，並表達他對家父當年仗義執言的感念。

4）「保釣運動」

我之所以參加發起「保釣運動」 [11]，是受到曉波兄在《中華》上《保衛釣魚台》這篇大作的激勵（該文第3節）。因此，《中華》和「保釣運動」頗有淵源（王曉波 2004，劉源俊 2020）。

2.3 社會

1967 – 1993近26年間我都住在國外，加上先後困於學業和工作，算不上《中華》的忠實讀者；也就沒有親身體驗到《中華》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不過，根據我所讀過的《中華》內容，「人格尊嚴」的精神時時躍然紙上。《中華》的編委群、作者群、和讀者群可以用「清流」一詞來概括。

3. 感想和展望

我很早就了解到家父博覽群書，學富五車。如果他在50歲以後用20年時間專心著書立論，即使不能開宗立派，「成一家之言」是板上釘釘的事。因此，我一直替他浪費了30年跟李敖打誹謗官司感到婉惜。2004家父過世後，我第一次全面瀏覽他書房的書籍，這個感覺更加深刻 [12]。

2001後我從職場退休，開始跟社會有較多接觸。有些人知道我是家父的子嗣後，會跟我提起《中華雜誌》，為數還不少。這個經歷這讓我有了另一個想法。

1960年代以後，台灣進入工業社會；這正是一個所謂「世道巨變」的時刻。《中華》的影響不是我能妄斷；但是，對當時台灣社會中很多人來說，家父揭櫫的「民族主義」、「國家認同」、和「三大尊嚴」，有如黑夜中沒有聲息街道上的一盞路燈。

如上所說，《中華》的誕生是1961台灣「中西文化論戰」和其後它所衍生「誹謗官司」的直接後果。對家父個人來說，論戰和官司的確是生命的「浪費」；對當時台灣社會來說，《中華》畢竟提供了一時、一地的「正能量」（毛鑄倫 2011，陳飛寶 2011）。

在「後現代」或「後真相」當道的今天，希望《中華》上線，能給志士仁人們帶來一個「吾道不孤」的氛圍。

後記：

2022年左右，前《大學雜誌》總編輯、時任《新大學雜誌》總編輯、和現任《新時代政論》總編輯何步正兄，要我寫一篇談談《中華雜誌》「影響」的文章。身為《中華雜誌》創辦人、發行人、社論主筆、和長期總編輯胡秋原先生的兒子，我自然不能推辭。當時寫下了本文的架構和部份內容；只是我年老力衰，每次想完成步正兄的囑託，都望鍵盤而生畏。

步正兄也鼓勵我寫「回憶錄」。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我這一生相當平凡，沒有什麼值得「記錄」的花絮。對年輕人來說，唯一可能有參考價值的，應該是我讀書和思考累積的點點滴滴。因此，2022年6月以後，不論拙作主題如何，我都會見縫插針的談到這一方面。在下這個老王賣瓜的臭脾氣，還請看官們見諒。

由於「前言」中提到的因緣，我總算寫出一個「袖珍版」。如果不是步正兄當初的建議，本文還真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完成。在此感謝步正兄的督促、雅意、和厚愛。

附註:

[1] 在此之前我跟馮教授並不認識。他在2003年與王維菁編輯並出版《戰爭沒有發生? : 2003年美英出兵伊拉克評論與紀實》文集時，曾收入一篇拙作。由於這段「伯樂」因緣，我一直記得他的大名。20多年來也常常在和正義、公平相關的鬥爭中，看到他的身影。
[2] 原文誤植為「三、」。引述原文中的雙引號是我用來加強語氣。這段話中提到三個「基本主張」，每個一都有「自由」；可見家父對此概念的重視。家父學識淵博，我從他那裏得到的「真傳」不多，對「自由」的執著是其中之一。
[3] 1962年我從建中畢業；同年8月遵家父之囑，翻譯了兩篇《事實與論理學》在該雜誌發表。記得高二或高三時，父親要我看完一本討論「科學方法」的書。這個翻譯工作是我第二次接觸到「方法論」議題。它們應該是造成我直到現在仍然對「科學方法」很有興趣的原因之一。此外，家父對我這個處女翻譯做了很多修正；它們讓我很早就了解到：掌握「字」、「詞」的「意思」和/或「意義」，我們才有可能正確的理解一段話、一篇文章、或一整本書。
[4] 上面這段文字為「發刊詞」中「我們的計畫」這一節的第二段。該期目錄如下：
《世界與中國之大變和我們的計畫》（「發刊詞」）
《史學及其方法論》 … 胡秋原
《在非常變局下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哀》 … 徐復觀
《論研究蘇維埃學的必要》 … 鄭學稼
《從赫毛之爭到核子禁試》 … 張益弘
《如何測計地質年齡？》 … 葉耐霜
《經濟研究之重要》 … 瞿荊洲
《論現代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分離》 … 高叔康
《胡適之論孔子及「心安理得」》 … 徐高阮譯
《超越創新與新唯中論》 … 謝扶雅
《哲學在美國》 … 程石泉
《論中西文化之異同演變與今後教育》 … 顧翊群
《什麼叫做哲學？》（哲學講座） … 張益弘
《清初話題》 … 高陽
《對「中華雜誌」的期望》 … 魏廷朝
《對司法行政工作的期望》 … （轉載：《中央日報》社論）
[5] 我對「文化」課題很有興趣；由於題目著實太大，一直沒有把拙見系統性的整理出來。我簡單介紹過陳序經先生《中國文化的出路》這本書；也曾略為討論「全盤西化」的概念。
[6] 《中華》1978年11/12月號（16卷184/185期）刊登了拙作《對《中華》九月號批評「現代化」理論之討論》。署名為我英文名字的中譯「詹茂士」。
[7] 請參見：拙作1、拙作2、拙作3、和拙作4。
[8] 因為參與「福建事變」，家父被放逐國外。遊學歐洲一段時間後，他應邀到蘇聯參加中共機關報的編務。家父在目睹史達林那時的大整肅，以及蘇聯當時的社會和經濟實況之後，放棄「馬克思主義」，並對「共產主義」有了極大的反感。我從他平常談話中了解到，家父「反共」的兩個主要原因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以及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在我小學和中學時期，家父經常應邀到各地軍事機構和基地演講，宣揚「反共抗俄」的理論。1969珍寶島事件後，家父一改他三十多年的「反共」立場，積極主張「和平統一」。在別人看來，家父或許「搖擺不定」；實際上，他的思想和主張雖然不能拿「聖之時者也」來形容，但都有脈絡可循，可謂「一以貫之」。
[9] 《中華》曾刊登一篇我對「台獨」的看法；署名為我英文名字的中譯「詹姆士」。其內容和這篇拙作類似（該欄開欄文）。
[10] 依文章脈絡，identity此字可譯為：「認同」、「定位」、「個人認同」、或「自我定位」等詞。
[11] 張智北兄最近因為要寫一篇紀念林孝信兄的文章，向我詢問後者和「保釣運動」的關係。節錄我的回覆於此：「王曉波的文章被《大學雜誌》退稿，他才找到《中華雜誌》；否則，我大概不會在「大風社」集會中提出「保釣」的建議（我當時沒有訂閱《大學雜誌》）。沒有（大風社）普林斯頓的集會，保釣運動仍然會發生；但如果沒有《科學月刊》（林孝信、劉源俊）和「大風社」（劉大任等柏克萊幫）兩方人員的積極參與，應該不會造成那麼大的聲勢」。
[12] 2004年整理家父遺書時，發現六本我也有的書。我沒有任何師承、學派，只是個隨興讀書的人；我買的多半是呈列在各地書店架子上的熱門書。家父在台灣買這些書，多半是因為他在雜誌或書本上看到它們被引用。

參考書籍及文章

王曉波 1997，我和《中華雜誌》。
王曉波 2004，在那追隨胡秋原先生的日子裡。
毛鑄倫 2011，《中華雜誌》與台灣社會。
張裕亮等 1985，《文星雜誌有關中西文化論戰問題之言論分析 : 並論近代思想史上關於中西文化問題之言論》。
許月里 2004，胡秋原先生的中華心與台灣情。
陳飛寶 2011，《《中華雜誌》在台灣社會的地位和影響》；收入《紀念辛亥百年暨胡秋原101歲冥誕研討會》論文集。
陶恒生 2003，《談談台灣早年的中西文化論戰》。
彭韜 2018，台灣《中華雜誌》之「中華」論述。
楊雨亭 1988，《為胡秋原的中國之旅說幾句話》；刊於《九十年代》。
劉源俊 2020，胡秋原與保釣運動的濫觴。
蔡天進 2015，追思捍衛民族主義的胡秋原。
鍾有良 2021，胡秋原在台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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