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盟友、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今天是七七蘆溝橋事件69週年紀念。我們在這裏追懷八年抗戰中犧牲的軍民，省思八年抗戰對中國和台灣的歷史及社會意義。也紀念家父胡秋原先生逝世兩週年。我很榮幸能再度和大家分享我對家父的了解。
曉波兄規劃這個紀念會，他建議的題目是：《胡秋原的抗戰精神和奮鬥》。
去年我在這裏曾經提到：
「『抗戰』兩個字，指的不只是『八年抗戰』，它也指中國近代史上從甲午戰爭一直延續到今天，中國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抗日聖戰』」(胡卜凱 2005)。
「精神」兩個字的意思，我想在這裏指的是個人的「思想」、「信仰」、和「力量」。如果一個「精神」被多數人或一般人共有，那它就成了「時代精神」，或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主義」。
家父的歷史觀是：「一個事件要從歷史脈絡和全球舞台的宏觀視野來了解。」
同樣的，我們需要從一個人所處的時代、他/她所處的社會、他/她所傳承的文化、和他/她的整個人生經歷，來了解這個人和他/她的「精神」。
以下我想先從三個角度來談談家父胡秋原先生的「抗戰精神」，然後再報告他在實踐面的奮鬥。這三個角度是：
1. 愛國主義；
2. 儒家思想；
3. 馬克思思想。
1. 胡秋原的抗戰精神
1.1 愛國主義
中國和日本間的衝突是世界近代史的一段故事，尤其是「現代化」和「帝國主義」這些全球活動下的插曲。民國以後，中、日間的大、小衝突有：
民國8年五四運動、
民國14年五卅慘案、
民國17年五三慘案、
民國20年九一八事件、
民國21年一二八松滬戰事、
民國21年日軍進犯熱河、
民國22年日軍全面攻陷國軍在長城沿線的各據點，同年5月31日簽訂塘沽協定。
凡是血氣方剛的青年，對這一連串的侵略行為，沒有不義憤填膺，急於一雪國恥的。加上日本軍閥、軍國主義者、和日本特務及其狗腿子在中國各地橫行霸道、惡行昭彰。在這樣的環境下，自然而然的引起中國人普遍的反感和反抗。家父也和其他人一樣，受到這種情操的感染和激發。例如，家父參加了武昌學生抗議五卅慘案的遊行，當時他才15歲。以上這些歷史事件，也都直接、間接的影響到家父以及和他同時代中國人的成長和際遇。
那個時代雖然處於主政者「不抵抗主義」或「不抵抗政策」的陰霾下，但除了借用日本人勢力來升官發財的個人或集團外，反日和抗日的情緒和思想，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或「精神」。
用普通話來說，這種情緒和思想就是「愛國主義」或「救國主義」。
在任何一個被外敵欺凌和被各種勢力分裂的國家或社會裏，「愛國主義」是一種普遍的「精神」或吶喊。例如，在費希特的《告德意志民眾書》和加里波底的《告意大利民眾書》中，這種思想斑斑可見(Snyder 1955：#5；#26)。家父對這兩篇文章不但耳熟能詳，更深受啟迪，在他著作中多次提到。他的《致留美學界書》、《致台灣青年書》、和《同舟共濟》這三本書中，內容並非針對日本，但都在發揮和宣揚「愛國主義」的「精神」(胡秋原 1972a：#1；#2，1961)。
1.2 儒家思想
民國十五年前後，家父胡秋原先生在家祖父康民公創辦的前川中學就讀，當然深受中國傳統思想的薰陶(1)。中國傳統思想對知識份子有很大的期待，知識份子本身也有很高的自我期許：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這些話，即使到了我這一代，唸初中時也能朗朗上口。七、八十年前，在列強侵凌的切膚之痛這個現實下，這些理想和情操更能感召熱情的青、少年。
家父的《中國文化的前途》、《中國文化的發展》、《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和最近即將再版的《中國英雄傳》，都在闡釋和鼓吹儒家這種「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和「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人格和胸懷(胡秋原 1953，1955，1988，2006)。過去儒家政治學上忠、孝、節、義的思想，在20世紀就自然轉變成「愛國主義」。
家父對明末東林和復社的人物相當敬重。他一輩子著書、辦雜誌，多多少少也在繼承東林和復社的遺風。在《復社及其人物》一書的自序中最後幾句話是(胡秋原 1968)：
「我以此書紀念這些偉大的人物，並熱誠的期望青年：
繼承復社之光烈，
重創中華之文明；
踵武七賢之足跡(2)，
超越西俄而前進！」
從這段話可看出家父當仁不讓的以傳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為志業。
1.3 馬克思思想
家父非常推崇明儒王陽明，認為他是：「(孔子之後)中國現代史上之第一人」。家父認為「知行合一」的學說近於現代哲學上的經驗主義和實驗主義(胡秋原 1972b，1948)。當然，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理論主要應用在個人修養層次，也就是「致良知」，而不在社會改革或救亡圖存。但是我想家父把「行動」和「實踐」的概念，從個人修養層次推廣到社會改革或救亡圖存，一定會得到王陽明的會心一笑。
「行動」的概念當然不是從王陽明開始。先秦的墨子和古希臘的亞理斯多德，都強調「實踐」和「行動」。易經也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話語。但近代「實踐哲學」的鼓吹者是馬克思。
馬克思是十九世紀的大學者。他的學說具有多面性。我這裏講的不是《資本論》中他的經濟學說，我指的是他的唯物史觀、社會批判、或無產階級革命論的「實踐哲學」。下面這兩段馬克思的話，可說膾炙人口：
「共產黨人勇敢的宣稱：
我們的目的只能用以武力推翻現有社會秩序的方法才能完成。
… 無產階級除了身上的腳鐐手銬，沒有其他的東西可失去；但他/她們得到的卻是全世界。
各國工人團結起來！」(Marx 1971：116頁)
「哲學家只能提出各種詮釋這個世界的說法，但重點在改變世界。」(Marx 1976：98頁)
這兩句話充分顯示：馬克思的思想具有強烈的入世性和現代性，它是一個以「行動」和「實踐」掛帥的哲學。
自從陳獨秀等在民國10年創立中國共產黨，《新青年》雜誌及其他刊物大量介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家父也和其他許許多多的年輕人一樣受到影響(胡秋原 1959a)。家父早年曾將自己的思想稱為「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胡秋原 1962，1948)。所以，我把馬克思的思想看成是他老人家抗戰精神的一部分(3)，是有脈絡可尋的(胡秋原 1959b：38頁；41頁；281頁)。
2. 胡秋原的抗戰奮鬥
2.1 筆比劍更有威力
「筆比劍更有威力。」這句話是幾乎征服全歐的天才軍事家拿破崙說的。
我想誰都了解這不是誇大之詞。因為通常一把劍只能敵一人，如果你是令狐沖或張無忌，或許能敵十幾、二十個人。我們知道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號召了成千上萬像林覺民這樣的青年，拋頭顱、灑熱血，參加推翻滿清的革命；馬克思的一枝筆大概在全世界鼓舞了幾十萬人站起來抖落腳鐐手銬，走進監獄、走上刑場、或走上戰場。這些人包括曾經在台灣白色恐怖時代坐黑牢的四、五萬人；以及在馬場町及其他各地受難的五千多英魂。我想今天在場的有許多都曾是政治受難人。
家父手無縛雞之力，只能用他一枝健筆來達到他抗日救國的志業。我去年已談了一些家父這一部分的努力(胡秋原 1928，1936，1959b：37頁；胡秋原/敬幼如 1942，1993)。以下只報告三件家父參加過的實際行動。
2.2 福建事件
在談到「福建事件」前，我需要先把相關的背景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民國13年前後，家父從家鄉黃陂到武漢，準備武昌大學的入學考試。他那時已讀了《三民主義》和相關的書籍，雖不甚了了，但由於他對孫中山先生的敬仰，在族兄的引導下，加入國民黨。民國14年家父考入武昌大學。在同窗嚴達洙先生的介紹下，同年年底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或簡稱CY(胡秋原 1959a)。當時由於「容共」的政策，雙重黨性是正常現象。顧名思義，「共產主義青年團」是共產黨(CP)的附屬或外圍組織，由年齡不夠入黨的青、少年組成。
我想對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來說，參加政黨還算不上「政治活動」，只能說是「讀書會」一類的「社交活動」。當時由於兩個組織的成員不多，家父在同窗中又略有文名，他在兩個組織的機關刊物都擔任編輯。民國15年北伐成功。16年開始，武漢政府及武昌大學的國、共兩黨，為了爭取勝利的果實，彼此鬥爭愈演愈烈。家父因為課業繁重和不習慣這種「現實政治」，就同時退出了國民黨和共青團(胡秋原 1959a)。
同年武漢政府開始清共，家父好友嚴先生以19歲的英年，被桂系進駐武漢的士兵槍殺。家父倖免於難，但因名列共青團，也在被搜捕之列。於是，家父在民國17年離開武漢，到上海進入復旦大學。開始在當地文壇嶄露頭角。
民國18年家父決定赴日求學，數月後考入早稻田大學。他對馬克思著作的深入了解，就在這段時間(胡秋原 1962)。家父和神州國光社、《讀書雜誌》、及19路軍的關係，也是在他到上海後開始建立的。去年我曾提到，家父在日本求學兩年後，於民國20年回國，正碰上九一八事件，他因此決定放棄學業，留在上海共赴國難。
一二八松滬戰爭結束後，19路軍被調入福建勦共。對以因「抗日」而名滿全國的19路軍將士來說，淪為內鬥工具，真是情何以堪。民國22年11月和19路軍有關的將領李濟琛、蔣光鼐、陳銘樞、蔡廷鍇，及幾位政治人物陳友仁、黃琪翔等，在福建組織「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要訴求是結束內戰，全國一致抗日。史稱「閩變」或「福建事件」。家父經由在《讀書雜誌》結識的好友王禮錫先生引介，參加了這個「政變」，並擔任文化宣傳方面的工作。當時他23歲。「福建事件」在民國23年2月落幕，前後三個月。
我沒有能力分析和探討「福建事件」。家父曾提到當年他是站在「抗日」和「社會主義」的立場，參加這個政治活動(胡秋原 1963：59頁)。在「家天下」和「黨天下」的「正當性」被挑戰和質疑的今天，我認為「福建事件」可以被定位成「體制外」要求抗日的愛國行動。
民國26年七七蘆溝橋事件發生，蔣中正宣佈全國抗戰。家父從紐約兼程趕回國內投入他追求已久的偉大工作。他先在張岳軍負責的單位協助文宣工作，從此他參與了「體制內」抗日行動。後來進入國民參政會為參政員，行憲後獲選為立法委員。
2.3 森永事件
民國45年日本發生了轟動世界的「森永奶粉」事件，在日本西部地區有一萬二千多嬰兒及成人中毒，一百三十多人死亡。直到十三年後的民國58年，大阪大學的丸山教授才證明其為砷中毒(劉培柏 2006)。但是日本政府在這段時間仍把已知有毒的「森永奶粉」傾銷到台灣，而台灣的衛生當局毫無作為。《中華雜誌》是揭發這個事件，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台灣政府採取斷然措施的團體之一。
2.4 椎名事件
民國60年尼克森總統宣佈將在次年訪問中國；10月台灣退出聯合國。民國61年7月田中角榮出任日本首相；9月宣佈與台灣斷交。當時日本政府派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為所謂的「特使」，於同月17日來台「摸摸頭」。家父邀約許多愛國朋友在松山機場和台北市區舉行抗議和示威行動。《中華雜誌》社從民國62年起，開始舉辦紀念七七的演講會。
以上兩件事，我相信當年《中華雜誌》社的同仁和讀者都還能記憶猶新。家父及曉波兄和保釣運動的淵源，已經載入史冊，我就不在這裏報告。
3. 結論
最後，我做一個簡短結論。在《必須聯日亦須防日》這篇論文中，家父強調：
「為了東亞與世界和平，我們必須以追求中、日、韓一家之實現為永久之國策，…。」
也就是說，他站在國家生存的立場反日、抗日。但站在個人或民族需要睦鄰的立場，他老人家並不「仇恨」日本人民。他在這篇文長中，提出另一個重要的觀點：
中國必須強大，才能防止日本或其他國家的覬覦或侵略。
中國今天已然「和平崛起」。強大的中國是東亞與世界和平的基礎。我就以：
「止戰莫如自強。」
來和大家共勉，並紀念家父的抗戰精神和奮鬥。
附註：
1. 家父說：他在抗戰回國後，才開始系統性的研究儒家典籍(胡秋原 1962：《談我自己的思想》)。但我在此處說的儒家思想，主要在文化面，並不需要從典籍而來。
2. 七賢指：黃宗羲(黎洲)、顧炎武(亭林)、王夫之(船山)、胡承諾(石莊)、方以智(密之)、唐甄(鑄萬)、顏元(習齋)等七人。
3. 家父說：他在訪問蘇聯後，放棄馬克思的思想(胡秋原 1962：《談我自己的思想》)。我相信他放棄的是列寧式的「共產主義」，不是我所描述的「實踐哲學」(胡秋原 1981：1035頁)。
參考書目及文章：
l Marx, K./Engels, F. 1971, Ed. Katz, J., Tr. Moore, 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NYC
l Marx, K. /Engels, F. 1976, Feurbach, Opposition of the Materialist and Idealist Outlook (New Publication of Chapter I of The German Ideology),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l Snyder, L. L., Editor, 1955, Fifty Major Document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 Nostrand Co.
l 胡秋原 1928，《日本侵略下之滿蒙》，大東書局，上海
l 胡秋原 1936，《日本雜談》，《救國時報》
l 胡秋原 1948，《新自由主義論》，《民主政治》社，上海
l 胡秋原 1953，《中國文化之前途》，自由世界出版社，台北
l 胡秋原 1955，《中國文化之發展》，台北
l 胡秋原 1959a，《少做收殘集：序卷》，文星書店，台北
l 胡秋原 1959b，《少做收殘集：上卷》，文星書店，台北
l 胡秋原 1961，《同舟共濟》，自由世界出版社，台北
l 胡秋原 1962，《在唐三藏與浮士德之間》，台北
l 胡秋原 1963，《此風不可長》，台北
l 胡秋原 1968，《復社及其人物：復社研究之一》，學術出版社，台北
l 胡秋原 1972a，《國事四書》，學術出版社，台北
l 胡秋原 1972b，《王陽明誕生五百年》，《中華雜誌》社，台北
l 胡秋原 1981《胡秋原文章類編：西方文化危機與20世紀思潮：《馬克思之唯物史觀及其批評》》，學術出版社，台北
l 胡秋原 1988，《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學術出版社，台北
l 胡秋原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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