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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天心：我只要不被貼標籤的自由 人民網記者 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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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我只要不被貼標籤的自由 人民網記者 王堯
http://tw.people.com.cn/GB/14814/14892/9534289.html
在臺北與朱天心的見面，約在她常去的永康街希羅斯咖啡。說常去不夠準確，對於習慣在咖啡館寫作的朱天心一家，“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不完全是調侃。這咖啡館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那種，嘈雜的人聲、背景音樂聲和杯盤刀叉的碰撞聲中，朱天心從一筆一劃正寫著的稿紙上抬起頭來，露出溫婉的笑容。蓬鬆的短髮、深藍色的上衣，語速中等，聲音柔和，圓圓的眼睛，眼神如女學生般清冽。眼前家常、樸素、不張揚的朱天心，是臺灣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作家之一、文學評論家的最愛。
祖籍山東臨朐的朱天心，1958年出生於臺灣高雄縣鳳山市。父親朱西寧是隨國民黨軍隊來台的軍人，也是出色的小說家；母親劉慕沙是苗栗客家人，是臺灣著名的日本文學翻譯家；姐姐朱天文亦是著名作家、侯孝賢導演“御用編劇”。朱天心高中時代就開始創作，不滿20歲就出版了《擊壤歌》等書，受到文壇矚目。大學就讀於台大歷史系，畢業後成為專業作家，和姐姐朱天文在1970年代末期創辦的“三三集刊”，對當時臺灣文藝青年產生一定影響。作品曾經多次獲得《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等文學獎。
對於張愛玲：我是個笨拙的模仿者
年少成名的朱天心，在繁重的功課壓力下何時寫作呢？朱天心說：“在不喜歡的課上。例如數學課，我是數字白癡。”至於《擊壤歌》的誕生，緣起於一個“壞的建議”：“當時有人寫了一本《拒絕聯考的小子》，很暢銷，於是有出版商建議我寫一本《接受聯考的學生》之類的。我對商業的東西很排斥，拒絕了。但壞的建議並不代表不會在心裏生根，後來，為了紀念高中時代同學們16個小時生活在一起的友情，寫了《擊壤歌》。”
朱家姐妹早期的創作通常被歸類為“閨秀文學”派，被認為頗有張愛玲之風。說到張愛玲，似乎不可不提胡蘭成。而朱家姐妹與胡蘭成也頗有淵源。1974年，旅居日本的胡蘭成應臺灣中國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化大學）之邀到了臺灣。但胡當年效力于汪偽政府的往事，不能為社會大眾所接受。朱天心的父親朱西寧其時正籌備撰寫張愛玲傳，遂邀請胡蘭成移居朱家隔壁，教授朱天心、朱天文中國文學。朱家姐妹都是張迷，見到胡蘭成也算是得償所願，“因為愛屋及烏，覺得見不到張愛玲，見見胡蘭成也好。”
那麼，對於爭議頗大的胡蘭成，朱天心怎麼看？“見到胡蘭成時已是他的晚年，以小孩子的眼光，仍覺得他象大觀園裏的賈寶玉，很有女人緣，有一堆女粉絲簇擁在周圍。我親眼目睹一些知名的女作家爭相取悅胡，取悅的方式是大段背誦張愛玲的作品。而胡蘭成的獨到之處，是讓每一個女人都覺得他對自己是最好的、唯一的。他最大的特點是真實，真實地曝露自己，無論失意還是得意。”
他對於我們的意義？朱天心沉吟半晌：“我想是他提起了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當時臺灣流行的是翻譯的西方作品。中國歷史、文化都是教科書上的東西，在小孩子眼中，是非常乏味的。胡蘭成用自己的方式，讓小孩子們對這些有了興趣。”
作品被評說有張愛玲的痕跡，你介意嗎？“當然不介意。對於喜歡的人，自然會想去學習。我是想偷學而不能，是一個笨拙的模仿者。”
對於偶像的“新作”《小團圓》，朱天心又如何看待呢：“鼓起勇氣快快翻過。我比天文有勇氣，她不敢看。看完的感覺是煉金沒煉成，打開爐子連煙和灰都出來了。她往日構建的七寶玲瓏塔倒塌了，她的人肉炸彈把胡蘭成炸了，也把自己炸了。當然更多是心疼的感覺，覺得這個神一樣的人，怎麼也會和一般人一樣？”
關於族群認同：是李登輝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關於張、胡的談話到此為止，我們的談話轉入正題。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朱天心的寫作風格和題材大幅轉變，由少女情懷轉為與時事、政治緊密結合。在臺灣“本土化”的過程中，面對臺灣外省族群所面臨的龐大認同壓力，朱天心深切的不平、壓力與焦慮，投射在其作品中。
有人說，“她後期的小說相當用心地勾勒出夾縫中的族群，充分顯現族群認同的焦慮感，而她作品前後期題材的巨大改變，使她成為文學評論者絕佳的討論對象。”這種轉變的代表作，不能不提1992年問世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朱天心因此獲獎無數，被稱為“臺灣眷村文學第一人”。17年後的當下，“眷村熱”再度在臺灣興起，《寶島一村》、《光陰的故事》等話劇、影視劇票房飄紅，作品的深度與社會影響卻無法與《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相提並論，朱天心的先知先覺與超強洞察能力可見一斑。
對此，朱天心坦陳：“我的認同問題來得非常早。我母親是苗栗客家人，外公是小鎮醫生。兩歲時，母親生妹妹，我被送到客家莊外公家養育。家裏的傭人帶著我串門子時，鄰里間一個經常的消遣就是問我：你是哪里人？少不更事的我總是堅定地說：我是唐山仔。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臺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其實沒有所謂的族群問題，是李登輝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說到這裏，朱天心的語調由溫婉轉為犀利。以她自己的生命經驗來說，當年外省人和本省人是有些差異，但這種差異並未妨害到人們的生活，外省人和本省人正常地交朋友、結婚、生活，並不象美國當年的種族問題一樣壁壘分明。李登輝主政後，不斷操弄族群議題，以族群為工具打擊政敵、解決黨內紛爭，再援引民進黨的力量加入……政治鬥爭本身並沒有道德可言，但是這種操弄逐漸彌漫到了社會上，讓差異變成了鴻溝。原來是玩假的，後來弄假成真了。社會上逐漸有一種聲音，把所有跟著那個政權一起來的外省人，打成加害者、有權勢的既得利益者，要求他們把得到的一切還回去。但真正在眷村生活的，是國民黨的中下層軍人，並非既得利益者。“想當年，他們有些人可能正在下田，就被抓兵的拉到臺灣來了，從此半生命運被改寫。冥冥中誰還欠他們一個道歉呢，如今卻被認為是既得利益者。我替他們委屈。與其他們讓別人誤會，不如自己來解剖吧。我必須說，很不幸，他們的國仇家恨，或者他的鄉愁，正好是跟那個政權是一致的，但這跟說你是他的幫兇是兩回事。”
先知先覺、大聲疾呼……然而收效甚微。儘管朱天心不願看到，臺灣的族群認同問題還是愈演愈烈。2004年臺灣“大選“前夕，預見到政治人物一定會把族群當作選舉工具操弄，朱天心和一幫文化界、社運界的朋友聯合發起“族群平等行動聯盟”（族盟），由著名電影導演侯孝賢擔任名譽召集人，不定期發表監督報告，針對政治人物撕裂族群的言論進行批判。“沒錯，這個理念很先進，因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這個階段，政治人物又要開始玩弄這個東西了，又要開始貼標籤了。不如我們跳出來，扮演一個吹哨者的角色。但收效還是甚微。”
在族群認同的問題上，朱天心的心態也起起伏伏過好一場。曾經，因為害怕被標籤，朱天心在父親在世時只陪他回過老家一次。“早年回去比較辛苦，帶很多東西，因此我們三姐妹輪流陪父親回去。後來我不再去，是為了當被人家說“你們外省人都心向中國，整天回大陸”時，我可以說，我只回過一次而已。明知父親年紀越來越大，越來越需要人陪，我卻只為了這樣一個負氣的理由，橫下心來不陪他回去。”1998年父親不在了，她每每想起，總為自己那些年的決定感到難過。
“其實，我們只是要爭取不被貼標籤的自由，在大家都高唱認同的時候，我們有不認同的自由。”朱天心不止一次被問過“你認為自己是臺灣人嗎？”“當時我真是眼淚都快出來了。對這塊土地的感情，象空氣象家人，平時沒事誰會去描述它。我生在這裏長在這裏，沒有到海外留學的經歷，離開臺灣的時間從來沒有超過一個月。可是，原來你說你屬於哪里是無效的，你自己說認同是無效的，要看別人接不接受。在寫《古都》的時候，我就想傳達一種聲音：難道只有認同的人才能在這裏生活嗎？我交稅、從來不違法，我就可以生活在這裏，你管我心裏想什麼，多愛或多不愛。容忍各式各樣的人、各種語彙、各種追求幸福的方式，這才是我真正認為的理想之地。而不是要呼同一種口號，說同一種聲音。” 所以，朱天心敢於撰文闡述“不愛臺灣的理由”，回答“愛不愛臺灣”的問題：“這是我出生、成長、盛年、初老之地，我沒逃過稅、沒犯過法，除了旅遊沒有須庾離開過（因此不要叫我回哪里哪里，就如同那些老愛把這話掛在嘴上的海外週末革命家們確有另一個國另一個家可歸返），這是我在這個星球上唯一的落腳容身之地，這樣的“愛”法，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關於流浪貓：那一個個小水罐，讓我一點點拾起碎成片片的心
在被質疑最甚時，朱天心也曾心灰意冷。“既然不被認同，我走可以吧。這種走，不是物理上的走，是感情上的抽離。象放牛班的小孩，既然你們不喜歡我，我走開好啦。”
是在為保護流浪動物奔走呼號的過程中，朱天心把碎成片片的心一點點拾起來。朱天心有多愛貓，在《獵人們》一書中可以找到答案。而和她一樣愛貓、尤其是愛流浪貓的人們，被她稱為“貓天使”。每當看到巷弄裏那一個個貓罐頭改制的小水罐，朱天心堅硬的心就會變得柔軟，因為一個水罐就意味著有一個人在照顧流浪貓，意味著有一份愛心在。“你知道嗎？大部分流浪貓並不是死於車禍或被狗咬死，而是渴死或死於腎衰竭，以前它們還可以舔一點冷氣滴下的水過活，現在政府不准冷氣滴水，在不下雨的日子裏，它們只能活活渴死。”
每次看到小水罐，朱天心就告訴自己，“這塊土地雖然有很多醜陋的地方，我還是會留在這裏。如果連這些都沒有，那我會變得絕望，覺得自己無處容身。”
不過，保護流浪動物的工作，也並非一帆風順的。她不過是在自己的社區推動，就經歷了相當大的困難。一般人大多不知道流浪貓、狗被抓進動物之家後，七天沒人認養就會處以安樂死。為了挽救那一條條小生命，朱天心盡其所能宣導TNR行動，也就是Trap(捕捉)、Neuter(絕育)、Return(放回)，“流浪貓平均壽命只有二、三年，若加上絕紮工作的介入，有生之年，我們將很快看到成果。”然而，就是這樣的倡議，也常遇到不以為然的回應甚至破壞。“有人說，諸如失業，交不起健保營養午餐的人都管不了，還有暇有錢去管貓！”“貓天使”們放置的水罐也常常被踩扁或踢翻。對這些振振有詞質問的人，朱天心在《獵人們》一書中予以犀利回擊：“他們認為他人或自己的同情是不可以亂用亂浪費的，必須用於人類偉大的終極目標如一場聖戰、建國，或禮敬侍奉某超級名法師……長時間下來他們變得極堅硬極剛強，大大違背他們初衷地對凡事皆天地不仁。”
時至今日，說起這個話題，朱天心依然激奮：“任何一個生命都是有價值的，不能隨便當作垃圾扔掉。如果僅僅因為它們對我們是無用的，就可以隨意處死，那麼有朝一日社會福利資源緊張時，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對無用的老人們這樣做？也有老榮民出身的鄰長覺得照顧小貓小狗是小題大做，說“我們當年槍林彈雨的，死人都是平常事”。對這些善良質樸的老伯伯，朱天心則會耐心地開導：“正因為現在是不會打仗、不會死人的年代，可以多做一些這樣的事情，社會的進步無非就是這樣。”
關於天賦：天賦可以讓你開跑時贏過別人100米，但如果賽程是一輩子的話，開頭贏的幾百公尺沒什麼意義
朱天心自謙產量很低，但粗粗算來，作品集也出了十數本。哪一部作品是她的最愛呢？“沒有最愛，都愛。這樣說可能不大謙虛，但這不是謙虛不謙虛的問題，關乎每個人對文學的定義，關乎每個人寫作的動機。我寫作的動機是留住感情留住真實。看自己的書，就像看一本一本的照像簿，就象看高中時的照片，可能醜醜的，但是那裏面有感情有感動有記憶，是最真實的，我都喜歡。”
出身文學世家，朱天心如何看待天賦對其寫作的意義？朱天心想了想：“天賦可以讓你在開跑時贏過別人100米，但如果賽程是一輩子的話，開頭贏人家的幾百公尺是不重要的。”
那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呢？朱天心答：“持續的用功。比如閱讀。這是最省事的。閱讀可以瞭解上下五千年，體驗不同人生，一個人的人生再精彩，肉身也是有限的。閱讀還可以偷學，我的偷學名單很長的，不是只有張愛玲。更重要的是，閱讀是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特性，可以瞭解什麼是別人已經寫過、寫透的。比如說情欲，20世紀初已經寫到那個地步，可有的人不知道，還在那說不敢寫，有些字眼不敢用。有的人明明在寫很主流的題材，還以為是在做突破。”
不過，身體狀況也讓朱天心的閱讀必須有所節制。“有氣喘病必須定期吃藥。這是個兩難，不吃，會失控，會發作。吃了就頭暈暈的。精神夠好的時候才閱讀。”
關於自由：把生活的需要壓到最低，才有自由
作為題材和風格多變的作家，我們希望朱天心給有志于文學創作的人一點建議：是否該從自己熟悉的題材開始創作？
朱天心說：“寫熟悉的會比較有熱情，不熟悉的，不是不能，但準備工作要充分。要問自己幹嗎要寫，最重要的是要有動機和熱情。有些人寫作是功匠式的，想像一下，如果一個功匠每個星期要交一張椅子，他怎麼會有熱情。但我比較羡慕功匠性質的寫作。產量高啊。”
朱天心和先生唐諾都很“羡慕”那些產量高的朋友，但也笑稱自己做不到，好在對生活的要求不高，一個月幾千台幣的開銷也就夠了，可以“坐吃山空”。夫妻倆信奉：“把生活的需要壓得很低，自由度才會出現。”
作為成功的作家，還需要把生活需要壓得很低嗎？朱天心說：“當然。對我來說，不能指望靠賣書過奢侈生活。書賣得好，算是意外，基本上等同於中了頭彩。做事情的時候考慮市場，在我看來好累。比如侯孝賢導演，準備一個電影時，考慮到日本市場，就要選擇日本演員，寫劇本時也要添加日本元素，要遷就很多東西。這一切，在我看來好不自由。還有一些朋友，在寫書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這書起碼要賣兩萬本，才能交房貸、才能出國旅遊，才能換車子……。我是倒過來，把生活過得很簡單，寫作的時候不用去想出版商和市場。”
為了全家人長遠地過上這樣自由的生活，簡單生活是必要的。朱天心說：“其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先生唐諾一直在出版社工作，有固定薪水。他也喜歡寫作，但只能下班後寫。所以我必須有所準備，準備著有一天他跟我說也不想工作了，想潛心寫作。兩年前，他把工作辭掉了，我們現在每天都在咖啡館呆著。”唐諾認為，在咖啡館寫作，可以更集中精力，因為家裏太熟悉了。也很便宜。他曾給來訪的記者算過一筆賬：“台幣來講，我目前使用的咖啡館會給你很不錯的早餐、兩杯咖啡，幫你收拾東西、弄開水、給你一個場地、給你空調，一個月3900塊，非常便宜了。咖啡館和買煙，這是我的惟二花費。”
關於感情：每個人可能都很難是單純的陰性和陽性靈魂，最終哪一種跑到前面要看機緣
先生唐諾（本名是謝材俊）是臺灣著名的推理小說家，博學多才，性情開朗，與天心相知相惜；就讀于臺灣中國政治大學民族所的女兒謝海盟古怪精靈，熱愛京劇，推崇伊斯蘭教。在女作家多情路坎坷、孑然一身的臺灣文壇，朱天心的愛情和家庭實在太圓滿了些。聽聞此言，朱天心笑了：“是啊。和唐諾高二時就認識，那時我在北一女，他在建中。他編校刊，到我家來跟爸爸要稿子還是約專訪什麼的，就這樣認得了。十年後，應讀者的強烈要求結婚。”
朱天心過往小說中不乏對同性之間朦朧、唯美感情的描摩，她本人在接受採訪時也說過：“如果不是為了生一個小孩，可能會選擇同性的感情。”對這個多少有點敏感的話題，身為人母多年的朱天心侃侃而談：“我覺得每個人可能都很難是單純的陰性和陽性靈魂，最終哪一種跑到前面要看機緣。我碰到大部分女孩子時，都覺得自己是男生。遇到男生，還覺得自己是男生。只有在遇到兩個人時，才有陰性靈魂的感覺：一個是我北一女的好朋友雷倩，第二個是唐諾。遇到他們，我才有被照顧的感覺，覺得被人家照顧和觀看也是一種很美好的事情。如果沒遇到唐諾，陰性靈魂沒跑到前頭，就很難說了。”
在並不“計劃生育”的臺灣，朱天心卻只生了一個女兒就停下了，是刻意為之嗎？朱天心的回答坦誠得出人意料：“當年，我看過錢鐘書和楊絳寫的一篇文章，寫他們只要一個女兒，將終其一生愛這個女兒。我覺得寫到我的心裏去了。我女兒盟盟小時候不是標準的小美人，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甜美乖巧的小女孩，個性非常古怪，當然也很有趣。你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去欣賞她，接受她，耐心地發現她的可愛。我怕再生一個，個性比她乖巧，長相也比她好看（我就不信我和唐諾的遺傳基因一點也不發生作用！）那以我的個性一定會移情別戀，我太瞭解自己了，我一定會喜歡更可愛的哪一個。那這個小孩就太可憐了。”
2003年，朱天心寫了一本《學飛的盟盟》。“因為覺得她最天真純潔的年齡快要過去了，很想把她最快樂的部分記錄下來，因為我們自己小的時候是爸媽不管長大的，所以當身邊出現一個小朋友的時候，很希望把她成長中最快樂的部分記錄下來。”採訪結束時，朱天心說，《學飛的盟盟》就快在大陸出版了。那麼，盟盟的古怪和有趣，也用不著在這裏多說了。
後記：採訪朱天心的那個下午比想像中愉快。此前一次多人的見面中，朱天心相當沉默，惜話如金。雖是一直微笑著，但總讓人覺得有距離感。面對面談話時，才深切地感受到朱天心的優雅、犀利、坦誠和……焦慮。她果然是天才作家，字字珠璣，答問原音重現就是一篇好文章。(採訪中我多次不知天高地厚地誇獎她，是最好的採訪對象）。本著分享的原則，寫成了這篇超長的專訪，希望讀者可以和我一樣感受到朱天心的優雅、犀利、坦誠和……焦慮。在人民網刊發前，專訪的刪節本已經先行在《環球時報》見報了。未幾即有人民網著名文學女青年柳某打來電話，稱看了覺得不過癮，尤其是對朱天心作品幾乎無所著墨。我請她期待人民網將刊發的全本，但事先申明：全本對朱天心的作品仍是著墨不多，因為作為非文學青年的採訪者我，更關注的是身為作家的天心，對臺灣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懷。
因為一年有幾個月身在臺灣，我可以設身處地地理解朱天心的焦慮。也因此，在朱天心所有文字中，最讓我震撼的是椎心泣血的“三個可不可以”：
“這是我出生、成長、盛年、初老之地，我沒逃過稅、沒犯過法，除了旅遊沒有須庾離開過（因此不要叫我回哪里哪里，就如同那些老愛把這話掛在嘴上的海外週末革命家們確有另一個國另一個家可歸返），這是我在這個星球上唯一的落腳容身之地，這樣的“愛”法，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注：所謂海外週末革命家，指的是當年在美日等國居留或入籍，平時正常上班上學，週末約幾個同鄉，開個PARTY、喝點小酒、罵罵蔣家、談談“台獨”……的那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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