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文章我是『台大』不敢收的超級學生(一)
引用文章我是『台大』不敢收的超級學生(二)
引用文章我是『台大』不敢收的超級學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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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大』不敢收的超級學生(四﹑全文完)
在炎陽下﹐我心情蠻複雜的﹐正要走出台大校門﹐很想能走進台大之門﹐成為台大人﹐但能嗎﹖突然間﹐有人叫我﹐回頭一看﹐是個陌生年青人﹖他揮手追過來﹐我就想起來﹐他是剛剛應考時﹐在大教授旁﹐沒發一言的旁試官﹐應該是台大助教或講師吧﹖
他馬上自我介紹﹐並說﹕『您我是小同鄉﹐我是營盤口人﹐您是內轆人﹔我很高興﹐也很光榮﹐有同鄉﹐能應試考上台大。』只是回想起剛剛被烤問的情形﹐心情蠻沈重的﹐就回說﹕『我很擔心﹐在應試時﹐我太衝太直﹐反駁之言太多﹐看那兩位主考教授寧肅的臉色﹐我是死當啦﹗』他就安慰我﹕『放心﹗您回答得很好﹐穩合學術治學研究態度﹐相信台大教授有雅量接受﹐並歡迎您入學的﹔您不用擔心﹐一定會錄取﹐回去等好消息囉』﹐我十分謝謝他的鼓勵。
這位台大老師﹐就是後來當台大政治系系主任的許慶復教授。他鄉遇故鄉人﹐特別是在小小考場﹐碰上南投隔村﹑我堂姑的村人﹐能話小時村中情景﹐當然是人生一樂。但是﹐應考的情形﹐真的很可怕。
考場裡﹐只有一位袁頌西教授﹐給我好臉色﹐沒有他的緩頰和支持﹐太公可能面對那兩位大教授的詰問﹐早就看扁台大﹐自己退堂求去矣﹗這些讓人感嘆的鳥問題很多﹐僅就我記憶所及﹐大要列述如下﹕
一﹑您的論文中引用上百本書籍﹐這些書不存在國內﹐連美國新聞處圖書館都借不到﹐您不可能看過這些書的﹖
二﹑就算有這些書﹐我不相信您能從頭至尾﹐每頁都讀過﹖所以﹐您是文抄公﹐見人家引用文﹐就也引用其語﹐再盜用原引用作者為來源﹐假裝看過原書﹐以唬騙他人﹖
三﹑您有沒有看過我寫的有關文章﹖如果沒有﹐那您只看國民黨及西方的觀點﹐那會客觀公正嗎﹖每個學者﹐都愛其國﹐都寫偏頗論點﹐您怎能引用他們的觀點﹖
四﹑蘇聯的布里茲篞夫『有限主權論』﹐只是強權出公理的謬論﹐有什麼值得作學術研究的﹖
在回答時﹐太公也觀察教授考官的臉色反應﹐袁頌西教授似乎是頻頻以點頭﹐同意我對治學方法的了解﹐和所給的答案。他是專攻『政治學方法論』﹐當時可能會很驚訝﹐為何他的同儕﹐會提出這類鳥問題﹖
就我所知﹐這兩位主考國際政治的大教授﹐所擁的最高學位﹐只是當年的大陸大學畢業﹐靠著年資﹐也就是台諺說『戲棚下站久的贏』﹐升到教授﹐對於現代治學方法﹐根本無所涉及﹐以他們的學養程度﹐才會提出這類可笑的問題。
我的回答大要﹕
一﹑前文已說明﹐當年國內書禁情形﹐太公是極少數﹐可借閱者之一。如果不信﹐請教授隨意就論文引用書目﹐指定該書查証﹔好像是提到Clark的“In Fear of China”﹐太公就把杜光塤老師在研一教的『記書法』﹐拿手搬出﹐論述作者為澳洲人﹐平裝書皮﹐封頁圖案顏色﹐書的厚度﹐為認識中共外交行為﹐最基本的普通書等﹐要述一番﹐讓他們瞧瞧政大是如此治學的。結果﹐當然他可能在美新處﹐也看過這本書的吧﹖也只好認可﹐沒有話說。
二﹑太公承認﹐沒有全部讀完這些書﹐蓋懂現代治學者﹐沒有人會這麼笨﹐會把一本書﹐從頭一字不漏的看完。又不是古代中國﹐只有四書五經﹐要能背誦﹔現代書籍太多﹐用古法﹐無法求廣博﹐在有基本知識後﹐要求專﹐也只能用各書書中索引﹐找出與專題有關的頁數查考分析。如『恐懼中共』這書﹐太公的確看了全書﹔但是這書是泛論﹐提及歐美﹑蘇聯等一大堆主題﹐我在研二時﹐專心在『台灣問題』﹐就索引所提有關『台灣』的那幾十頁﹐很認真的一看再看。
三﹑太公見過也讀過﹐魏教授很不少的文章﹐但是很抱歉﹐從來沒機會﹐拜讀過黃教授一文﹔請告知貴文發表處﹐我會虛心閱讀。至於說﹐每個學者都有其國家﹐撰文立場有可能會偏袒其國﹐故然是有必要注意﹔但是﹐客觀的學者﹐會儘量依學理﹑邏輯作合理分析﹐而我們自己﹐更要用治學方法論﹐客觀取材﹐正確運用。
四﹑『有限主權論』﹐是蘇聯的主張﹐有其自視為真的國際法理﹔依我們看﹐當然是『強權出公理』的荒謬。正如梅特篞法統主義﹐是對民主自由的反動﹐有何學術研究的價值﹖如果純就其本身論點﹐可能沒有學術研究的必要。但是﹐我提出這個博士研究題目﹐亦如季辛吉提出『梅特篞外交』博士論一樣﹐是不拘泥於『有限主權論』的本身﹐相反的﹐論文可以小題大作﹐進而研究主權的概念及內涵﹑歷史的演進(如歐盟的發展或困境)﹑及未來全球現實的前瞻適用。這只是大略的研究方向﹐如果能進入台大﹐當然會在教授的指導下﹐有時間再進一步修正論文的合宜題目。
當時台大政研所所長張劍寒﹐主持博士班招生事宜(但他不主考﹐沒發題)。太公為自立晚報記者﹐跑內政外交﹐張教授曾任監委﹐是太公的舊識﹐但太公從不打電話詢問﹐或關說此事。到大學開學的前一週﹐沒有任何台大通知﹐太公心知﹕肯定又是死當﹐只有落榜的可能﹔這時太公才在一個傍晚﹐打電話到張教授家﹐想知道落榜的原因。
張劍寒給了個最初始的原因﹕『因為您英語不太好﹐所以就不錄取。』本來﹐太公只要真正說得過去的理由﹐一聽就火大了﹐回問﹕『張教授﹐這太不成理吧﹖第三試是國語口試﹐沒考英文﹔在第二試考英文時﹐我還是第一個交卷出考場者。如果英文不好﹐在第二試﹐就應該死當﹐您讓我過關﹐現在反而說﹐英文不好﹑不錄取﹖給我真正的理由吧﹖』
張教授只好說出﹕『不錄取您﹐是台大沒有這方面的設施﹐可以收您這個學生。主因有三﹐一﹑圖書館沒有這方面藏書﹔二﹑台大師資不夠﹕我們的教授﹐袁頌西認為您不錯﹐但是他不是研究國際法學的﹐不願收下指導﹔而黃﹑魏兩位國際關係教授﹐也認為無法指導研究﹔三﹑最重要的﹐台大政研所只能集中精力﹐發展我們的專長﹔國際關係﹐現在不是我們能發展的方向。』
三十年前﹐血氣正盛的太公﹐好幾次想把應試台大的情形﹐包括口試應對﹐整理成文﹐在自立晚報發表﹐指責台大既然無力作外交研究﹐何必虛設國際關係博士班﹐玩弄學子。但是一拿起筆來﹐就又頹然放下﹐因為我想到張教授的誠懇﹐他沒有必要告訴我﹐國際關係不是當時台大有能力發展的方向。
既然﹐張教授的意思也很清楚﹐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上﹐台大絕對不如政大﹐憑那樣的『學士』教授及設備﹐不可能容納政大來的大菩薩﹐太公總不能強人所難﹐硬要台大拆大門吧﹖
怪還是要怪太公早生幾年﹐看看台大現有蔡政文﹑張亞中等教授加入﹐就期盼他們能真正造就國家人才﹐不要像以前﹐盡出一些二等劣假貨﹐卻有緣包辦今日台灣外交﹐丟臉丟到國際喔﹗
註﹕全文將送台大許慶復教授斧正指導。我自從那次見面﹐就從未見過這位關懷過我的小小同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