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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四方面軍的軍事情報為中央紅軍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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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四方面軍的軍事情報為中央紅軍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華社成都8月25日電(記者劉大江 苑堅)一些黨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紅四方面軍曾一度充當“耳目”,利用電臺偵察敵情,提供給中央紅軍,時間長達兩個多月。為中央紅軍在雲、貴、川地區順利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起了重要作用。

  原江西省萍鄉市黨史辦副主任彭江流在《張國燾成敗記(新訂版)》中說,為了策應中央紅軍長征,紅四方面軍放鬆了對四川軍閥作戰,全力以赴地利用所有偵察電臺,日夜不停地工作,在大多數時間裏偵察中央紅軍行進所在處及其四周敵情。中央紅軍根據紅四方面軍提供的情報,決定其行動計畫。

  當中央紅軍行進到廣西、貴州邊境地帶時,紅四方面軍即開始供給中央紅軍情報。這是一件相當繁重的任務。“偵察電臺每天譯出敵人大批密碼電訊,由參謀人員扼要做成通報,經總部負責人鑒定後拍發給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需守候中央紅軍電臺出現,有時要從晚上7時守候到翌日淩晨3時。”

  劉伏堂、宋健在《宋侃夫傳略》一文中寫道,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湖南,處境十分艱難。由於敵人瘋狂地圍追堵截,中央紅軍必須天天行軍作戰,其電臺無法停下來與各地紅軍聯絡,更無暇偵聽敵軍的電臺通訊。紅四方面軍電臺加緊破譯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電臺密碼,將掌握到的關於中央紅軍四周敵軍的部署、兵力、行動方向等重要情報源源不斷地拍發給中央紅軍。

  據武漢出版社1993年出版《風範昭後人--宋侃夫紀念集》記載:“長征結束後,毛澤東在延安曾對宋侃夫講,你們紅四方面軍電臺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勞呀!在我們困難的時候,特別是長征在貴州期間,是你們提供情報,使我們比較順利地克服了困難。”

  據彭江流介紹,當中央紅軍退到貴州境內,他們從紅四方面軍那裏獲取的重要情報表明,在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師的途中,蔣介石已經埋伏了重兵。黨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放棄北進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畫,作出了改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的重大軍事決定。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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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座戰鬥——疲憊之師戰敵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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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20日,紅軍右路軍經過艱苦跋涉,終於走出草地,到達班佑、巴西地區。胡宗南接報後,十分震驚。這位志大才疏的將軍自認為卡住了松潘, 就斷絕了紅軍北上的道路,做夢都沒有想到紅軍會穿越茫茫草地,突然出現在自己的後方。他頓時慌了手腳,連夜電令伍誠仁第49師迅速向包座增援,務必將紅軍 阻止在包座河一線。

   包座位于松潘以北的包座河畔,分為上、下包座,包座河橫貫南北,河寬兩丈,時值雨季,水深流急。紅軍要北上甘南,必須打下包座。鑒於擔負後衛任務的紅3 軍還沒走出草地,開路的紅1軍又比較疲勞,徐向前主動向中央與毛澤東建議,由紅四方面軍部隊擔負進攻任務。毛澤東批准了這一請求。

  國 民黨軍第49師沿著松潘通向包座的大道開進,於29日下午到達了距上包座約15公里之松林口。伍誠仁為黃埔軍校畢業生,並在第49師整編後被蔣介石親自委 任為師長,傲氣十足。雖然其部屬在中央蘇區作戰時曾領教過紅軍的厲害,力勸其小心推進,避免夜戰,但伍誠仁堅信走出草地的紅軍已經是疲憊之師,沒有能力與 他裝備精良的部隊抗衡,因而下令部隊連夜進攻。

  黃昏時,戰鬥打響。紅264團稍作抵抗即向大戒寺東北後撤,誘敵深入。伍誠仁志得意滿,將師部及師直屬隊移駐大戒寺,邊向胡宗南報捷,邊下令部隊全線向北推進。紅30軍部隊沉著應戰,以一個團節節阻擊,依託一些小的山頭邊打邊撤,逐步將敵誘入預設陣地。

  31日下午,敵第49師全部被誘進了紅30軍的伏擊圈。這裏是一個山谷,山上全是原始森林,紅30軍部隊隱藏在叢林之中。伍誠仁將紅軍的邊打邊撤看成是節節後撤,命令全軍放膽前進。17時,衝鋒號四起,紅30軍部隊一齊出擊,沖下山坡,撲向敵群。

   敵第49師戰鬥力也是名不虛傳。雖然遭到突然打擊,但很快穩住陣腳,佔據幾個小山包,利用松樹與灌木叢掩護,就地轉入防禦。戰鬥從一開始就呈白熱化。紅 軍經過草地行軍,槍彈所剩很少,難以壓住敵人,只能拼死向前靠近敵人,用手榴彈、大刀同敵廝殺。紅30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也拔出手槍帶著警衛員上了 最前線。

  經過數小時激戰,敵第49師大部被殲,伍誠仁受傷後乘夜逃竄。與此同時,紅4軍在軍長許世友指揮下,向求吉寺之敵發起攻擊,殲敵一個營。

  包座戰鬥,剛剛走出草地的紅軍,以疲憊之師攻擊敵人精銳之旅,斃傷敵師長以下4000余人,俘800餘人,繳獲大量武器彈藥、糧食、牲畜,取得了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第一個重大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將紅軍困死於川西北草地的企圖。

來源:《解放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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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警衛排長講述長征歷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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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報訊 (記者/胡鍵 實習生/高旭東)昨天,“偉大壯舉光輝歷程──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展覽”進入展覽的第二天,人潮湧動的廣州藝術博物院 迎來了兩位年逾九旬的紅軍老戰士,他們名叫陳運春和張智理。70年前,他們親歷長征。昨日,兩位老紅軍重溫記憶,令現場數百觀眾感動不已。

  家人以為去打酒實際去長征

  陳運春,90歲,江西興國人;1930年參軍的時候,他只有13歲。

  “我當時是偷偷跑出來參加工農紅軍的,家裏人還以為我出去打酒呢。”陳運春回憶,他是受參加紅軍的族叔的影響而投軍,1930年,他約了村裏一群夥伴,偷偷逃出家門投奔紅軍,後來有兩個夥伴給家裏“抓”回去了。

  “跟著共產黨走,就是死也劃得來!”陳老說。這些年來,每想起長征,想起那些犧牲的戰友,想起那段艱苦的歲月,心情總是久久不能平靜。

  昨日,面對參展的觀眾,陳老談起70年前的那段記憶時,只作寥寥數語。但當他在展出文物中看到自己當年長征所在軍團的老照片時,禁不住眼角泛淚。

  他動情地說,爬雪山、過草地的時候紅軍饑寒交加,青稞救過很多戰士的命,儘管這種食物必須和著水才能咽下去,並且很難消化,不吃餓死,吃了容易脹死,但是到了後來,連青稞都沒有了,不得不在前面隊伍留下的人畜糞便中尋找未消化的青稞粒充饑,保證生存。

  仗還沒打敵軍就跑來投奔了

  張智理,90歲,四川巴中縣頂山鎮人,15歲參加紅四方面軍,長征時曾任張國燾警衛排排長,曾三過草地、兩過夾金山,解放後任廣西軍區某部生活部長。

  說起長征,老人家仿佛有說不完的話。他說,在草地上跋涉時,最要命的是“爛泥坑”。一陷進去就沒命了,地上都是水,沒有休息的地方,又冷又餓,晚上休息都是背靠背,因為這樣可以相互取暖。過夾金山的時候,因為空氣稀薄,氣候變化大,很多紅軍戰士一睡就再也沒醒過來。

  說到這裏,不少聽眾的眼角泛起了淚花。

  張老回憶說,剛剛參軍的時候他是宣傳員,當時紅四方面軍宣傳部門分為軍區隊、新劇隊、粉筆隊;和國民黨軍隊對峙時,他們拿著自製的話筒,大聲勸說敵軍投降。

  “用話筒勸降敵軍效果真好!”張智理說,紅四方面軍當時的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對於投降的敵軍,紅四方面軍的政策是,可以選擇留下來參加紅軍,也可以回家。“我們用話筒向敵軍宣傳我們的政策,想不到好多敵軍仗還沒打,就跑過來了!”
來源:《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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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長憶“紅軍渡”--訪紅四方面軍長征出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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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東北蒼溪縣,塔山灣“紅軍渡”。

    塔子山上默默聳立的古白塔,腳下滔滔的嘉陵江水,講述著當年紅四方面軍英烈的故事……

    住在蒼溪縣光榮院的老紅軍何大良,今年85歲了,一雙大手還十分有力,握得記者手掌酸痛。就是這雙手,當年把渡江大軍先遣隊的旗幟扛過嘉陵江。“衝,往前衝!不怕死,死了也值得!”也許是槍炮聲給他耳朵留下了後遺症,也許是他心中還蕩漾著當年的戰鬥激情,何大良給記者講述故事時,嗓音近乎在吼。

    強渡嘉陵江,迎接黨中央

    1935年1月22日,黨中央電令紅四方面軍揮師西進,策應中央紅軍北上。敵人為阻止我軍西渡,以53個團的兵力布防於約600裏長的嘉陵江西岸一線。

    在蒼溪紅軍渡紀念館裏,至今保存著71年前的石刻標語口號:“強渡嘉陵江,迎接黨中央”。

    1935年3月28日晚9時許,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發出“急襲渡江”的戰鬥命令。塔山灣作為主渡口,渡江突擊隊秘密將幾十只木船從塔子山後抬往江邊。

    “那晚,天下著小雨,路面濕潤。”家住蒼溪雲峰鎮張王村七組93歲的老紅軍劉玉貴,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營長讓我們腳掌擦著地面走,任何人都不准發出聲音。船到江邊,輕輕推入水中。我們班八九個人坐一條船,都蹲著,雙手抓住船沿。借夜幕和江水聲掩護,突擊隊偷襲成功,直到我們連續“摸掉”三道崗哨,進到敵人營部時,守兵才發覺,奇襲立即變為強渡。塔子山上我軍20門迫擊炮和幾十挺機槍一起怒吼,掩護突擊部隊向西岸敵人衝去。

    蒼溪縣黨史辦原主任趙華修深情地講述了一個細節:敵人不斷向江上開炮,嘉陵江騰起一個個沖天巨浪,渡船上一名船工被炸死,一個紅軍女戰士立即抓起船篙,繼續撐船。快到岸邊時,女戰士不幸中彈,腸子流出來,但她沒有吱聲,用手將腸子推進肚裏,勒緊腰帶,繼續撐船。船到對岸,她仍然挺著身軀,目送戰友們衝鋒,最後倒在激流中……

    她叫石磨玉,家住蒼溪縣石家壩,犧牲時年僅19歲。“紅軍渡”碑上的女戰士雕像就取自她的原型。

    與此同時,紅軍右路和左路分別在蒼溪鴛溪口、澗溪口強渡成功。3月29日中午,紅四方面軍大部隊架浮橋過江,迅速向敵陣地兩翼席捲。國民黨軍閥經營3個多月的六百里江防迅速土崩瓦解。

    從此,紅四方面軍開始了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

    蒼溪人民與紅軍血脈相連

    “蒼溪山水遍佈紅軍腳印,蒼溪人民與紅軍血脈相連。”紅軍後代、蒼溪縣委宣傳部副部長何國發說。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四方面軍在徐向前、李先念等率領下,於1933年6月進軍蒼溪,在23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1個縣級蘇維埃政權和647個區、鄉、村蘇維埃政權。

    位於蒼溪塔子山後山下的譚家大院,是紅四方面軍渡江戰役的軍事指揮所。當年,一些紅軍的高級將領就在這裏指揮渡江。歷經70多年風雨,這幢川北民居大體保存完好,如今住在這裏的幾家譚姓老人和他們的後代,說起往事意猶未盡。

    走進嘉陵江支流東河岸邊王渡場,陪同的趙華修介紹說,紅軍依靠蘇區群眾,在短短一個月之內,建造了75只渡船。蒼溪紅軍渡紀念館展示了這些渡船模型:船身小巧,每只可容一班人,航速快,適合強渡,當地群眾叫它“毛蚌殼”。

    蒼溪文昌的不少群眾給我們講起一位老媽媽,她叫張權氏,當年紅軍住過她家,走時悄悄留給她一些錢幣。她把這些錢幣縫在衣衫的夾層裏。白匪來後,多次拷打她,卻沒得到半點東西。蒼溪蘇維埃秘書張凱元珍藏著“紅軍印”,受盡酷刑,被國民黨軍押到48個場鎮、24個山頭示眾,但他始終沒把“紅軍印”交出去。這兩件用鮮血保護下來的珍貴文物,如今陳列在蒼溪紅軍渡紀念館。

    傳播革命真理,撒下革命種子

    1933年6月至1935年5月,紅軍在蒼溪的三個年頭,幾乎無日不戰。當時僅有28萬人口的蒼溪縣境內,就有3萬多優秀兒女參加紅軍。

    由於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紅四方面軍的長征經歷了艱難曲折的過程。

    在距離蒼溪縣城4公里的雲峰鎮鼓鑼村,記者見到紅軍後代、村委會主任王仕發。他說:“我們村出過紅軍的有好幾家。1932年,我家4口人就有3人參加紅軍:爺爺、姑姑和我父親。本來,爺爺只帶父親走,姑姑正在山上放牛,扔掉韁繩就跟著他倆進了隊伍,家裏只剩奶奶……奶奶靠打短工維持生活。爺爺在過草地時犧牲了。父親和姑姑在隊伍被打散後,流落在甘肅一帶當牧民,解放前後,兩人分別回到家鄉。

    前年秋天,王仕發的父親和姑姑先後去世。老人生前常嘮叨:“那時要不是錯誤路線的干擾,我們早就到延安了。”

    蘇區時期的蒼溪,烽火連綿,烈士的鮮血染紅山河。蒼溪有2.5萬多人為革命獻出生命,有18人成為共和國將軍。

    紅軍在這片土地上傳播的革命真理,撒下的革命種子,激勵著千千萬萬蒼溪人民。

    新中國成立後,塔山灣渡口正式改名為“紅軍渡”,1980年7月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4年10月,83歲高齡的徐向前元帥飽含深情,親書“紅軍渡”幾個大字。2001年,“紅軍渡”被中宣部命名為“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2003年,蒼溪縣開發建設了紅軍渡風景區,景區以強渡嘉陵江戰役為主題,突出“紅土地、綠山水、梨鄉情”特色。2004年,紅軍渡風景區被列入全國100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 (記者 李忱 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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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四方面軍和川陝革命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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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四方面軍和川陝革命根據地

新華社成都8月25日電(記者苑堅 劉大江)紅四方面軍即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是中國工農紅軍主力之一。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蘇區的第4軍、第25軍組成紅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全軍近3萬人。

  1932年10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於12月轉移到四川、陝西邊界地區。隨後,紅四方面軍挺進四川省巴中市通江縣兩河口,在大巴山下創建了全國第二大蘇區——川陝革命根據地。

  川陝蘇區首府所在地為今天的巴中市通江縣,共和國的446位將軍曾在川陝蘇區浴血奮戰。鼎盛時期的川陝革命根據地以現在的巴中為中心,東起城口縣,西抵嘉陵江,南起營山縣、渠縣,北至陝南鎮巴縣、甯強縣,面積達4.2萬平方公里,人口600余萬,佔領了8座縣城,建立了24個縣市蘇維埃政府和160多個區、990多個鄉、4300多個村蘇維埃政權。

  紅四方面軍在創建川陝蘇區之後,逐步擴大到5個軍8萬餘人。1935年3月發起嘉陵江戰役,從戰略上配合了中央紅軍的行動。之後撤出川陝蘇區,進行長征。途中,克服了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於1936年10月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勝利結束長征,部隊保存了3.3萬人。此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5、第9、第30軍渡黃河西進,遭到失敗。抗日戰爭開始後,紅四方面軍第4軍、第31軍和陝北紅軍第29軍、第30軍等部編入八路軍第129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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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四方面軍為何突然放棄川陝根據地進行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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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四方面軍為何突然放棄川陝根據地進行長征?

新華社成都8月25日電(記者劉大江 苑堅)近年一些黨史專家的研究成果表明,為了支援中央紅軍順利進入四川,發展至鼎盛時期的紅四方面軍突然放棄川陝革命根據地這個當時全國第二大蘇區,西渡嘉陵江進行長征,牽制敵軍主力。專家認為,當時中共中央和許多重要幹部正隨同中央紅軍行動,處境困難,如果不能及時赴援,可能招致中國革命的更大損失。

  原江西省萍鄉市黨史辦副主任彭江流在《張國燾成敗記(新訂版)》中說,1935年1月22日,紅四方面軍接到中共中央來電,要求川北紅軍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敵後,運動殲敵,策應中央紅軍渡江北進。這就是說,紅四方面軍將放棄發展至鼎盛時期的川陝革命根據地,向嘉陵江以西發展。紅四方面軍認為,如果中央紅軍不是形勢緊迫,是不會作出這樣的決定。因而西進策應中央紅軍作戰成為頭等大事。

  據長期研究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溫賢美介紹,紅四方面軍是徹底撤離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屬於搬家式。彭江流說,當時為了策應中央紅軍入川,紅四方面軍動員了幾乎全部力量,包括8萬多人的正規部隊,加上川陝革命根據地撤出的黨政機關人員,總計不下10萬之眾。

  紅四方面軍果斷停止與胡宗南部隊的角逐,火速隱蔽造船。1935年3月28日至次日,成功強渡嘉陵江。敵方注意力也逐漸轉移到紅四方面軍來了,施加的軍事壓力也越來越大。

  紅四方面軍為掩護中央紅軍北上作出了重要貢獻。第30軍出北川縣(現北川羌族自治縣)南下,解放了沿途縣鎮,為日後中央紅軍的北上創造了良好條件;第4軍則奉命開往更北面的松潘縣,以阻止甘肅南部的敵軍毛炳文部隊南下入川;中央紅軍北上的右側成都平原方向,完全被紅四方面軍屏護,沒有任何後顧之憂。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成功會師。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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